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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面对三十年改革开放我最有发言权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02日 转载)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铁流
     (博讯 boxun.com)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近日网上有不少文章谈论这个问题,但多是脱靴搔痒,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其原因是这些人远离改革,只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故难中肯。我同意学术研究上一句格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整整有二十三年在这股激流中冲刺拼搏,且一直生活在风暴中心的北京,应是实践者和见证人。在这期间,我从一个回到机关不久的“改正”右派,又主动放弃“铁饭碗”去到商海打拼,从玩笔杆子的记者变成个辎铢必较的“俗人”(当时不少朋友这样认为,说晓枫不写文章挣钱去了,可惜!),好像钱这东西脏得很不能沾,亦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既“下海”就得和钱打交道,就得当当“小人”。这期间我当过公司老板,出任过民办报纸、刊物的主任、主编,远在1987年就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中国青年报社,举办“全国中青年企业家研讨会”,最早叫出“为企业家松绑”,“把三权(财产占有权、人事决定权、利润支配权)还给企业家”,还多次和省市级政府机关联办展览、人才交流,倡导会展经济,并编辑过《中国市长话开放》、《中国县长谈改革》、《中国乡长镇长说致富》等一系列丛书。最早得中国官场有三气”:市长官气,县长霸气,乡镇长横气。还提出“八十年代斗胆,九十年代斗智,二十一世纪斗财”的三段论。还针对社会现实,总结出十六字行事箴言:一靠权力,二靠关系,三靠手段,四靠本事。一时被媒体称为“中国公关第一人”。
    十多年来我活跃于政界、商界、媒体,接触方方面面人士。朋友嘲笑我商人不是商人,文人不是文人,是个介于商和文之间的策划人。我自己定位是把“变智慧为商品,化关系为金钱”,白手套狼卖脑花,故公司叫北京铁流公关策划有限公司,是个“生产创意,出售智能”的“全[知]公司”。这种公司每个文化人都可以干,但八十年代初却没人干,知识精英更不屑于干。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商海中独个儿游泳。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我与首都各主流媒体老总成为朋友,为了策划的项目能够得到实施,不得不和国家部委负责人频频往来。但我不行贿,不拉人下水,全是君子之交,至今不少人仍是朋友。在这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成功过,也失败过;我高兴过,也沮丧过;我激动过,也消沉过;我欢呼过,也咒骂过。升降沉浮,五味俱全,夺关斩将,日夜兼程。也因内部利益纷争处理不当,导致数百万元资产被工商部门没收;又因不甘愿为权力“招安”,而被朝阳区公安局拘留关押四十二天。
    一言以蔽之,酸、甜、苦、麻均有品尝。不过无论顺境、逆境,从不停步,一路冲杀,终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成功人士”(朋友奉承语,管它的借用一下)。所以,我十分同意郎咸平先生说的,“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我似乎就是一个“干了再说”的人。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事,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但没有想到二十三年后的今天,又告别改革开放大舞台,回归书斋重操这只毁我一生的七寸之笔,写起不三不四的文章来。有朋友说,“晓枫挣够了钱,又来捞名来了”;还有的说,我的文章是“雇枪手写的”;更有甚者,还说我是“抄袭来的”。我自来是个走自己路的人,一生座佑铭是:“狗在叫,马在跑。”投身商海是检验存在的价值,不但自己要富,更应帮助带领更多人要富。富是民主自由的前题,富是人格独立的保证。今日写文章是责任,让中国有过的灾难不被遣忘,把历史留下来。我不忌妒任何人,希望人人比我强,人人比我有钱,人人比我幸福!既有孔老二的宽容,也有应付险恶环境的狡诈,这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铁流。
    通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参与和实验,我强烈地感觉到:只要你志坚不摧,居险不退,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一个劲地往前冲,抱着死不回头的决心,就能抓住机遇,就能有新的观念与思维,就能成为富人。应该说,改革开放对每个人是公平的。以北京而言,购车购房的多是外地人,北京本地人很少。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天子脚下,有优越感,习惯于“吃皇粮”,不屑于经商、下海、打工、做服务性地工作。如果没有外来人,就没有今日繁荣昌盛的北京,就没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就没有一座座的摩天大楼。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因它准许人口流动,准许农民进城打工,准许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还准许外商来中国投资办厂,还准许……
    邓小平先生说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如果没有“十年文革”,没有经济快到崩溃的边缘,没有打倒“四人帮”(实际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只是中共出于自身利益,一直不敢承认而已)客观现实的条件,中共是不会搞“改革开放”的。改造开放不仅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衣穿、有饭吃,过上起码的康乐日子;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挽救了中共的灭亡。不然何以有“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局面。虽然其中有不少不足之处,但“和”总比“斗”好。今天,我之所以能在网上写文章,能公开批评执政者,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在过去敢吗?早枪毙了几次。
    再以我而言,敢于“下海”,敢于投身改革,敢于走独立自主的致富之路,也是逼出来的。记得1980年“改正”回到报社,仍想走“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老路,仍想做“驯服工具”,当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但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结婚时没钱购置家具,欠下妻子一笔人情债。为了摆脱贫困,我不得不拼命爬格子,成天写呀写,应该说干得很不错,月稿酬相当于工资的五倍,仅1983年半年,上海《新观察》就发表我四篇报告文学。但我发现,我的付出和我所采访的“万元户”的付出不成正比,而我的智商与能力并不比他们差,为什么?原来我生活在“吃皇粮”的铁框中。这个“铁框”的好处是“旱涝保收”,无风险之虑,但得“听话”,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如果要想挣更多的钱,又有个人自由空间,不受谁的管辖,就只有走出“铁框”,在“海中”打拼。自然是干得好致富,干得不好淹死或坐牢,两者必居其一。这叫成功与失败同在,风险和机遇并存。所以,一些人仍愿意平平安安端铁饭碗,当终身制的公务员。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读书人“子曰,学而时习之”的悲剧。
    记得,我“下海”后,多次以《中国广告信息报》记者的身份,去浙江温州采访,发现这个素有“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的温州,老百姓从不怕“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无论斗,无论批,纵在“十年文革”也外出打工,补衣修鞋满世界跑。因为五、六、七十年代的温州,是台海战争的前沿阵地,国家不投资建设项目,而温州人平不足两分地,不外出打工吃什么?为了活下去,只能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造就它成为全国最早、最先富裕起来的城市。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没有冒险就没有成功,这大概是个普遍的定式。
    通过这条“干了再说”的改革开放之路,国家强盛了,人民富裕了,市场繁荣了,票证供应取消了,群众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好了百倍千倍,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不承认不行!正如邓小平先生有“六四”的政治黯点,但他永远是个历史伟人!其实,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是个十分务实的可行理论。人富了才有人格、尊严、道德、志气,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老百姓说“衣食足礼义兴,缺衣缺食光扯筋”(四川话叫吵架)。只有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在这个富了的基础上,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逐步逐步推向民主政治。我多次写文章说过,“民主自由只能构建于富饶的土地,不能植根于贫瘠的沙丘。”同样,没有经济的独立,便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独立何有民主?可惜好些人不承识这个观点,纵有人承以也不愿去做,总喜于危言耸听,一展羽毛。甘当行动矮子,语言巨人,此乃千古一疾。
    但是,邓小平先生的这个补天之术的良好愿望,未得到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解与认同,特别是一些希望中国明天就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理解与认同。他们主张中国要先政改而后经改,更忘记了中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场改革开放只能是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其它任何人不能潜越。故改革开放的前题,不能危及这个专制的基础,正如公司员工不能违抗老板意志一样。基础是什么?中共的领导权!谁去反对这个领导权,谁就触霉头。据小道消息透露,邓小平原先准备走台湾国民党蒋经国先生的路,先集中全力发展经济,即所谓的“硬道理”,在解决了广大人民穿衣吃饭问题后,再一步一步放宽民主自由,先开放报禁而后党禁。1987和1988年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思想最活跃、文人最自由的年代。那时互相聚会,沙龙密集,谈论国事,眉开眼笑。当时我所在的“中国市场信息编辑部”,就是首都记者大腕们的活动中心。我们不但经常讨论新闻自由,还研究催生新闻出版法,并编辑了《新闻幕后》一书,由郭超人写序、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这个活跃期太短暂,很快由骤起的政治风暴吞噬。
    为什么政改之路台湾走通了,大陆没有走通,原因何在?我个人认为:当时中国经济虽然已经起飞,但还未造就或形成中产阶级(1988年台湾人均收入为2500美元,大陆不足500美元),更未形成有经济实力的学术人、思想人、文化人,他们虽然拥有自由民主的思想、主张、观点、甚至行为模式,却不拥有自由民主的经济实力,亦即没有中产阶级这个层次。因此政改条件还不成熟,或叫准备不够充分,而一些人却过早地提出一些过激的政改主张,而借学生运动去拼命催化,使得执政者惊恐万分,退而保权,不得不断然终结政改。结果中国民主政治未有丝毫推动、进步,反而退化到“文革”时代。因为中国是个威权体制的国家,官与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只有服从和接受,不存在协商、沟通、对话,所以改革开放的悲剧就不可避免,“6.4”的结局必然是坦克收场。遗憾至今无人认真总结,只能隔海打炮,不切实际乱放一通。
    无论怎样说,改革比不改革好,开放比不开放好,三十年后今天的中国,虽没有开放党禁、报禁,不少历史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至少共产党准许你去挣钱,准许你去办公司、开工厂,准许你去自谋职业发展经济,准许你去异国求学打造自已。一句话,只要你有本事、有毅力、有恒心,就能发家致富,积累财富,改变地位,挤身中产阶级行列,推进宪政。可惜的是,更多人热衷于理论的炮制与研究,津津乐道于挑鼻挑眼,而不愿意放弃“吃皇粮”的铁饭碗,去经济的“海中”打拼,仍想既依靠共产党管吃管喝,又要“人格独立”和“自由民主”,这能行吗?我反对光喊口号,不干实事的人,更反对不务实际的空想。我倡议中国的知识分子作“皮”不要作“毛”,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开工厂办企业,或做自由职业者,哪怕是个体户。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纵有万个缺点,千个错误,但却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仅就个平台而言,也是中共的一个进步。是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促使经济长足发展,而政改却原封不动,甚至后退,特别是言论自由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这是十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国情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人文的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执政中共当局,有一个既定不变的政策:经济上彻底放开,政治上彻底收紧,封杀一切历史上有过的灾难,用时间换取空间,用经济替代政治,再过五十年,那些历史伤痛和被戕害的人与事,死尽死绝荡然无存,一切就都改变了。此时人们只记住共产党的功劳,忘记了一切有过的不幸。但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能否掩盖一党专制政体的弊端,或代替它的功能,将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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