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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革”之哲学意义(下)/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03日 转载)
     四、“文革”与“改革”:两块拼错了的图版

    如果我们摔开中国共产党人狭隘的看法和偏执的思想,就不难发现40 多年前发生的“文革”和30年前发生的“改革”事实上是现代中国社 会先后发生的“双元事件”,如果说前一个事件的意义是“政治” 的,后一个事件的意义是“经济”的,那么,视前者为“政治改 革”,后者为“经济改革”就可以抓住“双元事件”中的“双元价 值”。可惜这样的“双元价值”是坚持哲学上的“一分为二”的中国 共产党人不可能同时地被抓住,他们充其量只能抓住其中的一个,于 是,价值的选择之于他们就必然成为“二者必择其一”的事情了。到 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其所以是建立在“彻底否定”“文 革”的基础上,最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

     如果说“文革”和“改革”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是 邓小平为首的那一代人所搞不清的话,那么,邓小平对中国“改革” 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解释就不单单是庸俗的,而是有着一种可以接 受哲学解读的意义。我们认为“母铩狈⑸保泄诵形扔谒枷?(“行先知后”),那么在这一场政治上的“革命”失败之后,思想 消解的后果远比行为消解要厉害得多,因此,当行为不可能停止,而 思想却又不可能为之提供“指导”时,“改革”又步上了“文革” “行先知后”的老路──这就我要论证的问题啊! (博讯 boxun.com)

    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文革”的“行先知后”在1966年是一个时间片 断,在这个时间片断之前却有着一种“民主革命”的脉系,因此仅就 时间而言,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继续革命”的问题,庶几,在一个 孤立的时间片断上,人们用“继续革命”的方式“革”出了“民主” ──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因为,“民主革命”中所包括的 “民主”在已经被抛弃之后的重新出现,就有着一种历史的内在合理 性。但是,我们在分析“改革”时,这样的“幸运”就已经完全失去 了,邓小平对于“文革”的“继续革命”的“全面否定”事实上已经 开了个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民主革命”“全面否定”的先例。于是, 同样的“行先知后”就导致出不同的后果,前者在“否定”共产党 “17年”(1949~1966)专政时(那时叫“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 政”),使“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升堂入室,后者在“否定民 主革命”时就回归到中国“民主革命”前的“传统社会”与“传统” 之中了。

    上述一点,我们中国人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是置身于“庐 山”中的人,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是外间人却是可以看清 楚。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上一个世纪90年代访问中国之后所说的如 下的话:“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 极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是更持久 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决心用 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 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或者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事实 上,过去它一向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抛弃了“否定”的眼光而以分析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共产党统 治时期的中国诸问题,那么,就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的“17 年”时间中,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革命的东西”与“传统的东 西”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当共产党在没有脱离“革命”的“立 场”时,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就必然存在着不断“紧张”的可能 性,就这个意义讲,“文革”前“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毛泽 东一个人应负之责任,它是共产党文化、意识、政治、思想正常发展 的结果。就这个意义讲,在1966年的中国共产党内,站不出来一个有 力量的毛泽东反对派的关键,不光是毛泽东在党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政 治权力,事实上他同时享有比政治权力更重要的合成性的“思想权 力”和“文化权力”,甚至他本身就是此种合成性权力的“化身”。 因此,当共产党“革命”的那一张“蓝图”在真正地摊开后,我们把 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2月~8月5日)理解为“按图施工”是 正确的方式,只是在8月初,毛施加了个人力量之后,“施工队”由 “共产党队”变成了“人民队”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人 民施工”的结果是“人民运动”价值的独立确立,这和“改革”时期 的“人民承包”有着可比之处。“文革”和“改革”──这两种事业 好象都在“理论”上排除人民(“文革”被说成是毛泽东的,“改 革”又被说成是邓小平的),但人民却是这两者的主体。

    问题的焦点就在于66运动不是成功了,而是失败了,所以,它的政治 价值没有在运动之后没有被“人民”解读出来就是可以论证的事情, 这样事实又关联另外的一个事实,即在经历“文革”的“灾难”后, 受到“严重外伤和内伤”的中国共产党人调整了“文革”前的策略, 它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对自己的“革命”式定位,于是所有的“紧张” 就立马被消除了。可见,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这一条路因着“文 革”已经走到极端,无路可走时,“紧张时期”中一直被压抑着的那 种“非革命”的、传统式的东西“返正”(同“拨乱反正”的意思联 系思考)──就是邓小平政策的本质。可见,它并不是邓小平的“创 造”,而是邓小平把原来就存在着的被“革命”性因素压制着的东西 统统给“释放”了,使原本“非法”的东西获得了存在的“合法” 性,就此而言,“改革”的后面其所以连上了“开放”二字,不是没 有用意的。

    情况的变化仅仅在于毛泽东认为“革命”不但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手 段,而且也是它维护政权的唯一手段,而邓小平则认为,维持政权的 “革命手段”经过“文革”的证实,党所付出的成本过高而必须抛弃 时,那么维持政权完全可以采用“传统”手段,并且使统治回归到 “革命前”的“传统”中去──乃是共产党的最佳选择。在这里,邓 小平用“实际”的计算取代了“革命的计算”,使“革命后”的社会 回到“革命前”的旧形态中去,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邓小平“明智” (这和“正确”不是同一个观念),不言而喻,“务实”的话语也就 因此而被提出了。

    错误并不在于“务实”话语或者政策本身有问题,而在于真正的“务 实”必须包括“文革”的政治之“实”,但是,当邓小平事实上没有 能力可以“务”它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乌有”化,并且使所 “务”之“实”完全地经济化。说穿了,“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东西,但是它被吹鼓手们“吹”成为一种“创造”,同时“改革”也 是“回到出发点”的行为,根本谈不上是“设计”,但是“设计”的 话语却包装了“改革”,使它在外观上成为一种“创造性”的东西。

    五、邓小平与“文革”和“改革”

    此前,著名的民运人士王军涛博士写了一篇题目为《邓小平的局限与 中国健康发展》的文章,说道:“今天的中国问题就是邓小平问 题”。王博士的话是对的,可是我需要补充一句,就是说,邓小平问 题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一半是未被解读的毛泽东问题,因此,即使 明显的变化发生在邓小平时期(我称它为“后毛泽东时代”),其根 源却是扎在前毛泽东时代。所以,我曾经说过,涂抹在毛泽东脸上的 墨汁,实际上造成了邓小平脸上的光彩。

    人们通常以为邓小平是反对“文革”的一面旗帜,好象所有的反对 “文革”的人都同邓小平是一类的,殊不知这样的看法是非常错误 的,邓小平与“文革”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人们并没 有解读出它的深层意义,只被肤浅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罢了。

    “文革”的反对者通常抓住了“文革”两个最要害的问题:一、“文 革”是“整人的”;二“文革”是“全面内战”。关于这两点,邓小 平倒是有自己的说法,在涉及到毛泽东“整人”问题时,他说:“谁 不听他(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 有考虑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01页);关于“全面内战”, 他说:“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0页)。可见,邓小平对于“文革”的评 价有着一种没有被研究者们看透的东西,他还说:“应该说文化大革 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 可能制定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2页)。

    与上述邓小平议论相一致的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遭遇 也包含着许多不被人注意的东西,所以,人们在表面上只看到他是文 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一面,却没有看到他同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 最大受益者的另外的一面。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中国的“第二 号走资派”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批判,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见的事情,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事情上,也还是存在着一个人们没有看见的东西, 那就是批判之对于邓小平来说完全是属于“精神的”或“文化的”, 在肉体上,他未曾受到哪怕一点点伤害。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 除了丢掉官职外,毫发无损。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文化 大革命的“毛泽东剪刀”“剪”掉了和邓小平处在同一个档次上的党 内多个高级干部可以继毛而出之“头”时,我们便可以用“祸兮福所 倚,福兮祸所伏”这个传统的中国辩证法来解读邓小平在“文革”中 的得与失了。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假设一点都不困难,即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 继续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最高当权派肯定不会轮到邓小平,也就是说文 化大革命的“政治剪刀”如果不是“剪除”了刘少奇、彭真、林彪、 陈云这些人物,邓小平能不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的确是一个 问题,但是毕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又 大起大落──这一切奠定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后东山再起的基础。就此 而言,结论应该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继毛之后在中国执掌绝 对权力的邓小平。是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个使邓小平倒霉的 运动为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专政”锻造了绝对权力。所以,问题的 本质是:邓小平在他的“专政”时期,连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党内 名义上的最高当权派也变成他手里的玩偶(毛玩刘、林于掌股之上, 他玩胡、赵于掌股之上),事情的根源就在于他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 来的“政治遗产”是绝对权力。因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 而言有一种隐蔽的意义的话,那么,邓小平处于隐蔽意义的终端── 就是我研究毛、邓关系的一个心得。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显义”(对人民而言)是“民主”的,那么它 的“秘义”(对于共产党高层而言)则是“专制”的:绝对权力地绝 对运用。就这个意义去理解以邓小平的名义所进行的“改革”,“否 定文革”的真实意义是“否定”“文革”的“显意”,而“文革”的 “秘义”则是在“改革”那个混沌的迷惘中被隐蔽地引导到“更老式 的,也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之中去了。

    质言之,邓小平的“改革”其所以不允许争论,他多次用“不争论是 我的一大发明”的话语压制一切争论(“文革”的“显义”之一是在 人民之中养成了争论问题的风气),原因就在于争论有可能导致“文 革”“秘义”显露和“显义”彰显。所以,在提倡“摸论”、“猫 论”的同时,他是要泯灭一切争论的。所谓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 知”的话,说到这里,好象是合适的。

    六、中国“双元运动”历史与现实之探究:政治上的斗争   (“文革”)与经济上的竞争(“改革”)

    通观近40多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发现和整理出两种不同的价 值,即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所求得的民主和以经济上的竞争方式所扩展 的人的自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这样的两种价值是对立的和 冲突的,所以,他们当中的所有的人都只能选取一个,而否定另外的 一个,如果说这一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自由的事情,那么, 人在“专制”社会中人的不自由状态就在他们这些“代表人物”的身 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就此我们运用西方古代圣安布罗斯所说的“一个 傻瓜虽然统有天下,但他仍然是个奴隶”的话就可以解我们之当下之 惑。

    其实,中国普通人虽然也曾经先后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文革”与 “改革”,但因为共产党专政的缘故,人们也经历了放弃一个价值而 选取另一个价值的事情,这样,当共产党的行为与历史不可能整合, 而人民的行为与历史却正在整合时,“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在前 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的形而上学观念和思想就赢得了“现实”的 意义。如果说这个过程本身是“现实”的,它却又同时是历史的话, 那么,“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就寓于整合的人民历史之中 了。

    “文革”出示的一个人类价值是:民主寓于政治斗争之中。斗争的最 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只是当现代民族国家在建立之后,民间不可 能再出现可以推翻国家政权的“地方武装力量”时,历史进步的车轮 就滚到了人民政治运动的这一边了。而在“文革”发生时,这两种代 表着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发展程度的东西却在中国人民群众意识当中 形成了空前绝后的统一。这样的事情别说在40多年前是一个“奇 迹”,就是在今天,它也是只有努力才可以勉强解读的事情啊!

    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斗争对于参与“文革”的人来说具有两方面的意 义:破除救世主观念,以斗争的方式求民主──符合运动的本意: “自己解放自己”;再就人民中间的派性冲突而言,它又是以二元化 权力对立、对抗的方式消解了绝对权力,为民主的保持提供了我们现 在所说的“两党制”、“多党制”(见顾准《理想主义者于经验主 义》一书)的准备,可惜这一切在“文革”失败之后,它也面临着消 解的危险,邓小平出台的“改革”,就是要消解它。

    在“文革”中,上述价值不是人民群众自己提出来的,而是以毛泽东 的“斗争哲学”名义提出的,所以,当“文革”中毛泽东“害人”的 事情在“文革”过程中已经暴露无余时,对于毛的“斗争哲学”的批 评和批判就很容易引出“否定”意义来的,而今天中国的许多人,就 是以“否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待“文革”的态度的;如果说这样 的表达事实上又连带着“改革”的话,那么,放弃寻求民主的斗争方 式无异于放弃民主!于是,中国民主的脉气在本当从政治的领域贯通 到经济领域时,邓小平的方式却割断了它,一个经历了长期民主革命 和多次民主运动的国家,在最应当现实民主的时间上,反而把民主消 解到几乎等于“无”的程度──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

    问题又在于,如果上述的“现实”是单纯存在的,那么,中国人民也 许很快的就会从迷茫中清醒过来,只是它被邓小平的“改革”引导到 了一个“疑似民主”的境地。在这个境地中,民主──这个在1966年 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当下的存在”和已经“上手”了的东西, 却又变成了一个期待或等待中的事物,如镜花水月。

    七、毛的“文革”探索的后果及其对而后中国社会的影响

    写作了《毛泽东传》的美国学者特里尔,把毛看成是一个“探索型” 的人,他作为美国人在论证这一点时,甚至采取了中国的相面术,说 毛的脸部的上半部(宽额头)是知识分子的,而下半部的(厚嘴唇) 是农民的,因此,他好象是说本身就代表着中国农民文化的毛,却一 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探索”式特性。当然,这是外国人的看法,我 们也不可以太认真地对待之,但是,当毛泽东在1966年把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引导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境地时,毛身上好象的确存在一种 探索的性东西。

    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不满意中国共产党的“常规”统治,想使他“领 导”下的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革命”的、“非常规”的“新时期”却 是事实。正因为毛有着这样的野心和念想,一个正常的、按部就班的 共产党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才在他强力地干预下,越出了“常 规”变成为一个“人民群众革命运动”。这里的问题的焦点是:毛在 “探索”行为进行前或者进行中,如果被“探索”的事物之于他是很 清楚的、毫无疑问的,那么,就不存在“探索”,正因为被“探索” 的事物之于毛是一个“未知”的东西,他一点也不清楚,所以金春明 教授否认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的见解是非常 高明的(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真相是,当毛力排众议要 求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在真正出现之后,毛对于它的性质并没有 产生出一个事前的正确判断,于是,他在“文革”初期所说的“没有 想到……”和“我闯了一个祸”的话(1966年10月24日,毛说:“一 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运动,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想到,连我自己 也没有想到,弄得各省呜呼哀哉”。25日,他又说:“我闯了一个 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 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毛泽东之路》第451页)都暴露 了他对于“文革”是心中无数的。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以为被当时的 人称之为“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对于被“探索”的事物的“知性” 方面和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学生红卫兵相比,一点而也不多。因此,当 人民认为我们这些红卫兵的行为是“瞎折腾”的话,那么毛何尝不是 呢?

    问题论证至此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作为被统治的我们普通人 “瞎折腾”的结果是闹出了我们的“解放”和“解放性的自由”(这 可以用“无知,即无畏”的中国哲学思想来解释),而作为最高统治 者的毛的“瞎折腾”的结果是“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肌体和共产党 统治秩序,即使在1969年他“恢复”了共产党的“肌体”,但是他个 人的精神却因着文化大革命的散漫习性,而最终地变成为共产主义世 界的“孤魂野鬼”。

    因此如果说在“文革”中,中国社会的所有人都“自觉或者不自觉” 地经历了一场“灵魂上的革命”,但“革命”的后果对于中国社会的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部分人(“文革”时中国社会的结构很简单)来 讲是迥然不同的。对于统治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文化大革命使他们丧 失了“灵魂”(“改革”中,共产党人其所以大面积的腐败,也于此 有关)而对于人民来讲,却立起了民主和自由的“灵魂”。

    就此,我们若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个共产党强迫人民革命、人民 反过来强迫共产党革命的政治过程,那么,就可以轻易地打破毛对这 个过程所做的“理论垄断”,至少,毛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一 元,而不是它的全部,所以由他所出具的意义即使具有“普遍”性, 也不足以涵盖人民和共产党这两大方面。因此,把毛意义剥离出去, 我们就可以发现:共产党强迫人民革命的行为是要求中国人民成为世 界上最听话、最服从的奴隶(“文革”中广泛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 具论”);而人民强迫共产党革命的行为又无意识地使自己立于民 主、自由之境地。“文化大革命的悖论之一正在于,当人们的盲目信 仰被最为充分的调动之时,也唤醒了他们独立思考和深刻的怀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文化大革命前,人们常说共产党社会是“铁板一块”,即使指社会只 存在着共产党的一元,党内有纪律约束,不允许主席或者政治局常委 一级的个人取代党;也不允许群众在党之外去寻求自己的利益,所 以,是“铁板一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个时间上,却出 现了毛泽东个人要超越共产党集体而突出他个人能量和力量的行为, 并且成功地形成了可以独立于共产党集体的毛泽东一元,而人民群众 也在共产党外形成了寻求自我利益的一元,于是,就发生了我在《66 运动论说》中所说的“三元化”问题,因此,若是谈文化大革命的 “发生”意义,那么毛泽东这一元的作用可以和另外的共产党和人民 群众这两元平衡,甚至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只是, 本文不是讨论“发生”意义上的“文革”,而是研究“存在”意义上 的“文革”,所以就不可能把“发生”意义上的毛泽东这一元的作用 坚持到底。

    深入研究表明,在“文革”发生时,毛泽东这一元的意义是“政治” 的,这和“文革”在发动时是一场政治运动的情况是一致的,但是, 当政治运动在遇到非常阻力,并且以人世间很少见的非常力量在度过 了非常时期后,就产生了宗教化现象。在宗教化时期,“政治”的 毛,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宗教”的毛,于是毛的“政治”意义在这 一变化中消解,而“宗教”意义确立──就是我的研究一直关注的事 件。如果说我在研究“文革”上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这也是其中的 一项。

    这就是说,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毛泽东个人作用的超常发挥之 后果造成了人民对他的“神化”,他的权力在此时此刻已经上升到了 人的权力的“顶峰”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对于这个事实进行解读, 人们却又发现恰恰就在这个“顶峰”上,毛泽东摔了下来,并且摔得 很惨。俗话说:“捧得高,摔得重”。毛的情况就是这样。众所周 知,在我们中国,人们对于“神”的观念从来都是“信神如神在”。 言下之意,是说不信了,“神”就不存在了。诚如毛泽东说过的一句 话,中国妇女不生孩子时,就信送子娘娘,生了以后就不信了。对于 毛,中国人也是这样,信于不信亦是如此。在“解放”时期,人们感 觉自己的价值和力量不足,就信毛,把他当成“神”;“解放”了, 人感觉自己的翅膀硬了,就不信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在此 前,毛泽东思想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一种“他在”的东西,而在“文 革”中,人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使之变成了一种“我有、我 在”的东西──是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研究者们只看到人们从 毛泽东那里“借”来了“思想”,却没有搞清楚这个“借”如《三国 演义》上的“刘备借荆州──十借九不还”,弄到底,那个来自于毛 的“思想”竟然成为普通人自己的了。

    目前的问题是:“信毛”时期的图像好象太认真了,以至于许多人根 本就没有发现中国人“不信毛”时期开始于何时?因此,他们用“十 年文革”这的概念来描述这期间的许多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不就是犯 了错误吗?但是这些人把自己所犯之研究中的错误,反过来又转嫁给 “文革”,好象“文革”是“十年”错误!

    如果情况如我所说的“文革”使中国共产党人丧失了“灵魂”的话是 正确的,那么你就此去理解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不允许“争 论”,为什么在已经发生了争论的场合中邓小平搞“不争论”?为什 么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甚至连“什么是 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也不争论,原因到底在哪里啊?舍过 “文革”你能够说清楚吗?一个领导“改革”的党为什么腐败到了如 此不可救药的地步?如此等等问题的根子哪个不是“扎根”于“文 革”呢?

    于人民这一方面,在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人民的不 满却正在急剧增加,好象是为一场新的“革命”在做准备,原因也许 在于“自由一旦授予人,再收回来是困难的”(斯宾诺萨《神学政 治》)。可见,人们在正面谈论、讨论“改革”时,事实上会涉及隐 义的“文革”。质言之,“文革”与“改革”是一条线索穿起来的两 个事物,我们切不可孤立地看待它们。

    有鉴于此,我们个人认为要能够理清40多来中国社会上的所有重大事 件和重大问题,就得对于从“文革”到“改革”这一大段的历史和现 实中人民的作为、行为做出不同于共产党人的独立理解和评价,只有 这样,从“文革”开始到“改革”时期所形成的那一部人民政治革命 和经济变革之两种价值,才可以在人民自己历史“整合”中现实“统 一”;而做到这一切,打破毛泽东的“革命论”和邓小平的“动乱 论”束缚,以完成人民自己对于自己历史和行为的哲学式建构,就是 我写作本文之目的。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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