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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无非求名利/张成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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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谈钱伟长`费孝通等左转的“右派”,意犹未尽,拟试析其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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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将近十七年前的90年代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笔者曾与访港的一位“钱校长”,在当时的启德机场共饮下午茶。这位“钱校长”,便是赫赫有名的钱伟长教授,时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我是跟随“老板”对他这样称呼的。但此次看网上资料,谓钱于83-87年出任该校校长,使我顿生疑惑。经搜寻传媒报导,确认“老板”无误,网上资料不确。
    
     之所以首先从称呼说起,乃基于中国人重视“名正言顺”。钱虽以力学和应用数学驰名于业界,但其实他在中文方面造诣亦甚高,可能受其叔父`国学大师钱穆影响之故吧。所以,对关系“正名”的称呼一事,钱绝对不会掉以轻心。
    
     当日我赶到候机大厅时,钱夫妇已先抵达。面对一位心仪已久的大科学家,我自然毕恭毕敬。而他的态度也很随和,给我平易近人的感觉。得知我同属57另册中人,其话语更显得亲切。他说我能回到香港工作,算是运气较好的一个;他的学生至今还有留在北大荒的,那处境就差得远了。我肃然聆听,似乎没有问他的学生有无向他求助,或他是否能伸出援手拉他们一把。
    
     接着,不知怎的,他忽然主动提到,海外有人批评他无所作为,认为他在推动大陆民主事业方面,不能向当局大胆建言,据理力争,有负民望。对此,他颇为激动地辩解称:有些话是此刻说不得的,这是现实,必须正视。如果按照外面那些论者所言那样做,则自己势必无法留在目前的位置。那样的话,以后将会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了,或者说,可能再也别无他人可以(在建制内)说话了。
    
     讲到这里,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姓杨的副秘书长来了。差不多同时,霍英东的两位公子也联袂而至。他们都恭谨地向钱氏伉俪致候。
    
     钱随口向杨说了句:你也今天动身去开(全国政协的)会?杨答称:我是例行公事,坐在底下听钱老在主席台上作报告。
    
     钱又转向霍公子问道:“你们二位陪令尊到北京?”霍回话道:“父亲年纪大了,由我们陪他去好一点。”
    
     这时,霍英东挂全国政协常委衔,杨是委员。一个乃香港顶级富豪,一个贵为中共驻港高层人员,但政治地位均在钱之下。所以,如同众星拱月般,霍公子与杨无不对钱尊敬有加。
    
     回想起这件往事,联系“六六六”事件中钱的发言,深感其左转,不为无因。
    
     “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钱57年6月6日说的这句话,无疑反映出其心声。出身于贫苦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的他,艰苦奋斗20年,虽然名成利就,但与其学识才干相比,应说要求“更上一层楼”毫不过分。但在其学生蒋南翔等“一二九”学运领袖管辖下,即使学问再多,名气再大,也难望有出头超越这些“延安干部”的一天。
    
     好不容易在深渊中熬了近30年,8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候,当局需要一批具影响力的老知识分子为其所用之际,钱自然不会错过机遇。他看准时机,亮相露脸,以求一己的最佳出路。果然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他既可以大展宏图,发挥固有的优势,施展本身的才干;又能够青云直上,身居要职,大体享有《聊斋》所描绘的“官威”:“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 。例如,上述机场的一幕,就很能满足当事者的虚荣心。
    
     因此,钱之放弃几十年前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转而与当局合作,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归根结底,愿意为某种专门利人的崇高信念牺牲自己,或者说像耶稣似的背十字架的人,只是极少数。从这个意义上,对钱大可不必过多的指责。笔者自问,处于类似钱的境况,恐怕也不见得一定比他高尚很多。
    
     至于费孝通,家庭条件异于钱伟长,故其奋发努力所含的翻身欲望,相对较弱。成名后对出路的考虑也有别于钱。鸣放时期,他“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他认为,“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也就是说,民主与公平的观念促使他对当局不满,但其本身的名利要求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他感到“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这应是他作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切身感受。
    
     沧桑巨变,拨乱反正。费得以步步登高,出任民盟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以非党知识分子而言,说得上位极人臣。虽然他肯定知道,“太黑暗”的事多得很,比57年有增无减。但以其所处的位置,在他面前不会有“党团员作威作福”。并且他终于明白,事实上他一直“在吃共产党的饭”,这是他不可能改变的那个“制度造成的”。于是,他也“识迷途而知返”,努力与当局“保持一致”。我甚至猜想,他可能早已彻底改变了当日信誓旦旦的“不参加共产党”的“态度”,只是由于中共权衡利弊而婉拒其入党要求罢了。
    
     临末,就上述钱自明心迹的话,联想起鲁迅有过类似的说法。那是“左联五烈士”30年代牺牲后,鲁悲愤之余奋笔写下一篇《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与前驱者的血》,请史沫特黎转发海外。史称这样做对鲁可能构成危险,鲁答称:中国总得有人说话!可见,鲁迅为了替国人说话,置自己的生命安全于度外。而钱则大异其趣。他首先顾全的是自己的官位,为此绝对不说触犯当局的话。
    
     最后,对名利需做一些说明。正常社会中,求名求利,公平竞争,只要不是损人利己,均无可指责,应不涉个人操守。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由于当局以名利为诱饵,名利与操守往往发生矛盾,难以两全。即所谓“时穷节乃见”。对此,林则徐曾慨叹:“青史凭谁定是非”,实际上,公道自在人心。不必需要像钱`费这样的大学者才能作出判断。俗语云:“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便是这个意思吧。
    
     (08-2-17)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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