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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一个农民的雄文:焦家金矿严重侵犯职工人权/张玉树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3日 来稿)
    (博讯编者按:此稿由其他人转来,不是作者直接给博讯)

     在2007年9月份左右,我舅因病住院于北京协和医院.因我舅病危,我于9月26号左右在单位申请探亲假(与配偶两地生活),单位不准.而且每逢节假日都不准我探亲假.因为单位领导不批准,所以我向本班班长请假去北京探望我舅.后来矿领导知道我去了北京,给我班班长施压,班长向领导做了保证说我去北京不是去上访.因我上班表现很好:本班同事生病住院,就我一个人上班把同事的工作一起做了,所以班长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去北京,可是矿领导没有人道,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因为我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我暂时无法离开,但是矿长至始至终追着不放,让我班长去北京看着我,我于10月4号和班长从北京回到莱州.

     每年都有一个月的两地生活探亲假(劳动法明文规定),但是矿领导总是给我一拖再拖,拖到下一年,到了下一年却找借口不准我,矿长是工会主席也是书记,难道他不明白,不应该干涉人权民主自由? (博讯 boxun.com)

     2007年10月14号,我去矿上上班,矿上保卫处用三班倒的方式轮流看着我,在班上我没有自由.15号下班莱州市公安局一辆摩托一辆轿车跟在我后面看着我,并看守在我住宅大门外,6,7个人轮流看守,18号是我的班,我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上班,17号晚上我离家走了在街坊家住了一晚,18号我去了济南,从济南去了北京,单位保卫处和莱州公安局追截我,据说共去了很多人追我们哥三个,我还未到北京,他们已经到了北京,20号我下火车,在北京站长安街东口莱州市公安局局长和金城分局领导早已在那等候,接着保卫处处长开着警车把我拉倒宾馆里,20号晚上由北京返回济南,在济南住一晚,21号晚到了泰安,22号晚到了单位,保卫处要打我让我学习3天,我和他讲理,他揪着我的胸脯往屋里拽,我撞头自杀,后来他向领导请示,把我放了,让派出所所长把我送回家,22号本来是我的班,他看着我我无法上班.最后18号和22号给我做了六天矿工处理,我找单位领导多次交涉,他们蛮不讲理,后没办法给我取消了22号的矿工,但是18号的矿工没有给我取消并扣除我全年的奖金,扣除10月的工资900余元,累积5200元左右.

     如果按劳动法规定没有因果关系,矿工扣除当月奖金的20%还要考虑到家庭子女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赡养老人,在这个前提下从20%中扣除,而不是象他们一样反着扣,当月只给我260元,我家有6口人:89岁被政府摧残几十年卧病在床的老母亲,老婆没有工作,一个上大学的女儿.两个上初中的儿子,女儿还有甲状腺瘤每月医药费就600多元,我老婆结肠有病,医生建议动手术,但是没有钱无法动手术,我没有工龄我的工资非常低,一家六口人的平均低保水平都达不到.

     2007年12月19号莱州开十一届人大会议,7时许,莱州商业大厦宾馆门外路旁,停放5辆人大代表客车,为首是辆警车,每辆客车门口站立服务员一名,没有守卫.此时我走上一辆客车,把上访材料递交每位人大代表各一份,人大代表没有拒绝,都接受了,有些漏发没接到材料的代表说:"给我一份,我还没有"其中只有一位代表离开座位说:"他是法轮功,甭让他走了"我说:"我不是法轮功,是上访人员"这位代表又回到原座位坐下,不再说话.人大代表看着材料说,是反映政府问题.递交完材料,正要下车,民警来了把我带到商业大厦保卫科,后在北京接我的肖局长来了,我诉说了我十七大上北京的经过,单位给我做矿工的情况,他哼了一句:"你快把饭碗打了",不问因果关系,晚上就对我进行行政拘留7天,并没收我的100多份上访材料.本月26日我哥张玉树找到了莱州公安局了解情况,答复我哥张玉树散发传单,扰乱社会秩序,行政拘留7天.(我大哥张玉树于十七大期间到了北京天安门,被莱州政府,公安局抓回,囚禁在莱州宾馆住了3天,22号晚放回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根据以上事实真相,我在没人拦阻的情况下,上了停放在路边的人大代表的车辆,在和谐中递交和接受上访材料也没人围观,对此需要说清楚的是递交上访材料,是对基层人大代表的信任,支持和拥护,目的是下情上达,因此对和谐递交和接受材料视为扰乱,无法无据.再说我并没有去会场,没有拦截去会场的车辆,没纠缠耽误代表开会,只是在没开车前暂用了一点点递交材料的时间,因此不存扰乱什么会场公共或者什么秩序!他们连生存的权利都不给我了,如果见人大代表是违法的话还有什么是合法的?他们妨碍我人权和民主权利,人身自由,连生存权都没有.

    

     如果有不详细的地方请您来电0535-2613009,手机13181632581

     山东莱州平里店镇石柱村

    

    

     张玉玺

    

尊重人权不受时间限制是人民共同责任

     回顾世界,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近几年伸张了正义,给予犹太人赔偿。韩国政府对日本绑架韩国公民,遭受原子弹爆炸死亡,请求日本政府赔偿。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日本高等法院也做出了判决,尊重人权不受时间的限制,予以赔偿。

     中国政府支持赴日民间诉讼代表团,向日本政府索赔,外交部对此有过声明,世界公知,说明中国政府涉外尊重人权,没有受时间限制。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内尊重人权,也不应该受时间的限制。

     我们一家人,出生在中国土地上,知道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政府也应该知道保护本国公民的重大意义。可是我们全家,是来自政府公安法院的暴力,恐怖,处罚,冤枉,事至今日,仍然没有来自政府的公正。说明政府没有关爱自己的百姓,在法律面前没有做到人人平等。

     在我们全案中,权大于法,权是万能。政府公安法院一些干部,有迫害百姓制造假案和逃避法律追究的职位,权利,势力和关系网,能利用法律打击报复,拟定合法手续,披上执法的外衣。同时能把迫害锁定成铁案或让案件成为历史。除此之外,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也没有改变世代相传的官官相护,对政府干部违法使用“政府集体研究的,不追究个人责任,政府承担责任”的法定书语予以袒护,保护其违法利益。对次,受害百姓不能抗力。因此,尊重人权,不时说给外国人听听,在国内尊重人权也不应该受时间限制。

     全案全部涉及政府公安法院,从地方政府到省委,公安厅,直至公安部,这么多的国家机关共同整完一家百姓,是惊世奇案。

     全案引起,是反映五五年到六四年多种性质不同的问题,特别反映了掖县人民检查院院长王延年,在六零年担任平里店公社书记期间,伙同我村党支部书记张天松,强迫一家人迁移旅大和造成迁移损失。六三年村支书张天松又指挥民兵,对我父亲绑打,拖打和拘谨,晚上鸣枪威吓,不让一家人殡葬祭奠和与爷爷遗体告别。为此,六四年我和母亲上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归宋元良处长,孙东坡科长处理。对此,掖县县委常委,平里店公社书记王树吉(后任县委副书记,书记,烟台公署副专员)在石柱村大会上,对中央控告诽谤说:“您不是爱看戏吗?我给您唱两段,比戏还好听,张作清老婆打官司打到国务院了,国务院叫去领她,她在国务院唱了两段,一段要杀郭主任(郭明山)的头,我想可不能,要杀头,先杀我的头,不该郭主任是。二段少一粒粮食也不行,不行还就是不给她,叫她打赢了官司,我不在平里店公社。”

     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控告,来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敌对仇视,王树吉也亲自挂帅迫害。从六六年开始,地方政府到公安部,逐级随同连续迫害一家人二十多年。上访四十年,全案涉及三百多人,书记,专员,厅局级干部都插了手,也引起中央办公厅冯文彬主任的关心和批示,省委白如冰书记向公安部和中办做了汇报,维持迫害我们一家人的结论。

     全案有成年人被戴坏分子帽子,收审拘留,强劳判刑:未成年人被少年管教。更为严重的是,残暴到没有人性,对胎儿,哺乳婴儿多次拘禁,出生不满六个月,强迫离开妈妈,除此之外,被政府多次押送收容所,山东信访局劳动教育所拘禁。同时伙同政府迫害的村干部,调到镇办,县办企业当领导,公社担任书记,更为严重的是我村团支部书记张振婷,调到烟台地委。

     一家十人被伤害,其中七人被处罚,承受了四十多起打人和流血事件,致死我父亲,致残我母亲,暴力破坏了我的婚姻家庭,残害哺乳期间的婴儿......弱小百姓难以抗力,曾经在家乡和监狱自杀,在北京跳中南海,在中南海自焚。

     公安部偏信地方政府的报告,对我和王秀英的婚姻没有保护,于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在公安部信访室,宣布对我们夫妻两人审查,押送到山东省公安厅,帮助支持了地方政府公安法院,暴力破坏了我的婚姻家庭,残害了哺乳期间的婴儿,同时批准对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的处罚,整完了我们一家三代人。

     八七年到九零年,公安部和地方政府,给一家人糊涂平反了,做了一些善后安排。对此,一家人没有接收撤消戴帽,强劳,少年管教的手续,也没接收改判判决,终审裁定宣布无罪的手续,同时不接收善后安排。从行动上,表示对决定,判决不同意。

     顺便陈述八七年四月十五日,因宣布无罪一案,不服掖县人民法院一九八七年掖法刑申字第一号判决书,上述烟台中级人民法院。

     在刑事上述状中,有三方面的请求:一.在政治方面。以冤案平反,没有不实之词,恢复我的历史本来面目,宣传破坏到哪里,名誉恢复到哪里,消除影响。同时把处理结果通知受株连的人。二.处理善后应彻底。妥善安置生活,发给冤狱费,并让王树吉,张振婷,苏善田,迟长聚和郭通书,曹守成为首的县工作组七人,以及打人凶手,诬陷分子赔偿给我们造成的直接损失;农转非,安排固定正式工作,对摧残患病应予治疗。三.重新复议公安机关以暴力强走我妻子王秀英,拆散破坏的婚姻家庭,残害不满六个月的哺乳婴儿和掖县法院强迫我离婚一案。

     烟台中院超出三个月的审理,对我没有询问,对请求中的一,二条关门裁定,说我以善后安排为由,要求过高,属于无理要求,维持掖县人民法院宣布无罪一案,对请求中的第三条,退回掖县人民法院重审。

     掖县人民法院原审判决主罪部分,说我从六六年以来,长期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到中央,省党政机关,为其坏分子母亲翻案,经上级核实后,该犯仍站在其母亲的反动立场上,到中央无理纠缠。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七年。

     掖县人民法院一九八七年 掖法刑申字第一号判决书,没有针对性,只说张玉树是正当申诉,在认定事实,定性,量刑上均属错误,笼统否定,撤消原审判决,宣布无罪。

     从六六年以来二十多年,父母因上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控告王延年,王树吉,被掖县人民委员会工作组栽赃陷害,戴上坏分子帽子。我也是到中央控告被判刑,原审判决就是确凿的证据。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妻子王秀英,又是到中央控告,被强劳,少年管教和收容审查,同时伴随对住宅人身搜查。

     全案有法律手续的迫害,还有没有法律手续的搜查住宅,监视居住,随便侵入住宅,多次拘禁,数次收容。把父母作为展览品,压到平里店和郑家村进行人身展览。指挥四十多人打人和流血事件,剥夺了我父亲的生命,剥夺了一家人的身体健康,剥夺了我们兄弟姊妹的青春,剥夺了弟弟妹妹的求学机会,剥夺了我们的生存和生活出路,剥夺了我的婚姻,破坏了婚姻家庭。

     在济南看守所,对我拷打,拖着脚镣,在审讯室里来回的走,走慢了就被踢倒,强迫签字,打着按手印,篡改和作废签上意见的审讯记录。在掖县看守所,被加带脚镣手铐,绑打,单间关押两年多。在莱西县北墅劳改支队负刑期间,无罪可认,写申诉,被送进不认罪的集训班,曾两次加带脚镣,一次禁闭。全中队大会批斗三次,中队小组会批斗没遍数。分配基建装卸工,拖着脚镣,上下汽车装卸石头,砖瓦水泥,谁能体会到是什么滋味?拒绝动员摘除脚镣,如果不冤屈,我宁愿带到刑期满。在负刑期间,我患有高血压,肠胃功能紊乱,胃下垂等疾病,被保外就医。

     张支队长在全支队大会上说:“赵贾平,吕宗奎是强判的,张玉树也是强判的,是山东省公安局逮捕的,小小的北墅劳改支队。敢管他的事吗?”宋队长在中队批斗大会上说:“山东省革委苏善田代表省公安局,宣布对我逮捕时说:‘根据你的态度,省公安厅反复研究,决定对你逮捕。’”

     二弟弟在文登泽头强劳所写申诉,不知道省公安厅改成省公安局了,材料被退回,附有批示说:“无此单位,故退回,如询问药方,纯属谣言”从此以后,强劳所对不服强劳,带背铐长年禁闭,向身上压石头,嘴上带口榴子,用扁担抬着二弟弟的手铐出收工。

     四十多次打人和流血事件,最短时间,在两个小时以上,最长时间,连续四天半五宿,。其中四次吊打,一次绑打。父亲无一幸免,母亲被拷打接近四十次。父亲曾经被双脚绑起来,吊在一个栓牛的杆子上,双手同样被绑起来,吊在另一个栓牛的杆子上,整天棍棒拷打和手打脚踢。母亲上访,下午回到家中,晚上被绑起来,倒挂吊在高杆上,动用棍棒,两个大门牙被打掉,一个被打断,全身是血,休克后,用凉水浇醒,仍在大街上。

     一人上访,拷打全家,冰天雪地无家园,乞讨上访,因乞讨被收容没有遍数。到中央上访途中,二弟弟,被潍坊抓回,在学校组织批斗,并开除学籍。我在德州被抓回,对我昼夜拷打,说告工作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押回家吃饭时我用刀自刎,大妹妹跳井自杀,被县委工作组说成是畏罪自杀。在北京跳中南海,在中南海自焚,被说成是过激行为。看看这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由多么充分,被迫害没法活下去的自杀,也是罪行。一家人,死也不行,活又难以活下去。

     以上笼统陈述,只是个专题。例如四十多次打人和流血事件,是综合四十多次打人的题目,没有逐一具体陈述内容。暴力破坏婚姻家庭,残害哺乳期间的婴儿,也是专题,没有从干涉婚姻自由,发展到暴力破坏婚姻家庭,残害胎儿,婴儿的具体内容。还有的们是陈述一个专题的一个片段或一点情节。例如在看守所被加带脚镣审讯被打,是刑讯逼供的一点点情节,没有具体刑讯逼供的内容。

     二十多年的劫难,四十年的上访危难,不是十天半月就能说清楚,也不是几十张纸就是概括全面。如果让事实再现,需要按伤害人数,时间顺序,对迫害依次陈述。公安部有我们一家人的大部分材料,也有专题材料。

     综上所述,我不是单独的刑事案件,如同全家一样,到中央控告干部违法,被打击报复,从原审判决上清晰可见,是全案的一部分。单纯从处罚上看,是申诉案件,因控告。被打击报复到处罚,不影响其性质,仍属于控告案件。

     这么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二十多年来,在中国一方国土动用了暴力,制造了恐怖,污染了社会正气,败坏了国家的声誉,削弱了共产党的形象,不是单一的违法,是对高效宪法的综合侵犯。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五四年到现在,对申诉,控告或者检举都有明文规定。八七年给一家人平反,是实施的八二年宪法。八二年宪法第四十一条(摘抄):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能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宪法四十一条规定了公民有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没有禁止到中央控告。因此,我们一家人上访中央,不但没罪行,而且也没有错误。

     二十多年,公开侮辱诽谤,全公社两次戴帽大会,一次全县公判,全县有线广播,阶级展览馆展览委派张振婷到各公社宣传演讲,与我们斗争的事迹......破坏名誉恨不能让全国都知道。平反时,没理由在大队几个人面前,偷偷地宣读判决和决定,应该公开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控告地方政府和政府违法干部违法,让百姓不能明白的是,逐级又随同连续迫害,这么多的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给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经济损失,没有理由要赖,应该追究政治法律和损害赔偿的责任。

     掖县法院刑二庭庭长于元政,说我的婚姻问题是民事,不归刑庭管,让我找民事庭,判决书上也没提到。对此我强调指出,对我的收审,拘留,逮捕,判刑,小弟弟的自焚,少年管教,都因我的婚姻引起,与暴力破坏婚姻家庭,残害哺乳期间的婴儿同时进行,判刑前,法院以我在押,不能与妻子生活在一起为由没,在看守所强逼我离婚,尽管判决书上没有提到,但事实上是全案的一部分,又与刑事密切相关,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案件,不能肢解。在纠正对我错处的同时,也应该纠正暴力破坏我的婚姻家庭。判决书上没提到的多了,是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的行为,一点点也没提到。就是这些判决书没提到的,更需要伸张正义。

     烟台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诉控告政府和政府干部违法,同样没有针对性,终审裁定“以善后安排为由”,指责我对政府干部的控告没道理,应该立案审查。对上诉请求的一二条,说是要求过高,属于无理要求,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形同虚设。对于请求的第三条,退回掖县人民法院重审。掖县法院至今也没重审。给一家人平反,是公安部的意见,暴力破坏婚姻家庭,残害哺乳婴儿,不单纯掖县政府公安法院有责任,关键涉及到省革委,省公安局的暴力,特别是公安部宣布审查,批准处罚造成,没公安部的意见,法院能重审吗?

     全案经过四次工作组或者专案组的调查,其中掖县人民委员会工作组对一家人到中央控告,残酷的打击报复,只有烟台专署专案组认真负责,但也受时间,委托调查范围的限制。以后的地革委工作组,省委专案组,只是应付走过场。

     二零零三年摸4,莱州市公安局,受公安部督察局,山东省公安厅吕厅长的委托,成立了第五次专案组,并负责逐级汇报,一直到公安部。

     专案组对逐级政府公安法院,对一家人的处罚,平反和善后安排,看看档案,与我们简单核对,最后只让我们提要求,不谈政府干部违法,也逐级做了汇报,直到了公安部。我只知道这些,公安机关,也只能让我知道这些。

     我和妻子王秀英,是公安部宣布审查,省革委代表省公安局逮捕的我。兄弟姊妹四人被处罚,也是公安部批准的。婚姻家庭被破坏,哺乳婴儿受到残害,是公安部宣布审查,省革委,公安厅和掖县政府公安法院暴力造成。对此,原本属于公安部处理的案件,于二零零三年末,又被推到莱州市公安局专案复查。地方公安局,复查本公安机关的问题,可以说的过去,就是复查本级政府和法院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难度,何必要复查上级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问题,这是一个高难度问题。如果在国外,一个地方法院,可以审判总统,在我们国家,莱州公安局,能对这么多的上级调查吗?把属于公安部处理的案件推到地方,说明公安部督察局也不会自己管自己,不会认真彻底纠正公安部的错误,纠正还是不纠正,都会给地方公安机关树立个榜样。

     掖县政府,从六六年以来,二十多年,对百姓到中央控告,残酷迫害,同时作假汇报,把省委,公安厅,公安部都拉下了水.这么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四十年来,给一家百姓造成严重后果和惨重损失,不但没有赔偿,而且连生活和工作都不能好好安排.对此,还能算是个进步和负责任的政府吗?

     八七年.九零年,莱州政府两次做出打发乞丐的善后安排决定,至今我们没有同意。九二年,中办国办信访局任处长答复,对政府干部违法,允许继续控告,对善后安排,出现新问题,特别对工作安排, 不适应身体,不能维持家庭生活,允许向政府反映。我们为了摆脱政府长期给一家人造成的危难,停止乞讨流浪,安定家庭,准备接收九零年善后安排决定,不是同意这个决定。因此,同年八月十六日写了,有保留,有条件接收九零年的善后安排材料,交给中办国办信访局曹科长(女)。几天后,曹科长又让我书写与八月十六日同样的材料,交给公安部,莱州市委各一份,得到公安部和莱州市委的认可,九三年开始实施九零年的善后安排决定。

     现在再看看《中共掖县县委办公室文件》掖办发『1987』第4号,对我们兄弟三人负刑期间(摘抄):每年给予壹佰元的补偿,考虑到物价增长,不扣除负刑期间的生活费。对此百姓啼笑皆非,掖县县委让我们占了物价增长的便宜,如果物价没有增长,补偿的钱不足扣除负刑期间的生活费,我兄弟三人,不但白白负刑,而且还要倒找钱给政府公安法院。

     4号文件,对我三弟妹杨丹丹“如属非农业户口,按国家户口管理规定,同意由外地迁来掖县,工作问题按待业青年对待”。九三年。莱州政府和莱州公安局,让先把户口迁到莱州,安排了工作,再迁出。我们同意了,可万万没想到,户口迁到莱州,工作至今也没有安排。对此政府借口,说我们不开待业证明,把责任推到了我们身上。掖县4号文件,明明写着按待业青年对待,怎么还要开待业证明?

     平反后,为了缓和政府与一家人的敌对和仇视,依靠莱州政府十年,相信莱州政府根据案件,能实事求是,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和工作。可是让百姓失望的是,唬弄一家人,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把没安排好工作的责任,都推到受害百姓身上,偷偷记录在安排档案上。

     只从国家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二零零二年,我和二弟弟去过省委,莱州信访局拦截接谈。回莱州后,让我写申请,我也写了申请,最后说我们已经超过了最低生活保障线。二零零三年,在公安部信访室,莱州信访局拦截接谈,说来京前商量过,对生活困难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孩子患病给予社会救助。二零零四年,在国家信访局胡同,莱州信访局拦截,在公安部莱州公安局拦截接谈,都说过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只说不做。

     全中国有困难的公民,只要符合政策规定的标准,都会有最低生活保障,患病得到社会救助。我们一家,是政府造成的危难,是政府敌对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遗弃的公民,应该被侵害,不该有所要求。只有放弃控告,或许给予政策规定的待遇。如同九零年,掖县打发乞丐的善后安排,还必须写出终止上访保证书,放弃对政府违法干部的控告,才安排生活,安排工作。

     以前到北京上访,中央信访机关都会亲自接谈,处长也不例外。我是公安部宣布审查,批准处罚的,负刑结束后,公安部也一直亲自接谈,而且经过很多处长接谈。可是近几年,公安部信访接待室,大改革,大变化,胡同里停放了很多地方政府公安法院的轿车警车,等待上访人员。虽然还挂着信访接待的牌子,但是只接待地方公安,不接谈上访人员。全凭地方公安机关登记接谈,在信访登记室门里门外,胡同里劝拦截或者强制遣回劫回地方,就算完成了任务。唬弄一次算一次,下次再来北京,再拦截,再唬弄,成为折腾百姓的公式,误导了地方信访同样不办案,逐级类推。花的是国家的钱,损失的是上访的百姓。

     七四年前,我们兄弟姊妹上访公安部,次次被接谈,就是这样的次次被接谈,公安部还偏信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汇报,宣布对我和王秀英的审查,批准对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的处罚。我不相信,公安部现在不接谈上访人员,特别也不接谈属于公安部处理范围的案件,就不会出现偏差?信访机关不接谈上访人员,脱离了百姓,不会明了地方信访的作为,导致偏听偏信,失去信访存在的意义。这些作为,原本就是偏差。宪法没有禁止上访中央,可是这些行为,与禁止上访中央有什么不同?就单纯这一点点,说明上访有多么艰难?在我们国家,只知道抓个小偷或者抢劫犯,是维护法律,却不知道上访虽然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维护法律,有谁知道这种维护法律的危难,付出的代价,甚至都不能珍惜生命。

     给我们一家人平反时,公安部和地方四级政府公安法院,对我请求立案审查干部违法,说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冯文彬主任,对待文革期间的案件,宜粗不宜细的指示精神,不做过细的调查。造成错处,是政府集体研究的,不追究个人责任,政府承担责任”。

     这些国家机关和国家国家工作人员,在石柱村和周边邻村百姓面前公开打击报复,策划栽赃陷害,拷打逼供,指挥四十多次打人和流血事件,致死我父亲,致残我母亲,暴力迫害婚姻家庭,残害婴儿等等,这些在案发的当时,现在,将来和世界各国,都属于违法,对此,政府就可以集体研究这么残害百姓吗?

     平反时,从中央到地方,说是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参军入党,没有影响,可是近几年地方政府,又说是过激行为被处罚,现在有过激行为还是处罚,百姓不能明白的是,一家人被迫害没法活下去,在家乡和监狱里自杀,是畏罪自杀,到中央控告,跳中南海,在中南海自焚,说是过激行为,可是这些国家机关干部,不但过激的残害百姓,而且对高效宪法综合侵犯,从公安部到地方政府公安法院,这么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一家人的控告,没完没了,立案审查和残害二十多年,就是不立案审查政府干部违法,老是把责任推到受害百姓身上,让应该承担责任的违法干部,不承担丁点责任,让没有责任的受害百姓承担责任.

     平反后十年,政府没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和工作,责任又推到我们身上,究竟让受害百姓还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还有完有了吗?因此,不追究政府干部犯法,就不会还我们清白,就不清楚政府干部违法,给一家人造成的严重后果.还需要说清楚,迫害造成的严重后果促使无法生活,不能活下去,感觉人生到了尽头,不能再珍惜生命时,管他过激不过激,无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罪可以坐牢,无罪因为可以坐牢,只有对受害百姓捕杀干净,才是制止控告的结束.

     冯文彬主任的指示精神,是在查清主要事实的基础上,宜粗不宜细,并没有不让查处这些案件,更不会草菅人命,对此我不明白的是从中央机关到地方政府借口宜粗不宜细,案件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摆脱责任,袒护违法干部,保护违法利益上下花了这了大的工夫,却不能主持公正,伸张正义,尊重人权,对此,受害百姓严重指出,案件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不是我们的责任,是这些国家机关干部违法,又逃避法律追究的职位,权利,势力和关系网,再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真正成为历史,受害的中国公民,间隔几十年,首次提出得到国家支持,说明中国政府在涉外上,尊重了本国公民的人权不受时间限制,在国内涉及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也应该在尊重人权的方面不受时间的限制.

     综上所述,政府究竟为谁承担责任?怎样承担的责任?铁的事实证明,政府是为国家机关开脱责任,替国家工作人员违法承担了袒护和保护违法利益,让违法的村干部受益的责任.这么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 ,给一家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惨重损失,并没有承担责任.给一家人造成的危难,都不能妥善安排生活和工作,还谈的上承担责任吗?

     最后需要说清楚,政府从来没考虑我们的要求,没必要走形式,老让我们提要求.对此轮不到我们一家人选择,都是政府公安法院说了算.世界上没有不要法的国家,中国也不例外,如果政府还能顾全宪法和法律法规,就应该正视事实,依法处理全案.

     此致

    敬礼

    

    

    

     张玉树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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