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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抓“不法资本家”--“五反运动”记实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1日 转载)
    观察首发
    
     (博讯 boxun.com)

     1952年夏,土改工作刚结柬,我即调到成都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去参“五反运动”抓“不法资本家”,负责指挥这个运动的人叫彭塞,中共成都市委的一个头头。办公地点在骡马市街成都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个特制的长木牌挂在机关大门上。各方抽调来的人员到齐后,彭塞即向参加此一工作的全体干部,作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动员报告。记得他大概是这样讲的:
    
     “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即将在全国展开。这个运动是我们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重点是打击‘五毒’俱全的资本家,要把他们行贿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予以坚决彻底的揭露,毫不手软地给以打击,配合党、政、军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他们各种犯罪行为,不仅要在经济上追赔,还要在政治上搞臭。为使这个运动取得胜利,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出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资本家要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大约反动资本家约占资本家总数百分之六,其中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是最反动的资本家,他们就是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的对象……”
    
     他的报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战略战术和具体的方針策略,以及运动开展的方式方法。参加节俭会的两百多个干部,经过几天的短暂学习,按成都市工商行业的分布情况,编成二十多个“打虎队”,我编入成都市茶叶行业的“打虎队”。队长哲丽英,是个烈士的女儿,二十五六岁,精精干干,虎气十足。我原是成都市茶叶业工会的青工委员,现又是打虎队队员,便成了她相信和依靠的对象,几乎无事不找我商量与争求意见。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首先将茶叶行业一百三十八家茶叶店,按大、中、小三个不同的等级排队,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等五大类。凡是生意做得大又有钱的茶叶店老板,都是违法户或严重违法户,那些中不溜的茶叶店,大都划入半违法半守法户的范围,那些雇一兩个工人的茶叶店,绝大部份是基本守法户和守法户。
    
     开初我不明白,這划分的标准根据是什么?我问车哲队长,她笑笑,十分坦然地说:“不违法怎么会做大生意?又怎么赚上大钱?我们把他们列为违法户或严重違法户,就是要向他们追索赔款,罚他个精光,罚他个倾家荡产。”
    
     “哦”我似乎明白了“五反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资本家积攒下来的钱财收归国家,再通过政治上的严酷打击,使他们服服帖帖,永远归顺共产党。为了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事业,我义不容辞率先站出来向全市茶叶业工人,作现身说法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我一再强调:
    
     “我们是翻身的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不要怕打击报复,不要怕柀老板开除,如果哪个老板敢于打击报复,开除工人弟兄,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支持,什么也不要怕,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检举‘五毒’俱全的资本家,特别要检举揭发自已朝夕相处的老板!因为你们最了解他们的情况。站隐立场,明辫是非,一定要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说到這里,我还大声问一句:“敢不敢?”
    
     “敢!”会场山呼海啸,情绪激昂。
    
     我讲完,哲队长接过话头说:“黄泽荣同志,过去和你们一样,是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学徒娃,由于他敢站出来跟着共产党走,现在不是和我一样都是国家的干部了吗?你们为什么不赶快站出来,跟资本家作斗争,跟老板作斗争,当国家干部呢?”
    
     谁不想翻身?谁不想当国家干部?许诺、诱惑是我们一贯用的手段,没有糖哄不住孩子。
    
     我们首先从青年学工入手。他们天真纯洁,没有什么顾虑,看着前途,总想改变没钱、没势的地位,易于鼓噪,易于发动。再者他们与资本家利益纠葛不大,不像匠师有固定的工资又养家活口。在哲队长的安排下,选了一大批毛桃子娃娃组成打虎队,許以“五反”中表现得好极积分子将吸收为国家干部,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于是,他们就争着表决心、提保证,一定与资本家老板划清界线,坚着跟着共产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在此情况下,再将我们事先拟好的違法户、严重違法户、半守户半違法户的名单,拿出来交给他们讨论。他们竟然比我们还左,把全行业茶叶店的老板都定为違法户和严重違法户。我们只好笑着耐心作工作,强调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通通斩尽杀绝,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在排队分类名单落实后,再实行分人到头的包干制,谁揪谁个“老虎”,谁盯谁个“老虎”,严密布控,一个不拉,再确定开刀的典型。
    
     典型一要有油水,赔偿的金额大;二要有民愤,在同行业中大家都恨;三易于攻破,怕关押怕逮捕。经过调查了解,分折研究,决定以总府街裕昌荣茶叶店杨老板开刀。裕昌荣资本大,生意做得大,以经营砣茶砖茶为主,远销西北、西康一带。杨老板人吝啬,在生意场中霸道,人缘关系不好,同行业的人都恨他,忌妒他。我们首先将他列为严重违法户,他不认账,说自已做生意从来是奉公守法,拥护共党,没有偷漏过国家的税,也未在茶叶上做过假,收入正当,不信可以查账。于是只好摆下战场,开他的斗争大会。
    
     斗争大会选在成都市茶叶业公会金玉街交易市场作在的地址,在会场贴满标语,按上喇叭,杀气腾腾,一片肃然。参加斗争会的除工人外,还有同行业业的老板。人都有侥幸心里,斗争别人时他不会想到来日会斗争他,正如过年杀鸡祭祖先,鸭子不会想到吃它。他们抱着看热闹幸灾热闹的心情,也来参加斗争会。斗争会一开始,全场一片怒吼叫他站出来,他想抗拒不站,立即跳出几个老虎队员,把他揪上主台。早布置好的发言的老板们,为了“争取立功”都抡着发言。有的揭发他漏税偷税,有的检举他茶叶中渗假,气得杨老板破口大骂,说这些揭发检举全是捏造,没良心的瞎编。大家说他不认罪,不低头,诬蔑攻击政府,于是拳头加巴掌,雨点般地打了下去,当场打他皮青脸肿不像个人样。有的要求逮捕,有的要求严惩,吓得杨老板一身打抖,咚地跪在地上哭着求铙:“我有罪,我有罪!我五毒俱全,不是个东西。我愿意赔退,请求政府宽大….…”还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打自已耳光。
    
     哲队长问他赔退多少?他说五千万。转头问大家:你们说他老实吗?不老实!会场一遍怒吼。多少合适?五个亿!十个亿!十五个亿!二十个亿!(指旧币,一个亿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元,下同)……
    
     杨老板一听急得翻眼珠,气呼呼说:“你们还讲良心不?我一年做多少生意,大不了三两个亿,现解放才两年,这赔退数目高于我十年生意,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嘛!”,
    
     共产党自来不和人讲道理,讲道理就不是共产党。怎么办?升温加热,最后暂定五个亿。自此,打虎队员日夜跟着他追收脏款。杨老板为了退脏,将家中历年储蓄全部交了出来,甚至太太的陪嫁、儿女预留的学费,都献给国家,还是过不了关,后来吊死在自家厕所梁担上。
    
    
     在斗争杨老板小胜之后,“五反”运动在茶叶业全部推开。被斗的资本家站在工人当中,任工人吼,任工人骂,任工人推过去拉过来,搞得這些柀斗的资本家头昏眼花,骨头散架。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直到被斗的资本家承认交待自已的違法事实为止。如遇上顽固的资本家,不承认自已違法事实,除坚持天天斗争外,还罚跪、罚站、顶板凳。再不,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还在商店周围主要街道的电线杆上,安装了高音喇叭,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呼喊口号,或是指名道姓地点他名字,并叫工人宣读揭发他的材料,要他立刻交代问题。除此,就是宣读中央和省市委文件,一再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交代,死路一条”。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不停地攻击发炮,使空气中充满浓浓的火药味,每个氧气分子都是致人于死地的子弹。
    
     我发现只要喇叭一响,那些大小商店的老板无不侧身站在店门前侧耳静听,有没有自已的名字。一当听到有自已名字,则胆战心惊,夜不成寐;没有自已名字,则暂时舒心,企盼来日。至于大幅的漫画,招贴,标语,当然更是随处可见。翻开每天的《川西日报》(四川日报的前身)和中央各报,每版皆是揭发声讨不法资本家的文章,以及某省、某市不法资本家被捕的消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不为之怵悚!弄不清楚这个“五反运动”到底怎么收场?
    
    
     杨老板自杀后,接着春熙路陆羽春茶叶店邹老板,因不满打虎队员的凶横,全家六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活下四人,邹老板和他老伴死了。不几天,全市其它行业也出现资本家自杀事件,有的跳楼、有的抹喉、有的投水……
    
     我们有些犹疑了,不知如何是好?市里节俭会得知情况后说:死几个違法犯罪的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他们存心和党与人民作对,這叫“畏罪自杀”。尽管上面说不怕资本家自杀,实际也怕,认为这样影响不好。
    
     节检会暗地叫我们注意方法,尽可能不要发生自杀事件,对紧张过度的资本家要作思想安撫工作。雨前春茶叶店老板张叔奇被定为“严重违法户”后,怕遭到逮捕,全家大小吓得夜里睡不好,白天吃不好,有想死的打算。哲队长得知此情况后,向我说:你在学过徒弟,张叔奇是你三师父,快去做思想工作。
    
     我当然义不容辞,立即赶到店里,师婆一见到我吓得语无伦次,罗罗嗦嗦说:“黄,黄,师兄,不,黄政府,呵,呵…黄,工作队,过去有什对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错,你是知道的,我们做生意从没有偷过工,减过料,更没有偷过税,你和我们师徒一场,要說说公道话啊!”
    
     我感到十分骄傲,过去在我面前她是何等傲慢,今日却恨不得给我磕头,唉!时代変了,地位变了,我真成国家主人!但师傅总是师傅,师婆总是师婆,不能太过分。现既然求到我,我也不能太刁难别人,于是态度十分和霭,语调十分柔和,说: “师婆,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政策,我们工作队不会寃枉一个好人,只要赔退了就没有事”
    
     师婆抹着眼泪道:“怎么赔退得出十多亿啊!”
    
     我只好坦露心曲道:“师婆,到这个时候了,你是保钱还是保人?”
    
     在一旁的三师傅,明白我话中意思,急忙說:“妈,黄师兄说了,只要赔退,就不会逮捕。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退,砸锅卖鉄都退!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在我离开时,三师傅一再感谢说:“只要不斗争,不逮捕,什么事都好办。”
    
     这时,我才真的明白,“赔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么?就是要资本家把钱拿出,拿得越多越好!从市节俭会传来一个消息,说南门大桥外那个被定为“严重違法户”的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退出了九百多两黄金,成为成都市“五反”运动特大喜讯。
    
     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做海椒面生意的小店老板,怎么能退出这么多的黄金子?但确实退了九百多两黄金。原来,在1949年前夕,国民党退守西昌,准备再从西昌退到缅甸或泰国。兵荒马乱的一天下午,一辆南去奔驰的军车,在急转弯处车厢往上一抛,一个小木箱滚了下来,人们以为里面装的是枪支子弹,谁也不敢去拾,你推一下,他移一下,最后挪到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门前。到了晚上没人时候,万里香海椒面老板将木箱搬回屋里,撬开一看,呀!里面全装的是亮闪闪黄灿灿的黄金,共一百条,每条十两,整整一千两啊!每条黄金上面烙有中央银行印記。
    
     后来,万里香海椒面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成都市最大的海椒面大王,声名在外。由于生意大,名声大,“五反”时被列为“严重違法户”。在赔退阶段,被追得没有办法,便拿出几两黄金交给工作组。工作组发现金条上面有央行烙印,立即再加大力度穷退,事情原尾才露了馅,万里香老板不得不将此箱黄金退还国家。
    
     1952年4月一天,成都市节检会召开全市各行各业不法资本家赔退大会,地点在成都军区北较场的大操场坝子里。那天,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記李井泉亲临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放了几十张长条桌,桌上摆满金条、金砖、金元宝,银元、银锭、银撬宝,以及各种珍珠、玛垴、玉器之类的财物,黄灿灿,白晃晃,在阳光下耀得人睁不开眼眼。這是我平生以来看见這么多的金子、银子、珠宝玉器,值多少钱啊!共产党真厉害,敛财搞钱有的是办法!
    
     另外,那些被定为違法户、严重违法户的不法资本家,排着一列长队,人人手中抱着人民币、美钞、金银财宝、珍珠玉器,依次上台向人民请罪,向政府认罪,然后低头弯腰把手中钱财,毕恭毕敬地放在桌上,然后退着身子走下来。那天,三师傅张叔奇也在這个行列里,我十分高兴,他终于“幡然悔悟”,走了“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
    
     事过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得知当年“五反运动”的真实情况。据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先生在他所著的《五反运动谜面与谜底》一文中写道:据一份《内参》(見《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记载:
    
     1952年5月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件日益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定中小户为“大老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4月8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更上一层楼。谢泳先生写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尸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人满为患。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埠,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当年,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戏谑跳楼自杀者为“空降部队”。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巡逻,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上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借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随行相跟,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谢泳的文章《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说:“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五反运动的自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偷那么多税,为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死了之。
    
    似乎成都市的“五反运动”还要文明一点,茶叶业先后死了六个资本家。死得最多的是糠市街的旧五金行业,他们生意做得大,赚了不少黑钱,赔退退脏阶段每天都有人上吊、抹喉,买不到安眠片就服耗子药。他们工作队的人告诉我至少有三十多人自杀。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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