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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漫话春节与春联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09日 转载)
    
     (四川) 严家伟
     (博讯 boxun.com)

    2008年的春节已经悄悄走到我们身边。又将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们而去。这就是逝者如斯的时序,这就是催人易老的年华。其实今年这个春节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戊子年春节”才对。而2008年是西元(公元)纪年,它只有“元旦”即1月1日,没有“春节”。于是乎有人爱说“春节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更有人认为“元旦”是从西方“照搬照抄”来的“外国货”,这些看法其实都不正确。
    
    中华民族传统的历法最早起于夏朝,所以又叫“夏历”,就是民间一般称作的农历。它将一年的岁首定为正月初一,又称元旦或元日。但到了殷商时代却将十二月初一定为一年的第一天;周朝更将一年的第一天定为十一月初一;秦始皇更把一年的第一天定为十月初一。直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历法,将一年的正月初一定为一年的第一天,以后历代沿袭至今未改。所以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正月》一书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朔日,就是初一的意思,所以那时的“元旦”就是我们现在的正月初一春节。到了上世纪的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次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废除夏历,以公元纪年,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为元旦。但民间仍按习惯在民国元年的2月18日过旧历壬子年的新年正月初一。于是一年中便出现了新、旧历的两个第一天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国2年即(1913年)当时担任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将公元纪年即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将夏历的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例行放假。从此夏历的岁首(即正月初一)便称为“春节”了。所以“春节”一词算起来还不到100年的历史。
    
    其实中国一般的民众最看重的并不是公历1月1日的那个元旦,而是旧历正月初一的春节,你去问一百个中国人,恐怕九十九个都认为旧历的腊月三十与正月初一才是过年。所以在我的往事记忆中,几乎记不得任何一年过元旦的情景,留下的都是过春节的印象。然而令我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怀念的还是那“万恶的旧社会”时过年的时光。那时的春节,每家每户都充满了年味,而且是充满了人情味,文化味的年味。却没有任何政治味,工具味,乃至变了味的“年味”。
    
    现在一些五十岁以下的人,一提起所谓的“解放前、旧社会”便以为是“民不聊生”是“水深火热”,是什么杨百劳,喜儿,扎根红头绳就过年了。可以说那全是御用文人的瞎编乱扯。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见证人最有发言权。那个时侯过年,我亲眼所见,不说百分之百,起码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而且都备有丰盛的菜饭,年糕,汤元之类的食物。大人,小孩都要穿新衣,新鞋。稍微富裕点的人家,屋里都要张灯结彩,椅披椅垫之类搞得一派喜气洋洋。而且那时民风古朴淳厚,贫者不存非分之想,富者乐善好施。一到了腊月,街上就有民间自愿乐于捐助的富人出钱资助的慈善机构,向有困难的人发放米、布、钱,你愿去领取的人就去领。既不需要“居委会”,“派出所”开任何证明,也不会问你是什么成份,是城市还是农村人,是常住户口还是暂住户口?官方根本不介入这件事,更不会拿这来说事,宣传,以宣扬什么“温暖”、“关怀”之类的说教。而且我亲眼所见,去领慈善救济的人并不多,从来就没有人排成长龙,更不会象现在超市卖点便宜的东西竟会发生拥挤踩踏伤人的悲剧。这充分证明那时贫困的人并不多,甚至有点困难的人还不愿去领,怕“丢人“,失了个人的尊严。而且做了这些好事的富人,从来不张扬,不吹嘘他给谁“送了温暖”,叫记者来拍个照,报导一下。谁要这么作,众人的口水都要淹死他。当年我父亲也是捐助者之一,他教育我的理念就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里所谓的“有心”,就是借做好事来表演、抬高自己。所以做了好事,不要去张扬,更不要去图别人回报,而头上三尺自有神明知。这听起来好象有点“迷信”的味道,实则是一种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的规范在起作用。所以反过来也没有人去冒领多拿。我看今天为发点“低保”,往往闹得不可开交,什么想法开后门的,该得而得不到又哭又闹的,告状的,无奇不有。要是今天谁敢象当年那样敞开门不要任何证明,任何手续都可来领米,领钱,我看你有100座仓库也不够。所以“旧社会”既不是什么“水深水热”,而那时的道德水准和良好的民俗,民风更不是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新社会”能望其项背的。
    
    至于那时的农民,只要没有战乱和大天灾,无论什么贫下中农,哪家不是只要冬至节一过就开始杀大肥猪过年,,有的家的腊肉到第二年栽秧时都还未吃完。土改时,工作队动员一个老贫农去斗争地主,这老贫农找不到话说,上台去就指着地主骂道“你这个狠心的地主,我给你裁秧子,你端出一碗腊肉,一块块比巴掌还大,比指头还厚,哪个吃得下去嘛?你存心害人!”,弄得工作队的人哭笑不得。“三年自然灾害”时,这个故事成了我们劳改营中囚犯“精神大餐”的最好“脚本”,大家听完后都感叹“今天能有这样的地主来害我们一下就好了”!
    
    那时过年的文化生活完全是民众自发,自愿的,诸如什么敬祖祈福,演社戏,舞狮,舞龙灯,灯谜会,从无官方的政冶宣传与说教介入其中。这些活动当然没有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春晚”那么富丽堂皇,但也不会耗费巨大的民脂民膏,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不过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家家门前的春联。也就是从腊月三十开始,家家门口都贴上一副用红纸和毛笔字写成的对联。中间门枋上再加一横批,门上贴上大“福”字,或门神,有的还挂上灯笼。几乎家家如此。而那春联的内容真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畅所欲言”后,却不必担心“阳谋”找上门来打你成“右派”!
    
    春联的内容以喜庆吉祥之语居多,最常见的如:“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门迎春夏秋冬福, 户纳东西南北财”。又如“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福自来”则既有祝福也有劝导期望。但我那时却从未见过对官方献媚吹捧的春联。哪怕是国民党的官员,也不会在门口去贴一副对联:当官不忘国民党, 幸福全靠蒋主席。------那会成天大的笑话。而发牢骚却是有,如:“年年难过年年过, 处处无家处处家”,如此明显“不满现实”的话,也不会有谁来找他的麻烦。
    
    那时每年的大年初一,我常和父亲,还有我姑姑去街上闲逛,专门去看那“春联象大海洋”一般的盛景,也不时对写得别有新意的联语加以评价议论,是那时过年一种特殊的文化品味与享受。记得在一家小店门前,主人既在卖茶又在卖点烟酒类的杂货。门前的一付春联是:“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杯茶去; 谋衣苦,谋食苦,苦中寻乐倒杯酒来”。我父亲对此联很赞赏,认为既道尽了世情,也表现出了主人的潇洒与幽默。又如有副春联写道:东风大胆敢梳柳, 春雨细心更润花。拟人化的手法,把大自然的春天写得多美啊!我们有一年在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商店门口看到主人在春联上写的是“财如晓日腾云起, 利似春潮带雨来”。我姑姑笑着说“这主人吹牛的功夫恐怕天下第一”。当时我们确实还不知道中国人的“牛”可以吹到“亩产万斤”,“十五年超英赶美”这样的份上,何况人家吹的那“牛”并无什么害处,不象那“亩产万斤”是要吹死人的。
    
    也有因春联出丑、惹祸的。先说这出丑的,过去有个贪官全靠“上面”有裙带关系,于是官运亨通得意,其人虽贪,偏要标榜自已“廉洁”,“亲民”在年三十于门口贴一副春联,上联:爱民若子;下联:执法如山。民众见了气不打一处来。有人半夜去到贪官门前,在联后补上几个字,于是便成了上联:爱民若子----金子,银子乎?下联:执法如山----冰山,靠山也!第二天正月初一,大家一看都笑弯了腰。今天那些爱作“亲民秀”表演的贪官,不知能否从中吸取点教训么?
    
    至于因春联惹祸的事,说起来就有点沉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则回骂曰“共匪”。中共说蒋介石“亲美”,国民党说毛“亲苏”,互相对骂无止无休。川南某县有一老学究拟一春联讽之云:“蒋匪”,“共匪”究竟哪个是匪? “苏亲”,“美亲”不知谁家才亲?外加横批:天才知道。他显然不知这“伟大的新社会”不比“万恶的旧社会”怎能容你乱说乱动?所以结果便是“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语),此公便成了“反革命”。另一个是七十年代一个“知青”在乡下过春节,穷得揭不开锅,却引得他文思涌进,拟成一副十分别致的春联贴在门上。上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此中人语。这当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意。确实当时的“外人”皆不解其意。但后来他却在一次闲谈中,向一位他认为不是“外人”的知青同学吐露了真情。他说,上联是“缺一”谐音“缺衣”;下联是“少十”谐音“少食”,连起来就是“缺衣少食”。谁知他这位同学,想争取政治表现好,早点回城,便去告了密。正在文革中,那还得了?结果与那位老学究一样的下场。
    
    春联竟引出如此的悲剧,行文至此,只好掷笔长叹!也更加怀念童年时春节与亲人一道去看春联的快乐。所以我把这些写下来,算是留作一点纪念吧!
    
    2008年2月8日完稿
     (2008年2月9日首发《自由圣火》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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