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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从老报人陈泽昆说到到民间办报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09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五十年半个世纪,我总想着他。
    
    1956年初夏,为增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我从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很快和他认识交上朋友。
    
    文艺组,全称叫文学艺术组,有六个编辑记者,他最年长,大家叫他老陈,我也跟着叫。他个儿精瘦,头部上大下小,面颊长短适度,高额头,大鼻梁,目光炯炯,似乎有想不完的事,他不苟言笑,喜欢穿中山装,戴鸭舌帽,来去一辆单车,动如风,静如水,麻利快捷。早上一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沏茶、看报,处理来稿。然后坐藤椅上,悠悠闲闲地翻看杂书,语间无废话。
    
    组长肖青向我说,陈泽昆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前身)的总编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绰号“多宝道人”,你要好好向他学。
    
    巧好,我们两人的办公桌背对背,坐在椅上一转头就成了脸对脸,交谈机会自然方便。他负责杂文、短评,我分管小说、诗歌,遇上拿不定的稿件,向他请教。他总是先听我陈述意见,而后挺认真说:作编辑是发现作者,作者有无前途,首先看他写的东西有无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彩。
    
    每天有不少稿件涌进收发室,收发室分类后再将稿件送到编辑手里。五十年代青年人喜欢出名,喜欢向报社投稿,文艺组是来稿最多的部门,每人都有厚厚一叠。他处理稿件速度比我快十倍,一叠稿不一会儿就消化尽净,用的放在卷宗里,不用的扔进废纸娄,退稿的附上铅印信。我忙得不可开交,他早品茶看书了,真够清闲!
    
    我没茶瘾,顶多翻翻时兴的小说,更多时间去评报拦看大家贴出的意见,显得特别关心。他不看,也不写,超然世外,好像报社风云与他没关系。不久,成都猪肉供应开始紧张,几乎所有肉案铺都排起长龙。我在评报拦上贴出三张稿笺纸的意见,批评报纸不关心人民生活,建议市委注意这个问题。他看后笑笑,私下向我说:小黄,干新闻需要勇气和敏感。你很有勇气,也很敏感,是个料。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艺月刊,发表了我写的“干预生活”的作品《给省团的一封信》,他翻去复来看了几遍,老皱额头,但不发表意见。大约周末下晚班,他突然对我说:小黄,走,我请你喝“五粮液。”
    
    此时“五粮液”还名不见经传,在酒铺里散卖。这种酒铺不卖热菜,顶多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成都人称之为“冷淡杯”。我们相对而坐,细细地品着酒杯里的酒味。好一阵后,他说:你知道不,这酒为什么叫“五粮液”?它是五种粮食烤出来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麦,外加传统制作工艺,还得有好曲、好水。俗话说,粮为酒之骨,曲为酒之魂,水为酒之精……你品出来没有,这酒柔而香,甘而醇,清冽透明,舌尖上感觉特舒服?
    
    他说得滴水不漏,酽然是个评酒专家。我洗耳恭听,搭不上话。接着,他谈到报纸,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新闻?
    
    我道:每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摇头,轻轻一笑:错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都是新闻吗?
    
    我糊涂了,张口结舌。他意味深长地呷点酒,自个一笑,道: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现在说,报纸是党的喉舌,那时说报纸是社会的眼晴。
    
    “反右斗争”前的中国,言论未有禁区,说话嘴上无需加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人说你在“攻击诬蔑”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当心抒情畅,故无虚假之词,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
    
    我哦了声,笑着道:真新鲜!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抢到一条好新闻能高兴三天,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政策方针负责。你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闻,是篇长新闻,我们称为特写,现在称报告文学。小说重在细节描绘,新闻关注事件的发生发展……
    
    他谈得有条不紊,丝丝入扣;我听得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于是,我开始对报纸有所理解,对过去的报纸越来越有兴趣。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问他,诸如怎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办一张报纸需要多少人?以及报纸的功能等等。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回答有理有据。
    
    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它兜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那时,我就是个专揭国民党老底的记者,当官的见着我怕三分……
    
    我急不可奈的插一句:要是不准刊登怎么办?
    
    他把手里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撂,说:我们就“开天窗”(空着板面)!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未通过,大家就会起来抗议,骂得他头膑(脑袋开裂的意思)。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大公报》?
    
    我摇头。
    
    他说:三四十年代,《大公报》在中国是张赫赫有名的报纸。它的创办人叫张季鸾,提出一个口号: “不党、不盲、不私、不卖”。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很有名。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
    
    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入迷,对办报越来越有兴趣,真想作个终身报人。接着,他列举了1949年前成都一大堆报纸名称,什么《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建设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想不到这个不足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竟有这么多的报纸!使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报纸除《新新新闻》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外,其它半数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办的。
    
    我问道:现在成都人口快八十万了,全市除省报《四川日报》外,就只有一张《成都日报》,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呢?
    
    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只浅浅地说:报纸多是办报的人才多,与思想活跃分不开。现在讲成份,讲阶级,过去办报的人就不能再办报了,必须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个吗?
    
    言谈间,他有种无奈的失落感。我不愿刺伤他,把议题转到另一边,问:这样多的报纸,要多少人去办,又要有多少人看啊?
    
    他说:过去办报不像现在办报打人海战,是不是人都是记者、编辑。当记者、当编辑,得是块料啊!我们《工商导报》有日报、晚报,编辑、记者不到二十人,采编合一,按栏目分。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通稿。 说到这里,他添一句:真正的报纸从不靠国家、政党出钱养,主要是有没有读者。如果报纸靠别人出钱办,绝对办不好。张季鸾“不党、不盲、不私、不卖”才是办好报纸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
    
    此后,我总想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办一张属于自已的报纸或刊物。远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陈谦、遥攀等人筹划办一个叫《笑》的刊物,没有想到半年后“反右斗争”中,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笔“罪恶”。
    
    我因“干顶生活”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国罪该万死,自难逃脱此劫。而老报人陈泽昆在“整风鸣放”中连屁也未放一个,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头认罪”,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不推不赖,态度极好。于是,我名列“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作为一般右派,工资降三级,踢出相府,弄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当火头军。
    
    “物换星移几度秋”。二十二年后,我“改正”回到报社文艺组仍当编辑,他没有归队。一天,我去春熙路人民银行成都支行看望他,他栓张白布围裙,正忙着橱房里的事情。一见面,他笑笑说:我知道你会回来,只是迟早的事。小黄,好在你当时没揭发我,要不我去“劳教”,你做火头军了。怎样,吃了不少苦吧?也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过去的事谈起来全是笑话。“反右斗争”没明堂啊!
    
    他说得轻轻巧巧,无怨无恨,好像二十多年日子极度平静,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一样。无情的生活像炼狱,使一些人乐观旷达,也使一些人消极沉沦。他,永远心静如井水,在磨难中养成处危不惊,临死不惧,是为智者。不久,他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游》杂志去做编辑。
    
    1982年冬,他约我去新发现的旅游景点“九寨沟”采访。我们坐着越野车,在极端危险的悬崖山道上急行,相互有说有笑,很是愉快,还大谈办报一事。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逃到台湾,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沉思一下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它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经济乱成一锅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顶多造点舆论,舆论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就不会有饿死人的事情。
    
    他的话不多,却道出一个真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倒台,全是自已贪污腐败造成,决非人言。人言只是一面镜子,防它有何用?古人早就说过:史鉴知兴亡,人鉴知得失,铜鉴正衣冠,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漫步九寨长海,看着水中的山,水中的树,天水交融一幅绝妙的画。他饶有兴趣地说:小黄,赵紫阳去年来九寨看到大熊猫,当了总理。迷信东西不能不信。这次我们如能看到大熊猫,你准能当上总编辑。
    
    我一笑回答:要当,决不会要谁的封赠,一定靠自已!
    
    他盯我一眼说:现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松动,可能会准许民间办报。如行,你自己定是个总编辑,但得有实力啊!
    
    九寨沟一山雪,一天冰。我们住在唯一的招待所——诺日朗瀑布边的几幢简易木板房里,只有一位香港来的女游客。经交谈,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资高达两仟港币(当时我月工资为七十元人民币),大大吓了一跳,方知同是中国版图上的人,收入有这么大差距?我还和她聊起香港政治制度与刊物报纸。她说,在香港谁都可以办报,关键是要有本事和实力。突然,一个亮点从脑海里划过:有本事的人何别再端铁饭碗?天下路得自已走……
    
    夜里,我和陈泽昆坐在火堆旁烤火,静观火苗跳动,听着湿木棒吱吱吼叫。我自言自语说:我真想办报,一定会办报。他笑了:小黄,你真的办起报纸,我不要工资给你打工怎样?我一生爱好办报,可办不了报。年龄大了,雄心也没有了,你行,正当年。
    
    三年后我“下海”来到北京,一边赚钱,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办报办刊。最早参予第一张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的扩展,后又自办《中国市场信息》半月刊,尔后又去办《当今农民》,再后受报魁安岗老人之托(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奉命组建《经济日报》并任总编辑),组建《中国公共关系报》。香港回归前夕,跑到香港,通过朋友注册了《香港日报》、《香港晚报》、《香港晨报》。但因各种原因,主要是一党专制的“雄关当道”,难已逾越。
    
    1985年六十五岁的老报人陈泽昆,妻子死于癌症。两年后,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了。我去看他,他一脸红光,陶醉在安乐窝里,显得愉快高兴。我祝贺他,开玩笑地说:老陈,你真有艳福。
    
    他嘿嘿一笑说:大家都有福,大家都有福!你“海中”打滚,发财发迹,我续弦娶妻,老而有运。不容易,不容易。
    
    两年后传来消息,说他跳楼自杀了。事起,是年轻貌美妻子,一边和他百年交好,一边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认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脸无处放,一气之下竟然轻生。唉,知识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却经受不起世俗势力的冲击。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啊!他不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已非理想世界,物欲横流,享受至上,道德沦丧,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走了,留下我这个办报希望不泯的老右派,总想办张自已喜欢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报纸,使贪官墨吏闻风丧胆的报纸,可难如愿。
    
    而今改革开放已整整三十年,财富早已改变了国家地位,但舆论却无力监督社会分配的不公,更不敢去批评政府,一味地对也歌,错也歌,歌上加歌。尽管当今有多如牛毛的报刊,却没有一张是“不党、不盲、不私、不卖”的报纸!这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执政党啊!你到底怕什么呢?
    
    故乡成都早是座五百多万人口现代化的大城市,报纸却少得可怜,特别是讲真话的报纸。现将1992年由官方编辑的,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成都大辞典》683页,“报刊篇”所例举上世纪三、四十年报刊目录公布于后,两者相比,让读者自去体味。
    
    
    《工商导报》
    1946年4月28日创刊,为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创办的进步报纸。编辑部在新南门建国北街9号,营业部在华兴正街37号。1949年夏,社址迁到北新街16号。董事长蓝尧衢,董事钟云鹤、朱君昌等,发行人安新贤,总经理兼主笔王达非,总编辑吴汉家,编辑主任陈泽昆(后任总编辑),采访主任张西洛(后任经理)。1947年10月1日,该报由原午报改为日报,篇幅由每日4开4版扩大为对开4版。内容除社论、消息、广告外,辟有“生活”副刊和“工商服务”、“成都今日行情”等栏目。1948年2月,在原有中午行情单的基础上,又增出《工商导报晚刊》一小张(先为4开2版,后为4版)。1949年10月15日,日刊再次扩充为对开6版。
    
    《大声周刊》
    1937年1月17日创刊,社址在祠堂街172号“努力餐”楼上。由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薛特恩(因心)任发行人,彭文龙、韩天石、周海文、胡绩伟等参加编撰工作。创刊不到3个月即发行5000份。是当时四川抗日救亡报刊中出版较早、发行较广、读者众多、影响深远的刊物之一。同年4月15日,出版13期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5月8日,更名为《大生周刊》,出5期伯于6月5日又遭查封。11月5日,《大声周刊》复刊号出版,仍由车耀先生发行人兼编辑。1938年初,《大声》由胡景祥(又名冯列斯)主办。1938年8月23日,其复刊号出版40期后,遭查封。前后总计出版61期。
    
    《民众时报》
    1946年5月1日创刊,为刘文辉出资创办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编辑部在金玉街42号,营业部在督院街95号。发行人张澜,主要创办人杨伯恺任经理,主笔漆颂平(鲁鱼),总编辑马哲民,副总编辑赵铭彝,编辑主任刘明章,资料室主任章润瑞,采访主任孙文石,总务负责人袁思治。每日出版对开4版一大张。该报曾宣告,“创刊目的:为人民说话,替大众服务,作民主之先锋,导社会于光明。”在短期内发表了大量的社评和其他评论文章,新闻报道富于揭露性,文艺副刊具有战斗性,积极参加成都地区的民主运动,时有小《新华日报》之称。同年7月16日被迫停刊,共出版76期。
    
    《民声报》
    分晚刊和日刊两种。晚刊1938年12月16日创刊,发行人汤次莘,实际为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创办的报纸。社长杨鹭栖,总经理谢子华,总编辑彭其年,编辑记者杜桴生等。为4开4版报纸,其“选论”多为《新华日报》重要文章,消息也多介绍八路军情况。还辟有“涛声”、“哨言”、“学锋”、“大众”、“挥戈”和“中外大势述评”等副刊、专栏。1939年5月,因敌机轰炸、印刷厂疏散而被迫停刊。同年8月1日复刊出版日刊。编辑部在昭忠祠88号,营业部在华兴正街。社长杨鹭栖、朱理君,经理彭玉鸣,总编辑彭其年,杜桴生任总主笔,刘影三任主管,陈文等任编辑,江汉任副刊编辑。内容同晚刊,篇幅增到6版。约于同年10月停刊。
    
    《西方日报》
    1947年10月10日创刊,为刘文辉支持创办的进步报纸。社址在上东大街50号。董事长刘元瑄,社长兼总主笔杨露(叔咸),副社长兼总经理许成章,总编辑陈落,副总编辑张先畴,主笔杨可诗(正南),编辑主任翟静之,采访主任朱枢,副刊《西苑》编辑杲向真。为对开4版大报,除专论、各类消息等外,还辟有副刊《西窗》、《西方妇女》、《周末文艺》等。1949年1月20日,又增出《西方夜报》,并办有综合性副刊《西点》和文艺性副刊《方生》。同年3月底,人民解放军大举横渡长江之际,该报曾将此消息头条登出。4月22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迫停刊。
    
    《成都中央日报》(中兴日报)
    1939年10月10日创刊,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党报。社址在五世同堂街61号,城中心办事处设署袜街中街。社长张明炜,经理季迺时,副经理璋卿,主笔瞿冰森,总编辑张琴南,编辑主任江耕生。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社论、广告外,还办有《中央副刊》。发行约17500份。抗战胜利后,由瞿冰森接任社长。1946年7月1日改为《中兴日报》继续出版,社址在狮马路,营业处在春熙路北段。该报实行“企业化”,改组为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瞿冰森,经理先后为高璋卿、王拂苏,主笔周君亮、刘自新、蔡绍元,编辑主任赖叔量,采访主任程雪峰。1949年7月26日又恢复《中央日报》报名,社长魏绍澂,经理程雪峰,副经理李子贤,总主笔王指苏,总编辑蔡绍元。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停刊
    
    《成都快报》
    1925年7月10日创刊,始由黎纯一,慕钧石等主办,继由王觉吾、杨治襄先后承办。1927年以后由邓锡侯出钱正式接办,为二十八军的正统机关报。社址先在新集商场,继迁春熙路东段24号,后设锦华馆内7号。初每日出版一小张,又扩为一大张。1931年8月,《日邮新闻》并入后篇幅扩为三中张,社长方正华,总编辑裴子琚。1934年3月成立董事会,经理曾紫霄,主笔陶亮丝,总编辑欧阳缉光。不久又将《西方夜报》并入。1935年8月改由刘仲容任社长。抗战爆发后由杨筱珊出资接办并自任总经理,社长史良(伯英),总主笔罗舜琴,主笔蒋益明,总编辑周道庸,主任编辑罗芸荪。1937年10月5日,改出《快报晨刊》、《快报晚刊》各一中张。1946年元旦,该报改组复刊,由四川省府社会处长黄仲翔任董事长,社长姜尹孚,副社长史冰生。1949年2月11日因“经济困难达于极点”而停刊。
    
    《华西日报》
    1934年3月15日创刊,抗战前为刘湘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社址初在新街后巷子9号,相继由球新印刷厂、日新工业社等代印。后营业部设华兴正街,印刷部设五世同堂街。社长兼总主笔舒君实,主笔敖子鱼,总编辑王白与。半年后社长先后由张张必果、邓汉祥接任。1938年初刘湘死后,由潘文华接办,社长先后为王白与、罗忠信等,总经理先后为魏幼安、田一平,总编辑先后为贺次君、李次平,编辑记者有李次平、唐征久等。1942年10月,该报人事大变动,社长甘鉴斌,副社长刘克俊,总主笔王达非,主笔杨伯恺,总编辑吴汉家。抗战胜利后刘自新、赵星洲曾先后任社长。初为对开一大张,后增至对开两大张。印数初为1000份,后上升至3000余份,最多时为7000多份,是一份影响较大的进步报纸,成都解放时停刊。
    
    《华西晚报》
    1941年4月20日创刊,为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抗日进步报纸。社址在梓潼桥正街22号。发行人罗忠信,总经理田一平,主笔黎澍等,总编辑唐征久,编辑记者有李次平(主编国际、省市版)巫怀毅(主编副刊《华灯》)、陶雄(主编《华晚副刊》)、陈白尘(主编副刊《艺坛》)、陈子涛、黄是云等。初为8开4版小报,1942年12月扩大为4开4版一中张。副刊为“艺坛”和“华灯”。名义上以“同仁报”和“民盟”机关报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办起来的,在1944年以后日益高涨的国统区民主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1947年6月1日因国民党特务实行大逮捕而被迫停刊。
    
    《兴中日报》
    1938年1月20日创刊。为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班成都市员创办。社址在春熙路南段,由新新印刷社代印。发行人朱彦林,编辑人朱彦林、陈道彦、邓成均、赵其文、谢怀清、冯勃。后改由唐毅、叶英俊任正、副社长,刘自忠任总经理,舒瞩遐任总编辑,邓功南、邓平澜、汪一庵、周定仁为编辑,李凤明、李竹铭等为记者。篇幅初为对开4版,后扩充为对开8版,1939年4月1日又改为对开6版。内容除社论、消息、广告外,还有《战地通讯》等副刊。1941年夏因经费不能支持而停刊。
    
    《时事新刊》
    1938年6月25日创刊,为中共党组织直接控制的报纸,也是抗战初期成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编辑部在会府街任家巷21号,营业部在白丝街9号。社长张雪岩,总经理唐征久,总编辑刘刁慈,采访主任孙文石,营业主任王震东,实际负责人为王达非,其他人员也多来自《国难三日刊》社。每日出版4开2版。版面虽小,内容却很允实。自编电讯,不登广告。“正面为言论与新闻,背面为特稿与副刊,且插多数漫画,甚得青年学生之欢迎。”发行量很快就达到3万份,远销大后方各省。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抢米事件,将记者朱亚凡枪杀,报纸遂遭查封。
    
    《国难三日刊》
    1937年8月29日创刊,为抗日进步报纸。社址在东华门大有巷2号,由忠烈祠南街3号成都公记新新印刷社代印。社长兼编辑主任钟汝为,经理姜孝闻,编辑王达非、游元亮、郭祖劼、苏爱吾、徐庆坚。名义上是刘湘批准创办的,实际工作人员多是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为4开4版报纸,发行量一度超过4万份,成为当时“成都出版界中销路最大之报纸”。同年12月被四川省政府查封。1938年2月6日复刊,出版新第一号。营业部在中兴街89号,编辑部在王家坝街20号。由西糠市街广东馆内新记启文印刷局代印。社长刘东父,总编辑赵普炬,编辑仍为王达非等。1939年春停刊。
    
    《建设日报》
    1946年10月10日创刊,前期为四川省参议会言论机关,后期则以四川省特委会为背景。社址在纯化街南昌里,营业部在中兴街50号。由建设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董事长兼社长蓝文彬,副董事长罗文谟,副社长兼总主笔李白英,经理李仲良(后任副社长)、谢锡九,主笔李有钊、邹以南,总编辑先后为张益弘、章伯怀。1947年8月一度停刊。同年12月复刊,总经理牟欧平,经理李文孚,总编辑彭兴道。采访主任佘联柱,副刊编辑孙伏园。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外,还辟有《经济》、《文化教育》、《宇宙线》等副刊专栏。1949年12月停刊。
    
    《南京早报晚刊》(成都晚报)
    1940年3月1日创刊。前身为1933年9月创刊于南京的《南京早报》,迁蓉后,社址初在春熙路南段17号,后迁至督院街西安里。“成都版第一号”载有发行人王若曦撰《复刊词》,经理姚守先撰《在南京五年本报之印刷与发行》等文。每日一中张,内容辟有副刊《南副》。1943年10月20日更名为《成都晚报》继续出版,社址在新半边街2号,办事处在春熙路南段。发行人改为姚守先,主管姚自若,总编辑张汉杰,编辑记者有汪逸安、郑思敏、何震川、佘联柱、吴旭初、黄靖南等。篇幅仍为每日4开4版,内容除中外、省市消息及广告外,还办有《文林》、《百花潭》、《艺文志》、《成晚副刊》等副刊及“气象台”、“滤尘器”、“瞭望台”、“望远镜”等专栏。1950年1月停刊。
    
    《星芒报》
    1938年4月5日创刊,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成都抗日救亡团体“民先队”筹组的“星芒社”创办。社址先在祠堂街44号、33号,最后迁至新集商场内楼上。发行人兼社长蒋慕岳(江牧岳),主编胡绩伟,编辑冯诗云。为8开2版小报,三日刊(每逢二、五、八出版),是一张“又好懂又相因”的通俗化大众化报纸。特点是文章短小,栏目众多,内容丰富,文字通俗,图文并茂,还专门开辟了《星芒画刊》。发行量最高时达1万余份。1938年8月28日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查封。以后,该报先后改为《蜀话报》、《新民报三日增刊》和《通俗文艺》五日刊出版,均被查封。1940年8月1日停刊。
    
    《复兴日报》
    1935年12月16日创刊。社址先在总府街昌福馆29号,后迁至春熙路东段33号。先由梓潼桥正街维新印刷厂代印,后设印刷部于新半边街39号。社长丁少斋#丞,总主笔刘嘉会(署名乡坝老),总编辑胡翰之。杨永泰题报头,姜蕴刚撰发刊词。编辑主要有周冶坊、徐仲霖、朱汝正、李季刚,外勤记者胡必明等。该报由白报纸印刷,每日出版对开两大张,销行3000余份。内容除社论、国内消息、国际消息、省内消息、广告外,还辟有《热风》(戏剧特刊)、《艺术特刊》、《文史特刊》、《法学特刊》、《体育特刊》、《社会科学》、《儿童与教育》等专刊和《佛心》、《血涛》等副刊。1939年3月曾出版《复兴日报晚刊》,不久即停刊。
    
    《党军日报》(黄埔日报)
    1939年1月1日迁成都出版,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机关报。1931年6月在南京创刊,为校内4开报纸。抗战爆发后,随校西迁,曾在铜梁等地发行。迁蓉后开始向社会发行。社址先在西东大街6号,后移祠堂街133号。由该校政治部主办。正、副董事长黄耀煌、王锡均,正、副社长王裕先、王灿瑸,总经理黄曼达,总主笔王赓和,总编辑先后有邬绳武、余络秋等。开始为大、小张各2版,一年后改为对开4版一大张。内容除社论、消息外,还办有综合性文艺副刊《血花》和多种专刊。1945年7月10日改名为《黄埔日报》,社址在江汉路143号,并在祠堂街、春熙路、东大街分设第一、二、三营业处,由该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任社长。成都解放前夕停刊。
    
    《益报》
    1946年6月创刊,为受中华影响的进步报纸。编辑部在玉泉街蔡公馆内,营业部在兴隆街2号。发行人陈益谦,社长蔡景文,经理陈肇源,总编辑先后为李次平、黄是云,编辑记者有张漾兮、巴波、车辐、萧静彦等人。最初为8开版的五日刊,继为4开版的三日刊,后为4开4版报头套红的日刊。积极鼓吹民主,鼓吹革命,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被称为“红益报”。1947年2月复刊,社址在上西顺城街37号。发行人兼社长胡霖生,总经理先后为陈肇源、陈德健(女)、徐徕德,编辑主任方周(少林)。1949年下半年改为8开小张的《新闻日摘》出版,同年10月停刊。
    
    《捷报》
    1937年9月16日创刊,为抗日进步报纸。社址在春熙路南段36号附5号,由忠烈祠南街新新印刷社印刷。社长陈济光,总经理王静,总编辑先后为崔心一、周道庸,编辑有李有伦、张国士、汪钰荪等,发行张君特。为4开4版报纸,第一版国内消息,第二版社说、日寇动态、副刊《凯风》、《朋其主编》,第三版省内消息,第四版国际消息、广告。每日发行约3000份。曾一度停刊,复刊后为国民党成都市政府机关报,由杨全宇任社长,杨益言任经理,唐会昌任总编辑(实际由刘刁慈负责),其余编辑记者全为《时事新刊》人员。1940年3月14日被国民党借“抢米事件”。
    
    《蜀学报》
    1898年5月5日创刊,报馆附设成都尊经书局。是四川改良派组织的维新团体蜀学会的机关报。宋育仁(芸子)任总理,杨道南(范九)任协理,吴之英(伯朅)任主笔,廖平(季平)任总篡。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1897年10月在重庆创刊)相衔接。第一、二、期为半月刊,第四期起改为旬刊。用绵竹纸木刻印刷,每期印行近2000份,在省内42个地方设有代派处。内容分谕旨、奏折、论撰、近事等,并附刊丛书报,为宣传变法维新的刊物。同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后,下令停止一切新政,蜀学会被解散,《蜀学报》出版第十三期后被查封停刊。这是成都第一家近代报刊。
    
    《新中国日报》
    1938年6月15日在武汉创刊,同年7月31日停刊。1938年9月18日迁成都出版,为中国青年党机关报。社址先在北新街51号,1939年迁至春熙路东段31号。发行人李璜(幼椿),董事长刘泗英,监事长寇孟坡,社长先后有宋益清(涟波)、李璜(1946年开始)、姜蕴刚、黄石子、张伯伦、喻孝权,经理先后有张继禹、陈晓初、夏骑风、李舒(文叔)、喻志熙,总编辑先后有赵毓松、张希为、田景风、铁华峰、林德劳,总主笔常乃德(燕生)郑兴亚、陶元甘、汪克永(有行)。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要闻、社论、专论、广告外,还有《动力》、《新光》(颂生主编)等副刊和《周末文艺》等20余种各类专、特刊。1949年12月7日终刊。
    
    《新民报》
    抗战前后至解放,成都有过两家三张《新民报》。①抗战爆发前后的。1937年2月16日创刊,社址在春熙东路32号。由球新印刷厂代印。该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典#,社长吴景伯,总经理曹仲英,主笔熊子骏,总编辑崔心一,新闻编辑王达非等,副刊编辑程大千等,美术编辑张漾兮。同年8月,主要人员相继辞去,余中英、钟汝为继任正、副社长,总经理罗孝全,总编辑向雷锋,耿坚白、陆诒分任北平、上海特派员。每日出版4开8版,内容除国内、外和省、市消息外,辟有《百花潭》、《龙门陈》等副刊和张志和主编的《政经周刊》、周文主编的《国防文艺》周刊、肖军主编的“新民谈座”等各种专刊、专栏和专版。约1940年4月底停刊。②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一是1943年6月18日创刊的成都《新民报》晚刊,社址在华阳县沙河堡,营业处在市内盐市口42号。发行人陈铭德,经理骤季惺,总编辑赵纯继,总主笔罗承烈,主笔张慧剑、张友鸾。每天出版4开4版。内容除社评、消息外,还办有副刊《出师表》和《艺文坛》、《学府风光》等专栏。连载有张恨水的长篇小说。二是1945年2月1日增出的成都《新民报》日刊,开始为4开张,副刊由张慧剑兼任主编,曾连载高语罕的《九死一生》。1947年5月9日起改出对开大张后,副刊由孙伏园主编,曾连载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天魔舞》。1949年7月23日,成都《新民报》日、晚刊被王陵基查封。8月5日被劫出版,直至12月底。1950年1月复刊出晚报,4月结束。
    
    《新新新闻》
    1929年9月1日创刊,社址在春熙路中段35号。先后由美利利、球新、福民等印刷公司代印。由二十八军将领马毓智等出资创办。社长马秀峰,总经理陈斯孝,总编辑刘启明,主笔余戾林,采访、艺术、广告、营业主任分别为张善、张采芹、罗治卿、杜世泽,编辑记者多达数十人。开始为三中张,后增至四中张。发行数量初500份,后逐步增加到5000份,最后增至10000份,最多销到15000份。该报以地方新闻多见长,因此很受外县读者欢迎。还办有《老实话》、《新新小报》、《教育体育》、《新村》等副刊和“小铁锥”、“七嘴八舌”等小评论专栏。1938年7月曾 发《新新新闻旬刊》达5年。1947年5月1月又增出《新新新闻晚刊》。1951年1月13日被成都军管会新闻处接收。
    
    
    ──《观察》首发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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