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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土地改革记实(二)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1日 来稿)
    自由圣火首发
    
     (博讯 boxun.com)

    
     清溪碧波绕竹院,小桥流水湾。鸡鸣犬吠,花香十里,暮云处,村姑唱晚。地沃土肥生金果,夏凉冬有暖。谷穗拦道,麦苗障目,画中画,成都平原。
    
     我爱成都,成都是我放乡!成都北面驷马桥乡是川陕道的起点。驷马乡缘于驷马桥,驷马桥始于西汉司马相如赴京求官,与才女卓文君别离时留下的誓言:“如不高车驷马,决不过此桥”
    
     驷马鄉距成都北大门约五华里,是座石拱桥,现已不存在,掩盖于高楼大厦之中。当年它是川陕大道枢纽,来往车辆均由经此桥,从早至晚响着鞭捎的、载运棉花和粮食的骡車,以及“咯吱咯吱”推货的鸡公车,偶尔也有一二辆鸣着喇叭的卡车,扬起片片尘灰呼啸而过。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店铺,其中茶房、旅店、饭馆居多,便于南来北往的客人休息下塌。大概这儿距成都很近,故不赶场。全乡除街村外还有十八个自然村,土改团团部设在石桥左边一个紳粮(指有钱人)的院子里。此时乡农会已成为“看守政府”再没没有什么权力,仅给农民开开什么证明而矣。
    
    我们来后,它就搬到街村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办公,可怜兮兮,冷冷落落,乡长、武装队长、文书,都是待审人员,去留与否要等土改结束,新成立的政府而定。这是既定的方针政策,新的运动不用老的运动留下的人,近似一朝天子一朝臣。
    
     土改工作团长叫李捷,成都市三区的区长,山西人,抗日时期打游击的干部,是个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和上进的干部。他个儿细长瘦高,走路习惯性地曲着背,对人和霭,不发脾气,腰上插只不足拳头大的美式白朗宁小手枪。
    
     团部下设两个中心大组,各管九个村的土改工作组。李捷对我有点偏爱我,不知是我年纪小还是出身成份好的原因,他常向我说:“我参加革命和你一般大,还没有扛的步枪高。”所以一去报到,就指定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
    
     双水碾村位于川(四川)陕“陕西”道和成“成都”彭(彭县)道之间,深藏在翠竹绿水环绕的田畴之中。村子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很大的碾房,碾房被一条石板路一分为二:一边碾米磨面,一边榨油压枯。那両条奔腾不息的河水,从远远的西边直奔而下,冲着碾房昼亱发出轰鸣声,似有万马千军厮杀,“咣啷,咣啷”的碾砣声不绝于耳。碾房老板姓李,为人厚道谦和,生意上十分讲诚信,故这里碾出的米又白又净,榨出的油又黄又澄,好得不得了,深为四鄉八里的人称赞。
    
     对着碾房有六七间瓦屋,北头三间是么店子,终日售酒卖茶,人来人去显出静中的热闹。村农会的办公室正对着榨油房的石桥边上。那奔流不息卷着浪花,发着狂吼一泻千里的清清河水,流经驷马桥,再汇集上千百条小溪,倾入九远桥下的沱江,然后汇入滚滚长江之中。
    
     村农会办公室正面的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像下摆放着木桌长凳,每天都有几名男女武装扛着步枪在这里值斑放哨,有时也去村里各处巡逻,如发现陌生人或认为有嫌疑的人,就要进行盘问和查看路条,以防地主和阶级敌人外逃。。
    
     我们工作组驻扎在钟家大院子,这是座百年老院子,青砖灰瓦黑木柱,一看就知是书香大户人家。红漆大门的院子前,有上马磴下马石,三重院门的门楣上,都挂有金字匾额和楹联,巍峩雄踞,一派昔日风光。
    
     院子主人姓钟,弟兄三人,各住一座大院。我们来前村农会早已把他们撵在最后一座院子里,一、二重院子全归了土改工作组使用。钟家三弟兄无论老小男女,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总是低着头,不敢正面嘘视,就像监狱里的犯人看到狱警一样,只差没喊报告。
    
     他家种着百多亩上等的田地,雇着两个一老一壮的长工。老的叫郭师,壮的叫马师。郭师一见着我们就回避,背地向人说:“怎么能去分有钱人家的田地,那是人家出汗出力挣来的呀!我帮了他们家几十年,没骂过我,也没克扣过我一年一担(十斗米计量,约合三百斤)六斗米的工钱,我为啥去闹?下辈子会遭报应的。”
    
     马师和他恰恰相反,经常找着我们反映情况,说钟家三兄弟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恶,不给他吃好吃饱,年底还扣他的工钱,应该好好斗一斗。后来有人私下向我们说,马师经常去么店子里掷骰子、玩牌九,还去嫖女人,知道他德性的都不请他,钟家弟兄看他找不到事,两年前才请了他。没想到现在却恩将仇报,老是说别人坏话。
    
     看来农村也是个复杂天地,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也有人干,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贫雇农的马师当然是我仍的依靠对象。
    
     钟家大院既是工作组的办公地方,也是土改团中心工作组的指挥部。中心工作组相当于一个工作队,管着四个村的土改工作有点权力。组长叫文理阳,市长米建书的秘书,一个很历害的女强人。她行事果断,处理问题刚强,说话时从不准许人插嘴,大家有点怕,背地里叫她“文主覌”。
    
     村工作组加中心组有近十二个人,设有伙食团,雇有炊事员。炊食员叫夏得海,一个国民党的老兵,会煮饭,会作菜,会讲笑话,文理阳叫我兼伙食团长,采购代管账。
    
     一天,坐在起吃饭,他忽然长长叹息一声,文理阳关心地问:怎么啦?他说:“快憋死我了。我‘下得海’,‘下得海’,成都平原没海只有河,要不,我早捉条鲨鱼给你们熬汤了。”大家哈哈大笑,文理阳却反感,说他油腔滑调,哗众取宠,对他不放心,叫我暗地监视他,防投毒做坏事。我心想,有这么严重吗?但不敢掉以轻心,常常呆在厨房看动静。
    
     由于工作组和中心指挥组在一起,我又身兼伙食团长,双水碾村土改工作决定权,实际领导权在大组长文理阳手里,我仅是个“聋子的耳朵—摆式”。不过文大组长我很器重,经常差我去团部领送材料,还专门给我一只“可尔特”手枪防身,总是“黄牛”前“黄牛”后地叫个不停。
    
     我们每天上午汇报研究工作,午饭后下村访穷问苦,发动群众,收集地主分子和反动分子材料。农民不叫我们名字,统称工作队。我们工作组有三个人,一个叫杜斌老区老的,一口山西话,土得掉渣,大家叫他杜老陕。另一个是罗的女同志,长得矮矮小小,说话尖声尖气,剪个男孩的矮头,我叫她罗么姑。她很不高兴,骂我是条笨牛。我说,我是条笨牛,纵碰上母牛也下不了崽。气得她向文理阳告状,说我流氓。文坦护我说:一句笑话就认真了,真小气!
    
     土改队男男女女,均是清一色四个篼的灰制服,灰布帽,元宝胶鞋,女同志要不是胸前鼓有包鼓,定分不出男女。
    
     土改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第二阶段,划分成份,分清敌我;第三阶段,斗争地主,没收财产;第四阶段,查田评产,分田到户。
    
     斗争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还在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钟家三弟兄就多次找到中心工作组长文理阳要交田契、房屋,表示向农民弟兄请罪。文大组长立着眉毛,大声呵斥道:“你们耍什么花样?,没那么便宜就过关。农民弟兄还得开你们的斗争会,评你们是不是守法地主。不守法,还得赔退哩!”
    
     钟家三弟兄吓得浑身发抖,不断低声下气说:“我们有罪,我们有罪,请工作队宽大。”
    
     就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分子,纵纵乖乖地交出田产也不行,必须要挨斗争,必须要触及灵魂。凡开斗争会,地主没有不下跪、不挨打、不受捆的,不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土改”,工作组立场有问题,自然一顿暴打在等待着钟家兄弟。
    
     我每天办完伙食,向夏德海安排好生活后,便下村串户了解情况。去前先到到双水碾村农会办公室坐一坐,了解了解情况。我一去他(她)们便要和我聊天,或背着枪陪我下户,说保护工作队是他们的任务。下到村里,无论任何一家农户都十分热情,送茶、打水,有的还煮荷包蛋,你若不吃,他们便拿话激你:“工作队,我们又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呀!毛主席派你们来帮我翻身,我们真心诚意煮碗鸡蛋都不吃,难道有毒药么?”
    
     我们只好笑着推谢,说:“这是纪律,土改队不能拿农民一针一线。”
    
     他们听后不依不铙说:“这不是针线是鸡蛋,违反了纪律我们说去。”
    
     面对如此盛情,我真拗不过,有时只好吃。
    
     下村送我的多是武装班长蓝秀琼。她家是贫农,又是军属,年铃和我一般大。她满头浓密的黑发,分扎成两条小辫子,辫稍上还系一对红蝴蝶结,老是不停地在胸前脑后飞去飞来。她有圆盘脸,一双水汪汪的眼晴,胸脯高高,显示出少女成熟的美。她总是紧跟在我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切,生怕有人对我下黑手。时间长了,难免不搭讪,只我一看她就脸红,立即把视线避开,惟恐碰上我的眼晴。
    
     一次,她十分感慨地说:“黄工作队,我真羡慕你,这么小就参加革命了,将来一定是个官。”
    
     我笑道:“儍姑娘,我们共产党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讲做官挣钱。”
    
     她愣了半天,想了想望看我问:“我儍吗?”
    
     我不好意思笑了,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也回头看她半天,从牙缝里冒出文不对题的应答:“挺漂亮!”
    
     她哦了声,一抹鲜艳的红晕窜到了耳根。
    
     在青龙乡回龙寺村有“百灵鸟”教青年农民唱歌跳舞,在双水碾村工作组其它两人都是比我还土的土包子。杜老陕粗嗓门,硬腰杆,吃橘子连皮吞的角色,甚至看电影不知把立着的椅板放平,还说“电影好看,就是椅子难坐”。先初大家不明白,后来闹清楚了,整整让人笑了三天。罗么姑左喉咙,又扭妮,出不了众,成天吱吱喳喳像只麻雀,没说唱歌,听说话也得塞住耳,不然吃不下飯。于是教歌教舞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不过蓝秀琼最乐意帮助我,更喜欢拉着我的手跳“二呀二郎山”的集体舞。
    
     这些时候,我心中既惬意又迷茫,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一天她送她下村,见四处无人,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热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叫她给我的。弄得我要不是,拒不是,心里老犯嘀咕。第二天汇报工作,发现文理阳大组长老是看着我笑,我紧张极了,心想这下完了,肯定她知道了,这可是严重违犯了纪律,不记过也得挨批,定说我乱搞男女关系。
    
     土改纪律极严格,决不允许任何人与农民有私人关係,特别是男女交往。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找到文理阳说:“大组长,我犯错误了。”
    
     她莫明其妙地看着我,愣愣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本想说我和村武装班长蓝秀琼有男女关系,到口的话却变成了“两个熟鸡蛋”。
    
     她听后哈哈大笑,笑得眼眶呛出泪水,说:“黄牛,你真有趣,热鸡就吃呗!”
    
     但没有想到五年后,我被划成右派分子,在省市委召开的千多人揭发批判我的斗争会上,她却义愤填膺地说:“黄泽荣,晓枫,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还在一位女同志面前耍流氓(指罗么娘事)可恨不可恨?”
    
     弄得我哭笑不得,有口说不清。其实我和蓝秀琼两情相悦的发展并不在土改,而是我回到机关以后的事情。1952年成都市组建公共汽车公司需要售票员,因她合乎招工条件,我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职权,把她介绍了去,但后来条件发生变化,有比她更漂亮的姑娘闯入我的视线,我们仅仅成为一般的友谊,不过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纯贞与憨厚。
    
     在土改工作进入到划成分阶段,我和“文主观”发生了意见分歧。她指示我一定要把碾房李老板定为地主,还要组织群众斗争。我说,他家虽有钱,土地不多,是工商产,如斗争过火了一点。因为,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调查李的劣行,连一颗芝麻也抓不出。
    
     她却批评我“思想右倾,立场有问题”我不服,说她“太主观,逼着牯牛下儿”。于是,矛盾闹到团部去。李捷团长解决的办法,第二天调我回团部,负责成渝铁路修建的折迁工作。
    
     驷马乡几个村都在成渝鉄路占地范围内,特别是街村要修交叉道,需得拆不少民房。工作务任重,时间紧迫,李捷区长不知为什么觉得我能胜任此一工,借此把我留在了他的身边。
    
     占地拆房动员搬迁,是一项新的工作。那时共产党做任何事没有强迫命令,以民为本,坚持说服,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老百姓讲清道理,哪象现在的干部趾高气场,一骂三瞪眼,又吃回扣又贪污,不搬家用推土机推!,你敢反抗老子有防暴队,用皮带打,电捧揍,再不然抓到监獄关起来再说。所以老百姓说,共产党的官儿,哪在为人民服务?全在为自巳造金窝!变味了,早早地变味了。
    
     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占地拆迁的五百多户人家逐个征求意见,有什么要求和打算。老百姓真好,人人支持修筑成渝铁路,纷纷表态配合政府工作。我还叫他们唱:
    
     “成呀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欵又拉夫,人民血汗化流水,不见铁路只听哭。共产党,好领导,立即动工把路铺!軍民合力修铁路,火车奔跑笑呼呼……”
    
     仅管折迁任务大,时间紧,我是工作组长又是组员,唯一助手是筑路指挥部一个技术员,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学生哥,什么不懂只会丈地。确定赔偿经额是我。发钱记账也是我,,成天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忙完工作,夜里李捷团长还要我学习文化,有时还背着卡宾枪送他下村检查工作,当义务警工员。他总是一路走,一路向我讲革命理:“黄牛呀!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啊!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就要靠笔杆子了。你懂不懂,坐天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你对党忠心耿耿,工作能力也不错,立场又坚定,但还不能象潘清雍、袁忠智那样独当一面。尽管他们出身不如你,但他们是大学生,搞建设就需要大学生。”
    
     他说的潘清雍、袁忠智,和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一是川大学生,一是华西大学学生,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很受他的器重。现在两人一个是红花村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团部秘书。由于李捷区长对我器重,两人对我挺不错,像大哥哥对待小弟弟。这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中心工作组所在的双水碾村,原来觉得我文化低挑不起担子,实际让文理阳领导那里工作。于是,我决定学习文化,赶上潘清雍、袁忠智。自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拼命看书写字,不浪费丁点时光。一次,我在油灯下看书到深亱,被他发现,忍不住笑着夸我一句:“黄牛呀,不錯,现在正是你人生发奋的时候。记住‘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一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人,不能受到党的重用!”
    
     成渝铁路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时间,筑路大军就开到占地的村子,任务迫着人跑得翻脚板。拆房搬家,首先从街村开始,事前得搞清楚,拆多大面积的房、是木结构还是砖砌房?不仅要祘出补助金额,还要为他们找到搬迁的房子,不敢半点马乎,干得特欢。李捷区长几次要给我调一个人来,都为我婉言拒绝。
    
     我说:“李团长,你不是说为革命要勇挑重担吗?现在我能挑,何必多占一个人呢?”
    
     他听后点点头,高兴兴地说:“这也好,更能锻炼你。”
    
     那天我坐镇现场指挥老百姓折房搬家,干到晚上十点才回团部,累得浑身没丝力气,仍点亮煤油灯看书,不会儿竟然睡着了。八月的天空老爷的脸,说变就变。不一会儿云黯凤起,大雨倾盆。在迷迷糊糊中,似乎听得有人在叫我:“黄工作队,黄工作队,不得了,房子垮了,周裱禙一家埋在墙下了……”
    
     我一惊,慌忙跳下床,抓起斗笠蓑衣,拉起叫我街村农会周主席,没命地向出亊地点跑去。
    
     此时,天黑不见五指,风刮得尘土狂飞,豆大伪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原来是他家那堵封火墙因紧邻的房屋被拆去,它便孤立无援地裸露在风雨中,又因封火墙是泥坯垒砌的,被雨水一泡,大风一刮,就轰然坍塌了,把熟睡中的周裱禙夫妇深深埋在地下。此时我全身没个干的地方,雨水顺着下巴流,屏住呼吸听去,只听得从泥土的隙缝中发出一种求救的微弱呼喊:“救命呀!救命呀!”
    
     “救人,救命”无声的命令!争分夺刻不容缓。
    
     此时若再去组织人或有半点怯懦犹疑,都是对人命的不负责任不关心,也是良心上的犯罪。我立即扑上前,蹲下身,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用双手扒抓泥土。
    
     街村农会周主席在旁提醒我:“黄工作队,太危险了,封火墻还在坍塌啊!”未待我回荅,又一堵封火墙坍了下来,所幸距我不远,未伤着。
    
     我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深深打动了围观群众,他们迅速挤身上前,也用双手扒抓泥土。人多力量大,大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埋在泥土下的周裱褙铺夫妇,扒了出来。但他们一身是伤,多处骨折,人已经昏迷过去。我当机立断:“赶快送医院抡救。”我和七八个群众,临时找来两付滑竿,轻轻地把夫妇両人放上去,抬起就往成都市青龙街省医院旋风似地跑。
    
     街上没个人影,静得来只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板声。即到了省医院送到急诊室,经医生检查,须立即开刀抢救。但开刀需要有亲人签字。哪有亲人?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签字人的关系上填上“儿子”二字。医生看着抢救单上的签字,又注目地望我一眼,喃喃地说:“儿子,你是他们儿子?”
    
     我点着头,道:“对,我是他们儿子!”
    
     周裱禙夫妇两人保住了性命,我十个指头有八个没指甲盖了,充血红肿像萝卜头,整整疼我了半个多月。李捷区长知道后心疼地批评我说:“黄牛,怎么不叫团里同志?下次可不行啊。”我笑笑,不好意思道:“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造成的事故。”
    
     他拍拍我的肩头,深深地动了情感,說:“不错,小小年纪敢一肩挑责任。”
    
     我在土改团部是个招人喜欢的小孩,见事做事,喜欢做事,知道我绰号的叫我“黄牛”,不知道我绰号的叫我“小鬼”,有些女同志还叫我“小弟弟”。我不知道什么叫愁?什么叫忧?快活得象只小麻雀,纯洁得象块白玉。我一个心思在革命上,在工作上,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记得当朝鲜战场传来黄继光以胸口堵住美国大兵的机枪,光荣牺牲的消息时,我几个亱晚不成眠,多次向李捷团长提出“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为黄继光报仇”的请求,请组织批准。李捷团长批评道:“黄牛,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需要。现土改工作需要你,你就一心一意搞好土改工作。上朝鲜打美国鬼子想法好,但当前革命不需要你這样做,你报仇的决心就是搞好现在的工作!”我只能服从。
    
     征地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土地改革也进入尾声分田分地分财产的阶段。为了让农民放心分到的土地,不被地主再夺走,在這个时候要召开公审大会,杀一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以资“庆祝土地还家”的胜利。
    
     那时杀人很简单,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只要土改团团长点个头就行了。布告也是手写的,只需识字人当众念一遍,便把杀的人挿上死标,拉出去毙了就是。在召开公审大会前一周,李捷团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上门极秘密地说:“黄牛,给你一个特别任务,从现在搬去和看守犯人的武装住在一起,一天要去仓里查看几遍,决不准许跑掉一人,如出了问题我会处罚你。”
    
     不用问,他的谈话意味着什么?
    
     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的阶段,各村都要召开几次斗争大会,每次斗争大会都要抓几个人,不是恶霸地主便是反革命,以及会道门头目、保长、甲长等。驷马鄉一共抓了三十几人,加大“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遗留下来未决犯人共有五十多人,全关押在距团部不远的几个谷仓里,一日三餐均由家里人送。看守他们的是各村派来的武装(民兵)。那时人特老实,不知道逃跑,如想逃跑易如反掌,那关人的谷仓用拳头就能打开一个洞,可他们不跑,一天老老实实地等死。
    
     我去了后,立即召集武装开会,把李捷团长压我头上的任务转压到他们身上,說:“为了庆祝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从现在起,对关押的犯人要加强看管,这是革命任务!要做到仓里飞不出一只蚊子,爬不进一只蚂蚁。”
    
     武装全是贫下中农子弟,拥护党拥护革命的坚定分子。我是工队,虽然年龄比他们小,却是党派来的,敢不服从!大家异同声应着:“请黄土作队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话虽如此,我不敢掉以轻心,白天晚上提着枪不停地查看巡示,以防万一。听说在“四大运动”中,就因为不注意防范,枪毙人的头天晚上,有个反革命分子听到风声,竟开了小差跑掉了,至今还没有抓回来。如果這些人放在今天,判两三年徒刑可能都不够条件,那时为了“革命需要”,他们只能作“替死鬼”。应了老百姓一句話,“阎王呌尔三更死,怎能留你到五更。”
    
     在公审大会三天前,我才知道他们中有四个人要枪毙:一个姓刘的棒老二(即土匪),解放前多次拉过“肥猪”(即绑架),1950年又参加叛乱;一个姓李的袍哥大爷(哥老会头目),是驷马桥鄉的舵把子,很吃得开,并无什么血债,但民愤大;一个姓何的恶霸地主,天生怪脾气,解放前逼死过佃户;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人,在1950年3月参加过土匪暴乱,打死两个解放军,后混入新津机场当防空兵,新近才被抓回来。
    
     公审大会会场设在场背后,一块收罢庄稼的田坝里,主席台是用十五张方桌搭成的,左、右、后面三方,用晒垫遮盖住,前方上首挂有一条红布长幅,上面写着“驷马乡群众公审大会”七个大字。
    
     公审会由土改团秘书袁忠智主持,李捷团长讲话之后,叫带犯人。区公安局小队,押着一溜被关押的人犯,五花大绑走进会场。每个犯人胸前掛有一块纸牌,写着各自名字,名字上用红笔划了XX。当人犯鱼贯而入地来到公审会,全场群众立即高呼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分子!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坚决镇压恶霸地主,为死去的农民弟兄报仇!”
    
     跪在主席台面前的一干人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会场,只那个何姓恶霸地主,几次爬在地上向群众磕头,不停地说:“农民弟兄,宽大宽大,我有罪,我有罪……”
    
     公审会先由受害苦主上台面对面的揭发控诉,控䜣到激动处,苦主挥手便打,举脚就踢,打得人犯鼻青脸肿,以示自已立场坚定。还有些不是控诉苦主,也跳上台来打欺头,要不是有武装拦着,当场定会打死几个。這就是“阶级斗争”,其实都是工改团我掌控,为怕冷场,三天前便分头向群众作了布置。另外,在這种场伙,一些人也喜欢表现自已,争当极积分子,争当干部特别是些年轻人,谁愿失去机会?
    
     控诉结束后,由红花村工作组长潘清雍,代表土改工作团,向临时组成的人民法庭提起公诉,并要求给下列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刘、李、何、王等四犯,予以严惩。接下来,是文理阳代表临时人民审判法庭宣判,实际上是自编自演的独脚戏。
    
     宣判判处死刑的犯人,背上立即插上死标,由区公安武装押下去等候,待公安局长李云成讲话结束后执行。
    
     李局长是个大胖子,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农民弟兄不要怕地主反攻倒算,不要怕反革命分子威胁,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壮袒,江山永远是贫下中农的!蒋介石八百多万匪軍都被解放軍消灭了,几个小毛贼地主还怕他们吗?
    
     他反反复复讲了两个小时,我提着手枪和区公安武装,也就守候了这四个被枪决的人,两个多小时。
    
     这四个人犯表现各不一样,那个姓何的恶霸地主,早瘫痪在地上,像散了架的一堆肉;姓刘的那个棒老二,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说,“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小伙子”;那个袍哥大爷说,人总得死,唯一是死前没有看见儿女;姓王的那个年轻人直直站着,象在想什么心事。他突然冲我一笑,说:“小同志,请你把我头上帽子摘去。”
    
     我准备上前去摘,一位区公安武装,叫他先蹲下,以防他用足踢我。我想,临死的人还会這样凶恶吗?多此一举吧。看来我自幼属于那种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的人,怎不犯“错误”当右派分子嘛!
    
     区公安局李局长讲完话,便是最后一出戏:枪毙人。参加公审会的群众,人挤人的往杀场挤,都想站在最前面看枪毙人的情况。有的人还用线麻线吊块铜钱,用来沾人血,说挂在家门上驱邪;有的还准备馒头来醮血,说吃了可以治痨病。
    
     杀人的地方在河边不远的乱坟坝里,早由区公安武装扎成人墙,划了警界线,警界綫外是农会武装。這四名被执行死刑的人犯,由八名区公安武警押提着,依次进入刑场。我威风凛凛地提着那支“可尔特”,紧跟在区公安武警后面,俨然是个监斩官。
    
     到了刑场,区武装叫犯人跪下,那刘、李、张,都乖乖跪下,姓王的却不跪。一个武警上前飞起一腿,踢在他的足弯上,王一个跄踉倒了下去。一声口哨,枪栓哗拉一声,再一声口哨瞄准,第三口哨,四只黑森的枪,同时“呯、呯、呯、呯”地射出一团绿茵茵的火,呼啸的子弹一触到人体,人犯即应声倒地。区公安武装不打回头枪,见人犯倒下转头就走,由我和团部另一位同志逐个检查被枪毙的人,是否已经毙命?刘、李、张全没有了恼袋,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只有那个姓王的足手还在动。我立即扣动手中“可尔特”,对着他胸口“叭,叭,趴”三响,他再也不动了。
    
     警戒解除后,围观群众一涌而上,用铜钱醮血的醮血,用馒头沾血的沾血,有的人还用石头砸尸体,以示仇恨。乱哄哄的,煞是热闹。
    
     待围覌群众散尽后,家属便备上香烛、纸钱、棺木前来收尸,有的哭,有的嚎,有的一边哭一边嚎,一边数落死者生前的功与过。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背上背个小娃娃,手里牵个半大子,头缠孝布,跪在地上给那个何姓的恶霸地主烧纸帛,一边长声鸣鸣哭说:“死人呀,谁叫你活着不听话,上前年张家交不出租子,我说算了,你却偏要去追,追得别人上了吊,欠下命债,这下成了恶霸地主,把老命都丢了。你倒走了,丢下我们娘娘母母,怎么活啊!鸣,鸣,呜……”
    
     在土改团离开驷马乡前,不少翻身农民前来送行,依依不舍,难分难解。在人群中我看见了马师,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阴丹士林长杉,头戴一顶青绒瓜皮帽,不伦不类,满脸红光,腰间还别着支二十响手枪。他笑嘻嘻走上前,得意地向我说:“黄工作队,真感谢你们,这下我们穷光蛋翻身了,我分到了钟家大瓦房,还有三亩地。你看,还穿上了钟老大的衣服,合身不?”说到这里,猛然放开嗓门:“我现在是村农会武装队队长!狗日的哪个地敢作乱,老子就毙了他!”
    
     他说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无言,心里在想:这就是农民翻了身,他们还会穷吗?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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