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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转的“左仔”/张成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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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左仔”,乃港式粤语,意指思想左倾的人,略带蔑视意味。其中的“仔”,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有三义:依次为儿子,男青年及幼小的动物(后者“儿化”)。但“左仔”之适用对象则与性别、年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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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1957年那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发现右派的绝大部份,倘以数字表示的话即约99.8%原属“左仔”。借用高尔泰先生的话,都是些“盲目跟党走”的人。反之,头脑一直清醒,知道自己和当局并非一家人,思想上无法认同“党和社会主义”的,如章罗及其坚定追随者也就三、四千人罢了。正因为此,毛在六月二十九日估计要大力打击的目标人物:“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641页)
    
     以上数据存在争议,兹不细述。仅对构成右派大军压倒多数的“左仔”,作一深入分析。
    
     为求真切和具说服力,打算先从右派大学生说起。这不仅因为我对之较为熟悉,而且可以现身说法,简要谈谈本人思想变化的大致经过。
    
     毛曾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了他“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这一套洗脑的方法确实奏效。非但当年延安的知识分子,经过40年代初的“整风”脱胎换骨,失去了自我,成了毛的忠实信徒;而且从49年10月至57年4月整风鸣放之前,大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都逐渐“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的”感情,一方面充满了原罪感,尤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者,更觉得自己欠了工人农民的帐,需要格外卖力地为他们服务以资偿还:另一方面则对“党”及其“伟大领袖”顶礼膜拜,由衷信服“党”之“伟(大)、光(荣)、正(确)”,甘愿唯其马首是瞻。可以说,才短短七年,他们虽未脱胎换骨,基本上对“党”和社会主义心服口服。我当时作为一个17岁的大学生,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极权统治的弊端终究掩盖不了。鸣放中揭露的大量事实,令人目瞪口呆。像钱伟长所说的“知识分子出路”问题--非党团员前途暗淡;费孝通说的“想不到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肃反及之前的政治运动,迫害无辜,草菅人命;“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农村闹退社,农民生活苦,等等。“这些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
    
     于是,“伟、光、正”有点黯然失色,对“党”的批评甚至抨击激烈起来了。毛统治的“新中国”各级学校“所教给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感情”迅速消退,“觉得‘党’的干部不干净了,尽管他们身上披着革命的外衣,口里讲着动听的言辞,还是比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都不干净。”
    
     虽然如此,鸣放中绝大部份人仍然相信毛政权的合法性。我们没有人提出要由别的政党或政治势力取而代之。只是希望“党”能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克服阴暗面,改善其领导。
    
     即使是词锋最尖锐的储安平,在指出“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之后,还归结称“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义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不难看出,他的话里毫无推翻“党”的领导之意味。
    
     去年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你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你不恨共产党吗?我说:不恨。因为我那时才11岁,不知道父亲到底做过些什么事;加上兄姐是党团员,干部,他们教育我“要正确对待”。后来我上了名牌大学,读书期间由我大哥供给,他月工资100多元,寄30元给我,在50年代中期那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了。我们生活安定,又有出路,为什么要反对“党”呢?我甚至梦想过,有朝一日,“党”会理解我,信任我,说不定我还能像哥哥一样,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呢!
    
     可惜,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党”认定我是脑后有反骨的异己分子,将我发配西北边陲,比《水浒》的林冲刺配的沧州,还要远四千公里。
    
     纵使如此,我从“右派”,到“摘帽右派”,再变成“改正右派”,20多年中“左仔”的思维一仍其旧。记得1979年6月收到“改正”通知时,月工资由一级农工的38。92元一下变成77.97元,属国家行政22级干部,拿的钱多了一倍。当时简直感激涕零,对于“党”恩浩荡,确有“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的慨叹。
    
     此种荒唐可笑的想法,直到九年后回港,才开始发生变化。六四枪声更使我从残存的蒙昧中猛然惊醒。于是,随着人性的复苏,我终于彻底告别了“左仔”的旧我,成了与毛的暴政和谎言水火不容的自由主义者,或者说,一个货真价实的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并非所有入另册的大学生都跟我一样,最后真的向右转。不过,大多数从“左仔”思维中觉醒。情况千差万别,另文再述。
    
     至于“国家薪给人员”(包括干部、教员、军人等)中的罹祸者,似乎由于年龄、身分及个人经历,均异于尚未踏入社会的高校学生,所以,许多人还继续以往固有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个悲剧,个中缘由,且待下回分解。
    
     (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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