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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苦难写人生,风雨铸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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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2日 转载)
    

——右派老人蒋绥民先生的故事
     (博讯 boxun.com)

    
    他是个三世贫民受尽苦难的童工,然而又是“红色王朝”最底层的“贱民”;他是个勘察设计工程师,却又是个数度穿越戈壁滩的“惯逃犯”;他曾是多才多艺的翩翩少年,然而又是个长期无家无室的光棍;他是个无产阶级先锋的中共党员,却又是个敢于向当局要民主要自由的勇士;他曾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在富有后的今日却又无私地支助多个贫困生读完大学,而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他爱憎分明,敢说敢为,聪明能干,自强不息!他是谁?他是北京市勘察设计院退休工程师、右派老人蒋绥民。
    两年前一位右派遗孀李大姐,向我说:他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生活很精彩,很想找人写他。
    去年三月,北京右派老人联名向中共中央上书,要求彻底平反右派冤案,发还工资,赔偿精神损失,他十分极积,一下冒了出来。于是,我们开始接近,终成朋友。岁前,相互为伴,花了半个月时间去苏杭游山玩水,探亲访友,同吃同住,无话不谈。那天,在南京去逛中山陵,他问司机一月能挣多少钱?司机皱着眉头说:挣什么钱?能吃上饭,能交上“份子钱”(公司管理费)就不错了。交多少?三四千啊!这么多?他愤然道:剥削得太厉害了!应该团结起来,取消特权垄断,要求允许个体经营。司机无可奈何地苦苦一笑。
    他一生风风雨雨,有滋有味,苦中作乐,乐里沉悲。那天我们坐在西湖东头,一户农家乐的茶棚里,仰视白云,笑谈往事,他的精彩人生,比章回小说还有意思:
    他祖籍浙江余姚人,那个地方山清水秀,人才辈出。他自幼家境穷困,没念完小学,为生计所迫,十三岁时即寄居上海叔父家里。叔叔是个木材商,家道富裕雇了不少工人,他虽是侄儿但并不能过上悠闲日子,成天仍和工人一样不停地干着劳活。他生性倔犟,不愿作假少爷,毅然离开叔叔家,去自谋生计当童工。在书画店学过书画,印刷厂当过印刷工,表链厂开过冲床。
    他心灵手巧,学一行精一行。但生不逢时,在旧上海谋生,谈何容易?
    1951年,他向叔叔借了五十元钱离开上海,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考入北京市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作监工练习生。设计是一项技术工作,没有过硬的数学与几何硬工夫,是无法绘图计算的。五十年代的年轻人,是理想的一代,有抱负与追求的一代!人人立志:誓把青春年华,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他不安于现状,更不愿虚抛青春,白天干活晚上读夜校,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时间念完高中和大学课程,经过考试,成为一名技术员。他所在的公司是最早实行国企的包干制的企业,由几个营造厂合并而成。设计为要害部门。从1953年起,公司更名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他一下“混”入了知识分子的队伍,成了有等同大学学历的技术人员。加之他年青有为,酷爱文艺,思想活跃,业余时间加入了北京市工人业余歌舞团,成为民族管弦乐队的主力队员。因此,在建筑设计院,被大家选为工会的文体委员。每当周末北京饭店,新侨饭店,都派车来接他为舞会作伴奏。很多年轻女同事都愿意跟随他去参加舞会,可他不拜倒谁的石榴裙下,痴迷于音乐,把精力都集中在乐曲的旋律上。他把舞曲穿插安排得井井有条,三步、四步、探戈、伦巴,花样变幻,波澜起伏。
    谁也没有想到,欢笑中的共和国潜伏着阴影,阳光下的共产党掩饰着凶恶。1957年毛泽东巧设陷阱,诱使中国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除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许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是工会文体委员,设计院里的活跃分子,很自然地全身心投入鸣放。一天,他在报上读到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有关反对官僚主义与个人崇拜、倡导工人自治的文章,他认认真真在报纸空白处写上:“此文章可供设计院党委参考”。在“反右斗争”中,报上大肆批判“章罗联盟”,他说“别人仅仅是建议而已,怎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国家人大、政协,不是和美国总参两院一样,也是双轨制呀!”还有,他特别赞同民主选举。有人问,“毛主席也能民主选举吗?”他坦诚回答:“有什么不可以,选到谁就是谁,国家领导人应决定于民意。”于是“积极分子”把这个看法上纲为“要毛主席下台”。
    政治上的幼稚与认识上的偏差,构成人生苦难。起初并未揪他,可能考虑到他年纪小,出身又是贫民家庭的关系,后因上级压下的任务完不成,到了1958年拿他当了补缺。这叫“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他怎么逃得了,“反对毛主席”,“支持章伯均、罗隆基的轮流坐桩”等罪名,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右派分子”。批斗会上他不低头,昂头直腰说:“割下脑袋,我也不会跪下,这是侮辱人格!”
    会场又是吼又是叫,有人按他的头,他怒目直眼,坚决反抗!气得党委书记骂他:“你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吧!”他不理睬,年轻气盛,和斗争他的“积极分子”打了起来,弄得领导下不了台,最后只好以“极右”罪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劳教收容场所,是北京著名的寺庙雍和宫藏经馆,那时是市公安局五处的地盘,是北京劳动教养分子的登记处,收审登记由陆定一的秘书石蟠来做。除登记姓名、年龄外,搜走随身带来的一切证件;金属刀具、钱财均统一保管。初进收容站,最突出的是人多、房间小,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要睡30多人。像沙丁鱼一样人都挺直紧贴,无法蜷曲转身,如有一人出去解手,回来就没有了他的地方。劳动项目是纳鞋底,每天两双。别以为这是女人干的轻活儿,一针一线,要求“横七竖八”密密麻麻,检验不合格就拆线重纳。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双手僵硬,十指麻木,拉出血口也完不成任务。收容站有的是办法,挑灯夜战,困倦不堪,锥扎脑门,谁敢不完成?不到两月,他被送到北苑农场翻砂车间去翻砂。由于他劳动积极,保证质量,表现又好,不到一年让他当了质量检验员,一年半就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可是回不了单位,留厂当了 “就业人员”,1964年调到团河农场集中,管理葡萄。遭受三年饥饿的他,绝处逢生,天天吃葡萄,体重增加了20斤。
    1966年,神州大地掀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保卫红色司令部所在地首都,彭真、谢富治下达命令:要把北京市打扫得像水晶宫一样洁净,所有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其它成分不好的“阶级敌人”,一律扫地出门!那年秋天,他们乘上西行列车,约有一个连的军队押解下,来到“天苍苍,野茫茫”的新疆戈璧滩上的农三师所在地麦盖提。开荒、种地、筑堤、修坝。强劳动,吃不饱。一天定额要求自挖自推土方七立方米,推上距离为四、五百米的斜坡,在警卫枪杆子看管下,每天必须完成任务,早出晚归,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回到帐篷顾不得洗涮,甚至不吃饭倒头便睡。
    “无产阶级专政”从来不把“右派”当人看,凡完不成任务强制加班加点,披星戴月也得完成。出工收工还要“早请示晚汇报”,向神像毛泽东低头祷告,一般不许谈优点,只检讨缺点。对消极怠工者,不是打就是斗,不是捆便是吊,甚而戴手铐扎脚镣。他目睹一个体弱的难友因未完成任务,说是“消极混泡”被警卫捆得屎尿长淌,当场昏死过去。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要活只有跑!生命的极限自然会迸发出无限的勇气,再怯懦的兔子面对死亡也要挣扎,此为天性常理。
    茫茫戈壁,威威哨所,冷冷刺刀,密密警卫,怎么能跑出去?跑不出去也得跑,求生乞活是人世间最大的力量。此时他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经过“精心策划”串通多人,卖衣服换粮票,造假证,制定逃跑路线,谁知“出师未捷先被吊,当场抓获坐飞机”——抓回后,吊在房柁上示众。
    “吃一堑,长一智”,第二次逃跑是三个人,一个叫陆丰年,一个叫王焕波,都是北京右派大学生。为通行无阻,他们用肥皂刻制好图章,把衣服埋在沙包中,一切井然有序,万无一失。没有想到消息走漏,临阵脱逃时王焕波首先“招认”,还作了检举。他是“首恶”处理自然从重,批斗后定名为“反革命分子”。队指导员叫雍元昌,生性冷酷,心毒手狠,是整人能手。他冷冷一笑说:“我知道你蒋绥民是个吃了秤砣铁了心的人,有本事你再跑一回试试!”他命令警卫人员挖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地窝子,下面铺上稻草,然后叫他们下去,上面加盖加锁。地窝子不见天日,阴湿寒冷,成天蜷缩在里面,睡不好,分不清白昼黑夜,只有“放茅”时才能爬着两米多高的木梯上来见见阳光。他整整被关了一年多,每天一壶水,上下午各二两粗粮,没有菜,饿得面黄肌瘦走路幌幌悠悠。由于缺光挨锇,他患上了“饥饿恐慌症”,成了一条牲口,见着稻草都要咬来吃。好在后来因分段工程完工后,队伍转移,才放他出来,不然非关死不可。
    坚强的人愈折磨愈坚强,反抗的人愈压迫愈反抗。他就是属于这样的勇者!他有毅力、有信心,誓言“决不自杀”,坚强地活下去。有鉴于上两次的失败教训,一定要找准时机,不能再失败。他是挂名在案的“逃跑犯”,警卫对他不敢掉以轻心,长期将他和另一逃跑犯陆丰年共戴一副手铐,分锁左右手,以为万无一失。求生存求自由是人之天性。两人商定,只要有机会就一起逃跑。由于一年多的关押,警卫人员看到他早已皮黄肌瘦,走不动路,丧失了对他的警惕性,因为厕所在河边上,两人趁哨兵不注意,一起悄悄溜坡入水,接近对岸时,才被哨兵发现,“回来!不回来开枪了!”他们哪管这些,拼勇气,凭毅力,先在一个红柳林中掩蔽起来,判断无人追辑后,舒缓了一口大气,找来石头砸开手铐,终于获得了自由。 他们在新疆多年,学会了当地语言,到一户维吾尔族家求助,维族一个老伯一见便知是怎么回事,十分同情地先管饱,然后送了馕(维族特有的大饼)和一大葫芦水以及十几个煮熟的鸡蛋。时值盛夏,白日酷热,夜来阴凉,老人情深义重地告诉他们说:“白天不能走,要找个红柳林休息,待到太阳偏西时再抓紧赶路。”为了积聚水份不致渴死,千万别走错路。为了逃避追捕,他们只能穿越戈壁滩,绕公路而行。这是死亡之路,宛如坟头的沙丘,漫无边际,很难辨别方向,好在他们在新疆多年,经验告诉他们,只要沿着驴粪的方向走决不会迷路。他们按照维族大伯指的方向,昼伏夜行,终于绕过关卡巴楚县三岔口到达了柯平。三天后终于来到阿克苏。阿克苏是支边青年农场,恰好他弟弟在一个连队当炊事员,去住了三天,为了不连累弟弟,匆匆离开。因乘火车路费不够,先去乌鲁木齐买了十多瓶白酒去鄯善贩卖。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全中国是一座大监狱,遍地都是职业警察和义务的纠察队员,吃饭要粮票,住宿要证明,行走一步比登天还难。到了鄯善,酒未卖掉,却被便衣警察以“投机倒把罪”抓到收容所。一审问,才知他们是农三师的逃犯,立即关起来,通知三师来接人。当时农三师跑的人太多,接不过来,便长时间关押在一间土垒的房子里。收容所关的人全是“盲流”,每天两个窝头一壶水,又饿又渴,日子难过,只能再跑。怎么跑?每天一壶水不喝,用来浸湿土墙打洞。白天睡觉,晚上抠挖,把挖出的泥土藏在稻草底下。终于在墙下挖开一洞,隔壁是收容站站长办公室。他们钻进办公室,除把没收的酒带走外,还将站长办公桌里的几十斤粮票席卷一空。这叫“人穷志短,狗急跳墙”。翻门窗,爬院墙,一溜烟消失在黑夜里。两人再次穿越戈壁,渴得不行就以酒代水,喝得心冒火,鼻流血。以为逃出了鬼门关,哪知在“阎王殿里撒野”定然凶多吉少。鄯善收容站不大不小也是公安机关,哪容得他们挖墙扒洞,窃粮票砸窗户的“犯罪行为”,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红色通缉令早已通过电话传遍全县,他们虽躲过了马队骑警的追缉,但第二天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时,被兵团的一个连队盘问截留。当晚被铐回鄯善收容站。为了惩罚他们,把几十瓶酒吊在两人的脖子上,晒在太阳底下罚站约一小时,回到收容站还得从挖的墙洞中爬进去,头刚进去警察抡棍棒在身上乱打。这就是“专政”!你敢反抗吗?在一顿棍棒的相伴下,高升一级,被送到公安局的拘留所。铁窗砖墙再也跑不了了,在拘留所呆到冬天,成日喝稀汤汤,农三师没有人接,于是当拘留所押送已判决的犯人时,把他们也捎带到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大狱。
    蒋绥民深有所感地说,在鄯善拘留所转押去兵团大牢的火车上,一位维族大爷悄悄地把一盒热饭推到他面前,使他终生难忘。他说,那时一盒饭就是一盒金子,一位乘客只有一盒呀!他不吃给了我,怎不叫人感激涕零,热泪盈眶啊!还记得他那双同情的眼晴,似乎在鼓励他:小伙子要活下去,要抗争到底,你们是无罪的人!世间自有真情在,天涯何处无芳草。他说,维族人比汉族人好,善良坦诚,从不出卖朋友和同志。在兵团大牢里又关了几个月,农三师才派人来接他们回去。接他的警卫斑长天生一副狠毒心肠,一路上给他们戴上连铐,和不相识的人铐在一起,晚上班长睡在床上,把他们两人用铁链栓在床腿上,只能象狗一样地蹲坐在地上,并且把“狗牙铐”扣得特别紧,导致手腕滞血溃烂至今还麻木皲裂,伤痕累累。一句话,凡能表现“立场坚定”折磨人的体罚都用上了。一个存心要跑的人一千条枪都看不住,何况几个人押上百人。在一个叫库车的地方,他借用放茅的早晨终于跑掉了。
    “失败为成功之母”。他认真总结了上几次教训,冒充盲流主动到收容站去投靠,这样别人不再将他视为逃犯。在一个叫库尔勒的收容站他终于呆了下来,先取得站长的信任,然后带着几十个盲流去劳动。库尔勒是农二师的地盘,多是上海知青,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于是编造历史,隐姓埋名,说自已是上海人因探亲不遇而流浪在新疆。最后收容站将他介绍到县上,县上将他分配到一个叫草湖公社的地方去劳动,还给他报了临时户口。人在这个时候欲望非常低,像牲口一样,只要吃饱就安定下来了。
    他在草湖公社整整生活了八年,无论瓦工木匠活都会,耕地种庄稼也不外行,公社每月给他32斤粮,半斤油,他带着十多个小工自绘图纸自设计,为公社修起一幢一幢的办公楼、卫生院和学校校舍,个人还养羊、养狗、种哈密瓜、做家俱,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受到大家的尊敬,交了不少朋友。虽然他生活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与温饱,可单一的生存并不是目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常系心中。他经常看报纸,偷偷地听收音机,若公开听,会被扣上“收听敌台”的帽子。家事国事,事事关心。他是单身,正值壮年,多么需要异性的爱抚,成家立业。可他不敢想,一个叫阿依罕的维族姑娘虽然向他表示爱意,可他不敢爱,因为身上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唯恐泄露秘密。虽爱火炽热,但前途未卜,只能强忍。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痛苦?
    到了1978年,他好不容易得到消息,中央下发了“55号文件”为右派的改正摘帽,他才向单位写信。1979年初,单位派来两人接他回去。行前,他将八年劳动所得的东西床呀桌呀,以及锅盆碗筷,木工家具,分赠给当地维族朋友。用他的话叫报答:他们养育了我,宽待了我,我将永远记住他们!维族人民,我将永远记住你们的恩情……
    他回来了,回到一别二十年的北京。为了弥补失去的青春年华和美好的岁月,他拼命学习,拼命工作,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选为纪委委员。被评为工程师后参予了参与了北京不少著名大工程的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退休后,被聘为北京岩土工程勘察院副院长;又被聘为北京市地质工程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及岩土工程高级顾问,主持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二期、工艺美术大厦、建国门华侨村、外交公寓等的基坑支护设计及施工。他凭勤劳、智慧、诚信,很快成为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富了没有忘记自已是个右派,是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人。所以乐意帮助有困难的人,特别乐意帮助那些因家境贫寒而不能继续上学的人。他说我愿意这样做,是将心比心,深切体会到自己幼年穷困失学的痛苦。
    我问他你此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他说,“反右斗争”是个彻底错误的政治运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未平反,是极不公正的事实。我们“改正”前二十多年的工资至今未发还,心态很不平衡。
    当年毛泽东“超英赶美”,时至今日,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文化生活还有很大差距,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再走历史的弯路了。可是现在还有不少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动笔来写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也没有人来写“中国共产党党史”。为什么?有拦路虎,一贯标榜“伟、光、正”的人实际上都是“假、大、空”。至今还不敢正视历史,写出历史的真相。因此不少志士仁人为留下自己经历的真实足迹,动笔动口,写回忆录,不让子孙后代,对新近代史一无所知。绝不允许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到此断代!
    
    首发自由圣火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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