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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权运动想到了阶级斗争/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杜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6日 转载)
    
    (征求意见稿之三十三)
     (博讯 boxun.com)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2007年7月
    
     (说明:本文试图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进行粗浅的分析。这是一个陈旧而又新鲜的课题。说它陈旧,是因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列宁毛泽东等人的长期歪曲与滥用,人们深受其害,对它十分厌恶,改革开放以来,在报刊、文件上都绝少提及,以致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使人有“恍同隔世”之感。说它新鲜,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本文采取了与毛泽东完全相反的视角,正反易位,这种论证方法是从来没有过的。二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只是在某些“左派”讨伐改革的文章里,见到一些若隐若现的踪迹;正面论述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文章,揭示专制制度的阶级本质,则可谓前所未有。我近几年写了一些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和性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行一些分析与探讨,本文就是这一尝试的一部分。希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吝赐教。)
    
     近一两年来,每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介绍民众维权斗争的报道的时候,脑海里便不禁泛起一个十分陈旧的概念,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中,在被压迫被剥夺的农民、市民奋起反抗压迫和剥夺,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斗争中,我都强烈地感受到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
    
     长期以来,由于毛泽东错误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把它用作镇压人民、巩固专制制度的重武器,因而这个概念及它所包含的内涵,在文化大革命后受到人们普遍的厌恶和唾弃。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官方的文件、报刊,还是民间的言谈、舆论,都很少见到“阶级斗争”这四个曾经使人胆战心惊的大字了。
    
     然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毕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不容否认的现实,我们没有必要忌讳、回避。相反,作为剖析社会问题的利器,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透视被舆论导向所笼罩的社会真相。……
    
    (三) 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新形势
    
     维权运动是当代中国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正是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压迫和剥夺,激起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催生了维权运动。维权运动也是当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之一,因为被压迫阶级面对的权贵和豪强两大阶级,是在专制极权制度里孕育起来的,要维护自己的应有权利,夺回被剥夺的权益,就不能不撼动这个专制极权制度。被压迫者只有迫使官僚特权阶级变革这个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被压迫被剥夺的威胁。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被压迫阶级维护自己权利的运动,也就具有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维权运动的兴起,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阶级觉悟的表现。同毛泽东独裁时代相比,被压迫阶级的公民意识和阶级觉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独裁者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发动无知盲从的群众,残害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经过几次政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善良人民被划为“人民公敌”,沦为贱民,生活在极度的忧虑和恐惧之中;在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由于自己生产的粮食被超额征购,几千万农民饥饿而死,饿死的还有几百万城市贫民;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红色恐怖”遍全国,无数的无辜者遭到殴打、凌辱、抄家、关押、杀害,据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受到诬陷、迫害、株连的有1亿人,非正常死亡者达2000万。迫害是如此严重,但是,在独裁者的暴力和淫威面前,社会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在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却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抗争,形成了反压迫、反剥夺、反专制的巨大洪流,这是多么可喜的历史进步!
    
     在反抗权贵和豪强的压迫和剥夺的维权运动、即阶级斗争中,最为普遍的是农民反对非法征地、市民反对拆迁和知识分子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
    
     在近几年的群发性事件里,最常见的是地方政府的权贵和豪强相互勾结,侵占耕地,农民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或者是政府强迫征地,农民群起反抗,竟遭到当地政府的暴力镇压。“汕尾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红海湾开发区几百名村名抗议政府强迫征用耕地,要求合理补偿。当局竟出动大批警察,横施镇压,以致发生死伤多人的掺案。官方严密封锁消息,只承认“三死八伤”,村民则认为死亡者至少有20人,还有数十人受伤。2006年5 月,海丰县人民法院判处13名涉案村民有期徒刑3——7年,而指挥镇压、开枪杀人者却不受任何惩处。在这个事件里,阶级斗争以统治者赤裸裸地进行残暴的镇压而告终。
    
     城市里的群发性事件的直接动因,最多的是暴力拆迁。这也是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城市里的主要表现。据维权律师郑恩宠反映,他1994年取得律师资格后,9年内承接了500多件拆迁案。在这些案子里,因受到迫害而非正常死亡者将近200人,被殴打致伤的有两千多人。这还只是他一个人接手的案件,因维权而死伤的数字就已经惊心动魄,全国会有多少?就无法统计了。由此足见这一类型的阶级斗争是何等不合理,何等不人道!这里简单介绍上海周正毅案的经过,看看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是怎样勾结起来侵害市民权益、迫害维权人士的。周正毅原来不过是在黄河路上开了个小馄饨铺的个体户。通过勾结官府和“太子党”、“弟子党”,贿赂开道,狼狈为奸,十几年下来竟然混成为“上海首富”。2003年,他如奇迹一般,无偿地获得“东八块”(上海石门二路以东)价达四十亿元的土地开发权,几千家拆迁户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和合理的承诺,把他告上法庭。但上海官府却一意庇护,有的领导人甚至公开为他辩护,说:“没有发现与房地产有关的犯罪证据。”“大量不实报道,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造谣中伤。”
    
     另一方面,对拆迁户则进行威胁恐吓,有的拆迁户家被查抄,人被拘留;有的人到北京上访,却被上海警方绑架回上海;为拆迁户仗义执言的郑恩宠律师,也受到盯梢、恐吓,甚至被判刑入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上海第一中级法院2004年6月1日以操纵证券价格和虚报资金两项纯属个人行为的罪名,判处周正毅四千万元罚款和三年有期徒刑,而对涉及官方的非法占地拆迁的罪行却不闻不问。同时,又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郑恩宠三年徒刑。结果,犯有重罪的人和揭发罪行的人被判了同样的刑,使当代的政府黑幕和司法腐败,又增添了一项历史记录。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正毅和郑恩宠分别出狱后,仍然受到权力机关的不同对待。周正毅继续受到上海当局的袒护,香港廉政公署因周在香港的罪案要求引渡他,上海市政府的发言人竟然说:“上海没有义务帮助引渡周正毅。”郑恩宠呢?回家后继续遭到严密的监视。他家中电话被掐,网络被封;最多时每天有二十多个警察和三十多个便衣在他的门前、楼口、电梯旁和小区里日夜巡逻,严防他同拆迁户接触。请看,上海的权贵为了他们同豪强的共同利益,如此不择手段地包庇罪犯,迫害老百姓和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这不正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吗?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中,充分暴露出这两个剥削阶级的贪婪残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阶级本性。
    
     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要像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那样,把知识分子成批地打入社会最底层,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但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猖狂肆虐,由于知识分子日益介入维权运动,他们依然成为统治阶级严加防范和迫害打击的对象。2004年的《南方都市报》案,2006年的《新京报》案,今年的八本书和二十条禁令,都是文化专制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新闻自由的摧残。《南方都市报》案纯粹是有关当局对这份开明报纸的惩戒,因为他们屡屡突破党政领导的禁令和舆论导向的封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例如,他们首先报道了广东的非典疫情和孙志刚被殴打致死的消息,就触到了当权者的痛处,并立即遭到了报复。2003年六七月间,这些大权在手的权贵组织人力,进入报社和有关企业,大事排查,寻找《南方都市报》“违法犯罪”的证据,结果却毫无所得。他们心有不甘,便采取了偷天换日的手法,给报社的两位负责人分别加上“贪污”和“受贿”的罪名,于2004年3月19日判处他们12年和11年的有期徒刑。
    
     知识分子因为介入维权运动或突破新闻禁令而受到打压的事件,近几年时有所闻。如郑恩宠、高智晟、陈光诚等,都是由于为被压迫阶级申讨公道而被权力部门判刑下狱的。陈光诚是一位自幼双目失明,依靠刻苦努力自修法律而成为一位律师的。他从1996年开始,免费为残疾人和农民提供法律咨询,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奔走,因此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有关部门的表彰。2005年春,他经过详细调查,在互联网上揭发了临沂市的计划生育部门在工作中打人抓人关人和强制结扎等野蛮的违法行为,引起很大反响。国家计生委确认临沂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有违法现象,并查处了有关的官员。结果招致当地权力部门对陈光诚的报复。从2005年8 月11日开始,他便被软禁在家达七个月,2006年3月又被沂南县公安局带走拘押,到6月11日才宣布刑事拘留。8月24日,沂南县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将陈光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又三个月。请看,检举不法行为,却遭到公检法的联合打击,这就充分表明,这个问题已经从陈光诚的个人行为发展成为阶级报复,是权贵资产阶级对敢于维权、敢于抗争的知识分子的镇压。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郑恩宠在2006年6月13日发表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公开信里指出,据有关媒体披露,1997年以来,先后有700多名律师因依法执业而被关进大牢,每年有120多名记者在执业过程被打伤致残致死。这个事实不但反映出权贵阶级的野蛮与残暴,也表现了知识分子敢于维权敢于挑战权贵的勇气和战斗精神。
    
     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表现为许多热情关切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经过苦心思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或宣传自由民主思想,或对现行体制提出批评,却得不到交流传播的机会;只要是不符合于主流指导思想或舆论导向的见解,有关当局便一概加以封杀。除控制报刊电台电视等媒体,禁止传播外,还往往以“颠复国家政权”、“危害社会”等罪名,对这些民族精英实施监视、软禁、跟踪、关押,甚至判刑下大牢。需要指出,所谓“颠复国家政权”,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颠复专制政权”。知识分子宣传民主自由,要求变革专制政体,正是知识分子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也是民主革命意识觉醒的表现。他们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就是变革专制政体的利器。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官僚特权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真正原因。问题在于,知识分子的宣传只有和平的言论文字,既没有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也没有推翻政府的实际行动,何罪之有?以言定罪,暴露了阶级压迫的凶残和专制制度的罪恶本质。
    
     维权运动的动因,除了因征地、拆迁而引起对抗外,还有许多群发性事件属于:退休的或在职的教师集体上访,清讨积欠的工资;复员军人请愿示威,要求合理安置;下岗工人上访,呼吁合理补偿;工人罢工上街,希望改善待遇;打工者聚众呼吁,索取劳动报酬;等等。凡是人民群众的权益遭到侵害的地方,就会自发地出现维权的行动。这些动态,虽然不能说都是阶级斗争,但都同专制制度下的官员滥用权力有关。群众在遭遇压迫、权利被侵害的情况下,总是先向政府提出维权诉求,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但是,很多权力在握者却视人民为敌,不但没有妥善解决群众提出的要求,相反,屡屡出动武力镇压。遂使民众向政府要求公道的合理合法的行为,演化成为镇压反镇压的政治斗争,压迫反压迫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完全是那些既愚蠢又野蛮的权贵和官僚们挑起来的。
    
     在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下,不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备受打击,许多工商业者和个体劳动者也不堪无穷无尽的盘剥勒索之苦。以个体工商户为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工商业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1999年个体工商户曾经达到3160万户,而到了2004年却减少为2350户,六年间竟缩减810万户。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有关权力机关的无尽需索。
    
     2006年12月22日一期《民营经济内参》上有一篇文章介绍,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调查,一些地方的个体私营企业要缴纳的各项税费和基金多达375项,其中仅卫生费一项就需向四个部门缴纳。“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刊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除各种名目的税费外,还要经常接待一些机关的检查、考核、宴客、会议等等。有一个从10年前的水果摊贩发展为年收入近千万的企业主说:“我赚一块钱,有一大半都用在‘关系’上了,不然生意没法做。”
    
     在这方面被剥削最甚的是饮食业,据2006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县城里,比较大的饭店都有大量县级机关干部吃喝打白条的记录。其中鸿雁宾馆自1998年以来收到的请吃招待的白条,仅县邮政局就有900余张,拖欠金额26万余元;新月楼餐馆收留的白条达5000余张。这些现象,既是专制制度下滥用权力谋私的结果,也是一种阶级压迫的表现。
    
    (四) 阶级斗争的前景和期望
    
     在现阶段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最值得注意的是官僚特权阶级的动向。前面已经提到,官僚特权阶级是一个具有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政治方面虽然乏善可陈,但在经济领域却表现出了明显的民主主义倾向,如改革开放、承认市场经济、发布突破垄断领域的“36条”、制定《物权法》等等,都是他们主持推动的。当然,就其阶级本质来说,专制主义无疑是它的主要倾向。因此,在他们执政的历史上,在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出现矛盾或对抗的时候,往往是专制主义战胜民主主义,或渗透于民主主义之中。在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中,他们也往往是站在压迫者、剥削者的一边。在前面提到的事例中,有些事件如对知识分子的文化专制主义暴行,有许多就直接来自官僚特权阶级;其他种种不合理、不人道的斗争方式,也多与这个阶级有关。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阶级以维护专制体制为自己的阶级责任,他们是专制体制的代表者、体现者。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对这个体制的批判和对权贵、豪强的抗争,至少从浅层次来看,是对他们的冒犯和损害,所以他们才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来对付群众。另一方面,权贵资产阶级是在官僚特权阶级的母胎里发育成长起来的,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切割开来。有些压迫行为和暴力措施,甚至很难区分是哪个阶级在主导。这就使很多人对官僚特权阶级不抱幻想,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社会发展前景,难以产生乐观的期待。
    
     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官僚特权阶级的话,前景还不能说是绝对悲观的。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上,这个阶级曾经产生过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具有民主主义素质的领导人,只是因为有着坚持专制主义的元老凌驾于他们之上,他们才未能一展民主主义的抱负。今后的中国,再也不会重演“元老干政”的历史悲剧了,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有没有可能再为中华民族提供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呢?我认为还不是没有可能的。理由有二:
    
     其一,综观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专制主义的稳固性有赖于两种政治文化,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培养奴隶主义;一是“以民为本”、“以农为本”的民本主义。这两者构成了专制主义的两翼。中国古代英明的专制君主都懂得“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道理,只有以民为本,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得以江山永固。有没有民本主义观念,是明君与昏君的根本区别所在。我国近几年提倡“以民为本”,说明官僚特权阶级是理解民本主义的意义的。而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由此及彼,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何况这个阶级的大量成员,都曾经接受过民主自由的现代观念的教育和影响。这是官僚特权阶级产生民主主义领袖的观念基础、文化基础。
    
     其二,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当然有许多目光短浅、只能看到眼前利益的人物。他们对人民敲骨吸髓,竭泽而渔。让这样的人当家,势必将“官逼民反”,引起暴力革命,导致生灵涂炭。但是,现代文明也必将为这个阶级造就一些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的人物,一个识见相同、志趣一致的团队。他们具有全球化的世界眼光,能看到社会的发展方向,能接受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理念;特别是能够把个人甚至整个阶级的利益,同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期望联系起来,认识到只有顺应世界潮流和人民意愿,把社会带进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和谐、幸福的境界,把官僚特权阶级从与人民对立的、专制极权的泥泞里拯救出来,站到“人民公仆”的大旗之下,才能建大功,立大业,英名不朽,流芳百世。这是出现民主主义人物的政治基础、利益基础。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出现这样的群体是可能的,毕竟,这个阶级基本上来源于知识分子,聚合着许多曾经接受现代思想影响的社会精英,有些人是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抱负投入政界的。
    
     近几年全国各地爆发的阶级斗争——群发性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残酷镇压,使中国社会濒临极大的危机。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同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严重对峙情况下,官僚特权阶级何去何从,成了解决危机的关键。这个阶级一方面同权贵和豪强血肉相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同劳动阶级也有许多共同利益。如近几年高调发声的反腐倡廉,就以保护人民和国家利益、打击权贵和豪强为实际内容。它既符合于广大群众的利益,也有助于巩固和完善现有的专制政体,并使官僚特权阶级自身从中获益(如挽回共产党和政府的声誉)。最近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党籍和公职,并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是执政当局反腐败的一大进展,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就表明,惩贪反腐是官僚特权阶级同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契合点,很值得我们重视。
    
     长期以来,在被压迫群众反抗权贵和豪强的斗争中,官僚特权阶级往往站在压迫者一边,对被压迫者打击不遗余力。这是十分错误的选择。我这里暂且不说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这样一些大道理,即使仅仅从巩固、完善现行政治体制着眼,官僚特权阶级也应该站到被压迫阶级的一边来。他们应该认识到,对自己最具威胁的,不是维权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而是恃权违法、恃强横行的权贵和豪强(官僚特权阶级站到被压迫阶级一边,属于丧失阶级立场。老先生此论应属逻辑混乱。应是像历史上的开明君主那样,官僚特权阶级对被压迫阶级实行让步政策)。(括号里的文字应该是李延明所加,老潘注)他们与黑社会勾结起来,掠夺改革的成果、侵吞人民和国家的财富,破坏着社会的稳定、撕裂了社会的和谐。只有严厉打击、进而铲除滋生这两个剥削阶级的土壤,才能使改革的顺利发展获得最基本的保证。为此,就应当寻求自己同劳动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契合点,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关切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本着这个原则,可以有步骤地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反贪反腐的力度,彻底查处涉案者的罪行,不要心慈手软,缩手缩脚。近几年来打击贪腐分子的动作不少,但很少能真正做到彻底清查。有些案子牵涉到某些高官或他们的子女亲属,就查不下去了;有些则是投鼠忌器,顾虑重重;有些甚至划定界限,不许逾越,以致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反贪反腐,是近二十年来人民群众最急迫的要求,它并非偶然地成为1989年的民主运动的两大诉求之一。遗憾的是,官僚特权阶级却穷凶极恶地把这场反腐败、要民主的群众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结果为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十多年来,这两个剥削阶级肆无忌惮地剥夺民众的权益,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并且大大削弱了官僚特权阶级的执政合法性。面临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执政的阶级必须转变观念,转变立场。反贪反腐是一场严重的持久的斗争,有着判然分明的阶级阵线:一边是权贵和豪强的贪得无厌的压迫和剥削,一边是人民群众的反抗和维权斗争。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官僚特权阶级为了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承诺,理所当然地应该站在人民一边,打击权贵和豪强势力,绝不应姑息纵容。
    
     第二,平反冤假错案,是保障人民权利、打击权贵豪强的不可缺少的过程。在近几年的维权运动中,由于知识分子的介入,已经把反抗压迫和剥夺的阶级斗争,纳入合理、合法、非暴力的轨道。但是,各地的权贵和豪强却凭借专制特权,报之以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暴力。他们镇压维权运动,残害无辜百姓,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全国各地的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犹如给社会埋下了千千万万颗定时炸弹,不知道哪一天会起爆,把社会发展的成果炸成灰烬。面对这个危险的前景,必须赶在炸弹被引爆之前,拆除引信,消除隐患——平反冤假错案。这对于克服社会危机、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执政当局的信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胡耀邦以超凡的胆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果敢地平反了积压几十年的冤假错案,使许许多多长年蒙冤的无辜者获得政治解放,为共产党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护,开辟了八十年代全国团结一致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幸的是,胡耀邦本人却反而遭到构陷贬斥,构成了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冤案。二十年来,特别是 1989年以后,冤假错案日积月累,整个社会危机四伏,已经到了非平反冤假错案不可的时候了。官僚特权阶级里能再次涌现胡耀邦式的人物吗?
    
     第三,加强监督。除继续加强人代会、纪委、监察部门、反贪局、审计局、环保局、国土局等官方监督机构的监督外,特别需要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媒体舆论是镇慑权贵豪强的最有力的武器。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7月27日报道,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阳光行动”栏目多次揭露官场黑幕,促使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几年来因被他们爆光而被处理的公职人员有67人。如2006年初,他们经过详细调查后揭露慈溪市一执法大队长在当地的烟花爆竹一条街收取保护费。结果,这个队长不得不退还10多万元赃款,还被判了刑。这个事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正因为媒体存在着反贪反腐的巨大能量,所以那些在位的权贵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封杀媒体的监督功能。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发挥过不小的监督作用,但在权贵和官僚的不断干预下,逐渐丧失了监督的锐气,最后终于夭折。近几年来,文化专制主义的统制愈演愈烈,官僚特权阶级中的一些目光短浅的政客不断下达禁令,为舆论监督设置种种障碍。今年年初新闻出版总署的二十道禁令,最近发布的不许报道“负面新闻”的通知,都是以冠冕堂皇的藉口,剥夺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掩盖权贵豪强的一些见不得人的罪恶,掩盖官僚们用意险恶的心机。剥夺媒体监督权利的文化专制主义,已经成为权贵和豪强的保护伞,成了他们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帮凶。执政当局如果真正“以人为本”,就应当明智地改弦更张,取消各种文化禁令,实现新闻自由,使媒体成为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维权斗争的工具,揭露贪腐黑幕、打击权贵豪强的利器。这不论是对社会健康发展,还是官僚特权阶级自身的长远利益(如执政党的合法性、党和政府的威信、官员的名誉,等等)(离开全民通过大选授权来谈执政党的合法性,老先生糊涂得可以)(括号里的文字应该是李延明所加,老潘注),都是最佳的政策选择。
    
     群众监督的主渠道是来信来访。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信访制度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执政党和政府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漫天飞舞,民众视信访为畏途,这个渠道就冷落凋零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以后,随着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形成,和他们对劳动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加剧,群众上告信和越级上访日益频繁。权贵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官僚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政绩”,都不约而同地对上访的民众进行打击、迫害。许多地方派出警力或安全部门的便衣,到北京“截访”。他们在信访部门的门口、附近街道,以至车站、旅馆,拦截上访人员,把他们绑架回原地,殴打、逼供、抄家、勒索、关押,有的甚至被判刑;还有的人因上访被打而致残致死。这就使信访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上下联系的渠道,转化成为维权运动的重要形式,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官僚特权阶级往往站在权贵资产阶级一边,参与了对上访群众的迫害。这种情况应该迅速改变。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新的《信访条例》,重新规范了信访工作。这个条例的第三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第四十条还指出:“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反映了官僚特权阶级的民主派意识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两年多来的事实却表明,许多地方根本没有把这个法规当作一回事,“打击报复信访人”、 “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事,依然层出不穷。希望国务院能对这个文件进行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切实地加以贯彻,使信访成为群众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
    
    (五)简短的结语
    
     当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是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而抗争。在这场尖锐、复杂,而且十分广泛的阶级斗争中,官僚特权阶级处于非常微妙的境地。一方面,它掌控着国家政权,处事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最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为此,它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能不注意到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呼求,采取一些可以缓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措施。另一方面,它本身是在专制制度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天生具有维护专制制度的本能,反对一切与专制制度相对抗的社会力量和行为。加上权贵资产阶级就是在它的胚胎里孕育生长的,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所以,它在阶级斗争中本能地倾向于权贵和豪强,甚至助纣为虐,激化矛盾与斗争,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但是,官僚特权阶级既然具有民本主义的因素,而它的许多成员又都接受过现代社会的民主自由理念的教育和影响,那么,由民本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化,就是十分自然的发展。这是官僚特权阶级内部存在民主派的思想基础;而当他们认识到只有站在人民一边才符合于国家和本阶级的最高利益的时候,就具备了使这个阶级转向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一边的政治基础。我在前面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加大反贪反腐的力度,平反冤假错案,加强监督机制,都是维护人民权益、打击权贵豪强的必不可少的政府行为,只有官僚特权阶级才有权力推动。这三项措施的实现,将在以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把权贵和豪强送上法庭,并有效地抑制新的权贵和豪强的产生。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缓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可能。同时,也将完善市场经济,树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为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中国一旦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阶级格局和阶级关系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权贵和豪强作为阶级将不复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将有可能实现当家作主的期盼;阶级斗争将为阶级合作所取代;官僚特权阶级也由于不再存在享有特权的官僚,而转化为代表劳动群众管理国家、服务社会的脑力劳动者,因而不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政治民主化只能消除官僚的特权,并不能消灭阶级,阶级的变化及其消灭是生产关系自然变化的结果。政治民主化会使阶级斗争在民主的轨道内进行。)(括号里的文字应该是李延明所加,老潘注)这个发展进程将是曲折的、复杂的、漫长的,但是,压迫、剥削劳动者的阶级必然会被消灭,民主必然会取代专制,阶级斗争必然会被阶级合作所取代——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对此深信不疑。
    
     2007年7月31日完稿,8月1—7日补充修改,
    
    补充说明:
    
     在有耐心的朋友读罢我这篇冗长乏味的征求意见稿后,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全文只字不提资产阶级?是的,我在文章里没有谈及民间的资产阶级,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里,够得上资产阶级的人(剥削收入大于合理收入),就绝大多数来说,不是以权换钱而暴富的权贵,就是勾结权贵、巧取豪夺而致富的豪强。当然,依靠自己艰苦拼搏、合法经营而崭露头角,今天成为富豪的,不是没有,但为数不多,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在的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和未来的出自民间的资产阶级,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前者生长在专制制度之下,后者则将在民主体制之下生长;前者将随着专制制度的崩溃而趋于消灭,后者则因此而可以获得充分的发展。直到生产和文明的高度发达使所有劳动者有产化,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合而为一,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也就不需要了。不过,这就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了。(是否资产阶级并不以是否富豪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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