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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赵京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7日 转载)
    二00七年一月四日,美国前国务(外交)部长舒尔兹、基辛格、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那恩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公开信。我当时没有读到此信,后来在斯坦莱基金会发行的刊物中读到一个专家的响应文章,第一个反应是:“人将去也,其言也善。”
    
     今年一月十五日,华尔街日报再次刊行此公开信,并有不少名流联署。华尔街日报次日登载一个级别稍低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的反驳信,代表美国政府的主流立场。我不由得也致函华尔街日报。没想到,华尔街日报在十九——二十日周末版登载了我的短信。我以自己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背景建议这些美国的冷战或后冷战“设计师”们首先要向全世界道歉,因为正是他们鼓励了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试图拥有核武器(http://online.wsj.com/article_print/SB120070618605501959.html)。 (博讯 boxun.com)

    
    与这几位已经丧失对美国核政策影响能力的退休“武士”相比,几乎同时(二00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核威胁”文章的戈尔巴乔夫更有说服力。但这位曾运用权力多少减轻了人类核威胁的最后一任苏联帝国的头目,却被国际政治的现实冷落遗弃,因为另一个超级强权非但没有在苏联解体后裁军,反而加强了对世界的单独军事支配行动,造成了更加不安的世界局势。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后冷战时期加入“核大国俱乐部”,以色 列毫不抵赖自己拥有核武器,连贫困的朝鲜北方也“悍然”(中国政府用语)进行核武器试验。当整个世界目睹正是因为缺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入侵绞首的伊拉克首领的命运时,还有什么理由非难北朝鲜、伊朗等国的统治者们走向核武装的野心呢?每当我们想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时有可能被几个掌握核按钮的国家头目毁灭这个简单事实就不寒而栗,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聪明和能力毁灭自身,却没有基本的智慧废除核武器。
    
    核武器产生于战争,战争产生于人类的罪恶政治制度。只要人类依然摆脱不了国家机构的暴力宣传,以为国家暴力在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就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核武器这个战争最极端手段。而最早、最全面认识到核武器对全人类威胁的正是最受尊敬的现代物理学创始人之一:小国丹麦的尼尔斯•波尔。在结束对美国同行的曼哈顿计划考察后,波尔一九四四年五月去英国,向邱吉尔首相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核军备时代的担忧,并建议核秘密应该为全人类所共有而加以管制。邱吉尔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手写批准的一份“绝密”文件则反应了所有国家权力头目的态度:核武器制度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波尔这样的科学家要被严加看管起来,谨防泄密(Cynthia Kelly edit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105. New York: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2007.)。
    
    虽然爱因斯坦等犹太人科学家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建议推动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但核物理的知识和技术一旦普及,国家权力就很容易找到那些二、三流的科学家来从事核武器的开发。年轻的奥本海默虽然参加过社会主义团体,但他没有诺贝尔奖那样的资历足以对美国的政策说“不”,正是这样的领导第一颗原子弹技术开发的理想人选,后来的从事核物理专业的苏联科学家(Kurchatov等而不是知名的卡皮查),以及更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加上以色列)等的核武器开发人员,已经完全不可能具有波尔那样的人类胸怀了。任何对国家权力如何利用核武器有丝毫怀疑的相关人员都受到监控和迫害。甚至连奥本海默也逃不出被怀疑的命运。波尔于一九五O年六月九日致函刚成立的联合国呼吁各国之间和平利用、自由交流包括核物理在内的科学与技术,小国丹麦倒没有对年迈的波尔采取行动。罗素与爱因斯坦等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签署警告核武器冷战的宣言后,罗素被迫离开大学,爱因斯坦被联邦调查局FBI收集了大量黑材料,以备把他赶出美国。
    
    那些没有国际声望的人更容易被国家权力处置。一九四四年底,纳粹德国的战败近在眼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没有开发核武器(这一点,也是德国核物理家海森堡等人的自负),一些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技人员开始动摇、讨论是否该放弃此工程。曼哈顿工程之外的科学家James Franck(诺贝尔奖得主)、Leo Szilard(爱因斯坦在德国的同学,起草爱因斯坦至罗斯福的信)等组织155名科学家要求杜鲁门总统不要对日本投入原子弹,但代表美国政府意图的奥本海默等当局宣布这些科学家并不具有高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去影响政府的决定,而政府已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岂有不显示自己威力的理由?当Joseph Rotblat向当局说明他不继续参与此工程的决心后,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当间谍来处置,后来迫使他以“探望在波兰的妻子”为借口请辞才放他去英国。在他一九四四年圣诞前夜离开工程的车站上,他发现自己的行李全部失踪了。他后来从事和平的核医学研究,并创立Pugwash组织推动国际和平事业,于一九九五年与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美国人民被动员投入世界大战时,被政府告知是为了“结束战争的战争”。世界大战和冷战早已结束,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解散违背建国理念的常备军,反而越发扩军备战。据小布什当局提交的2009年财务计划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summarytables.html,在总计9876亿美元的预算中,国防部占5154亿,国土安全部占376亿,退伍军人事务部占448亿。不计能源部250亿预算中的核试验研究以及其他部门的军事性开支,美国政府军事预算达5978亿美元,占总预算的61%。与此同时,国务部与国际项目383亿美元,占总预算的4%;教育部592亿美元,占总预算的6%。我们还可以比较:从2001年到2009年的八年小布什当政期间,国防部(3025亿)、安全部(140亿)和退伍军人事务部(224亿)的开支从3389亿到5978亿,猛增76.4%,难怪这个小小的地球越来越不得安宁。如果美国民众得到足够的信息教育,知道我们(包括交税的笔者)的联邦税大多数用于军事开支,如果国会议员有起码的良心拒绝执政当局的军事预算(让我们梦想一下把军事开支减少一半),这个世界将会获得多大的和平!核武器不能废除,战争不能避免,根本的原因是人类没能采取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制度,而推动社会公正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每个民众(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首先起来反对、抵抗自身政府权力的腐败、压制、不公,而不被自身政府欺骗、驱动去反对别国的民众。
    
    当我一九八O年考入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时,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张静波)声明不能学习杀人的核物理而要求调换专业,当他不能如愿后,毅然退学,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我后来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时提起此事,日本友人们也很感动,坚定了日本非核的信念。我到美国后参加和平/正义运动,知道有一些公民在交税时特别注明拒绝交付军事开支的那一部分税金,并准备受政府惩罚。据说,联邦税务局因为害怕引起官司招惹媒体报道,加上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至今没有采取强制行动。但这些行为都被FBI等记录在案,很有可能被政府在其他方面暗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些阿拉伯出生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进入美国时,被国土安全部扣留,被迫签字自愿回到美国的阿拉伯社区充当特务才能入境。当笔者于2004年申请十几年没有的护照时,被移民局告知:FBI正在调查你的背景,在得到FBI的“澄清”之前,移民局无法批准。FBI的背景调查会拖多久呢?“为了国家安全,没有限制”。这样的抵制本国政府的方式当然比惯常的反对别国政府军事扩张的行为困难得多,但只有这样的伴随自我牺牲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才能够制止本国制度的倒退,才是唯一创造国际和平条件的政治途径。实际上,当我们想到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词概念的发明者、把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从愿望变为不可逆转的常识的第一位“建国之父”托马斯•潘恩最后被美国政府拒之境外的话,我们已经从道义上战胜了任何国家强权。如果各国的公民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抵制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世界才有和平的可能,才能废除核武器、常备军、战争与一切人类罪恶。
    
    
    赵京 2008年2月25日 美国San Ramon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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