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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丰与深圳国保合作了!/郭永丰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9日 转载)
尊重是前提,交流是基础,引导是关键

    ——与深圳国保合作以来的经验与感受的全面思考
     作者:郭永丰 (博讯 boxun.com)

    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作为真心为国为民谋永福的政府,对于所有异议、异见、民主、维权等人士,究竟应该怎么办?已完全站出来正在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笔者,仅站在笔者角度,也谈谈现政府对待我们这类人士的看法、要求和向往。
    
    根据一年多来笔者与深圳国保打交道的亲身经历,笔者充分认识到,政府之所以采取高压手段控制这类人士,甚至让其销声匿迹,其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而要达到这个要求,无论地方或中央,必须首先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国家长期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这就犹如没有任何保障的农民,只要长期不生病,一直勤劳耕作,也会慢慢致富的。否则,如果自己或自己的家人突然患上一次大病,这富裕还会有保障吗?也许立马就沦为赤贫,甚至债台高筑,抑或因看不起病,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也没丝毫保障了。
    
    固然,国家的建设与没有任何保障的农民致富比较,严格说道理是一致的。那么,既然这样,各个地方,对待象笔者这样的人士,为何差别非常悬殊呢?这也许是由于凡是在各个地方执行这类任务的人,其素质参差不齐,条件不等,思想差异很大等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从事这项工作,应该不是任何低素质低修养的人都可以胜任的,因为作为民主维权人士,说句老实话,其人品都比较好,修养也很高,文化程度也不一般,再加都极有骨气,非常正义,面对邪恶或丑陋,均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如果与之打交道,一味只采用野蛮粗暴的办法,比如恐吓、威胁或殴打,甚至“绳之以法”,这便果真犹如秀才遇到的兵,确实让这类人士有理说不清了。当然,这种仅仅只在肉体上的惩服,绝不在思想上做丝毫富有成效的工作,而让其改变错误的或者过于冲动想法的做法,与二十一世纪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格调完全相悖,极为不协调,对任何政党所主持的政府形象只能抹黑。
    
    曾经,笔者把专门做此种工作的人在某文中统称为思想警察,应该说,凡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是比较高素质的人。因为,任何低素质的人,绝对无法胜任,即便确实也在行使这种任务,一定会很糟糕。这是因为,作为这类人员做工作,所采用一贯手法,仍然是传统了数千年的封建打手的粗暴专横与蛮不讲理,毕竟在其心目中,仍然把除了上级之外的任何人,甚至行政职务比自己低的人(除了自己最信得过的亲朋好友之外)均视为粪土,而公然藐视、轻慢、践踏或仇视,就仿佛这些人早与他本人有着什么深仇大恨的。当然,这完全由政府所主宰的片面被看做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民主维权人士,就更加成为这些人“打击报复”的靶子。毕竟民主维权人士人数极少,势力单薄,即便受到这种凌辱和虐待,在没有任何力量保护下,只能白白受辱。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陈腐落后的封建恶习,但作为执迷不悟的政府及其领导者,由于始终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这便为现代的,本来已经越来越开明良好的政府形象大打折扣。
    
    固然,这种粗暴专横与蛮不讲理,只能把这类人士逼迫到更加对立面上去,而决不会让这类人士也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合作。民主的本意,假若确实在中国实现成功的话,也必须只有要求多党之间只有“既要存在竞争,又要存在妥协”才有可能真正缔造成功。否则,各政党之间竞争,只因有输赢就相互敌对起来,而彻底闹决裂,这哪里还有民主的本意?正如胡锦涛去年以来所接见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占等人时所说的,共产党也要求同存异,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建设真正属于本国以及世界的大和谐环境。否则,这和谐又如何建设得了?
    
    本来,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那么,作为不同政党的存在,也便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可作为始终自认为自己永远“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容纳不下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政见的任何社会团体合法存在呢?而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也绝没有这种规定啊。
    
    固然,由于政府始终把此类人士当作敌对势力,确实在各地方让这类人士遭受着残酷迫害。作为这类人士,由于长期饱受打压和痛苦的煎熬,在其心目中,自然也形成同样的反映,认为政府及其所有工作人员确实不可救药了,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才不得不时常这样想到,也许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惟有用暴力方式才是唯一出路。于是,他们便也公然视政府及其这类工作人员就是他们以及广大人民的敌人,而坚决不予合作,暂时隐忍着,等待时机随时爆发了。故,这便导致更加恶劣的局面,即便政府方面提出多么符合国家建设的大政方略、确实切合国计民生的,作为这类人士,他们也一样坚决不予合作。由此,这便使笔者深深感觉到,这深圳的国保队伍,为何就恰恰相反呢?在此,笔者就把以赖警官为首的三位高素质工作人员长期与笔者打交道的经验简要总结如下:
    
    尊重是前提
    人,生而平等,尤其在民主国家的法律面前,这是得到方方面面最坚实保障的。在我国,虽然法律制度也明确这样规定,但由于长期以来无任何全面贯彻落实的保障机制和体制做坚强后盾,这种美好的法律制度往往在众多弱势者面前就沦为一纸空文。在中国,普通公民与官员在法律面前绝对不平等,在社会生活中,其人格、尊严以及所享有公共利益的众多机会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如此说来,其实我国眼下的社会现状还依然停留于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王朝时代,这在共产党的所有理论、政策和法制里,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在当今中国,由于对广大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坚强保障机制完全缺席或错位,所以,这种惨不忍睹的社会现实还依然在中国无处不正常地发生着。这只要我们看看眼下正常年累月奔波于漫漫上访路上的千万维权民众就会得到充分证明。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直接原因除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保障作用完全空白或缺位之外,也就是政府本身及其专门负责这类工作的人员,由于封建传统观念、意识和思想极其严重,首先对普通人不尊重,也是比较关键的因素。
    
    而在这个方面,深圳国保就与内地的表现完全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深圳的特殊环境,比如离港澳很近,在地缘上享有先天优势,长期经受开放地区良好文化和思想的熏陶。再加深圳本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深圳举办各类国际性活动特别多,凡是普通深圳人,由于长期沐浴并经受世界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其思想意识自然就很超前和开明。所以,当他们与笔者长期打交道时,我便感受到与内地同道者完全不同的境遇。这是因为,他们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尊重人,也无论你的观点多么偏激荒谬,错误到极点,或多么与他们所维护政策相左,甚至达到无法让人容忍的地步,但他们还依然一如既往地跟你交朋友,见面时总是很耐心地听你畅所欲言,听完后还能与你就某些具体细节进行深入讨论,这便无形中让笔者对他们刮目相看,而肃然起敬了。固然,笔者便非常喜欢与他们打交道,尤其与他们的促膝谈心。甚至很多时候,当时间长了不见他们时,从感情深处讲,还很想念他们。固然,当他们需要我协助并配合他们的工作时,我都会爽快答应。比如在两会和十七大期间可以不在境外发表任何新文章,也不与其他朋友见面。而且就某些具体事宜,我也愿意征求他们的意见,比如申请加入独立中文笔会,他们就劝我不要加入,并说明充足理由,我也放弃这种机会了。当然,我们之间之所以合作如此愉快,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双方相互尊重的结果。
    
    固然,笔者也曾经撰文,号召所有民主维权人士尊重这类工作人员,但毕竟由于政府占主导地位,可能已经把很多民主维权人士的心早已伤透了,所以响应者寥寥。今天,当笔者在这里呼吁政府能够主动放下高贵的身份和架子,真正纡尊降贵,与这些人士首先心平气和地平等相处,促膝谈心时,假若政府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贯彻落实这种开明政策,我想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实际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完全吻合。在此,深圳的国保率先已经这么做了,并叫我开始写这种总结性文章了,我感到很欣慰,觉得我们的国家在新一届党中央新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确实要在政治领域内大动干戈,阔步前进,突破很多禁区,而发生千古绝唱了。
    
    固然,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本来就是相互的,哪怕就是敌人,只要你尊重他,其敌对情绪也会自然消减。否则,如果硬碰硬,只能助长这种情绪向着更加激烈强劲的敌对方向发展,最终势不两立,只能兵刃相见。如果事情果真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就绝对不是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可以想象的。
    
    交流是基础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无论如何,眼下都处于强势地位,占有绝对的主导权,这首先由政府工作人员所出面做出的尊重对方的低姿态表现,眼下非常重要,恰当时机,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当然,尊重是一个方面,这绝对不能少。如果尊重了,不给对方发泄的机会或任何空间,这同样非常严重,绝对不可取。关于发泄效应,我们可以从美国等民主国家中经常看到的现象中得以说明,比如针对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就有美国公民把其形象制作成仅供国民发泄的工具,任由某些国民随意发泄。当然,这仅仅只是国民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所积压情绪的发泄,固然不全是由于总统的原因造成的。但由于人们普遍都有这样一种观念,由于总统权力最大,职位最高,找总统形象的物体发泄,觉得才最解气,所以就都把全部怨气发泄在总统身上。固然,这种发泄,与真正意义上的犯罪根本无关。实际上,在我国现有广大民主维权队伍中,众多人难免也怀有这样一种情绪。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绝对不允许国民有这种随意发泄的表现,因而,长期以来,便无端让这类需要不断发泄的人,也逐渐走上了政府的对立面,直到发展到与现政府势不两立的地步。
    
    固然,不正常的情绪需要这样一种宣泄出口,而最正常的情绪,尤其是迫在眉睫,确实让老百姓受了很大委屈和痛苦的冤枉事,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出口。尤其当很多问题堆积多年,常年累月奔波后还依然根本解决不了时。再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漫漫上访路上,又结下更多新的伤疤和怨恨,就更加让人受不了了。也许这种事情偶然只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时很正常,可以理解为该这人倒霉,恰好就让他遭遇到了这么一个冤家对手,确实患上大难了。但如果遭遇这种委屈、不公和迫害的人非常多,这固然只能说明是社会的原因。既然是社会的原因,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政府就应出面着手解决这类问题,绝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更不能由于觉得这种事情办起来很棘手,很难办好,就根本不想任何办法,只顾自己安稳混日子,总是袖手旁观,熟视无睹,得过且过,让老百姓长期受苦受难,把邪恶势力不断养大。那么,这种政府,它还称职吗?
    
    恰好针对这种问题,我们的社会就经常拥有很多热心者,你政府不做,或者没有任何办法做,他们愿意义务奉献,比如帮助政府出谋划策,或行使某些政府的权力等。可是,由于国家管理被政府完全垄断,就不说体制外人士所提合理化建议和意见被及时采纳了,甚至包括体制内的很多人,只要在权位上表现一般,略微逊色一些,其话语权、表决权等等几乎等于零,而无丝毫用武之地。因此,当政治这种本属于公共产品的东西,被极少数官僚完全垄断,全部占有,阴谋专断时,这社会确实会公平正义吗?
    
    固然,作为这类爱管闲事的专门为社会正义事业自由工作的人士,既然他们为了讨好政府,试图在政府方面谋得一个话语的渠道或窗口根本不可能,那么,毕竟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有其他政府或组织提供这样一种平台和空间,自然而然,他们就都慢慢转向这些平台和空间畅所欲言了。当然,长期以来,其言辞和表现的非常激进,甚至完全脱离实际,也便可以理解了。
    
    也许当这种人很少时,政府可以使用暴力把这类人士以莫须有的罪名全部囚禁起来,但是,当这种人在社会上涌现很多时,甚至达到成千上百万时,恐怕再多么强大的政府,届时也无能为力了。而作为政府,无论正义与否,也无论由何种政党主持,都有其阴暗的一面。关于这种情况,在所有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已经充分暴露无遗。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作为一个政府,在那样无处不在几乎全民严密监督与制约下,也有官员很阴暗,胆敢搞歪门邪道的事情,甚至老百姓联合起来也把其没有办法,而在我国这样毫无监督、制约和抗衡力量存在的一党专制的国度里,这政府如果真正黑恶起来,那比强盗又会逊色多少?
    
    因此,归根结底,解决中国社会所存在根本问题,还依然必须只有在突破一党专制的禁区上下功夫。否则,无论国保人员素质多么高,实际也是无能为力的。
    
    引导是关键
    由于与深圳国保接触时间很长,自然而然,我也明白他们很多想法了。也就是说,作为民主人士的我们,眼下所提出社会的最佳管理模式,他们也是完全赞同非常欣赏的。只是他们与我们认识的不同,就是对待社会制度大转型的方式上的略有差异。按照境外各种组织表现,可以归纳如下:
    一、指望中共政党自上而下变,先走党内完全民主模式,然后再过渡到整个国家的民主。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当然,民主模式的四要素绝对不能少,如(1)最高领导人必须由全体成员自下而上公开投票选举产生;(2)参与竞选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必须有两名以上;(3)最高领导人必须有任期限制;(4)必须设立罢免最高领导人的体制和机制。否则,如果一个政党或国家在选举其最高领导人时,缺少其中任意一条,都是不民主的。而眼下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已经发展到有固定任期限制了,这便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由完全不民主的政党开始步上党内民主进程了。
    
    但这种模式按照共产党现有的体制模式发展,速度极其缓慢,海内外众多民主人士绝对不会同意。于是,这些不满意的人中,就有人幻想另一种模式了。
    
    二、借助某个大型事件,发动群众,用颜色革命的方式引导群众上街,搞街头运动,而动员全民站出来一鼓作气结束一党专制。或者借机与体制内高官勾结,实施政变,让最高统治权力真空,然后这些组织纷纷涌到国内,马上组党,用政党竞争方式,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当然这种方式最可怕,除了绝对避免不了的引起整个社会大动荡之外,还会诱使国家瓦解崩溃,四分五裂,这恰好正中各种独派势力的下怀,是他们所急切盼望的。按照《反分裂法》的制订,中国政府固然高度重视的就是这个方面,尤其一旦发现有任何苗头出现,立刻就会打压,彻底消灭于萌芽状态。
    
    关于这种情况,笔者经过与深圳国保的多次交流与深入探讨,尤其在深圳国保带领下,专门到佛山参观了虎门炮台,到广州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以及到江西参观庐山和井岗山,到四川参观九寨沟等,就对笔者触动很大。比如参观虎门炮台时让笔者想到了中国必须只有发展经济,首先让国民致富,让国民物质财富真正丰厚起来,中国才会真正强大,而永远免于外族侵侮;参观庐山时使笔者感到由于中国当时极度赤贫落伍,这么好的环境竟然由外国商人开发,颇感很屈辱;参观井岗山时使笔者想到,任何暴力革命运动,无论正义与否,对于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都是极端邪恶的,必须彻底摒弃,坚决反对。尤其当笔者与赖警官看到数万被自己军队冤枉杀死的革命志士时,不由心中在滴血。参观九寨沟以及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高速公路上行走时,使笔者感到祖国大好河山确实无限美好,真是“江山如此多骄”啊,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让人眼界无限开阔,浮想连篇,增长了不少见识。从而也从亲眼目睹中,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带领中国人民确实步上了正路。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为国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与伟大成绩,的确也是有目共睹的。
    
    本来,即便在体制外推动民主进程,笔者一向主张也是温和方式。跟国保合作,在他们大力帮助下,即便走温和路线,实际上很多路子还是死胡同,根本不能走。因为,这种表面看起来非常合法,也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实际其背后竟然蕴藏着极大的危机和风险,确实是任何一般人难以想象到的。比如笔者原来所发动的“纪念64,怀念紫阳”的街头民主宣传活动,当被深圳市国家安全局逮捕时,笔者就问逮捕我的头头老王,他说,如果仅仅只是游行宣传一下,其它什么也不发生,这倒没有什么,也不会追究这些人的任何法律责任。但由于在当时,他们没有把为什么不能组织这样的活动解释明白,所以即便我被释放回家了,长期还依然懵懂着。后来,当与深圳国保接触时,在赖警官的详细解释下,我才茅塞顿开了。按照中国国情,觉得这种活动确实不能随便举行。否则,众多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就会乘虚而入,乘伙打劫,而酿成国家与社会的大灾难。
    
    作为始终站在体制外大力推动民主进程的笔者,时常受到深圳国保大队的高度关注与特殊关照,笔者现在认为这也是应该的,是深圳国保大队维护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必然选择。虽然我本人充分保证今后绝不这么想,也绝不这么做了,但是,作为政府,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所以,笔者便听从他们的劝告,也选择在四十岁的年纪,再次步上每天与二十左右的人挤公交车上班的生涯,当然仅仅只是为了赚取仅够活命的本钱。尤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深思,觉得这种上班实在太不划算,让笔者忍受极大委屈了,而把真正实现笔者理想和抱负的良性健康推进民主进程的所有时间完全牺牲掉。
    
    固然,有关推广监政会的理念,由于与国保经常探讨和交流,认为只是推广理念,完全合法,也符合国情,便还依然继续一如既往大力推广的。
    
    中国出路究竟在何处?
    奥运会即将来临,在奥运之年,很多国家由于举办奥运,在众多力量一鼓作气的推动下,确实也顺利转型成民主社会了。2008年,中国的奥运之年,海内外各种民主团体,都希望在奥运之年找一点事情做,以便让中国彻底实现民主转型。关于这一方面,当然政府比我更敏感,而高度警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可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所有民主维权人士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不给他们应有的话语权与合法健康活动的应有场所,不让最温和的民间团体合法存在并严格按照现有法律制度正常开展工作,难免其中就会有很多人,最终也会走极端,而借助奥运东风,促使国家政局突然失控。所以,在此关键之年,作为监政会理念的原创者,笔者希望政府确实能够最大程度地遂我们的愿,就让中国公民监政会合法存在,并正常开展工作,也许才是彻底解决摆在已经腐败透彻的执政党面前所有困扰的最得力助手。当然,这与社会的转型无关,或者即便确实要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转型,实际也是一次大缓冲,让中国民主转型更稳健和谐,同时也从根本上为和平统一台湾打下坚实而又极其雄厚的基础。否则,中国必将统一台湾,什么才是最基础,拿什么才能真正说服得了人心?就完全空白一片。笔者认为,作为政府眼下的任何堂皇说法,都仅仅只是借口和托辞。为此,笔者最近曾撰文《党的使命和任务应改为建设民主政体》,在此还希望党和政府,对于笔者的以上建言,能够给予慎重、全面、综合的考虑。当然越早考虑越好,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最佳时机。
    
    否则,国内外已经站出来的,以及还没有站出来的各种类型的组织、团体或个人,确实人数太多了,我想作为直接与这类人士打交道的公安系统,远比我清楚。当然,关于这些人,肯定不能全部消灭,甚至还会迅速增长,势头越来越浩大迅猛。更何况这确实已经不是随意消灭人的时代。那么,作为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办?眼下确实也该想想办法了。而作为必须紧跟时代,适应世界发展大势,并试图以大国身份傲然崛起的中国,真正想领军全世界,必须只有顺应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潮流,即从即日起开始就实践人类最具普世价值的民主制度,这绝对是任何人或组织,任何独裁专制政府绝对无法阻挡的。毕竟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朝鲜、古巴、缅甸等极少数国家还在实行专制制度,还有哪些国家如此严重滞后呢?在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如果一个公民连最起码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权、集会结社权、公平公正的选举与被选举权都不能充分享有,这社会还是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吗?尤其是,当一个国家,连自己本身都不完全民主文明,和谐统一,科学发展,又哪里有资格和本钱影响整个世界的和谐稳定与科学发展呢?2007-11-8
    党的任务和使命应改为建立民主政体
    作者:郭永丰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党专制一定不是永恒的
    任何政党均属于民间社团,如果对一个团体的功能和作用无限夸大,让其永远寡头垄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市场,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固然,这种情况,正如一家企业对经济市场的完全垄断,同样极其恶劣,甚至极为可怕。只能让普通劳苦大众长期经受煎熬和痛苦,并始终无所适从。比如某企业对食盐市场的完全垄断,无论其所提供食盐质量多么低劣、价格多么昂贵、服务态度多么恶劣,由于没有可比性,更谈不上可选择性,哪怕消费者遭受多大委屈,作为消费者本身只能不得不忍受。正因为这样,在联合国宪章里,甚至各个国家(包括依然实施专制制度的国度)的法律制度里,都赫然写明着这种共同目标和意义上的反垄断反寡头专制。
    
    一党专制实际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延续
    人类发展至今,已经历很多种专制,如最原始的是各奴隶主在小范围内的专制与完全寡头垄断,其后是皇权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专制与完全寡头垄断。在中国,如今又过渡到一党的专制与完全寡头垄断。这种专制与完全寡头垄断,追根溯源,其本质属性都是一样的——即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监督和强有力的制约,只让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得天独厚,老子天下第一,独霸某市场的所有资源和财富,而永远吞独食。当然,凡是比较强有力的,甚至有可能发展为与自己势均力敌的任何组织或力量,都必须一概铲除,坚决消灭掉。否则,对于这类统治者而言,一定后患无穷,甚至就是他们本身的灭亡。
    
    固然,历朝历代,凡是这类统治者,他们都极为害怕自己所占江山不稳,被随时摧毁瓦解掉,因而便长期神经紧张,而夜长梦多,轻易松懈不得。尤其一旦出现任何蛛丝马迹的威胁时,一般都是你死我活的血拼,与反对者水火不容,也便只有兵戎相见。当然这种情况绝不可避免,人们也都习以为常了。
    
    武力既不能推动民主,也绝不可能阻挡民主
    如果结束一个王朝,还依然只能是彻底推翻和完全消灭,只能导致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任何时候,任何国度,绝对都会这样发生的。即便这种国家的元首确实就是罪犯,但凡罪犯本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就是罪犯。否则,该罪犯轻易就不会犯罪。
    
    完全消灭一个旧王朝,然后又重新建立一个新王朝,“胜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定律,这都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传统,是恶性循环,对于推进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不但没有丝毫帮助,而且还极其有害。直到今天,这种恶性循环的传统形式,依然在中国很多权贵和官僚心中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着。固然,他们便永远容不得不同政见的人,尤其是这类人在自己身边或周围的存在,甚至某个单位和国家内的存在。当然,也便更不可能容忍他们这些人常年累月喋喋不休的开展尖锐批评了。因为他们始终且一贯地认为,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老大,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是真理的代言人和帝王的化身。在这个国家,他们说的,无论正确与否,本身就是真理,是唯一的,万能正确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犹如圣旨,绝对违抗不得。如此说来,其荒谬性也便不显自彰,昭然若揭。
    
    固然,作为以无论任何组织形式出现的民间社会团体,他们一样认为这极其可怕,绝对不可放松警惕。或者一定要早日铲除,消灭于萌芽状态。否则,对他们的既定利益和享受就会造成极大威胁。如此说来,这中国社会,即便人类社会发展到又一个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所坚守制度本身,还依然极其原始滞后,非常荒谬。
    
    共产党的使命和根本任务应改为建立民主政体
    由此可知,如果说,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制度才是大环境的话,对普通人所均等享有权益才能具有坚实强大的保障作用,作为一个真正有理想和远大抱负的政党,其根本任务和神圣使命就是建立这种大环境制度的保障机制和政体,创造一个真正属于铁打的营盘,坚如磐石,稳如泰山,宽敞明亮,可靠安全,让大众的所有合法权益永远得到充分保障,让所有官宦,无论何种年代的,都真正沦为流水的兵。任何新的官员产生,都只能为这个国家、社会,以及这个国家和社会里生活的所有普通人全心全意服务,而不是一味拿莫须有和乌托邦的主义忽悠人民和劳苦大众,比如中国社会直到目前还依然高唱并坚守的共产主义理想。可这共产主义确实会在人类社会出现吗?在人类社会确实有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和肥沃土壤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现哩?也许作为誓死捍卫这种主义的所有人,他们一定心中无数,甚至还很无知,根本不可能知道得比谁更多更准确。(关于共产主义的深入探讨,笔者曾撰文《共产主义与邪教》,如由兴趣,不妨可以参考!)
    
    既然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莫须有的,作为非常务实的现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何还要坚持这种乌托邦,而自欺欺人哩?笔者认为,这也许是为了迎合党内某些顽固保守势力不得己所继续作出的权宜之计,因为这种势力在体制内太强大,目前还占有绝大多数。同时也是一种惯性使然。自然而然,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上时就会自觉消亡。否则,如果眼下就取消这种理想,一党专制的领导地位就会立刻受到威胁和挑战。当然这种现实,党内绝大多数权贵一定接受不了,广大被长期愚昧的民众,由于愚昧至深,固然也一时难以承受。
    
    所以,这种坚持,如果果真当作权宜之计用,仅仅为了国家在和平稳定的大前提下顺利转型成功,笔者认为还是必要的,不失为暂时的正确选择。但是,如果在现有制度下,当我们已完全认清现实,清晰了解这种道理,还不早日为人类最文明最理想的社会管理制度——民主政体的真正创立和全面实现打下坚实雄厚的基础,作为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成果又会如何体现?又能拿什么充分说明自己在任时的卓越功勋与丰功伟绩呢?
    
    没有健全完善的民主保障机制就如同富有的农民没有房屋住
    因此,建设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社会管理制度——民主政体,才是摆在当前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神圣使命和根本任务,否则,如果不重视这个的建设,一味只知道发展经济,作为一个社会和国家,就等同于只顾生产的农民,总是住着破烂陈旧的狭小老屋,却从无修建新房子而改善住宿条件的想法,虽然其能力和条件已经绰绰有余。那么,这老房子的拥挤与随时坍塌,也便势所必然,迟早会发生了。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而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又有何用?其财富的安全性又怎样保障?尤其是,当某人拥有极其丰厚的物质财富时,住着不舒适、宽敞,或者只让父母等享有这种特权和专利,作为总是受到各种自然威胁,如野兽出没的威胁,天气冷热的威胁,风雨雷电的威胁,甚至来自其它享乐者有意无意的威胁等等,长期以来,难道其子孙们就不会造反?难道他们这些人,就根本不想为自己的安全与舒适着想?
    
    因此,作为今天的执政党和执政者,如果一味只坚持发展经济,只顾及他们极少数人的享乐,不把属于人类最文明最先进的社会保障性制度的房子建设宽敞、明亮、浩大、结实,让所有国民均等机会地住着舒适、安全、便利,也许就确实沦为祸国殃民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帮凶了。
    2007年10月30日星期二
    
    共产主义与邪教
    作者:郭永丰
    在网上聊天时,听一位叫原来如此的网友说,中央电视台有一次节目上,该台曾专门邀请专家谈邪教。比如对邪教的识别,专家讲了两个重点:1,对其成员进行信息隔离,让成员听不到外界的其他声音,尤其在其成为成员阶段时,集中断绝其与外界信息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灌输其全部教义,同时又让其接收不到外界的任何信息,从而使其转变成为他们的教徒;2,要求他们的成员向真人效忠,一般是教里面的头头,甚至献出财产和生命。
    
    笔者以为,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信仰一般都无限美好,叫人们很神往,但却极其遥远,根本难以实现,或者在活着时绝对不可能看到,也不可知,除非只有死后才能实现。
    
    当然,作为一般宗教,即被当今世界所认可并全面接受的如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按照无神论者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的看法,实际也称之为邪教。这是因为这些宗教都是不可知的,是唯心主义的歪理邪说,必须只有等到人死后才能实现。但当一个人真正死后,他确实就能进入天堂吗?谁能证明?拿什么证明?如何证明得了?就很荒谬而又极其虚无了。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这类宗教比较,无论从何种方面说,还是比较贴近现实的。虽然对于人类本身来说,依然极其遥远,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平台上的。这种科学平台就是马克思所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对于笔者而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有很多商榷之处,但作为人类认识事物,理解事物,判断事物,开发利用事物,这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今日要彻底否决共产专制时,如果不从其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比如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一分为二分析和批判,恐怕也会进入另一种歧途和极端。尤其当马克思所宣布《共产党宣言》,最终导致共产一党完全垄断政治市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或完全黑社会化运作时,关于这些方面,就不能不使我们更加深入研究和思考这类问题了。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理想是否正确,其所导致的共产专制社会,是否科学合理,这才是最发人深省的。如果我们只一味从表面上分析和批判,不治其病根,抓到核心和实质上,笔者想,这共产专制的彻底结束,在中共当局仍然死心踏地坚持,且紧抱不放的今天,也许也是极其艰难的。
    
    为此,在原来如此网友提示下,笔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几大荒谬性做了以下深入分析和批判:
    一、在公有制下,所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荒谬性。
    关于公有制,笔者看法是,无论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严格说,如果把专制社会称之为最大的私有制社会的话,比如帝王一家之私有,共产一党之私有,这应是最大的私有制社会,与真正意义上的公有乃是天壤之别的。而在民主国家的公有与共有,笔者认为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公有制,对人类社会有着巨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的。并且,在其起步阶段,由于毕竟刚由专制社会转型过来,私有的成份都比较大,这也很难免。但伴随着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丰富与不断提高,民众修养、素质和德行的不断完善和提高,这种公有与共有还会无限扩大。毕竟,在越来越高端化、精细化、复杂多样化发展的社会,社会本身的不断再分工,而导致这一趋势,一定是势不可当的。因此,严格说,共产专制国家的所谓公有制,实质是共产一党之完全私有,与封建帝王社会的皇家之私有没有本质区别的。所以,所谓共产公有制,绝不是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
    
    对于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我们认为,其实这种现象在民主国家体现最充分。但在可以按需分配的共产社会,则完全变味变质了,与真正理想的社会大相径庭的。为什么哩?因为按需分配否定了人类天生固有的几个最根本的缺陷和本质特性。当然,作为人类本身的这种缺陷,绝对无法回避的。比如人是动物这一属性就绝对不可改变。虽然人是高级动物,但毕竟还是动物,要不断吃喝拉撒睡的,否则,如果人是某种类型的机器的话,由于所需千篇一律,可以保持完全一致。那么,这种所需分配也便能实现。但人毕竟不是机器,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人还有七情六欲等,而在这七情六欲中,如果少了哪一样,都绝对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这种按需分配,实际是否定了人本性的多样性,欲望的无边性,人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性、对比性与自私性等等的。是把人类纯粹只当作一类机器或物件来对待的。
    
    比如人的需要吧,原来如此网友认为,当一个人有了私人奥迪就想私人飞机,有了私人飞机又想宇宙飞船,等等,如果不加节制,人人都这么需要,这地球上的资源即便被全部开发用尽,又能满足几人的这种无限欲望沟壑哩?
    
    比如说性配偶吧,当共产专制在中国发展到今日这种顶峰上时,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共官场就极为普遍。凡是贪官,无论男男女女,只要生理健全,都全部一律脱离不了这方面的风流韵事。有的贪官,虽然不能明媒正娶,但还依然八妻十妾,无数配偶和女人地拥有。固然,如果让其全部都做了皇帝,就一定恨不得将天下美色收为自己一人之私有。由此可知,按需分配本身就极其荒唐,纯粹就是歪理邪说。
    
    二、共产主义要消灭任何剥削和差距的荒唐性与自相矛盾性。
    这种要求,实质导致了两种荒唐的错误:
    1、这实质是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性。而作为大千世界,只有竞争才能进步,才能成长,也才能不断提高,发展至最完善。这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但是,当马克思本人在提出这一学说时,其实在当时,连他本人对很多概念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也极为模糊不清、莫名其妙、模棱两可,以致才造成今日社会的自相矛盾,最难自圆其说的混乱局面。尤其在其追随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带领下,完全根据各自野心和欲望的实际需要出发,所作出的一系列所谓按照本国国情的解说和指引,就更让其向着无限邪恶化、黑帮化的方向发展了。当然,这才是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在成功之后,又千篇一律实行共产专制王朝的本质所在。
    
    2、当然,马克思本人在当时就根本没有想到,所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最优秀的代表——各国的共产党,当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由于其管理形式完全仿照帝王专制模式建立的,结果在其打下天下之后,便都千篇一律地由这些所谓永远伟光正的政党及其所有官僚权贵们全面霸占并独自永远享受天下了。固然,该政党及其党贵成员,自然而然便堕落为新型的党贵族、党官僚,甚至党恶棍这样一种完全帝王模式的既定旋涡和陈旧规律中。在这样一种把该政党和所谓党的领导人如同帝王般顶礼膜拜,且置于至高无上位置上的做法,实际就是故意不让任何他人随意指责批判、监督制约这些所谓人民的领袖和公仆们,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的全面彻底地剥夺与终身禁锢。固然,这便根本保证不了这个所谓新社会不再出现新型的更为邪恶庞大的剥削阶层的重复涌现。
    
    所以,这种消灭剥削和差距,要均富的说法实际是极顶荒谬,很难自圆其说的。
    
    三、“顶峰论”与“无限发展论”的自我否定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既然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就一定不需要再发展了。但是,他又说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还是无限的。那么,这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来说,即便达到了,确实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了,就不需要无限发展了。但按照发展的理论,却必须只有需要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这种在今人看来根本就不负任何责任的荒唐说法,就更难令人信服了。尤其象这类明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荒谬说法,本身就是不值一驳的。
    
    四、分配权的归属性问题
    就说“按需分配,按劳分配”吧,而这个分配权又该掌握在谁手里呢?作为掌握分配权的人,如果不是人民群众亲自推荐选举所产生的,人民对其根本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权,这个人还会主持公正、平等、正义和公道,而绝不徇私情,完全让其在阳光下操作吗?这在一党专制的任何共产主义国家,恐怕纯粹就是做美梦吧?
    
    因此,可以说,从本质上而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不改变一党专制的邪恶本质,就一定更为反人性、反人道,是完全反人类的。其实质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等等一切领域里进行高度集权,高度垄断,实行完全寡头专政。
    
    当然,这也正如一家企业,当某种市场被这家企业完全垄断时,人们实际上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和余地了。比如供应的商品价格再多么昂贵你也得承受,不承受也要承受;供应的商品品质多么低劣你也得承受,不承受也得承受;提供的劣质服务你也得承受,哪怕再多么受气你也不得不能承受。因为,这就正如你所消费的食盐,当被一家企业完全垄断时,你是无可选择的,你必须丝毫不加分析和评判地消费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本人在撰写《资本论》时所着重反对,并深恶痛绝的。可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却偏偏就导致这样一种恶果:一人一党对一国政治市场的高度集权与完全垄断。
    
    直到今日,尤其在中国,当我们把共产主义与邪教结合在一起进行如此探讨时,我们就深深感觉到,这共产主义理想其实与任何宗教一样,虽然其强调要切合实际,充分接近现实的,实际与邪教比较,还是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的。就按照本文开头引用中央电视台所邀请专家的说法,比如第一,都是一种说教;第二,都是难以自圆其说,无法得到现实充分证实的,甚至还是自相矛盾,明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第三,都是无限神秘,富有专制色彩和韵味的,隔绝与外界其他信息联系的;第四,都是强调要为其领袖、教旨或党族忠心耿耿服务,并奉献所有财产乃至生命本身的。
    
    尤其当共产主义始终强调必须实行共产专制制度时,这实际上比任何其它宗教更邪恶。因为,当宗教发展到今日时,所有宗教,尤其是这几大被世界所公认并广泛接受的宗教,实际上已经彻底脱离行政的完全垄断与全面把持,甚至还远远规避了。但共产主义,却以其邪恶本质要求,必须只有在共产党的专制领导下,才能实现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本身就极其荒谬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所以在中国,中共当局还依然让中国人民盲目为之效忠而全面拼命着。比如时下的中共专制的现代化军备竞赛,在人类发展到如此至高文明阶段上时,不从社会根本制度上寻找突破口、出发点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办法,真正为全人类寻求高度的自由、幸福与安全,只一味强调共产的诸多邪恶理念和思想,这难道不是故意催化人类末日的早日到来吗?
    
    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结束共产专制制度本身,共产主义其实才是现代人类最大的邪教组织,必须只有彻底铲除掉,人类社会才会真正获得自由、幸福与安全,否则,共产邪灵,就一定是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灭亡的真正罪魁祸首。
    2007-2-28
    首发《自由圣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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