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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一个巴掌”毁灭了一生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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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怪怪的题目,却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这么一个不轻不重的巴掌,让我的老领导,不仅丢了总编室主任之职,还开除党藉,行政从十三级降至十九级,一脚踢出相府,贬到成都草堂寺当园艺工,再未回到报社,一直老死在那里。而且这“一个巴掌”,是为我而拍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时不时地浮上来,直到今天才化成这段辛酸的文字,让我欲哭无泪,好不容易坚特地写了下去,就为着这“一个巴掌”啊!
    
     不知谁个文人,写了首撑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词,全联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休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泪满江河……”。这短不足十三个字的字节,是多么形象生动,叫人回味无穷啊!
    
     他的一生,就像撑船的竿,跟着共产党,追随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又从解放战争到进军西藏,马不停蹄,胜不解鞍,値危险不顾、视死亡如归,驾着一叶渴望民主自由之舟,冲破惊涛核浪,迎着暴风骤雨,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却被自已人打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层,再也浮不上来,应了这“休提起”的词儿?
    
     他的一生是灾难的一生,悲剧地一生,也是共和国一幅灰色的画卷,不,是上世纪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灰色画卷!可是,我们曾为之发狂钟爱过的共和国,直到此日此时,也不愿更换这面旗子的颜色,仍视为骄傲,那就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重新为它涂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杂花生树,群鹰乱飞”,万象复苏的春日,一时被艺术家们称为文艺的春天。可是一些讨厌春天、喜欢狞鸟的人,早已举起兰茵茵的双管猎枪,藏在花丛绿草深处,瞄准一只只唧唧啾啾的小鸟。四川打的第一只鸟,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没有想到后来中弹的竟有一万多只鸟,有的还是飞不起的雏鸟。我们《成都日报》小小的文艺组,有六只鸟四只被击中,想不到他这个老革命也中了弹,就是这“一个巴掌”,一个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轻轻推开我们文艺组办公室的门,拿着修改好的稿件清样,征求杨蓓姐的意见。杨蓓挪把藤椅请他坐下,浅浅一笑说:“老王,你是头,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划有红铅笔的修改清样,交给杨蓓,静静坐在那里默默恭候。
    
     他的级别虽然比总编高,资格比市委宣传部长老,但从没有官架子,对谁客客气气,温文尔雅。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节简之故,他总是喜欢穿着那一身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加付茶色水晶镜,这恐怕雪域生恬留下的后遗症?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加上一米八几的个子,纵坐着也高出杨蓓一个头。
    
     组长肖青说,王畋是老革命,老报人,学生时代就参予办报纸,在延安时当个编辑。后随军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时,就是《西藏日报》总编辑,因患有心脏病,不适宜高原气候,调回内地休养,暂时在《四川日报》上斑。去年《成都日报》创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调他来作总编辑室主,负责报纸的终审。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紧。
    
     他待杨蓓看完清样,见未提出意见,便说:“诗无达诂,不知这提法对不对?老拿不定主意?我翻查了下《辞海》,好像也说得不甚清楚……”
    
     他说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联座谈会上,对众多批评《草木篇》的意见,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诗无达沽”的见解。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对一首诗的看法理解,都不是一至的。比如杜甫《赠花卿》一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几百年来说法就不统一,莫衷一世。有人说,是写锦城音乐的优美动听;有人说,是写达官显贵富的糜烂生活;,还有说,是讽刺崔光远部将花敬定,在蜀地动用天子礼乐的抨击……故诗无达诂。现《草木篇》也是这样,有人说它是“反党毒草”,有人说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闲作品,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我文化知识水平低,不懂得“诗无达诂”这四个字的意思,从旁插一杠子,问:“什么叫诗无达诂啊?”
    
     他正正茶色眼镜,那瘦削少肉的脸上,浮起层善意的和达的微笑,说: “达,通达、贯穿;诂,解释或叫注释。诗无达诂,就是一首诗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不错,是这样!”年轻人嘴无遮栏,何况我自来心直口快,连珠炮地放开了:“这不是和瞎子摸象一样道理吗?三个瞎子摸一头象,摸到象鼻子的人说,象是条石头;摸到象腿的人说,象是根木柱;摸到象腹的人说,象是堵墙版……”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小黄,你还真会解释。”他站起拿上清样,又注目地看了杨蓓一眼说:“就这样定,明天发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这个时候发好不好?会场就有人说,张默生在为流沙河开脱。”杨蓓一下顾虑起来,欲言又忍:“我怕……”
    
     “怕什么?又不是你的观点”他停住脚,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样,不无关怀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呜,就是各有各的观点,都一个腔调了,还争鸣什么?你是参会的记者,照录而已。再说,对《草不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组散文诗嘛,哪就有那么多问题?我签发的稿,我负责!”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连裆的人,对他无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态:“王主任的意见,我同意!”
    
     待他走后,杨蓓姐久久抱住头没有说话,心不在焉地不知想什么?事隔了一周,我和她外出采访,忽然她叹口气说:“唉,老王怪可怜,三十六七的人了,还打着单身!”
    
     我惊了,两眼怔怔地望着杨蓓,问:“他没有结婚?”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说,“他向我讲过多次,1941年,他和中学相爱的一个叫什么?哦,哦,叫袁静的女友,从山东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后两人分在一家什么报纸作编辑,感情好得不得了,相互留有生死与共,百头偕老的誓言。后整风,延安大抓特务。有人检举,说他们两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又打、又斗、又关,搞了大半年。后来他放出来了,袁静经不住革命考验,自杀了。至此,他没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怀念袁静,说她人品好,又有才华……”。,,
    
     我听得心里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这么多坡坡坎坎,“考验”,还会把人“考验死”?竟叹起气来说:“杨姐,他那么好个人,你怎么不帮他介绍个对象?”
    
     她没有说话,快到采访目的地了,才敞开了点心扉:“小黄,你不了解知识分子,没有合心合意的对象,宁愿打一辈子单身,结婚比不结婚还痛苦。”
    
     我听后,真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我年轻,正处在“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岁月,不知男女感情这么复杂!自此我方注意,王畋总喜欢到我们办公室来闲聊,特喜欢和杨蓓聊,不过都是些文学和工作上的事情。
    
     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校了的清样,他留我坐了会儿,除问我最在写什么作品外,还问我杨蓓请假未上斑的原因。我道:“听说她得了感冒,在医院输液。”
    
     他听得认真,不停地吸烟。此时,我方发现他烟瘾特大,桌上一个大瓷盘里全是烟蒂,办公室全是浓浓咽味。我便关切地说:“王主任,今天不来你办公室,我真不知你吸烟吸得这么厉害?一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呛着我,忙推开窗户,取下鼻梁上茶色水晶眼镜,用擦布不停地擦镜片,尔后,久久默默无语望着手中那只烟,似乎在考虑怎么回答我堤出的问题。约莫两分钟后,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说:“我吸烟从不出这间办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两包。”
    
     “两包?”我睁着双大大的眼晴。
    
     “对,两包。”他静静地不动声色说:“我用它解闷,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习惯。”
    
     相视沉默了好一阵,只有腕上手表在嘀嘀哒哒作响。他换支烟,吸上说:“你杨蓓姐是个才女,工作又拿得起来,不容易啊!”
    
     到了1957年7月,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在报社开展起来。在市委工作组的授意下,极积分子把我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刊上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两个未发表的铅印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张贴出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不服,写大字报反击。为了制服我的“嚣张气焰”,在一次报社召开的全体编采人员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好的极积份子,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但不检查,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
    
     气得他们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
    
     “放屁,谁背叛了?”我据理力争,毫不退怯,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是毛主席主张揭露生话阴暗面。既然我写的是反党小说,省文联机关刊物《草地》,为什么要发表?”
    
     极积分子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什么?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嘛!”
    
     会议嘎然而止,极积分子们一下泄了气。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报社走廓和一切空隙之处,口径全一致:
    
     “打倒老右派分子王畋!”
    
     “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
    
     “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
    
     真叫立竿见影。接着,他被停职,再后和我们十多个揪出的“右派分子”苏定生、孙文元、陈泽昆、杨蓓、邱乾坤、宋得贵等,一齐集中干劳动。他天天见着杨蓓,但从不说一句话。后来,我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九级,到草堂寺当园丁;杨蓓自划右派后,老公划清界限,提出离婚,去了街道生产组。
    
     二十三年后的1980年12月,我“平反”(我是判过刑的“反革命”)回到报社文艺组仍作编辑。一天,我特地骑着单车,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愿回报社,自愿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顾问。他有单独住室、客厅、橱房、卫生间,但仍是单身。此时,他已近六十岁,还是那一身装束: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加付茶色水晶镜,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却多了一付拐杖,脸上多了些黑邑老人斑,一走路就柱着拐杖,有点未老先衰。岁月不铙人呀!我心里在说。
    
     他将我让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洁净,一张单人行军床,半套沙发,一张精致的元桌。在他那常坐的藤圈椅前,有个铁皮火炉,里面燃着蜂窝煤。炉上放着个铜茶壶,茶壶不停吼叫,壶嘴吐着长长白气。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着烟,烟瘾似乎比从前更厉害,吸着吸着,时不时爆出阵巨烈咳嗽。我有点不安,想提那“一个把掌”事,可他没点兴趣。我坐在沙发上,品着茶,从生活入手问:“身体好吗?”
    
     “好!”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报社?“””
    
     “不回!”
    
     “这儿比报社好么?”
    
     “好!”
    
     他的回答,没有个多的字,不知为什么,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难受得心在颤抖。在我离开时,他突然问:“杨蓓复婚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她说没有意思。”我心间一亮,想塔个桥。
    
     他“哦”了声,嘎然关住心扉之门,再不说什么。
    
     我由不得关切地问一句:“带信吗?”
    
     他无表情地摇摇头。
    
     分别时,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两年后,他心藏病发作,未送到医院就死了。此时,我在西藏采访,赶写“和平解放”三十年的报导。回归时,我去草堂,草堂人说:火化后,骨灰由他侄儿带回了山东。
    
     我反为宽慰,觉得他的魂魄总算有了个长眠之地,有侄儿守护,不会孤独了吧?也许,这就是革命对他的回报吧?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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