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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土地改革记实(一)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6日 转载)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暴力,它的利润大过任何营生,且赚不赔。只要你手中有了枪杆子,而这枪杆又变成强大的权力,天下无论什么再贵重的东西——黄金、白银、玉器、珍宝、田地、房屋、美女、奴婢,都是你的了。要什么有什么,谁敢不给?不给,就抓起来。轻则坐监,重则杀头。所以千百年来在我们中国,有的是“起义英雄”,“造反好汉”,如果成不了事,当个山寨王也不错。1951年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暴力运动。我先后参予了三期土改工作,当过组员,也当过组长,现将所见所闻回忆于后。我既不粉饰它,也不丑化它,本着诚实态度,留下那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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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为时三个月的紧张学习,中共成都市委青干班在歌声笑声中正式宣布结业,除少数几人在自查交待中怀疑有历史问题退回外重审外,其它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成了成都市第一批中坚的干部力量。官小的当上了科长、处长,官大的当上局长、厅长,还有个别人爬上了省部级的宝座。这叫“膏药一张,各人的熬法不同”。 不过也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捞上,还成了“反革命”或“右派”。我虽然是右派,有幸活到了今天。那位与我交好的毕业于建国中学的“梦覚”老兄,1957年12月因划成右派自杀于金牛区农委,連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还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根据中央指示:也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为了巩固红色政权,新解放地区立即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于是,中共川西区党委(四川省的前身)立即成立川西区土地改革工作团,由区党委常委郝德青任团长,各地市设立分团。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
    
     成都市土改分团长由中共市委秘书长曹振之出任,团员主要是从市委干训班中精选一批立场坚定,有工作能力的学员(我是其中一名),然后再增调一批老区来的干部,正式组成川西地区工地改革工作团成都分团,。总人数约120人,选择近郊青龙乡作为试点。
    
     人员配备好后,立马进行新的一轮培训,学习土地改革法大纲以及如何发动群众、划清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分田分地等一系列政策性的工作。在工作开展前,全区(川西区)二千多位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集中在总府街区党委大礼堂,听取郝德青团长的动员报告。
    
     郝团长约莫四十岁,大个子大块头,戴付茶色眼镜,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土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不会轻易交出田产,必然抗拒到底”。他特别强调,“对那些罪大恶极,作恶多端、欠有农民血债的地主,必须坚决予以镇压。当杀的杀,当关的关,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站稳立场,打好這一场无硝烟的战斗!”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团一行百余人,在成都北门大桥第八区区委的大院子里集中待命。先由曹振之团长训话,然后背上被盖卷、戴上草帽、项上扎着白毛巾,男女一色的灰制服,一两人一排成长龙,浩浩荡荡向土改试点的青龙场开去。
    
     青龙场距成都市中心不足十五华里,那时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那里的人情世故和生活习惯,几乎和城里有天壤之别,当地人说的客家话(称土广东),我们根本听不懂。全场有近百家商店,分布在宽不足五尺、长不过七百米的窄窄的街道的两旁。穿街是一条光滑的石板路,石板路上留有鸡公车(即独轮车)和钉鞋的痕印,与石板路交相辉映的吊角屋檐,檐口上掛着各式长短不齐、颜色各异的吊牌和紗纸灯笼。商店开间大小不一,但却是一色的木门、木柱、木柜台,黑色额匾上多是刻写着“童叟无欺”、“言不二价”的硃红大字。纱纸灯笼老是在风中搖拽,影影绰绰,神秘莫测。而场头场尾几株老态隆鐘的古槐树,又给古镇频添一派秋色,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中世纪。
    
     当我们进入青龙乡地界,早在那里等候的农民欢迊队伍,一下向拥上前来,又是送茶水,又是抢背包,热情似火,感人至极,还不停地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土改团万岁!”
    
     ………
    
     那阵势,就象一年前解放军进城的动人场面。我心里在想:革命真伟大!我也真走运,碰上了这么好的一个岁月,怎的不卖命为党工作,为毛主席献身啊!
    
     青龙场乡农会(未建政前均叫农会)在场口田埧里,用十几张拌桶塔起了一个台子,作为欢迎土改工作团大会临时的主席台。参加欢迎的群众有两三千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小红纸旗。他们伸着长长的脖子,眼里闪着企昐之光,恨不得立即就拿到梦寐以求的土地。
    
     欢迎会先由乡农会李主席,代表全乡农民对土改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其后是曹振之团长讲话。他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土改团,来的来目的是帮助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翻身!就是要把地主手中的田地没收过来,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彻底根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
    
     他的讲话,赢得全场阵阵掌声和口号声。会后,土改团按事先分配好的名单,下到全鄉二十四个自然村。
    
     全团下设四个分团,毎个分团下有五到六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有三至四名组员,组长是老区来的干部和市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们屬三分团,团长叫朱震,中共成都市委委员,后任农村工部部长。分团部设在三村百公堰旁边一座地主的大院子里。
    
     我和“百灵鸟”以及另外两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负责小地名叫回龙寺的第七村土改工作。这儿是个土地贫脊,人烟稀少,是个丘陵村落。一条长长的土山头把村子分为両半,一边与天回镇接壤、一边和龙潭寺交界。解放前这儿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一年前发生过激烈的叛乱,曾是“四大运动”(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重点清查的村子,先后“杀、关、管、斗”近二十余人。据所掌握的材料表明,现村农会干部不纯,大权仍为坏人把持。
    
     工作组组长叫叶青,团市工委一个部长。沉黙少言,原则性强,满脑子敌情观念,一点风吹草动看半天。他成天老是皱着眉头想问题,总想有点新招数。组员除我和“百灵鸟”外,还有一人是刚从乡农会提上来的干部邓大泉。他是本村本地人,解放前曾给地主当过放牛娃,对村里情况十分熟悉。
    
     村农会主席是个40多岁的精瘦女人,头缠青纱帕,腰系一块围布,虽是小脚,走起路来轻快麻利,大家叫她罗大娘。她带着我们回村,一路上十分热情,主动介绍村里请况,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当过保甲长,谁参加过叛乱,一五一十如数家珍。“百灵鸟”听后很激动,悄悄向我说:“黄牛,这罗大娘觉悟好高,不愧是村农会主席啊!”我未及回答,身旁邓大泉却对我耳语道:“她是一贯道点传师,当然会说。”
    
     “百灵鸟”吓得打个颤,睁着双大眼晴不知说什么好。
    
     一贯道是土改打击对象,前人、点传师内部已定型为反革命分子。说他们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马,以宗教作掩护,大肆搞封建迷封活动,所以吓得百灵鸟打颤。
    
     从青龙场到迴龙寺虽说不足十里,全是一溜坡的黄泥巴上山路。這种黄泥巴是粘性土质,贴脚连鞋,路真难走。土路上遍是鸡公车的轱辘印,坡坡坑坑,弯弯曲曲,累得一身大汗。罗大娘见“百灵鸟”走得气喘吁吁,便要抢着帮背行李,她死活不干,生怕沾上这位“一贯道”点传师。罗大娘笑笑也不强行,指着远处坡坎上几间瓦房说:“快到了,那就是有名的马家店,又高又陡,推车挑担的人最怕。当地有句顺口溜:“马家店,磨盘山,上面悬个药罐罐。我们村就装在药罐罐里。”
    
     叶青站个立马式,望望马家店又看看罗大娘,紧皱眉头,话里有话,自言自语道:“药罐罐?村子就装在药罐罐里……”
    
     进了村,我们安排住在一户张姓的农民家里,成份下中农。他一家三口,两夫妻和一个十七八岁叫英英的女儿。是个独立小农院、正屋、厢房共五间,房外一圈黄泥巴院墙,上面长满茅草,院里茂密修竹,青幽别致。土墙外有个小水塘,用来洗衣洗菜。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在厢房里,“百灵鸟”和英英同住右侧厅房,原放农具的地方临时作工作组办公室。
    
     我们和他家同吃同住,每天每人交纳24両米票和一毛钱的莱金。他家三餐白米饭.菜是从地里新摘下来的,又嫩又鲜好吃极了!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更无电话,基本上过的是中世纪自给自足生活,唯一要买的是盐巴。他们全家穿的衣服,是自织的窄逢家居布(一种土制木机,自纺自织出的土布),吃的油、肉是自已种的菜籽榨的油和喂的猪
    
     张大爷约五十出头、蓄着大清的半边头(前顶剃光后顶蓄发),腰上栓着搭琏,搭琏里装着菸絲和打火石,见人说话一言一笑,和霭兼躬。他成天呆在地里,不是锄草就是松土,从日出忙到日落。张大娘也有做不完的事,煮饭、喂猪、喂鸡、喂鸭,要不便是缝缝补补或摇纺车,把自种的棉花拉成长长的綫。女儿英英留着过腰长辫,手腕上戴着发亮的银镯子,腰系长围裙,瓜子脸,细眉毛,一双眼睛水汪江,见人说话就脸红。全家和和融融,过着妻贤子孝,没有忧愁没有痛苦,几百年、几千年都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日子。
    
     那天晚饭后,我们团聚在办公室里紧闭双门,研究村里情况,叶青首先把团部得到的信息向大家通报,说:“根据乡农会和县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全乡百分之九十五的村农会成员严重不纯,有土匪、有地痞、有帮会头目、有‘一贯道’骨干和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这个村的农会主席罗大娘,一贯伪装积极,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钉子。还有地主黄和尚也不简单,他那深不可测的果园里不知埋藏着什么秘密;位在马家店开饭馆的那个万保长,据说支持过土匪叛乱……”
    
     他越说我们越紧张,百灵鸟握的毛打起抖来,邓大泉习惯性地摸着屁股上的手枪。我到镇静,心里却七上八下:真有点严重,看来土改真是你死我话的斗争。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村农会武装队长冯高宣,解放前当过捧客,有血债”叶青继续介绍敌情,显得老练,满有信心。他拨亮油灯,警惕地往窗外一看,确定无人偷听后才说:“其实要抓这些人十分容易,来几个县公安捆走就是,但不利于发动群众。抓人是为了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也是为了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清理整屯农会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你们注意没有,那天我们从乡上来到村里,那个一贯道点传师罗大娘公然说,马家店是药罐罐。什么是罐罐?就是要把我们装进去。”
    
     其实,罗大娘所说的“药罐罐”,是指马家店地势而言。它是个山坡上的么店子,一条毕陡的黄泥巴山路直通将軍碑,連接到川陝大道。這条路又陡又直,为肩挑役夫和推车大汉所怯,多是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躬腰贴地,气喘呼呼,走起来吃力极了。若谁能一气登顶,不死也得患场大病,故有“药罐罆”一说。可是叶青口中之“药罐罐”,完全是另种意思。 “百灵鸟”举手发言:“管它的,先把她抓起来!”
    
     叶青把指头立在嘴上,意思要她小声一点,说:“我不是说过吗,肯定要抓,问题是如何抓?但现在群众对她很信任,我们得做大量的工作,首先要收集她的材料,发动苦主控诉和揭发她的罪行。”
    
     大家同意叶青的决定,请理农会组织,发动群众,找到新的依靠对象,正如曹团长说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依靠对象,土改工作就无法搞下去,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通过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尽快建立起新的农会。”
    
     通过斗争实际,我似乎使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用人是一批代替一批。“清匪反霸”一批人;“减租退押”一批人,现在“土地改革”又是一批人!一批替带一批,这就是阶级斗争。近似老百姓说的 “推完磨子杀驴吃”。我们這些人是不是驴呢?会不会到后来也把我们杀来吃了呢?
    
     无数历史证明,共产党的干部几乎都是“驴子”,常常有被“杀”的可能性。“反右斗争”不就杀了我们吗!
    
     确定好工作目标后,我们立即分头下村了解情况,每晚忙到十一二点鈡才回家,吃罢饭马上又聚集在一起汇报工作,研究情况,忙得来洗服都没有时间。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掌握到罗大娘一些情况,比如一家农户娃儿病了,她去烧过蛋,收了钱;又如土匪叛乱时,有个土匪在她家喝过茶;还有一年干旱,她组织大家去庙里点过香。冯高宣搞不到新的情况,全是县公局掌握到的历史材料。罗大泉到有一个新发现。他说:“我昨晚回来路经黄和尚果园,突然遇上冯高宣,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干什么?我问他,他说他巡夜,发现这里有响动,以为黄和尚在转移财产。他非得要送我,吓得我一身毛毛汗。我推了多次还是要送,我只好叫他在前面带路,我走后面。一路上我都按着枪扣,万一有不对劲地方也来得躲闪。”叶青听得很认真,最后以不确的口吻说:“他不会是想暗杀你吧?不过你很有经验,让他走前面。”说到这里,转头向我和百灵乌,“今后你们如遇上这种情况,也要这样处理。”
    
     我应着,心里却在想:有这么严重吗?冯高宣与我打过几次照,每次都很客气,惟恐有不周之处,还说:黄工作队,这村子全是山路,走路当心一点,没跌着,要你同意我带带路怎样?
    
     叶青决定现在可以对罗大娘动手了,他首先布置邓大泉,向一叫彭兴顺的贫农嘘信,说:斗倒罗大娘后,他就是村农会主席。又向我吩咐,准备好捆人绳子,一当他宣布逮捕,立即带武装上来捆人,并要连夜送公安局去。
    
     彭兴顺得知自已接替罗大娘当农会主席,高兴极了,除向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外,还串了一大帮人,说:这个坏蛋早就该抓,至今还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反对共产党,破坏土改。
    
     斗争会在回龙寺小学操场坝里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可是士气不旺,几乎斗不起。发言人不多,好在彭光顺极积,又吼又叫又是喊口号,才把罗大娘威风打下去。后又由他出手捆扎,捆得罗大娘叫天叫天大喊冤枉:“我是参加过一贯道但不是点传师啊!工作队,你们抓错了人,我是拥护共产党的下中农啊!不信,可问村里人?”
    
     谁去问,谁又敢证明她不是一贯道点传师?她叫屈有什么作用呢,纯洁阶级队伍和提纯海洛因一样,由粗而细而精而净,同时必须要有彭兴顺这样的加添剂,工作组这样的催化剂,不然何以叫阶级斗争?伟大的土地改革不抓几个人,不杀几个人,怎能显示出轰轰烈烈的壮举场面!
    
     有首歌就是这样唱的:“土改锣鼓一声,工作队员下村庄,农会组织要搞好,阶级队伍大放光。抓坏蛋,清暗藏,敌人开始才着慌。”百灵鸟教村里青年男女唱这歌,还按这首歌的拍子扭起秧歌来。
    
     第二步工作,拿那个地主开刀祭旗?这是一个穷村没有大富人家,只有黄和尚和万保长还有点家产,可是两人口碑极好。一天吃早饭,叶青突然问张大爷:“你们村地主黄和尚和万保长怎样?”
    
     张大爷想也不想地说:“黄和尚虽说是地主,自来吃斋把素行善,万有全虽是保长,做事公道从不欺负人。我看一个是善人,一个是好人……”
    
     邓大泉闻言脸色骤变,立把筷子一撂道:“你这是什么立场,像贫下中农吗?地主是善人,保长是好人?”
    
     叶青不动声色,继续问道:“他们怎么个善?怎么个好?”
    
     张大爷放下碗,拈着下巴上几根胡须,沉思半响说:”民国二十八年,村里闹瘟疫死了不少人、好些人家买不起板板(即棺材),是黄和尚捐的。有一年大天干,乡上发下救济粮,万保长按粮分到人头,自已没要一颗……”
    
     我忍不住了,岔断道:“那是伪装善人好人啊!”
    
     张大爷是个老实人,没注意大家脸色,仍实打实说:“是善人就是善人,好人就是好人。”
    
     英英毕竟是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意思,冲着他爸道:”天底下哪个地主是善人,保长是好人的?爸,你真落后。”
    
     张大爷一下来气了,几乎叫喊起来:“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可不能当着工作组面乱说,像彭兴顺样去害人啊!”
    
     这顿饭闹得大家不欢而散,晚上研究工作时,叶青提醒大家:“看来发动群众是件很细致的工作,不能急燥,要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地主阶级和伪保长的伪善面目。”
    
     一天我们去分团部开会,正碰上北京来的土改参观团,团长是当时通俗文艺负责人王亚平,团员均是文化界的名流,有不少作家诗人,一个个斯斯文文,人人长袍西装,好些还戴着眼镜。他们不参加实际工作,每天到各村去听农民的䜣苦。一天,王亚平将他新写的诗念给农民听:“土改风雷捲狂涛,农民弟兄站起来!”
    
     那些听念诗的农民,全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王亚平即招手说:“坐下,坐下,我是在念诗,不是叫你们站起来。”
    
     這事成了个笑话,长时间在我们中流传“农民弟兄站起来”。
    
     正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访穷问苦,发动群众的时候,川西区党委来了新的指示:要加快在新解放区内开展土改工作。
    
     我们土改团立即分成若干分团,在全市十多个乡全面鋪开此一工作。我调到驷马乡分团部去,并担任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后来,听说黄和尚等六户有钱的农民,被划成地主,没收了全部土地、农具、房屋和生活用品,以及桌椅、板凳和睡的床铺、穿的衣服。在斗争会上,黄和尚喊天哭地叫屈:“我是什么地主呀!新衣没穿一件,肉没有放开肚皮吃一顿,成天起五更睡半夜,一背太阳一背雨,累了几十年,挣了几十年,才买下一个果园种葡萄、频果,就成了地主。这叫啥世道啊!”结果被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打得皮青脸肿,最后还送到乡农会去关了三个月。万有全保长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作为管制对象,因认罪守法好,没送去劳改;冯高宣因有血债,不仅逮捕,还在全乡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上,连同几个恶霸地主被枪决;罗大娘还算万幸,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首发自由圣火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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