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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汉龙以剽窃者身份入围长江学者人选看/俞天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4日 来稿)
    
    从刘汉龙以剽窃者身份入围长江学者人选看"公示期规则"的漏洞或虚伪
     (博讯 boxun.com)

     俞天明
    
    
    如果让一个公车扒窃犯来当公众领袖,人们会觉得此举实在荒唐,然而层层把关保送推举一个学术剽窃犯来做教育界的魁首,指望他引导学界潮流,居然会是一路顺风从基层学科直保到教育部。似乎学术剽窃犯比小偷有德性,可以信任他让他来领导知识界成为社会名流。
    
    小偷被抓后会被拘留之类并放进个人档案无论入学就业升职都受影响。而当刘汉龙等有学术剽窃行为被逮住以后现政府既不处以刑事拘留,学校和教育部也没给行政处分,他的个人档案依然清白。小偷扒窃几个钱包现政府判他为罪犯,而当学者剽窃同行辛苦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劳动成果后利和名滚动而来时,现政府却连个犯罪记录都懒得做一个存放于教育部或司法部。 因此当苦主赵维柄教授再次维权时教育部官员可以耸耸肩说“不知道。你拿证据来”。所有进过居留所的小偷们或因入室盗窃实物而蹲监的一大群“人”怎么看这一政府行为?是否他们也该要求在媒体暴一下光后道个歉归还赃物就万事大吉去竞选模范市民?
    
    从传媒的报道看,河海校方显然是参与处理平息刘的剽窃事件的。 奇怪的是学生作弊通常会有档案记录,而教授作弊却无档案记录。否则,长江学者申报受理过程中刘是如何通过资格审查这一关的?学生作弊会遭痛打教授作弊却继续捧他为明星教授。受过罚的学生们是否有权要求除去档案污点,象刘汉龙教授一样道个歉就了事了?
    
    中国社会的法律一向如此只针对弱势人群吗?不完全是。晚清时期鲁迅的祖父在科举考试作弊案发前春风得意做他的翰林官,傲视当时的学界,可一旦案发也蹲了十来年的杭州监狱, 最后因病被保释。而小偷被逮一般只是被打板子罚作苦力,没听说过清朝政府让小偷蹲几年监狱的。这就是大清律法,对小偷与大盗的量刑轻重根据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定。
    
    我们今天处于什么时代?比起封建王朝时代进步了多少?是否有个公示期制度就进入民主时代了?
    
    比起清朝法律,如今的长江学者“公示期制度”给予公众的权利仅仅是让受害者负起为一个国家长期免费保留文事犯罪者的私人档案及监视犯罪者的入学升迁动向而已。这种“公示期制度”会让鲁迅祖父时代的学子们笑掉大牙的。
    
    学术打假建立文事犯罪档案是教育行政机构和公安司法的分内职责。负责收集并保管经正式处理过的学术剽窃案件之书面材料证据的应是政府官员。 受害者或申告者没有为政府长期免费保存已处理过的学术剽窃案件的历史档案资料。
    对于已经过行政机关正式处理的学术剽窃者的检举应该不受“公示期制度”的时效限制,即使已被正式宣布合格,一经检举查核行政档案记录后,立即撤回荣誉称号,并向公众承认行政失察之过。因为当年鲁迅祖父科场案发时被政府宣布为进士和翰林公已过了许多年,清政府得到举报后没要求举报者承担“举证责任”而是由政府举证并撤消罪犯的荣誉称号及待遇,并给出收监处罚。
    
    
    真正的要点是剽窃学术有名利滚动而来的盗窃收入,比偷几个钱包的收入高出数百倍,而且打击一大片辛勤耕耘者们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只治小偷不治大盗这一司法事实,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国民都醒一醒吧!在司法意识这一点上,别连清朝国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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