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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让我们来讲故事”—阅读廖亦武兼谈见证与文献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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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作者:苏晓康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我办网刊,老威来投稿,给我讲地主的故事。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听这一类的故事,但我至少知道,我这一代人是听着“地主的故事”长大的,那是“标准”的地主,诸如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琼花的南霸天、四川大邑的刘文彩、潘冬子的胡汉三,等等,无非秃顶凸腹、山羊胡子、贼眉鼠眼,可是这一茬“地主的故事”威力无穷,其历史功效非同小可,不但是四九年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石,更是全民疯魔、红卫兵泛滥、女学生鞭死校长的全部行为的底火,甚至,毛泽东非整死刘少奇不可,也须借助这一路向的诠释才能圆说,虽然他俩不免皆为他们自己定义的“地富子弟”,真是堪称二十世纪奇观一桩。烟消云散之后,待到老威来给我们讲下一茬的“地主的故事”,却难了,因为世道变了。虽说是世道变了才容他来另讲一套,可不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个“盛世”,在那里连“帝王戏”都演滥了、“尊孔秀”都做腻了之后,大伙要看“身体书写”了,不久连那一套也懒得有人读了,那么,还有谁肯来听新一轮的“地主的故事”呢?况且,这世道是不是已经诞生了新世代的地主也难说,反正新世代的资本家已经被允许“入党”了,相应地也会产生新世代的“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而他们又在“仰望北斗星”似的怀念毛泽东,那正是制造了老威版本的“地主的故事”里的一切苦难的魔王。如此说来,老威遭遇的尴尬,甚至比他在南陲采写的艰辛寂寞,也不逊色。
    
    老威又叫廖亦武,我是编了他大半的故事才弄清的,他是个诗人我早知道,又偶然听说他还是个吹箫的,常常是在最冷寂的角落里,独自吹那听似凄楚却别有韵味的音曲,于是我想,他写的故事,我们不妨就当作他的箫声来听吧。他说他“固执录下生锈的苦难,久久游荡的万千冤魂就有了归属”,我好像有点懂他为什么喜欢吹箫了,据说箫声是可以穿透历史的,也许他要探进历史层积里去,向那里的灵魂采访。箫声可以穿越千年,而我们面对的苍白历史其实非常暂短,五十年,原是什么也洗刷不掉的,但在中国已经渺无痕迹了,从暴戾年代终于转换到艳俗盛世,又无形间对那基础底下的森森白骨加了一道密封。一个吹箫的来揭封条,其单纯的动机再自然不过,因为他的爷爷也是一个地主,可无数的“地富子弟”而今安在,他们都选择吞咽了吗?由此当局才无所忌惮?他们也派遣“乌鸦”对吹箫人稍事围剿干扰,并不认真,那意思却是:这点陈芝麻烂谷子,任你晾出来又怎的?
    
    一个东方农耕大国的一场革命,说破天去也跳不出庄稼人的那点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是农民,则用西方引进的某种学说,将其中的一小撮,比如百分之五设为“另类”,用以动员、控制和统治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这就是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创造性运用”,也即“阶级斗争”的精义,这点诀窍,便叫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我们其实无须黄仁宇先生另作诸如“上层结构、下层结构”的深奥诠释,而“大救星”毛泽东的全部本事不过是捉弄农民,除此之外都算不上神话。中国是不能没有“农民的故事”的,哪怕“经济起飞”“超英赶美”之后,农村与农民的体积及其含义,依然是中国之最,例如进入两千年后,中国最优秀的纪实文字还是叫《中国农民调查》,顺便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庄稼人还在叫人欺负。说来荒诞的是,曾经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庄稼人,到头来却被城市、资本、开发等怪兽组成的巨大权势围剿得暗无天日。“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半个世纪,农民这个阶层又沦落到了几近爆发“土地革命”的境地。由此看来,事情还得从那“打土豪”的源头捋起,所以讲了“农民的故事”之后,须得讲一讲“地主的故事”,才不算是糊涂到底了。在网上看到,已经有人在讲《土改学》了:“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 (叶匡政,见《观察》网刊)
    
    读了廖亦武写下的故事,我们对新中国“种姓制度”的荒谬,从大背景、施暴者心态,直到受虐的细节,才会有血肉般的质感的了解。中文里“地主”一词的能指是空洞的,那都是一些脸谱,是舞台上的戏子,是被人在腰间系上绳子可以拎起来扭动的木偶,他们不是什么具体的个人,他们是“一个阶级”,而且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在五十年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把这个阶级整个儿“消灭”了。消灭一个阶级,不是打日本鬼子,不是跟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不是淮海战役,也不是用“小米加步枪”,那是另一套“系统工程”,犹太人给它起了一个说法,是中文里没有的一个词:“灭绝”(genocide)。我们的吹箫人就是去做了这场“阶级灭绝”的一个后来的见证人。在这个意义上,廖亦武是威塞尔(Elie Wiesel)在中国的传人。1974年6月3日,在纽约圣约翰天主教堂举行的关于大屠杀的国际讨论会上,威塞尔的开场发言说:
    
    “让我们来讲故事……让我们讲故事来记忆人类在面对凶猛的邪恶之时是多么脆弱。让我们讲故事来阻止刽子手说出最后的遗言……大战后,死者向每一个幸存者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你是否能讲述我们的故事?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他们的故事无法被讲述——也永远不会被讲述。开口的没有人听见;你听见的故事并非他们所说的故事。”
    
    基本上,这也是廖亦武这部新作,及其面世之境遇,所给我的一个简洁印象。
    
     “口述实录”体,几成廖亦武的唯一书写姿态,从《中国底层访谈录》到《中国冤案录》,再到眼下这本《最后的地主》,无疑,见证成了他还能剩下的书写冲动。然而,这本新作又有些不同,几乎是他在转述别人讲给他听的故事,这转述的姿态,愈加凸现了代言、见证、控诉的仪式与意义,则是令我颇为动心之处。转述乃是对于“灭绝”的一次反抗、是书写面对灰烬的不甘、是悲恸之余的潺潺箫声。吹箫人毋宁处处刻意流露他的谦卑和惶恐、他的转述的局限和无奈、他在语言、文字尽处留下的空白、颤悸、窒息……甚至,他的这次采写访问,也具有某种救赎意味——是在一位基督徒孙医生的引领之下,犹如一次死亡阴谷的穿行,扑面而来的倾诉者,如75岁的彝族老汉阿泽、75岁的和瑞尧、80岁的张进谦、81岁的郭正洪、84岁的张应荣、84岁的张美芝、85岁的董存英、88岁的朱家学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地主,“一个被消灭的阶级”的幸存者,一个个口齿木呐、茕茕孑立、行将就木。这是四九以后从未进入过中文书写领域的一个客体,更遑论是纪实领域了。若非吹箫人的光顾,他们到死都不会开口,而他们的显身,也不可能替代早已占据在主流话语中的那些“地主脸谱”,然而,幸亏他们对吹箫人开口讲了他们的故事,这便恰如威塞尔曾写下的这些文字:“遗言属于受害者。这得取决于见证人来抓住它,使它成形,传递它,仍旧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来保存,然后向其他人传播那秘密。”
    
    廖亦武的转述又是立体的,是转述的转述。这也是灰烬之余的限制,是见证的有限性——他已经找不到更多还活在人世的地主了,虽然他不放弃任何线索。于是,他顺便也采访地主子弟,如错划地主之子张三民(土改时13岁)、孙如勋(时年13、4岁),甚至不放过一位同行的地主女儿李世珍,“她的双颊充盈着山地人特有的赧红,而笑容很美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高贵”。同时,他也采访其他的目击者,如贫农李正才、余金元,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土改民兵何秀元,土改工作队长洪钟、工作组长陈文高,民兵主任余学康,等等,从这一侧面对“土改”的重现,是廖亦武颇耐人寻味的一笔,虽佐以其一贯反讽、幽默的文笔,又不失冷峻的见证价值。
    
    由此,廖亦武的纪实文字,便非预期地跨进了文献作业(documentary work)领域。我说他“非预期”,是指这位“前六四”诗人兼路边吹箫人,六四大屠杀以后不写诗了,乃是“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句话在中国的一个实践者,然而,他写了比诗更有魅力的文字、尝试了比诗作艰难无数倍的书写努力,我不清楚他是否自觉到这种转型,但这是一种开创性(groundbreaking)。
    
    他以口述实录体陆续完成了五部民间底层的纪实之后,从2005年冬季开始,“自甘放逐到黑白混淆、朝廷与江湖混淆的云南边陲……堕入寻访土改受害者的不归路”,奔走在市镇、村舍、苗寨之间,不少地名竟然在云南省地图上均未标出,行文之间,也留下他采写曲折之痕迹,其中有一件事,颇为经典地印证了文献作业的反复与难度。云南境内有一著名基督教圣徒家族,其中心人物王志明牧师,文革中因抵制对毛泽东的“三忠于”膜拜而遭公开枪决,1998 年被列入英国女王宣布的二十世纪全球十大基督教殉道者名单,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廖亦武也去采访了王志明牧师的儿子王子胜牧师,忙乱中按错了录音机键钮而抹掉了这个访谈的后半截,他在心里骂自己:“廖亦武!你个盗窃记忆的贼。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是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十几年,我访谈了200多次,这是第一次出这种低级可笑的意外!”后来,在他再次赶去采访的途中,“我们打的斜穿春城西北角,抵达乱得不可开交的黄土坡车站。由于在行进中交谈激烈,竟将背包忘在了车子后备箱里。那可是我跑江湖的全部行头啊,计有:随身多年的洞箫、紫铜转经缽、算盘、口琴、铃铛、拇指琴以及好友岳建一不久前才送我的特制的埙。此外还包括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本、各类音乐CD若干——时至今日,我仍觉得气紧和肉疼,不愿相信真的丢了。”后文尚有他百般追寻那个遗失背包的种种细节描述,末了一无所获,还是买了一个新的录音机,去继续完成他的作业。
    
    廖亦武懂得记忆的难以往复性,懂得他的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由此接近了见证和文献的真髓,这便是美国四十年代著名影评家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曾以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去经历,并将继续经历下去,而且这一切都将有不同的表达,来自他们自己、来自一个根,并且是对等的;其中的任何一种、或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可以被复制、被替换的,也是没有先例的;每一种都是新的、不可言传的脆弱生命,损伤于每一次呼吸,并几乎很容易地死于伤害;他们片刻维系在没有保护之下,任那巨大无常的攻击。”
    
    1936年詹姆斯•艾吉结伴摄影师沃克•伊万斯(Walker Evans),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与三户佃农家庭生活了八个星期,做出轰动一时的摄影和文字报道,是为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象征性见证,1941年他们的摄影和文字汇集成书《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们》(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是一本超越当时传统模式和新闻限度的颇受批评性赞扬的作品。艾吉将有实际根据的事实,衬垫了文学的繁复和诗歌的丽质,展现了一种准确、细微的报道新形式,向广泛的受众详细报告他所看到的,并辅以蕴涵洞察力的感受和采写艰辛,由此创造了美国一个几近消失的人群的耐久雕像。但是,这本书在美国成为厘清“事实的纯度”的一个长期争论的范例,艾吉的文本,既是人种学的,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也是小说的和诗意叙事的,有人认为这种豪华的诗性文本与伊万斯的黑白照片颇相配,有人恰恰认为这些华丽文字被照片的朴质反衬得不真实,有人说作者拒绝传统报告方式的野心是与其创造性平行的,无论怎样,它受到多年的高度赞扬,并作为新闻革新和文学灵感并存的教材,流行于学院里。
    
    不错,所谓纪实、记录、文献作业,都是再现和代表他者所见证的、闻听的、无意间得知的(overheard)、感知的,等等,但是,无论见证、传达、再现,都无可避免的要同来源产生距离,这个距离,便是书写者、作业者添加的东西,正如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著名儿童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所指出的,它们“都是某种组合:特有的心智、兴趣、价值、推测、假定和前提,也是某种记忆和天赋对于存在之直接或间接的承受,最后,以某种文字、图象乃至音乐或人造制品的形式,或其中一种形式,显现于世界。一则文章或一本书,在其形式上,作者可以从两个方面添加进去来自他自己的因素和变数:一方面是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另一方面是个体的或特殊的。”
    
    显而易见,西方的文献作业已然苛刻地厘清着“虚构”与“非虚构”的各自边界,以维护“事实”(fact)的纯度,但其间的张力极大,并非轻易可得之事,因为“事件是要被一个人的意识所过滤的,它本身不可能不被影响,被一个私人经历的历史所影响,被一切种类的抱负、挫折、渴念所影响,被那些不易捉摸的、有意义的心思所影响……”(科尔斯“传统:事实与虚构”)。换言之,传达人文性的信息、资源,不是传达诸如清晰无误的数据、公式、定律,没有那么单纯,而是复杂得多,一丝不变的机械的传达,毋宁是不可能的,是另一种失真。科尔斯亦曾提及他在哈佛授业之际,跟他的学生讨论文献作业,“他们通常就阅历所及而将自己置于不虚构之处,仿佛我们无疑是不会虚构的:即使不是以正确对比谬误,至少也是以真实对比想象。但是这样的对应或替代,并非十分公平,或是概念化地、实用地对待‘人的真实性’(human actuality),而那却是作家、摄影师、民俗学者、音乐学者和导演的职业,他们面对的是人们的言语、音乐、姿态、行动及其综合显现,并转达给其他的人们。”
    
    反观廖亦武的这些故事,他“添加”了什么呢?属于他的“一个私人经历的历史”,他的“抱负、挫折、渴念”和“不易捉摸的、有意义的心思”,又是什么?我想,这似乎也是读者应当留意的,自然也会见仁见智。于是,我们要想阅读廖亦武,就不能不同时阅读他身处的这个时代,连同它的冰冷、倒错、滑稽、迷惘以及种种不可捉摸,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廖亦武之饥渴、挣扎、愤怒、追求的渊薮,是他得以跟那个已经“被消灭的阶级”相遇的时间平台,也是我们得以阅读他的文化空间,我们甚至可以从他笔下的每个幸存者的絮絮叨叨之中,找到他的影子。他固执地要听他们的见证,几乎全被他们看作是无补于事的“马后炮”,这一点,又恰恰跟七十年前美国的艾吉相似,那个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亦曾无补于事地尽可能救助穷人,因为即使穷人,也需维护起码的尊严,而艾吉挑战文学的、政治的、道德的传统,也许对他所关注的穷人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救助,却对于更多的大众和读者,至关重要。艾吉的美文不是面包。廖亦武的故事,也不可能是“平反的政策”或“补发的赔偿”,却注定变成“受害者的遗言”!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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