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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老弟!——也谈“下跪的自由”/张成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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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模仿《站起来,大伯!》,那是上一世纪8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一首诗,作者杨牧,新疆石河子地区专业创作员,90年代调任四川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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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该诗缘自一个真实的故事:1949年中共“开国大典”举行之际,一位沧桑满脸的老农民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央,突然面向城楼上高悬的巨幅毛像下跪。在场执勤的一个解放军年轻战士见状,立刻上前搀扶,一面柔声劝说道:“站起来,大伯!”
    
     记忆中,这首诗发表于大陆最权威的《诗刊》,且列于该期篇首。盖当时高层正致力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清除对毛的个人崇拜。说实在的,我似乎并没有从头到尾拜读,但诗题却铭刻于脑海中。所以,前天在网上读了《下跪的自由》一文后,当即联想起将近30年前的这件往事。
    
     诚如该文所言:“下跪的‘自由’不是自由,用自由来为下跪辩护,是对自由的侮辱和背叛。”“按照‘正派社会’的理论,一个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如果受到侵犯和羞辱,即便受害者本人并没有感觉到,社会也有理由感觉受到了侵犯和羞辱。看起来没有伤害他人、完全出于自愿的跪拜行为,与我们所说的自由完全背道而驰。”这些无疑都是不刊之论!
    
     在此,笔者只想补充一点相关的历史发展之事实,聊作狗尾续貂。
    
     我中华泱泱大国,许多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源远流长。下跪即其中之一。尽管俗语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昂藏七尺的铮铮铁汉,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卑躬屈膝,“纳头便拜”,以示敬意,却属司空见惯。试看《水浒》英雄,108位好汉,无论最高层的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中层的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低层的鼓上蚤时迁、锦毛犬段景住,见面礼几乎无不是:“推金山,倒玉柱”,下跪。虽有同时互相对跪,但更多的是一方主动,尤以“宋公明哥哥”为最。你可以讲宋此举,无非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或曰“作秀”。但其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不能不耐人寻味。
    
     有关跪拜礼节之来龙去脉,大概可以写成一部专著。此非区区之所能为。仅谈谈下跪之陆续消失,似乎应归因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大力倡导的思想启蒙。窃以为,此乃孙先生易风俗而正人心之一大贡献,其意义决不能低估。
    
     诚然,由于缺乏军事实力等种种原因,孙先生发动“国民革命”的目标未竟全功。对此,去年大陆某学者曾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演讲中,将之与袁世凯作比较,谓袁清末推行新政、兴办实业、建立警察等均有成效,而孙则一事无成。其论点固不无事实根据,但倘超越现实功利而着眼于思想信仰,则孙先生在形而上方面,创立三民主义,宣传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令国人震聋发聩,开始与国际接轨,绝对是功不可没。
    
     这里面,就包括废除跪拜旧习,见面实行互相鞠躬,彼此握手为礼。无论地位高下尊卑,党内互称“同志”,社会上互称“先生”。不再像《红楼梦》里似的,下人称主人为“爷”、“太太”、“小姐”,自称“奴才”、“奴婢”。
    
     尤其要提到的是,孙先生自己一直坚持以身作则,不搞丝毫特殊。因此感人至深,影响更大。遗嘱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上述礼节、称呼等的改革,是人格平等的体现,也是个人自由所攸关。如果说,辛亥革命公认的最大成就是推翻了清朝皇帝,那么,此后无论谁在中国要公然做“皇帝”,要底下的人行三跪九叩之礼,便必然处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境地,从而顷刻彻底崩溃。袁世凯即是例证。
    
     孙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继位。他在30年代前期全力剿共以求国家稳定之余,也曾推行“新生活运动”,以智、仁、勇、礼、义、廉、耻为伦理,扫除社会恶习。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功效不彰,但目标是与孙中山先生求自由平等相一致的。
    
     不过,无可讳言,皇权专制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跪拜之类风习长时期以来一直难以根除。尤其是若干具帮会色彩的社团,更是习以为常,世代相传,积重难返。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对毛的顶礼膜拜臻于极致,标榜“横扫四旧”的文革期间,与敬神仪式无异的“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以及一度流行的男女老少大跳“忠字舞”,将毛捧到比以往历代皇帝都无以伦比的高度。人们手持“红宝书”,面向毛的巨幅画像,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际,虽然没有行三跪九叩之礼,实际上大陆亿万民众全都在其淫威下屈膝低头,于是,尽管中共建政之后跪拜已很少出现于公众场合,但人们的潜意识中反而并不将之与一己尊严相联系,某种情况下甚至对此完全麻木了,根本无所谓。
    
     这里有个例子,见之于李志绥的《回忆录》。他讲到:1966年11月10日,毛要检阅250多万红卫兵,周恩来建议毛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把地图在地毯上摊开,然后“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对此,毕业于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李志绥很不以为然。他写道: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出版,1994年,491页)
    
     40多年过去了,大陆经济突飞猛进。然而人们的思想在许多地方一仍其旧。此次季羡林教授和赵本山收徒,跪拜之礼堂而皇之,电视传媒隆重其事加以报导。充分说明精神面貌的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真是谈何容易!
    
     或者有的港人并不在意这跪拜仪式,会认为无须大惊小怪。因为本地社团向来如此,也不觉得对社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殊不知中港文化背景大有差异。一国两制,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可以五十年不变,这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规定。但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上与皇权专制势同冰炭。跪拜这一套不管怎么说都和社会主义无法相容。何况北大副校长、德高望重的季羡林教授并非某个社团的“大佬”;身为著名演员的赵本山,应该也不属于某某堂口的管事者。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你情我愿,私下举行这种跪拜仪式也会为人诟病,广为宣扬招摇若此就更加不妥了。
    
     在此,谨以虚长几岁的一介香港同胞之身份,向那位虔诚地下跪的复旦大学教授,以及行礼如仪的赵本山一众新门徒诚挚地说一句:
    
     站起来,老弟!
    
     (08-2-20)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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