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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发生和每个成年人的责任/西风独自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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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严家伟先生《岂能把悲剧的责任推给每个成年人?——与西风独自凉先生商榷》一文,遗憾之余,心情格外沉重。这,的确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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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距离太近,反而会更加盲目。事件亲历者尤其需要注意拉开心理上的、视野上的距离,从更高的角度观察,方能看清楚问题的实质所在。因此,愿意就责任区分的话题,与严家伟先生交流一下意见。
    
    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什么责任都往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推,因为“悲剧的发生,每个成年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只是责任大小而已”----
    
    对此,严家伟先生认为:“似是而非,不着边际”,进而认为:
    
    “全国那么多个单位的领导,外加参加运动的积极份子,甚至右派本人及其妻子,父母个个都是成年人,个个都来分担一份‘发动反右运动’的‘小责任’,‘分担’到最后,毛泽东的责任恐怕离0也就不远了。”
    
    杞人忧天了。责任有大小:大规模政治运动(反右、文革)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固然责无旁贷,要说参与者(有些同时也是受害者)没有一点责任那绝对是歪曲事实,无助于后来人认识悲剧发生的根源。这,属于常识范畴。常识,在中国仍然是那么奢侈!
    
    小时候,看过一本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以苏共大清洗为背景的政治小说《中午的黑暗》,对悲剧的揭示,比一百部祥林嫂似的诉苦回忆录还有力量。作为革命元老,主人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对他人的不公正审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结果成了自己热情参与的暴力机器的牺牲品,支撑他的信念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牺牲个人的生命和荣誉。苏共大清洗、大审判的原则:“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
    
    真相就是如此残酷: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有可能保护你的人已经在你的谎言、协助调查或明哲保身、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被干掉了。当你蒙受冤屈、感觉最无助的时候,可以帮助你的人都被杀光了。好,现在轮到你了。除了引颈待割,还有其他选择吗?没有谁是完全无辜的,他们是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刽子手!
    
    不难想像,《中午的黑暗》对于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在心灵上是何等的震撼。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译的问题,一直不怎么喜欢昆德拉的小说,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为了告别的聚会》:参与聚会的一个人物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遭受政治迫害后准备出国。他发现,最大的悲剧在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无辜者,每个受害者在受害之前都曾在道义或行动上违背过良知,用浅薄的“服从组织和整体利益”来安慰和麻痹自己,用沉默、表决,甚至身体力行来放任或加剧悲剧的发生。
    
    之所以厌恶那些吹嘘林彪军功、把他打扮成受害者、试图为其“正名”的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对历史纵深的把握。什么用兵如神?难道打仗就是在沙盘上你来我往?一将功成万骨枯,说到什么战功赫赫我就想吐。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但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老百姓的支持,没有日军和苏联红军留下的大量装备,在东北一样吃败仗。
    
    比较而言,林彪是中共开国将领里是最无耻的一个小人,可以不顾一切地攻击对手。最坏的是和刘少奇一样,为了一己之利,比刘还肉麻地恶捧毛。抛开教育和文化落后的原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兴起,林彪的个人责任最大:“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版权都属于林彪,把对毛的个人崇拜从军队推广到整个社会,达到顶峰。
    
    别忘了:把石头全力推上山顶的人,往往会被石头砸得最惨。“石头”最清楚谁能对他形成威胁。
    
    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批判彭德怀“万言书”的过程中,林彪后来者居上,捅了彭德怀几刀,刀刀致命。当时尚有不少人坐岸观火,或倾向、同情彭德怀;或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撕不开面子。只有林彪不念旧情,给彭德怀滥加罪名、无限上纲。中共唯一有可能制衡并敢于挑战毛的权威的力量被彻底打跨,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毛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巩固,为后来发动文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投桃报李,林成为2号人物,以接班人的身份进入党章和宪法修改草案的序言,滑天下之大稽,结果他的下场最为可耻:折戟沉沙,死无完尸。在林之前,刘少奇的迅速崛起,不就是他马屁拍的响吗?
    
    这两个吹鼓手,一个是毛所谓: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一个被誉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成为法定接班人。结果呢?一个比一个的处境还悲惨。但刘与林毕竟还有所不同,后者在任何时代都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林彪晚年反毛,不过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打着国家、民族的幌子;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拒绝宣读写好的报告,与毛决裂,更多的是出于良知: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不是天灾人祸,也不是中苏两国关系恶化造成的,是人为的,是中央政策的问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悲剧的发生,每个成年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在严家伟先生看来,“是不分是非善恶的信口开河”,甚至拿日军的战争罪行来比较政治运动,令人大惑不解:究竟是在下是非不分,还是阁下偷换概念?
    
    要说个人责任,毛泽东自然最大,刘少奇、贺龙等“受害者”,对悲剧的发生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普通人或一般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反右、文革时期就完全无辜了呢?如果人们随大流,迫于形势揭发、批斗他人,都很无辜的话,这个形势是怎么造起来的?难道就凭伟大领袖的挥手之间,而不是千百万个普普通通的你我他的盲从和狂热的参与?
    
    严家伟先生倒是理直气壮:
    
    “去年这些‘过来人’的还原历史真象的文字,确实使当年那些‘运动群众’整人害人的人,和死不认错要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人,感到如坐针毡,如芒刺在背。而没想到的是70年代后出身的西风独自凉先生,对受害者竟毫无悲悯同情之心,反而对受害者大施‘重拳’。进而转弯抹角,千方百计为毛泽东开脱,减轻其历史罪责。甚至别出心裁的要每个成年人都为其‘分担’责任,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区分责任,绝不是为谁减轻和分担责任。责任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你想减轻就能减轻的;领导责任,也不是你想分担就有资格分担的。在下对受害者的悲悯同情之心,不是浅薄的煽情,而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过来人”还原历史真象的文字,都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也有一个最大的通病:离开了对自身灵魂的审视,无法把苦难说透、说足。
    
    中国的传统是集体压倒个人、共性大于个性;而责任和权利相辅相成,唯有强调个人责任,个人权利才能伸张,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运动群众”整人的人有责任,甘于被运动、具体实施害人的群众就比婴儿还干净?在认定前者的责任之后,貌似无辜的“群众”的责任也应该得到梳理。否则,他们永远都以为自己毫无责任,带着一张无辜的脸,随时都有可能会被别人运动起来去害人害己。
    
    也就是说,“悲剧的发生,每个成年人都有一定的责任”,不是为了减轻、分担毛泽东的责任,而是明确划分领导者和普通人的责任,梳理历史、文化、教育的影响,找到悲剧发生的根源,从而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再现夹边沟不堪回首的往事,在“过来人”还原历史真象的文字中颇具代表性,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但,如果没有勇气和能力清除自身灵魂上的污点,寻找心灵上的家园,高尔泰先生只会越寻越远。
    
    1971年,高尔泰为减轻良心上的不安,向患难与共的密友萧默坦白,他曾向当局揭发了萧默按《公安六条》规定,属于现行反革命的“偷听敌台”的罪行。之后,高尔泰心安理得地通过检举信又揭发了一次萧默。《寻找家园》中的“荒山夕照”一篇的结尾,对于“牛鬼”们擅自在山中打黄羊,只写了有人提出不必让革委会知道后各位“牛鬼”的表现,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并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萧默)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见萧默《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
    
    萧默先生的这篇文章好就好在不虚伪不矫情不夸大,高尔泰为人处事的优缺点从容道来,活灵活现,结合阅读《寻找家园》的感受,对人性的高贵与冷酷、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时代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会有新的认识。
    
    那些建造杀人流水线、具体实施屠杀600多万犹太人的纳粹,个个都是魔鬼吗?阿伦特认为纳粹战犯艾克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在于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根本未予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知。甚至即使纳粹垮台,这样的人也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新政权所加诸的各种规则,照样当他的“好公务员”。“邪恶是那拿不定主意为善为恶的人做出来的。”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是:“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绝大多数的纳粹分子并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但正是这些“道德冷漠的社会”所造就的“正常人”,在虐杀风暴到来的时候很快就失去了一切道德的判断力,也正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失去自己头脑的、平庸的“普通法西斯”的参与,才可能使“奥斯维辛”式的灾难真实地发生,它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这种
    “平庸之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普通人的心灵之中,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突然喷涌而出,发生质变。(见《普通法西斯》)
    
    文革时期,那些把人活活打死的十几岁的女红卫兵以及造反派为何如此凶残,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思考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以为自己光荣、正确,普通的正常人也就变成了普通法西斯。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利用一切资源普及(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的教育,是培养思考能力、分清责任和权利、避免悲剧再度发生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正派社会》的作者马格利特认为:是否感觉受到羞辱,是一种社会共识,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觉得遭到羞辱的时候,社会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有理由觉得受到羞辱。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就越正派----在这里,把羞辱换成“伤害”也可以成立。
    
    在一个“正派社会”里,反右、文革的悲剧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大多数人都有张志新、林昭等人的觉悟,有足够的勇气来表现自己的良知,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正派社会”了。
    
    人都是自私的,有趣的是,正派社会的利他主义却“符合”人类自私的基因。因为,利他主义、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最终会有益于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美国波士顿的大屠杀纪念碑镌刻着马丁•尼默勒的不朽诗篇:起初他们(纳粹)追杀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向我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原载《自由圣火》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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