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论“文革”之哲学意义(上)/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02日 转载)
     一、关于“哲学”的说明

    本文所说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由职业哲学家们所从事的哲学, 而是指在中国──这个经历了哲学大众化和庸俗化运动的社会中── 实际存在的那种哲学,它缺乏严谨的思辨内容,也不具备严格的逻辑 推理过程,而是一种相当稀疏的理论或者思想建构,它可以把它想包 括或认为应包括的东西不经过职业性的哲学思考和论证就直接地纳入 到其体系之中;这样做的结果免不了矛盾百出,但是,依据中国共产 党人“矛盾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矛盾 论》)的解释,它的价值就安顿下来了。

     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认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 革”)时,毛泽东的“革命论”或是邓小平的“动乱论”,无 不都是“哲学”性质的,所以,我认为对之最有价值的批评、批判也 应当是哲学的。 (博讯 boxun.com)

    二、论196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存在”

    1966年,中国人的“脚”走在了“思想”的前面(用中国传统哲学的 话讲,这叫“行”先“知”后),当“思想”、“知识”还是处于保 守状态时,“行为、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新鲜境地, 这样的情况别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仅此一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无先例 可寻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史无前例”事件。对于这样的事件,你 认为它是某一个人思想(毛泽东思想)作用(或者作怪)的“结 果”,你无论如何都是看走了眼的,由此,你就有可能失去研究它的 最基本的资格,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曾经说过:

      “革命从来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绝不会为了无足   轻重的细故而闹得天翻地覆。”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是这样,金春明教授在研究它时,也说到同样的 意思:

      “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亿万群众真心诚意的参加,不仅在中   国而且在全世界造成那样巨大的影响……自身有迷人的光环,有   能够吸引人参加的号召力,有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所不曾有过的一   系列特点。”(《文化大革命史稿》)

    但是,今天中国人对“文革”的看法却是如此的简单和粗俗,认为文 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认为中国“亿万群众”为了“细 故”(观点)而闹得“天翻地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运动的时代,在运动中,所有人都在行动,如果说 在行动的开始阶段许多人是“被动”的话,那么在行动过程中,人们 又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假设文化大 革命运动的整个这一阶段被“时代的摄影机”“录制”着,那么画面 上的“人民行动”就好比拷贝,不待摄影师对一个具体的片段写作出 解说词时,它其中的一个片段就一闪而过了……正是这样,一个一个 没有被“解说”的片段被“编辑合成”在一个时间里就是人们所说的 “文化大革命”。写作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的专家们说:“文化大革命一直被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的话是正确 的,事实上人们“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做进一步的研究”。

    “文革”的哲学研究即在于揭示: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事实” 与“意义”是不符合的,当完全崭新的“事实”需要一个现成的“意 义”包装时,“意义”的体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化成为新的,只是在紧 张而又匆忙的“包装”过程中,它被无形地撕成一个又一个的“意 义”“碎片”。这样,当被包装的“事实”如生物体中的“内核”在 完全成熟,需要“破壳而出”时,那一瞬间里发生的“意义”“碎 片”的“裂变”,才有可能显示“存在”的自在意义。

    在涉及到1966年的“政治解放”问题时,我们发现“解放的事实”被 组织在“无产阶级”观念体系和话语之中,内容好象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的“革命课题”,其实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此时,“无产阶 级”这个词同马克思主义的“工业无产阶级”概念没有任何相似、相 通之处,它不再是一个“社会阶级”,而是一个统合的“人”的概 念,不但包括学生、工人、农民、市民和普通职工干部,而且还包括 “五类分子”(指当时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弟,造成这 种局面的最根本原因不是被毛泽东思想解释着的“无产阶级”更具有 开放性,而是1966年普通中国人的“争取”自己“无产阶级化”的过 程(它本身是“专制”的)发生和出现了民主的变化,当具体的“个 人”在把判断自己是否已经“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权利经由自己直接 “掌握”,并且排除了他人(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操纵”时,就 形成了66运动(我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运动叫66运动)中的“我” 字句式:“……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组织 ……这是我的态度……这是我的脾气”!于是,“我”字喷薄而出, 造成了时代的第一意义!人变得都不“谦虚”了,用当时官方的话 讲,“老子天下第一”。除毛泽东外,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任何一个能 够被红卫兵、造反派看在眼里的人,就是周恩来、林彪这样的人物, 也在理论上和红卫兵学生们处在“战友”一级的水平上了。

    议论至此,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1966年,“无产阶级”──这个 词虽然没有发生字面上的变化,但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已经被 全部地“掏空”了,只剩了个“意义的空壳”;在“空壳”里,人安 置了自己的意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不出门道的话,那么邓小平 所搞的那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27日通过)却看出了问题:说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主要论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化大革命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是,原本普普通通的人产生了 “思想”的需求,认为自己应该有一个“思想”,可“思想”在当时 只可能来源于一个“神圣”的人物,那么,人的最简便办法是从他那 里“借”(同“学习”一样)来“思想”,这样人不花一分钱,就实 现了自己“思想”的“神圣”化。用哲学的观点看待人的“神圣” 化,它有两种后果:一、人对“神圣人物”的“崇拜”;二、人感觉 自己的“思想”也获得了“神圣”性时,就形成一种不对等的思想 “平等”;在“平等”中,人爱自己的“思想”终于胜过爱他人的 “思想”就预设了“思想”上的“民主”。目前,许多中国人只看见 第一点,而很少有人发现第二点。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改革”,实际 上是主张“改革”的人在没有认识到第二点价值的情况下,却匆忙把 “改革”的基础建立在其上了。可见,“改革”虽然是一个“专制” 的事业,但它的基础却在建立在未被开发的“民主矿床”之上。

    我是从1974年用秘密写作书稿的方式开始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独立研 究,因此,如果说在“文革”上有一点自己的见解的话,那么,就当 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而言,我反对的东西不是文化大革命的 “存在”,而是反对毛泽东对“存在”的独断、武断式的解释。

    我要说明的是,当毛泽东把“文革”作为一种“理论”在社会上全面 “普及”时,我对于“文革”的自我理解远不是“理论的”或“理性 的”,而是“感性的”或“感觉的”。在“文革”中,我作为一个普 通的中学生和我周围的同学们以及家乡的普通社员们的确感觉到了一 种巨大的政治解放和政治新生,当这样的感觉在没有可以独立叙述的 语言时,毛的思想就发生了影响;但只凭借着毛的“思想”,人们却 不可能触及“存在”的基本价值,因为在这里,“思想”是要解读或 说明“存在”的,而不是“存在”本身。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个时间里,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 民众性的焦虑,这种焦虑不是“思想”可以克服,它身就是“思想” 与“存在”之间形成的“紧张”;如果说“紧张”需要超越的话,那 么,人在政治上的迫不得已的自我解放行为和精神上的向“我”的一 次性回归就造成了“文革”中的人的政治自治层面和宗教化现象层面 同时存在的局面。把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分析,“文革”所产生出的 政治价值在没有可能被“政治”的方式组织起来时,它转化为“宗 教”层面的东西就发生了价值的流失。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66 年的“存在”才好象有一点相当于哲学上的“客体”,我们普通人只 是“感觉”它存在,要用一种哲学方式说出它的“存在”,却是有困 难的。

    但是我们普通人没有说出的“存在”却被毛泽东说了出来,他的有关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这样的东西,只是,当 他对“存在”解释的意义在“普及”过程中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得不 “接受”时,情况又发生了一种转机,即普通人感觉毛说出来的“存 在”和他们自己“感觉”中的“存在”意义差别很大,于是,就出现 了“别扭”,而“别扭”在普通人的感觉中是“不对劲”,可“不对 劲”在什么地方?当时却没有人能够说出来。

    在一元化尾声的时代里,一元化的思想具有特别的“霸道”性,它容 不得人们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多元式的表述,所以,敢于公开反对毛的 理论的人都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 正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对于“文革”的独立研究才只好是“秘 密”的;但是研究一旦被启动,那么思想中的“霸权主义”好象没有 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因为思想是不同于政治的另外一类东西,强大 权力对于它不是很有效的,统治思想──这个东西,若是立在了极端 之处,它就不是思想了。

    三、两层皮的“文革”:政治上的“文革”与精神上的“文革”

    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个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分出了两个不同 的层面:在政治层面上,我同毛泽东较劲,感觉到政治强权的巨大压 力,以至于我在写作书稿时,感觉到“悬在头上的大棒”每一刻都有 “打下来”的危险,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甚至把写好了的稿子埋在 了地下;但是在思想或者精神层面上,我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 论”当成和我个人一样的“私人”言论来对待,因此,在这一场思想 或精神的较量中,我非但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是感觉到我作为 一个“新人”比毛泽东这个“旧人”更加具有优势,一点儿也不弱于 毛。

    在分析“优势”之与我个人时,我好象是发现了一种“时代意义”, 所以,在1966年政治运动中,我自己即使毛的一个无名小卒,同毛在 同一个时间里活动,却强烈地感觉到我身上好象享有一种毛不能够享 有的意义,如果说此间的意义还是模糊不清的,但终究有一点是清楚 的:即毛和我们的行为是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其中间混着一个被普 通社会学上的“代沟”更具有隔离性的“时代之沟”。因此,毛的文 化大革命意义和我们这些普通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意义本质上是“分 层”的,“统合”只是一个假象,而阐述“假象”是如何发生的?具 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它到底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宗教的? ──就构成了我对“文革”哲学研究之内容。

    这样一来,我在中国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就把握了政治与学术的分界 线。在政治上,我全力以赴的批判毛泽东的那种一套,认为毛泽东对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总结所形成的理论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所有那 些在毛逝世之前,被毛和左毛派弄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 成果”或者“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东西,譬如“57干校”, “7.21”大学、“张铁生的白巻”、“黄帅的反潮流”、“小靳庄 的农民唱戏,解放军种地”、“辽宁的社会主义大集”等,我都一一 地给予了坚决的批判(这些内容写在《锦夫三绝》中),并且预言这 些用政治强权做成的东西很快会“流产”,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在 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我却努力地把毛泽东思想还原给毛泽东“个 人”,于是,在批毛上,我走了一条和中国共产党不同的路线,认 为:毛泽东思想在1966年越出共产党这个“集体”而完全地表现出毛 泽东“个人”特征和“个人”特性,是一个有价值的历史现象,它的 出现为而后中国普通人的“个人”思想准备了空间。在这里,毛泽东 思想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它本身,毋宁说在于它所占据的“空间”的 “私人”性。

    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有意地要排斥“国家思想”、“社会思想”、 “党的思想”或者“集体思想”这一类东西。所以,当毛泽东思想在 被我视之为“个人思想”时,毛泽东死后,中国共产党要他为文化大 革命负“个人责任”,并且用批评“毛泽东个人错误”的方式把已经 “神化”了的毛赶下“神坛”时,我所建立的中国现代“思想收藏 夹”却“收藏”了毛泽东思想。如果说我的这种做法和邓小平时期的 共产党做法根本不一样,那只是说,我在“政治”上拒绝了毛的错误 的同时,却在“思想”上“吸收”了毛的价值。“所有一切人类思 想,”顾准说:

      “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行   到目前状况做出过积极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   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   义》)

    在这里,我对于毛泽东当年提倡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给予了肯定, 相比之下,毛泽东在世时,他违背自己先前的正确主张,想用“毛泽 东思想”这一把“超级镰刀”把中国思想界一切非毛的“花草”都刈 除之的做法之错误性质就完全地暴露了。这样,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就 是一个失败得很惨的人了。我曾经借用青年马克思的话批评毛:

      “你们赞美大自然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你们   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   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   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质言之,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死亡之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两大块: “政治”上的一块和“精神”的一块。在“政治”这一块上,毛泽东 事实上很快地就从“文革”的极端做法中抽身出来了。1969年4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毛结束“文革”的重要一步; 在这一步上,毛把“文革”全面被打倒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统统恢复 起来,“解放”了被“打倒”的共产党干部,并且赋予了共产党以 “全面专政”的特权,表明了“文革”已经结束;与此相应的是,他 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人民自治组织在此时此刻都“打成”了“资产 阶级派性组织”,使之处于不能够自保的境地,不待说,人民对政府 的“造反”权利也被他收回了,“造反有理”变成了对一段历史的回 忆,而不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了。在“6.6”运动期间 所出现的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自由表现和政治愿意之自由表达也不复 存在……,一句话,毛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恢复了对于文化 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控制,并且把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于人民中间的政治 民主因素,用精神疏导的方法,疏导到脱离政治的“精神”层面上去 了。

    正是因为上述的问题几乎逃脱了中外许多“文革史专家”的研究,所 以,毛在“文革”上的“错误”才一直被“错误”的批评着。倒是有 一点例外,剑桥大学那些书写中国“文革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是看出 了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有这样的一段话 值得我们深思:“最后一点分析,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恢复对(文化大 革命)运动控制,那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毛拒绝这样做,他 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无论是隐含其中的思想,还是相 应的策略。”

    其实,上述历史学家们说毛“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的 意思是中肯的,只是他们认为毛“未放弃”文化大革命“相应的策 略”的话就不见得正确了。因为问题的实质是:毛在1969年就已经 “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用“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 了伟大胜利”的方法“结束”了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后,中国 社会就只剩下仅存在于“概念”中的“精神”上的“文化大革命” 了,毛“从未放弃”的就是它,到邓小平公开否定“文革”的时候, 只需要扔掉“精神”这一张皮就可以了,当然,邓在这样做时,他好 象是下意识地说:“精神能够当饭吃吗”?

    分析上述事实,我认为邓小平“否定文革”是沿着毛在1969年“否定 文革”的方向走的,运用的方法与其说是邓小平自己的,毋宁说是毛 的。毛在1975年其所以启用邓小平,也可能有着牵制周恩来的用意, 但主要就是看中了邓小平有能力可以控制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一直 “乱”着的中国形势。就毛泽东的“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看,在“乱”够了之后,他需要的是“治”。于是,文化大革命在毛 那里就形成了一个至今未被解读的过程:由乱到治。“乱”由毛而 起,“治”也因毛而生。用中国的老话讲,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 何”。

    经我这么一说,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那么多的他自己认为很丰 满的“现代革命意义”好象最终也没有逃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治─→ 乱”规律,而邓小平──一个口口声声要“纠正‘文革’错误”的人 ──本身却是“文革错误”的一个活标本──这也决定了他对“文 革”的无奈。看到了这一点,邓小平运用最简单的方法“搁置”关于 “文革”的一切理论或者实际问题的争论,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 做法是“明智”的。又如果说邓这样的做法不可以被我们看成是政治 阴谋,那么,他事实已经看到了“文革”为中国社会开创的那种他可 资利用的空间,即参与“文革”的普通人在政治上的“我”失败后, 毛泽东“斗私批修”的方法在不可能“掏空”“我”字的意义时,由 “新政策”给予“我”以经济方面的“填补”,既可以直接地导致 “文革”“剩余精神”的发展。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即使运用了“否 定文革”的话语,“文革精神”却在经济上已经得到了“补偿”的情 况下被“抚慰”着。

    我在过去写作的某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好象一座“矿 山”,对于它的“开发”有多种方法,可以进行现代化的完全机械式 开采,也可以进行半机械化、半手工式的开采,亦可以进行原始的手 工采掘,而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就是属于后一种类。因此,在邓小 平那里,“文革”的“矿产资源”虽然也被“开采”着着,但事实上 是一种“浪费”,这种原始的开采方式破坏了“资源”本身的“完 整”性,属于真正的“乱挖”、“乱掘”。关于这一点,30年前,普 通人看得不是很清楚,今天,谁看不清楚呢?

    就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成为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0.5%的 家庭占有70%的财富”,而“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是:5%的家庭占有 50~60%财富”(见2006年10月18日《搜狐》网文章)。普通中国人 眼睁睁地看到“改革的油水”都叫共产党内的贪官污吏给“捞走” 了,干着急,没有办法。民谚唱道:

      “教改把你的父母逼疯;房改把你的腰包掏空;医改为你提前送   终。”(引自《博讯》胡星斗辑录的《中国民谣选》。)

    (2008-01-28)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旱天作雨:对未来中国民主莅临的一种思考/武振荣
  • 胡锦涛害怕什么?/武振荣
  • 中国历界政府为什么无名无姓?/武振荣
  • 论胡锦涛为什么要排毛?/武振荣
  • “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我见/武振荣
  • 富总裁的“穷小子”包装/武振荣
  • 论在民主秩序之中人的“自吹自擂”/武振荣
  • “天命”、“使命”与“过家家”/武振荣
  • “文革”三帖/武振荣
  • 1966年的革命:毛泽东的“迷路”/武振荣
  • 晒晒网络新成语:“正龙拍虎”/武振荣
  • “接班人”与“雇工”/武振荣
  • 对宋彬彬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的评说/武振荣
  • 武则天的“无字碑”与毛泽东的“无字遗嘱”/武振荣
  • 答剑眉/武振荣
  • 错把真情当奴性/武振荣
  • 剑眉与武振荣先生商榷
  • 剑眉,请别说汪兆均的局限性!/武振荣
  • 论民主的“迷走”/武振荣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