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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驳秦晖:《南方周末》从启蒙沦为“二花脸”/朱健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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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健国 (博讯 boxun.com)

    
    1、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个“中国奇迹”,是一个需要各方专家和民众共同参与研究的复杂问题。但是,《南方周末》近来分三期连续发表了秦晖的二万四千字的长文《“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却一直没有发表相关对立观点文章。这种号称“公共平台”实则“一元化”的办报方针,使读者难以“兼听则明”,也使秦晖该文的局限得不到及时的争鸣与修正。
    或许,在《南方周末》看来,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的秦晖,是大陆学界认可的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其力作《“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的正确性无可置疑,完全可以作为主旋律一锤定音,无须争鸣与批评。不幸,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没有读到与秦晖相反观点文章时,我也以为秦晖的“中国奇迹论”算得有理有据,不偏不倚,自圆其说。然而,读罢《经济观察报》关于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访谈《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作者李利民),才猛醒:秦晖“中国奇迹论”貌似公允,实则囿于一叶,多有片面,似乎在以小骂大帮忙的“二丑艺术”夸大“中国渐进优势”,淡化“中国体制劣势”,扩大“全球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的官方臆想,变相认可“低人权”、“低自由”、“腐败是第一生产力”,多有为肉食者粉饰太平之嫌。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写过许多金玉良言的秦晖有一篇谬论,不奇怪,不可怕,可怕的是立志让人们“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却不知为何,只欣赏推崇秦晖的“中苏比较论”和“短时期比较”,而对陈志武教授之类的“中美比较观”及“长历史段研究”避之千里唯恐不远。
    
    2、
    
    比较秦晖、陈志武两位知名教授的“中国奇迹论”,可以发现,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的主要局限有三点:
    
    其一,仅仅在六十年的“中苏比较”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奇迹”。
    秦晖的整个论述,是建立在“中国奇迹”与“东欧(前苏联)困境”的比较下的,所谓“中国奇迹”,是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三顺差”,“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虽然他没有仅仅就三十年论三十年,将视线扩展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前的二十八年,但整个历史眼光也仍然只在六十年之内;所谓“东欧困境”,主要指 1980年以来的苏联主导下的东欧之变,虽然将背景扩展到“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之前几十年的“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年代,联系到“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仍然也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视野。
    
    这种“纵向止于新中国,横向止于前苏联”的狭隘视野,自然容易盲人摸象。事实上,“中国奇迹”绝非仅仅是中国三十年或六十年的中苏变迁结果,而是世界一百多年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和国际贸易关系变化的综合影响所致。这一点从后面介绍的陈志武观点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其二,秦晖对“中国奇迹”的研究,虽然跳出了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所谓“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却陷入以财富多少论英雄的“纯经济论”——秦晖虽然对“东欧的‘激进转轨’不如中国的‘渐进转轨’”,并不完全接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因从农业时代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直接跨入市场经济,起点低所以效益特别显着;中东欧的变革,是从工业时代的“有计划的命令经济”或“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进入市场经济,起点高,增益自然不太明显;但是,他在完成这一成功的研究之后,却迅速进入一个误区——以财富多少论英雄:“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这就如同一些市井之人,“笑贫不笑娼”,尊匪不尊民——对于一些地痞恶棍以明抢暗偷走私洗钱行贿腐败和污染环境透支子孙饭而暴富,也照样致敬称臣。
    
    如鱼饮水,中国老百姓最清楚“中国奇迹”的暴富秘诀。“中国奇迹”的确经历了秦晖所说的三阶段:1978(也可延伸到1975)至1989年是第一轮改革,1992年到2000年是第二轮改革,2001年至今是第三轮改革。但第一波改革之所以深得人心,基本上全体人民都是受益者,主要原因并非是秦晖所说:因为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所以一改革就出现“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所谓“双重效率增益”,秦晖没有明言,可能是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方式共举带来的效益,所谓“负帕累托”,秦晖称“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 “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 ——这一说法固然有其新鲜感,但“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并非处于“怎么干都比以前好”——比方说,如果按照华国锋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年里的“两个凡是”路线,显然只能徘徊不前,比文革好不到哪儿去。人所共知,1978至1989年第一波改革成功的真正的原因,是初步实行了“民主改革”,其“民主改革”的主要特征有:
    
    思想解放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至下的“奉旨解放思想”。这从深圳特区是由袁庚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提出办蛇口开发区而引起可以证明,也从安徽小岗村 22户农民秘密分田到户带动全国农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可见。一句话,第一波改革是由百姓的意志得到庙堂高层的认可而进行的“民主改革”,唯其如此,努力扩大人权与自由度的第一波改革才是人们至今怀念的真正的思想解放之改革。秦晖将这一关键的“阶段性民主因素”曲解为“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客观上掩护了后来(第二波改革、第三波改革)以废黜“民主改革”转为“官主改革”的专制回潮复辟。好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从来就不因为民主增量而有所推动。
    
    对于第一波改革中,邓小平一度真心认可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两任开明总书记力推民主增量,“右派吏部”李锐竭力保护改革干部,“三宽XX部长”朱厚泽淡化党文化宣传等影响经济改革的重要政治因素,秦晖一概视而不见,只是津津乐道其“无代价增益”。
    
    其三,在全然无视民主增量对第一波改革的关键作用,以及第二波改革借助了第一波改革民主增量建立的民意对改革旗帜的支持惯性,秦晖进而认定“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这是赤裸裸地为专制和腐败唱赞歌。在秦晖眼里,只见权钱交易带来的高效益,而不见其高效益的真正依托是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三十年的飞速进步和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变化对“中国奇迹”的重要影响,更不论“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是建立在对环境污染透支和对工农草根的残酷压榨剥夺的抢钱、偷钱、挪用之上。
    
    秦晖说: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秦晖在这里首先以经济学的术语“帕累托改进”抛弃了自由民主宪政对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以秦晖的解释,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这就是说,“帕累托改进”其实是一种结局结果,并非方法和路径——秦晖在这里似乎本末倒置,他故意不谈是什么才能导致 “帕累托改进”,如何才能加快“帕累托改进”——毫无疑问,正是自由民主宪政才能产生和保持“帕累托改进”。
    
    秦晖不是不明白,西方经济学早已论证,“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秦晖仍然要为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之 “交易成本”变形评功摆好。当然,秦晖会说自己是在以实践来检验真理——今日事实上中国经济出现了“中国奇迹”,“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为何不能承认专制也有益于经济发展呢?秦晖深信: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秦晖最终嘲讽西方想学中国而不得:“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 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
    
    3、
    
    事实果真如秦晖所论?陈志武对秦晖的上述观点给予了有力一驳。据《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一文,陈志武主张在秦晖观点之外重新思考“中国奇迹”,要在从一百多年的生产力变化和国际秩序变迁来研究“中国奇迹”的真正动因,以“中美比较观”及“长历史段研究”方法认清中国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中国奇迹”是改革释放“后发优势”的结果,但又因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的跛足改革而面临严重的“后发劣势”,“中国奇迹”可能崩溃于“后发劣势”。其要点有十 ——
    
    1、“后发优势”——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
    
    2、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 “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根据英国着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全世界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3、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润就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一万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因为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汽车的普及是石油业的前提。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石油行业在全球已经很大, 1978年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些大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占10%左右。电力行业等等也是 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
    
    
    4、今日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5、“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存——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了。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
    
    6、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国有经济要完全民营化。前些年大家对产权私有化、对国家退出经济的认识很到位,但是,在2001年加入WTO 之后,中国国有、私有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今天许多人抱怨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但普通大众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见得有太多改变,他们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7、最大的资本家是国家——大家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制度上,说资本家拿的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以美国为例,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钱很少,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后,美国人不需要去储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这么高,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所有的生产性资产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都直接属于私人,通过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使美国人可以把土地、生产性资产随时可以变现,随时能转换成消费或者再投资。私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收入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跟资产增值挂钩,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私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
    
    8、中国国家资产性财富增值与百姓利益无关——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也国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跟资产性财富增值、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如果中国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长的话,土地和资产的价值应该在以超过10%的速度在长,可是,这些增值对国内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因为那些资产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个人所没法花或做再投资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 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 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但是,我们知道,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只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制、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私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链条就给卡住了。
    
    9、《劳动合同法》也体现“后发劣势”——新中国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
    
    10、中美国民福利之巨大差异在于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 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 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这种“后发劣势”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十天的全国“两会”时候大家象征性地举举手,就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预算通过了。这些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
    
    
    4、
    
    至此人们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对秦、陈二教授文中的专业术语不可能全明白,但是有一条,任何一个读者可以感觉到:秦晖从中苏比较看“中国奇迹”,有利于中国官府洋洋得意,说出了官府想说而不会说的话,帮了官府一个极大的忙。不论秦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它将使大陆官府更有有信心继续坚持“低人权”、“低自由”、“腐败是第一生产力”的中国特色。
    
    而陈志武的从中美比较看“中国奇迹”,则让中国人看到“中国奇迹”的脆弱和危险,居安思危,奋起改革,通过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国有资产私有化,加大科技研发步伐,迅速改变中国后发劣势。
    
    当然,客观地说,秦晖的“中国奇迹论”并不是那种一味歌颂政府的蠢文,它对官府也有些很机智的反讽,但那反讽多透出心底对权势的屈服与维护,常常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名文《二丑艺术》——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秦晖到底是不是沦为“二花脸”?尚待进一步“留医观察”,而《南方周末》是不是堕落为“二丑艺术”刊物,则似乎证据颇多,即从其近日新辟“中国经济黄金五年”系列专版——将环境高污染、政治高腐败、贫富高悬殊的近五年颂为“黄金五年”,可见一斑,可见其迎秦晖远陈志武之绝非偶然,可见其对权势曲意逢迎之良苦用心。
    
    人曾不懂何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结盟,透过《南方周末》“迎秦远陈”之“二丑艺术”,大可明了——千方百计以名利将一些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诱入《南方周末》为政治精英当“三陪”,让其或发表“二丑艺术”,或被迫当花瓶,或无奈作“沉默的羔羊”……如此这般,那些精英之外的亿万草民,就不用在乎了,草民纵然再多意见,除了“到厕所去提意见”,又奈我若何?何况,草民们大多买不起涨价后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读者对象早已从初期的蓝领升级为白领、金领,早与农民工拜拜了,早已从启蒙变为“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的“二丑艺术”。
    
    传说政治精英们现在常常表扬《南方周末》,说《南方周末》为“稳定压倒一切”作出了突出贡献,有三种精英的大结盟,是何等巩固的铁三角,强者通吃,中国的绝大多数可利用资源尽在三种精英大结盟的成功把持之中,三种精英的大结盟已经掌握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优势,在这样的三种精英大结盟下,中国政局应当是高枕无忧了。“大鱼如此团结,小鱼小虾还能翻浪?
    
    不过,如果还记得历史,当知道,当年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并非“三种精英”,“坑灰未泠山东乱,刘项原来不精英”!
    
    “二花脸”和“二丑艺术”,从来不能真正保驾护航,起死回生!
    
    2008年 2月29日 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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