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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之回顾与反思/冼岩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9日 来稿)
    必须不断对改革进行改革
    已经发生的变化与蕴涵其中的机会
     真正的危机或考验将来自经济 (博讯 boxun.com)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灵丹妙药。
    
    一,必须不断对改革进行改革
    
    由邓小平在30年前开启的这场改革,不但对中国社会是必须的,其方向也是正确的。无论是将社会生活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还是改革的市场化、全球化取向,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对症的。今天不断有人“抬胡抑邓”或“抬赵抑邓”,不过是在把历史当作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售其私而已。
    
    但是,当中国社会沿着邓小平划出的这条轨迹运行20多年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整个身躯长高的同时,身体的各个部分发育是不平衡的。原来的短腿可能变成了长腿,原来的长腿可能反而成了短腿。在改革方向上,堆积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原来无庸置疑的方向问题,开始令人困惑,进而引发全社会反思。此时,对方向的调整成为必须。这是所有改革必须经受的宿命:在改革初期必须绝对强调方向的正确性,为改革注入强大驱动力。但任何政策的长期执行,都会导致不同社会元素多寡及分配的变化,改革将面对与启动时截然不同的环境。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这就是胡温正在主导的政策调整和方向变化的实质。“科学发展观”是对长达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修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对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化、全球化改革方向的校正。目的在于拉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这些已经变短的腿,使之与“经济增长”这一变得超长的腿相适应,维持相对平衡。
    
    这样一种方向性调整,每隔几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就必须来一次,因此历史总是呈螺旋状演进,改革的实质就是必须不断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二,已经发生的变化与蕴涵其中的机会
    
    30年可以带来的变化非小,更何况是在一种有意改造社会的过程之中。现在有人胡扯什么成功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自发演进”的,是由民众自发进行的——这是把事实当作了可以任他搓捏的泥团。如果由民众自主选择,以人数多寡决定,那么中国改革可能到农村联产承包、企业物质奖励就打止了。这30年的中国改革不但是由政府主导的,而且始终有明确的观念指导贯穿其中。持上述“自发演进”观点者的惯伎是,将偶尔符合其理念的民意要求视为“民众自发”,而对不合其理念的民意诉求视而不见。于是,由精英主导的这场改革,就被描述成了“民众自发”的演进。
    
    这场改革的最大后果之一,是社会自由度大幅增加,与改革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多元力量逐步滋长。政府力量虽然仍占有绝对优势,但在很多时候已不能单方面决定事态进程,而必须顾及来自多方面的态度和反应。这是《收容谴送条例》被废除,政府在禁书、厦门PX、警察进京抓记者等系列事件上立场后撤,顺从民意的原因。放在改革前,这种变化是不可想象的。现行体制一直靠维持某种高压来掌控社会,但社会本身对此却存在一种天然的反弹力,存在一种要求回复到压力前状态的自然趋势。社会的自由度越大,这种反弹所蕴涵的力度就越大;一旦政府施加的压力有所松懈或空隙,反弹就会乘隙而入。作为一种人为施加的压力,维持它需要很高成本和效率,“有所松懈或空隙”是必然的,于是民间社会就有了扩张、进步的机会。
    
    在社会力量方面,各种社会组织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虽然还很弱小,相对于政府不堪一击,但其中有两种力量却无声无息壮大起来,已经达到了连政府力量也无法遏制、乃至对其无可奈何的境地。其一是民营经济,其二是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民间教会。前者身系国家经济命脉,政府不敢轻易碰触;后者存于个人内心、流于社会管理越来越大的空隙之中,政府无能遏制。港台等地虽有以佛道二教挤压洋教的成功经验,但对大陆政府来说,只要不是自己直接控制的,不管什么教,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都需要警惕,能挡出去则挡出去。去年缅甸发生的事变,似乎印证了政府的这一顾忌。于是,相对温和的佛教被挡在国门之外或供养于香火之上,而挡不住的基督教却自己下到了民间,掌握了数量不菲的民众,并且把国内的民主派精英几乎一网打尽。
    
    上述两大独立力量的存在,意味着政府“单独话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两大独立力量的存在,对于其它社会力量包括NGO的成长,不但是一种示范与鼓舞,而且只要气候适宜,它们就会成为其它社会力量滋长的温床或避风港。
    
    近年来还有一值得认真关注的现象是:随着个人收入调节税的从严征收,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纳税人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正在急剧觉醒和增强。不同于民主化只是少数人的政治诉求,这种来自经济上的需求覆及一个甚至是几个阶层的全体。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开放运动包括美国的独立,都是从纳税抗争,纳税人要求相匹配的权利开始的。中国在此之前,由于纳税主体主要是企业,民众个人对于纳税一事并不敏感。随着大批中产阶级进入纳税主体的行列,尤其是2006年底出台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对个税强化征收,面对从自己口袋里强行掏钱出去的那只手,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突然喷薄而出——人们纷纷责问:这些钱到底将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将因此而享有哪些权利?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应虽然迫使政府“有关部门”的强化征管立场有所退缩,但是这事还没完。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已经被催醒,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滋长,一种新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这也是政府无从压制、难以应对的力量,而且它的动员面更广,对政治具有更直接的冲击力。
    
    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政府行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对外,中国已摆脱“独立自主”的独行状态,诸多利益的实现都须依赖良好的外部形象与对外关系,利益纠缠迫使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了许多顾忌,难以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对内,多元力量的滋长使中国社会再非铁板一块,政府必须协调多种利益,弥合多方面诉求。更重要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政府相对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正在被大幅缩小,政府可以闪转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民众的独立意志却越来越旺盛,力量对比在悄悄发生变化。当然,现在发生的还只是量变,但未必在将来不会积累成质变,或者在某个点上引发质变。
    
    不仅政府行为在因应环境而变化,政府本身的构成、结构、性质也在有声无声地发生转变。从十七大的最新变化看,原来“定于一尊”的结构有逐渐被“集体领导”规则取代的趋势。当体制内部不再存在可一言九鼎的权威时,多种声音的并存,将迫使政府在对外行动时再难硬起心肠,采取刚硬果断的措施,而不得不转而趋向于更柔软、更缓和的处理方式。中国前3代领导人的果断,与权力的高度集中密不可分。在后权威时代,将越来越少见政府主动的果断行为。除维持规则的运转外,政府将更多只是被动地作出反应。这样的政府固然较难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在它对环境变化的被动性适应中,改革将不知不觉发生。这才是中国式“自发演进”的真义。
    
    这种“适应性变化”现在仍在继续,它或许将成为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环境的变化导致对其反应的变化,最终促使政府和社会的全面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期待的“市场经济必然导向开放政治”的公式确实成立,只不过它发生作用的过程远比一些人期待的缓慢而漫长,甚至有可能不是在一代人的自然寿命期限内就能完成。西方先发国家完成这一过程用了几百年时间,中国如果能够在未来50年内完成这一过程,已经足以值得自豪。以社会演变而不是个人生命的尺度相衡量,有理由对这种趋势保持乐观。
    
    三,真正的危机或考验将来自经济
    
    中国这30年的另一显著变化的是社会分化,无论贫富、贵贱,都在日益两极分化。经过改革初期十多年的转型震荡后,利益格局已经再次固定化。无权无势的人“向上升”的机会越来越少,以权力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了大多数利益。经济增量的大部分以及部分国有资源已经落入他们囊中,而被行政垄断滋养得越来越庞大的国有资产,正在沦为轮流坐庄的庄家们的钱袋。行政分割资源与特殊利益家族化正遥相呼应。
    
    正因如此,持续增长30年后,仍有不少人对现实不满,许多人几十年的“收入增长”,扛不住一场“结构性通货膨胀”。恰逢此时,中国经济又面临转型升级的关口,即增长由高度依赖出口转为主要依靠内需,竞争力由劳动力成本优势转为科技自主创新。无论是从转型的内部规模还是外部环境的严峻看,全世界都没有先例,难度可想而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攸关中华民族命脉及现政权存亡的生死豪赌。正因为赌注如此之豪,所以虽然赌桌早已摆好,选手却迟迟不肯入场,长期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是现在,关键性的一步已经由胡温迈出。从原材料、人工成本的全面上涨,到环境、能源的瓶颈约束;从“出口退税”率递减,到内外税合并;从地方政府催促地区“产业升级”,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生效,中国已经没有退路,惟有背水一战。
    
    再乐观的人,对这样的决战也不敢操必胜之算。对于将主要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上的中国政府来说,对于需要持续的利益增量来弥合社会分化缺口的中国社会来说,经济危机就意味着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当中国已经走到今天这种高度时,只要执政者不犯下大错,其它因素包括美国威胁、台海危机、群体事件,都不足以危及政权稳定。唯有经济危机的发生,是政府力量既无法控制,也无从应对的,除非实行很可能是饮鸠止渴的军管。
    
    四,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灵丹妙药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跛足”的,政治改革的滞后,严重拖累了社会发展,是当前诸多问题的根源,所以必须立即启动民主化政治改革。在中国社会的良性变化不知不觉发生时,也有人担心:这种缓慢的变化,会不会“来不及”?更有人举晚清为例,称晚清就是贻误了“改革时机”,才被覆灭的。其实,晚清覆灭的根源在于政权有效性的丧失,在内忧外患面前,当时的中国已有亡国之险,于是大批志士仁人形成了“推翻满清”的共识。这才是满清气数已尽、不得不亡的根本,与立宪之早晚关系不大。没有证据显示,及早立宪就能挽狂澜于既倒,更大可能是,早立宪反而促使满清早倒台。
    
    所以,今日中国的真正危险还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将导致政权有效性的丧失,从而引爆其它潜在风险。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政府就有能力应对各种问题,其它危机就会始终被抑制在“潜在”状态,不会实际爆发。
    
    但经济形势总有变化的一天,是不是应该及早民主化,以应对经济危机的风险,使其不至扩散成政治危机呢?这是许多人主张“即行民主”的理由,但是,对于为什么民主制度能够防止“经济危机扩散成政治危机”,他们却从不曾作出有力论证。事实上,民主制度并没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它或许象某些人所说的“是个好东西”,但并非灵丹妙药;它或许能够锦上添花,却未必可以雪中送炭,反倒有可能雪上加霜。世界上民主国家很多,其中经济搞得不好的不少,因经济危机而引发政治危机、社会震荡的也不少,因民主化转型而导致经济危机的更不少,但却从不曾见有哪一个国家因为民主化改革而避免了“经济危机扩散成政治危机”。
    
    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不管是它对政治权力的制衡,还是它的定期纠错机制,或者是权力和平更替机制,都取决于许多其它条件的配合。因此,民主化改革不能“不顾一切”,不能以牺牲其它条件作为代价,也不能在其它条件尚不具备时强行为之。否则,必然未见其利,先蒙其弊,自食恶果。
    
    海内外有一些“民主精英”,他们自诩真理在手,声称按照他们那一套,不但可以救国,而且可以使民主化转型没有多少风险。但是,这些人总是连他们自己搞的,由理念相同的几个、几十个人组成的,有着他们自己设计的明确“民主程序”的小团体的“风险”也避免不了,总是弄得臭名远扬,众叛亲离。可见,这些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或疯子。真按他们说的做,尤其是由他们来做的话,中国早完蛋了。
    
    在中国进行民主化制度转型的基本条件是,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在社会两极分化显著、怨念集中的今天,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当中产阶级(以城市白领为主体)成为政治力量的主流,政府面对这种变化也作出足够的“适应性转变”,这个社会的弹性越来越多、刚性越来越少时,民主化才能水到渠成。
    
    在此之前,我支持渐进的权利开放和自由增进,不赞成制度性的民主化转型。在这种渐进中,面对民主化的前景,民间和外部对政府形成一定压力是有益的。但这种压力应该是温和的,而非暴烈的;应该是富于建设性的,而非单纯破坏性的。这不但是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可能沿着良性的方向来适应压力和环境,进行自我转变;更是因为,民主不是唯一。除民主之外,人们还有着更多值得珍惜、追求和守候的东西。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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