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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改革是一个“世界末日”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改革意识形态,总是给人“历史终结”的感觉,你想不出来,如果不讲改革,这个世界咋办。超出改革,乌黑一团。也就是说,改革意识形态,实际上许诺了终局解决,不再有文革,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暴死,而且前头不远的将来,有幸福和平等着你。如果没有让革命进入,那么改革这样永远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改革是一个“世界末日”,无限长度的最后一天。 (博讯 boxun.com)

     有一次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的时候,厉以宁说很多穷人可以作为待富者,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这是一种软绵绵的温水,让你泡浸在里面,很傻很天真,当政治灾难来了,降临到你鼻子上来,你还以为是蚊子咬了你一口没事。
     去年厉以宁在接受强国论访谈时说,“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是对的,改革还没有完呢,并不是说改革到现在为止了。总之,真理找到了,你们很快就要富裕起来,尽管你们现在承受改革阵痛,奄奄一息,但是你们在遥远的将来猴年马月,会发大财的,很幸福的。
     “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是对的”,这里体现出来断代史的渴望。至少在文革之后,或者改革初期,你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对立,意志上泾渭分明,恶狠狠地不要过去的时间,积极渴望憧憬未来。对黑暗迫害的恐惧,和对光明前途的渴望,搅合一起,并且受到逐日点滴进步的强化,你可以看到,每取得一步成就,就进一步强化了对文革的厌恶和恐惧。对文革的厌恶和恐惧,进一步迫使人们进一步认同改革,越加增加对光明前途的渴望。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发展生产,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文革与改革之间,有一种越来越远的鸿沟。然而,这种鸿沟是意识形态上的,心理上,是一种新纪元的社会想象。在意识形态的下面,文革与改革是一种延续,这不仅仅是是一种路径依赖,而且对改革来说,是一种宿命。前后三十年并非断代史,而是联系在一起。改革仅仅是一个经济文革。去文革化,不过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搏斗,取代在政治中的搏斗,去敌我之分,和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恢复日常性。
     改革意识形态如果要独立出来成为“真理”,要断代,似乎要依赖于临门一脚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临门一脚没有完成,都是空想资本主义。断代史的渴望,持续的新纪元冲动,都靠进化论支撑。可是从民国奠基以降,政治层面不仅不是进化的,而且是退化的。是共和国和共和精神不断堕落和腐败的历史。
     文革带有对资本主义的克服。放到现代性的途径来看,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自我克服。当初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对付贵族,民主宪政是其共同目标。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特殊方式。当资产阶级掌权之后,就开始排斥镇压无产阶级。于是有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成为断代史,资本主义利用话语霸权,把自己等同于共同目标,而把社会主义诬蔑为共同目标。社会主义被迫,很配合把共同目标完全送给资本主义,另起炉灶全力反抗。另起炉灶全力反抗,不过是在诗外作诗内的功夫,名义上另起炉灶,实际上还是共同目标的进一步完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所以社会主义的反抗,完全可以不用另起炉灶,而可以把共同目标夺过来,指责资本主义背叛。另起炉灶或者共同目标夺过来,都可以走宪政道路,包括议会和武装斗争。不要以为另起炉灶加上武装斗争,就超出民主宪政的共同目标,那仅仅是意志的幻象,一种恍恍惚惚的梦,并不是真实。类似猴子捞月,另起炉灶仅仅是“要”另起炉灶,除了这种渴望之外,就没有另起炉灶的真实内容,筹划。也就是一种无果花,水中望月,雾里看花。
     对政治和历史问题,进行道德批判,必然带来的两极问题。例如改革右派为了反对毛的赞美化,提出完全否定。从官方反对个人崇拜,进入否定,更进一步,而且打入深渊,一无是处。然后新左派为了批判改革右派的极端性,走入另外一种极端性。而改革中新左派的产生,是改革右派内部对右派这种极端的反动,但是却被贴上标签为左派。
     50年代的或文革中的走资派,处于左派的磁场中,但是共同享有极端的思维方式。作为对改革右派的批判,那么就处在改革右派的磁场中,享有同样极端的思维方式。如此延续下来。出路在于抛弃道德批评。谈论公共政策,不宜从道德上批判,即使说有政治立场,这是一种客观的判断,从行为推出结果。而道德批判只能走向敌对,不能对话。
     理想层面,新左派的乌托邦是一种美好价值,但是却无法制度化。体现出来的批判,是一种挑毛病,而不是一种建构,而给对方在镜子中美容。例如对直接民主的诉求,当然不应该被否定,虽然无法制度化,但是可以在哲学里面或者宗教里面包裹着,就像考古或者保护动物一样,保留其可能性。一步走毕其功于一役,社会主义的失败代价惨重前车可鉴,还是两步走可靠些。
     新左派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但是其政治立场方面,却很成问题。威权主义并不能成为第三条出路。它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就像搞建筑的脚手架,并不是一种方向。是现在的一种处境或困境,而不是将来的位置,并不是价值本身,而是过,即使延续上十年,也是暂时的,要消亡的,还是“现在的”,而不是将来的。也就是手段本身绝对不能成为目的,目的是将来的,而手段是临时的,暂时的,而本身不能价值化,加以赞美,可以用来给自己辩护。必须把目的带入,等待时机成熟就抛弃手段,这样必须把威权主义当作一种必要的恶,当作无可奈何的选择,必须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才能存在,不辩护或者说得不好,就立马被要求滚蛋。
     把文革改革作为断代史,改革虽然还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但是在改革的意识形态里面,是要即将消失的。就像马克思说,国家即将要消失。所以很多改革右派宣布,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个结论是非常不可靠的。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和新纪元冲动的幻觉里面,而且根本掩盖了“改革就是专制推动的”这一真相。专制推动,并不为了消灭专制,而是维持。所以就这一层面而言,改革右派就是睁眼瞎,除了表达了其极其深刻的权力意志和渴望之外,其他啥也没有说明。
     《邓小平年谱》中说,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就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0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忆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9亿多人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我的理解,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共同富裕,一层是专政。在邓小平的阐述中,专政是工具,而共同富裕是目的。当然比毛泽东,是下降了一层。作为政教分离的现代民族,国家元首恐怕很难避免,从政治下跌到经济。从民族国家道德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以后,可以作为精神支撑的事情就是获取财产。如果不让他们获得财产,那他们还干什么?所以他们必须发展经济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改革开放后,一些高级党政官员去美国,看到资本主义才是富裕美好的,精神崩溃了,因为他们原来深深相信的,竟然是荒唐无比的谎言。社会主义在一方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这些人获得特权,不被人民妒嫉,看起来像是没有集中,例如毛泽东的稿费,就没有左派指责他,就像皇帝三宫六院数千佳丽归于一身,古代就是没有人质疑,反腐败问题不在于腐败的程度,而在于人民眼里,腐败的人有没有权力腐败,改革后大部分官员没有权力腐败,而腐败了,于是人民痛恨他们)手中,同时另一方面,是越加贫困,折磨、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社会主义,才是特权的,官僚的,腐败的,请看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古巴朝鲜,都是“垃圾堆”。
     所以改革右派以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这种对立。就原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原初目的,也是共同富裕,而不是现在歪曲的这样。资本主义的富裕与改革的共同富裕,邓小平与改革右派没有区别。就专政而言,二者不同,右翼要很快结束专政,而邓小平要很慢结束专政。极端右翼不要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继承者要不要共同富裕不好说。
     搞社会主义被当成灾难,是因为专政已经是一切灾难的源头。社会主义就被等于专政,而资本主义被等于不要共同富裕。我认为,不能把单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专政,应该同情地理解共同富裕的成分,把这个成分留下来,抽掉专政。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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