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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为国家保存骨鲠之士---胡佳案之我见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3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胡紫微因家事大闹央视奥运频道已天下皆知,而另一位与奥运有关的胡姓朋友胡佳的故事在国内却是出奇的沉默。 (博讯 boxun.com)

    
    胡佳出事已有35天,奇怪的是国内媒体没有一家发出应有的声音,只有一些公民网上独立媒体传递消息,国内网站发不出一丝声音,如同大中华局域网。而海外已如汤鼎沸,国内外上万人签名公布在海外网站上。胡佳情况不明,办案的李劲松律师与李方平律师,一度被软禁,看不到胡佳,也看不到胡佳的妻子曾金燕,直至今天,金燕仍无法与外界联系,自由出门,无法会见记者,连孩子的奶粉也告急了。四十名博客和网民在网上集结,为金燕送奶粉,没有一个人进得了胡佳家的门,最佳纪录是冲到了四楼,不少被公安抓去录口供。二个月的孩子不准出门晒太阳,奶奶称:“这不是新中国的小萝卜头吗?”胡佳至今仍没有得到他需要的药,严重的肝硬化,生命危急。
    
    近日又传出李劲松律师为胡佳申请取保候审被拒。理由是,取保候审,胡佳会危害社会。
    
    爱是不加害于人
    
    我支持李劲松律师依法为胡佳办案的精神,特别是李劲松律师在多年的维权过程中,曾遭到流氓与地方政府打手毒打的情况下仍能平静维护法治精神。这种心力是高洁的。这次他因为要看望金燕,竟遭受北京公安12小时软禁。充分显示了谁是枉法者,谁是依法者。至今,金燕仍被软禁,孩子甚至得不到奶粉,而胡佳不能见律师,这让我们已可充分质疑,政府承诺的在胡佳案上将与其它案件一视同仁的态度能不能站住脚。在奥运前的大看台上,国际的人们已在充分关注这一事件,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因此我们有权利要求,北京公安不要为我们带来“无法无天”的耻辱。
    
    也有朋友问:北京公安,或者说政府都不守法了,我们为什么要守法?这个问题问得好,政府是我们用税养活的人群,当然更要守法——他们不守法令平民百姓沮丧与害怕。但正如汉德大法官论及法治的基础时说:“自由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朋友们请相信我,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说法,他们说法治要寄希望于法律、宪法和法院。不是这样的,法律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死去的话,那么没有法律能够拯救它,也没有宪法能够拯救它。”他说得多好。
    
    民间公民们必须做到言行一致,过程与目的一致,我们不能用我们反对的方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守法不是被迫,不是政府要求,不是弱者的无奈,也不是被压迫者的哀求,而是:这本身就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道路。这本身就是根植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王书亚先生在一篇影评中说:12世纪教会法思想家格兰西是“罗马法复兴“时代的先驱。他以基督“爱神和爱人”是一切诫命的总纲,以此来确定他对法律的理解:“没有爱,信仰与正义都不能存在。”就如圣经所说的:“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中国目前的法律是来源西方的大陆法传统,有相同的起源,更值得我们遵守,反过来,如不遵守,自然会出现加害于人的局面,如因为不能给无辜的胡佳爱人金燕自由(她并不是“同案犯”),所以出现了孩子缺奶粉的不人道局面。不能给律师充分的法律权利,出现了公众对胡佳是否受酷刑与不人道待遇的担心,让人们存在了北京公安是否加害于胡佳的质疑。
    
    正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与胡佳同情的人们更要一步步沿法律来支持胡佳与律师。
    
    北京公安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了软禁律师等不法举动。中国尽管已有许多立法,但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偏差,这更要求我们不要放弃对法律的信任,用公众言论来要求这些执法者回到法律轨道上来。
    
    李劲松与李方平律师并不是孤独的,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与海外民众在观察北京公安的执法行动。
    
    请北京公安自重,不要破坏中国人民与政府营造的奥运前和谐的气氛,人的文明习气是习得的,也是可以相互影响的,李劲松,李方平律师的温雅之举,不值得你们效仿吗?
    
    以平常心,救普通人
    
    这是艾晓明教授在回应本人《仁者之怒》一文的标题,艾教授特有的女性爱心与善解人意让她敢于出头为一个纯真的孩子胡佳呼吁。她的回信加深了我对胡佳的理解,艾教授是个坐起立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些维权中曾遭打手的毒打,在她拍的维权纪录片子中,我看到了,一群歹徒骑摩托车,发狂追踪,在高速路上终于拦住了她与律师所乘的出租车,然后车窗玻璃在几声巨响后被木棍击破,车中的人受伤,我的心也提到嗓子眼上……但读她的信,语调平和,完全读不出那份惊心动魂的勇敢。她提及,胡佳的逆反心理也是某些部门逼出来的,是为了不自我心理矮化而来的抗争,这是真正从事底层社区工作者的肺腑之言,我也深有同感。
    
    2006年,我的NGO同事们搞一个工作坊,被网络警察称:最近成立了美国人支持的反动组织名叫“工作坊。”做为重大敌情上报。查了好久(最后无疾而终证明是假情报)。刚得知这个恶讯时,我三个同事(他们也都是七三年,七四年出生的人与胡佳同岁)分别从广州,云南飞到上海神秘兮兮要开个会,找哪个地方都觉不安全,于是到了延中绿地,四人把手机关了,又把电池板下了。最后觉得呆在静止的地方,也会有卫星跟踪,于是四人边走路边说话。这时同事阿Y突然笑了,她笑得弯下了腰:“不是坏人,也弄得自己感觉象坏人了。”
    
    为什么让这么多想做好事的人们觉得被怀疑,被审视,被监管,这正常吗?
    
    艾晓明与我的许多NGO同道们是花了多大的心力才从不公正待遇中解脱出来,继续我们平凡而朴素的工作,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一点,政府有关部门,体会到了没有,这是公民的宽容,但绝不是软弱。我们忍人之不能忍,是为了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而胡佳只是一个与我同岁的年轻人,他甚至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商量,如艾晓明女士所说的,他是被逼成一个异见者的,而且他说的话,某种意义上不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少年翻版吗?
    
    如果越来越多有思想的年轻人因此而被排斥在体制外,我们离独夫政府还有多远?
    
    高耀洁的愤怒
    
    胡佳多年来从事底层的社区工作,得到了高耀洁老师与梁从诫两位德高望重者的好评,被誉为中国德兰修女的高耀洁,也是中国政府所尊敬的”中国抗艾第一人”的英雄,这一回八十岁的高耀洁没有站在北京公安这一边,她公开说:“胡佳这个孩子啊,是个好孩子。胡佳很爱国,胡佳也很爱我们的民族。他在救艾滋病人身上做了很多工作。胡佳很有正义感,他看不惯不平的事情。但是胡佳的缺点是,感情很丰富,感情用事,不管什么事情都管。譬如有一天,胡佳还有很多人去吃饭。他看见‘扶贫’的人大吃大喝,他就议论‘他们把公家的钱都吃了……’”
    
    “在艾滋病的关怀方面,胡佳做的第一个是宣传。因为,在中国艾滋病与国外不一样,中国是血传播,卖血,卖出去的血,给人输血,而且全国性都是卖血输血传播艾滋病。胡佳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比较深。他们三个人做了很多工作。一个万延海,一个李丹,一个胡佳。他们是真正做工作的。我们这大陆啊,有很多人是拿着‘救济艾滋病’骗钱的,发洋财的,发爱滋财的。胡佳不是,胡佳是他妈妈给他钱。”
    
    得知胡佳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的。高耀洁令人吃惊地披露,抓捕胡佳的同一天,有一人谎称医院要开会让高耀洁速来(后高遇上同事识破这一骗局),高怀疑这也是要出门诱捕她。高耀洁愤怒地对胡佳案发表评论:她感慨当局现在打压敢于说真话的人所使用的方法,与文革时期如出一辙,“表面没人看着我,实际上我这路前面后面都设的探头,主要看有没有记者、艾滋病人来。我是半监控状态,对于胡佳这个问题心有余力不足,我觉得这是中国打压不同意见的表现。胡佳的这帽子戴得太大了,和过去一样,过去动不动是现行反革命,现在变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
    
    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老先生他也是中国著名的NGO活动家,自然之友会长,告诉北京市公安局的小孙处长,自己对胡佳评价挺高的。“因为,胡嘉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非常善良,他就没有坑害别人的想法。”
    
    高耀洁的老伴去世前最后念道的是胡佳有没有安全回家。为何让这些好人提心吊胆?
    
    不公的事情总要平反,政治家要明白,与其把这平反的光荣,得民心的好事,让给别人,不如留给自己,举手之劳而已。胡佳平不平反,国际上并不重要,那些国际的声音已是挡不住的,潮流浩荡,人心涌动。有些人,他们并没有站出来公开支持胡佳,但我注意到了,有的在自己博客里开始为磁悬浮公众大散步而评论了,有的在花花草草的私人博客里开始质疑,奥运期间要重新登记人口资料的合理性了,还有一位李俪洋的自觉替金燕写起了博客……胡佳是净水石,他净化了我们心中的私心杂念,让人们更多思考命运与公平的问题。
    
    所谓之“平常心”,我的理解,一在于以平常心理解胡佳,对他在社会批评中有不当夸大情绪而劝告,知识分子更要学会恰当批评公共事务,而不是依心潮涌动而放言,但这只是不当范畴而非犯罪。二在于以平常心对待北京公安的种种举措,我们不会因愤怒而放大了声音,不会因害怕而消解了声音,也请政府理解,我们的所做也是对政府的信任,因为如果不信任,哀莫大于心死,我们更会选择沉默。
    
    我们的声音不会尖利,也许在一个事件中温和的声音总会被淹没,中庸者会被双方遗忘,但一个有爱心的人,必然是温雅有礼的。
    
    “铸剑为犁”——艾教授温和的声音现在似乎是如此微弱,也许还会被视为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但我仍持与艾先生相同的立场,和解是唯一的途径,是民心所向。过个太平年,好不好?2月7号,大家都回家陪家里人,胡佳为何不可以,毕竟他没干伤天害理的事。
    
    施爱者是施于万物的,胡佳与北京公安在爱面前,并不二样。记住:“爱是不加害于人的。”那些执行公务者你可以以职务为行动的理由,但你不可加害,公安你依据法律赋与你的权利,可以某种罪名拘捕胡佳,但不可软禁金燕与律师,不让金燕买奶粉,这就是加害了。
    
    我再次恳求你们,尊重大家的呼声: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何为骨鲠之士
    
    随着胡佳案的深入,胡佳获罪的原因慢慢清晰。
    
    胡佳并不没有煽动推翻政权的言论与举动,更多的是对政党的批评,而政党既从政,批评又有何惧。某种意义上,他更象是北宋历史上“黄门献图”的郑侠:王安石变法搞得社会一团糟,下面的官吏借变法图私,压榨百姓,民不聊生,而社会士人一片颂歌,皇上不得而知。唯有一看城门的低级官吏郑侠,绘出城门所见老百姓衣不遮体,饿尸遍野的图象,冒死呈皇上,才结束了王安石的变法。胡佳所揭露的艾滋问题、酷刑问题、因奥运而大搞非法拆迁打压异见人士问题,如同郑侠超越职务的公共呼声,是为了王朝的未来,不同是郑侠是跪献,而胡佳是公民的公开建议。所相同的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禁忌——宋时的“变法好好好”,现在的“奥运妙妙妙”。
    
    历代王朝中不乏这样的骨鲠之士,他们见社会不公正,民生之多艰,如鲠在喉,不得不吐。历朝历代有之,但他们的命运往往随朝代兴衰而不同。在唐之盛世,魏征敢于直谏,口水飞到唐太宗的脸上,迎来中国的盛世。北宋,大树元佑党人碑,一时人心惶惶,埋下灭亡的祸根,而元佑党人的后代却纷纷为祖先能上此碑而感光荣。
    
    中共因为有四万名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骨鲠之士而得了天下,又因为反右,伤害了这些人,而国运大衰,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人心大畅,迎来了八十年代的好局面,现在又往何处去?
    
    最近的民国,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就是这样的骨鲠之士,人们形容他的性格为“憨直”,足以为骨鲠之士的代表。胡佳,你笨不笨,谁都知道奥运是政府的底线,你偏偏要踩,要踩你也要和缓一点,发个公告,之乎者也一下也算了,偏偏讲得这么清楚。不抓你抓谁。但我要说,非如此不足以为骨鲠之士。憨:明知有害,万人在前吾往矣。直:言无不尽。
    
    这样的骨鲠之士才是国家的财富啊,因为推动他们憨直的无它,民心而已,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抓他无益。
    
    从为政者角度,不能把这样的骨鲠之士留在体制内已是一大失败,而从人身上消灭或禁闭则是第二大失败,如果因这个禁闭而得罪天下民心则是第三大失败。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如果这个国家因胡佳案,人们还愿意说些话,只能证明国家有希望。
    
    我希望国家搞清楚,释放胡佳不是民间社会与政府讨价还价,也不是民间之士的哀求,胡佳也不应是政府的外交筹码。释放胡佳是国家利益,国家义务。
    
    为何这么说?
    
    因为国家需要破除一大愚蠢观念。
    
    一大愚蠢
    
    这一愚蠢观念就是胡佳这样的人是国家稳定的敌人,是国家权威的破坏者。
    
    如果为政者有一定智慧的话,他会看到自由主义者恰恰是国家的拥护者,一个国家的保守力量。
    
    胡适曾哀叹:我们这些人(自由主义者)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自由主义重视经验,与社会习俗文化的传承,不承认乌托邦与革命的有效性。因此对武力推翻政权,取得革命性的改天换地是持反对态度,正因此自由主义者渴望一个和平的善治政府一以贯之。所以其实自由主义者是社会中保守的力量。但自由主义者要求个人的自由,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的平衡,所以在这一点上又是前进的,总的来说自由主义是社会生态论者,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要求国家政权稳定的前提下个人自由与权利得到逐步保障,正因此社会生态平衡观是自由主义的精华。自由主义的精华正是中庸。正因此胡适才会提及“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正因此胡适才与国民政府相互依存。
    
    作为发起白话运动的主帅,胡适是个行动者,他的策略非常聪明,因此在政治上也非常清醒。他对政权的观点并不被他的同道所认同,但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最后雷震等人也回到了他的思想轨迹上来。
    
    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自由主义将一无用处。
    
    但自由主义者与国家的关系,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也不是朋友关系。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在体制内,不以政治为职业,他有自己的专业与特长,对政治的批评是出于公民的责任。正因为对此没有经济依赖,才可以超越党派、政见的利益,发出于利于苍生的言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是政府的朋友,因此他可以根据事实而言论,不顾及政府情面。这是自由主义者可爱也是可悲的地方。他所要求的政府不仅是稳定的,而且要是善治的。不善治,就要逐步改变它。
    
    但是当一个政权要求“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时,自由主义就会变得艰难。
    
    据律师滕彪认为,胡佳惹祸的一文《奥运前的中国真相》,其中他没有任何煽动推翻政府或反对奥运的言论,只是一一列举了人权恶化的一些例子,当然这一例子是否全然真实,还需政府与民间一起来证实。而正因为此文,胡佳也证实了自己不是政府的朋友,因为朋友不会不顾及情面,特别在奥运这一面子问题上大扫政府的兴头。
    
    怎么办,我看完胡佳的一文,第一反应也和政府一样:羞耻。但政府的下一步反应是“抓起来,不许胡佳发言”。这是本能性反映,而本能大多是愚蠢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政府的第二步应是核实胡佳列举的案子是否属实,如有一个不实,就可以诽谤罪关人嘛,何必一件事都不核实就去限制胡佳言论自由?这是北京公安愚蠢之一。如果证明胡佳列举的案例都是属实的,政府的作为也很简单,二个字:改嘛。所以就胡佳此文而言,他与政府其实没有矛盾与冲突。
    
    胡佳的艾滋组织没拿国家一分钱,做了这么多好事,胡佳搞维权,是父母拿的钱。这样的关系,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他因此对奥运提出自己的看法,只要是去政治化的人,不难判断是非。胡佳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当用各种方法来支持自己的同类,因为胡佳问题之敏感不过是触及奥运与人权律师等禁忌,因禁忌而失语是有违自由知识分子良知的。
    
    美国罗斯福总统说,现代社会人有四种自由:言论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 匮乏的自由,我想还需加一种,“可以不做政府朋友”的自由。
    
    不做政府的朋友,也不做政府的敌人,而持独立的立场批评与肯定。胡佳无意推翻政权或有任何煽动推翻政权的活动,因此他不是政府的敌人,但也不是政府的朋友,他的批评不留情面。这样的人应当允许存在。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监督权力,维护社会生态平衡。
    
    捍卫胡佳的意义正在于此。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后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首次提出“不能以专政手段来对待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和反对活动”。胡锦涛强调,一个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用专政方式压制、行政措施强制社会上各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声音和自发的反对活动,“因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精神,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准则。”言犹在耳——这是多好的话啊,可是部分执法者干的却是多坏的事啊。
    
    我想部分利益既得者横行天下,制造混乱,破坏奥运前的和谐,以维护稳定为名倒行逆施,破坏真正的稳定,试图绑架奥运。他们才是真正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也是胡温二位所不愿看到的。
    
    痴人还在说梦
    
    我的一个好友一个国内资深的政法记者对警察说了二句话,我深为认同,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警察连连点头。他又说“关键是谁来救共产党。”
    
    我对国家稳定的观念是来自与对汇丰银行史的研究。汇丰银行与孙中山达成了一系列庞大的对中国的贷款计划,以期助中国完成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其中有十万英里铁路计划,当时世界的金融家们均不看好,汇丰负责人却说:“十万英里铁路,里里可造,筹款之责,汇丰愿负独负之。”结果由于政局一直动荡,汇丰的一部分贷款成了袁世凯登基纪念瓷器等物的成本,而原本给中国的巨额款项全部给了日本,使日本经济起飞了,日本得以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在汇丰史中,外国的银行家们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总行长因坚持留在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被日军拷打致死。
    
    在研究中,当时的一位英国银行家的话深深震动了我,他说:“只要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或者没有组成这个政府的希望,提不出一切担保,提出对中国贷款任何主张都是愚不可及的。”“前途阴暗,毫无希望,没有政府,没有合作,也没有爱国心,每一个军阀就是法律……我们只有坚信我们寄以希望的中国及国民品德的不可毁灭性终究会把这个国家拯救出来。”
    
    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政府,虽然面临物价等不稳定因素,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愿意失去他。失去他,老百姓不安生,公务员又有何利益可言,失去稳定,官民均不聊生。
    
    所以我对政治的观点与老百姓一样:稳定最重要,民主与自由当然好,但不希望看到人们用生命流血去追求。任何主义不如踏踏实实的小日子。我和中国历代老百姓也一样,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暴政。
    
    但一个国家因为百姓的勤劳而富裕时,政权有了资本,变得横暴而有野心,倾向于无限扩大政府权力,最后元气大伤。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老故事了。奥运前的中国也许是一个标志,何去何从,值得关注,胡佳案正是一个节点。
    
    实在不想陷入怪圈:不用生命追求,自由民主不会到,没有自由民主,国家不会走上善治,而不善治,国家走向暴政,而暴政导致纷乱,失去稳定,最后付代价的总是苍生啊。
    
    胡佳如何不上祭台,这是我们与政府都要解的怪结。大家都要松结,不要因为用力而把结弄得更死。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惨痛的教训,在这个怪圈上。血流在土地上是收不回的。
    
    所以我问自己,已做到了不明哲保身,但能不能做到奋不顾身。我想我还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原因是我对国家仍有信心,认为这个国家仍存在进步的力量。
    
    胡佳指出的各种问题,我觉得包括民间都有一个误区,认为都是政府的责任,其实该承担的不仅是政府还是有我们自己,如果NGO能发达起来,许多问题是由民间承担的,如上访问题,如有民间协调机构,不会让上访者认为官官相护没有第三方说话,而只能一级级上告,问题无法解决,又被迫害,众多访民成了无解之题。NGO不应是点缀,而本身就要做到敢言,才能成为真正为国家分忧解难的第三方。
    
    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开放配合,从颜色革命的自我受害情绪中解放出来,给NGO以空间。
    
    胡佳案至此没有任何改进,律师还是见不到胡佳,曾金燕还是得不到奶粉,民心大哗,令人胆寒,此时再为胡佳呼吁的人将有牢狱之灾。但我仍会呼吁。
    
    当然话已说尽,仍然无效,当然更多的人会沉默,但无声的中国究竟对谁有利?对政权会有利吗?
    
    壹报屏蔽,温和声音被压抑,艾晓明与我的声音始终是平和,而因此在事件中往往得不到重视,正因此,需要反复地呼吁。
    
    我们还在呼吁,是因为我们这些痴人还有梦。我们的梦是和平的奥运大梦。不要政治化,也不需要政治化,我们只要求让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因良心而发言的人回家。我们希望国家的奥运是堂堂正正的无可非议的,希望各国运动员走进我们花了大钱盖起来的奥运场馆,心里不会嘀咕,我们也不会面红的。
    
    近日,除了胡佳失去自由,接二连三的打击落在我头上,一,是另一个好友查出尿毒症,让我忧心如焚,二,我的爷爷突然去世。在殡仪馆,我用钳子捡起爷爷灰白的骨头,才觉得生死无常。这时,我感觉到因为不给胡佳用药,胡佳的生命也在一点点消逝。北京公安,请扪心自问,你们与胡佳真有如此深的生命之恨吗?
    
    失去胡佳,金燕的世界是不完整的,我们的生命又是完整的吗?没有胡佳,奥运会是完整的吗?何必让胡佳的阴影笼罩在鸟巢上空,让胡佳坐在观众席中不是更好吗?胡佳也是个运动迷,也是志愿工作迷,还做过亚运会的志愿者。
    
    让他坐在观众席中鼓掌吧,这才是为中国而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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