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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高等教育是一个宪政问题—再次反对茅于轼涨学费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28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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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看来我可以丝毫不后悔这样一种对茅于轼的指责,那就是经济邪教。邪教的特殊之处,在于自己的逻辑猪圈打转,生生不息,永不断绝。一个在经济学意识形态中,只为简单错误的教条自我辩护,听不见任何批评和对话。这已经是一个邪教徒的喃喃自语,内在而执拗,如死亡般坚强,如坟墓般顽固。
     如果不是一个公共言说,不是一种对公共政策的歪曲参与,这些喃喃自语可以根本不用理会。可是这种内在辩护的做法,嵌入当下,于是同时墙里开花墙外毒,内卷的毒刃同样绞切正义和出路。
     高等教育从来是宪政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产业化,是全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狂,可以与毛泽东的文革相比美。从19世纪到今天,民族国家一成立,就立即国家投资搞教育,搞一个公共教育体系。只有一个疯子例外,那就是朱镕基。
     高等教育是民众参与分配和上升的渠道,具有民主的特征。参军和上大学,是底层上升的渠道,现在只剩下上大学。在教育经济学者魏新先生看来,事实上承担社会资源再分配职能的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势群体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唯一通道。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同,没有选举,高等教育有准科举的政治功能,底层人上升的根本渠道。高等教育的公平,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异常根本的。
     汪丁丁先生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财经》2000年8期)就农民问题中"受教育的权利"说,我之所以格外强调"教育"权利在市场社会"国民待遇"(针 对农民和其他公民的"不同待遇")中的特殊地位,是因为教育富裕个人以"独立选择的能力"。 汪丁丁先生还说只有获得了这一能力,洛克所说的"产权",或者美国宪法所说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这三项基本权利,才有可能落实。另一方面,新制度学 派的经济史研究告诉我们,即便是"奴隶",只要获得了独立选择的能力,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可以通过帕累托改善的交换方式逐步获得完全的人身自由。
     教育产业化丧失了上升到政治阶层的性质,丧失民主的特征,加上农村参军不分配。堵塞了底层精英的上升之路。高等教育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在农村中上大学常与“中状元”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社会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由科举制承担,在理论上科举制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农村在内社会底层的人员提供了一跃龙门的可能。清末科举制废除后,至今尚未建立完善的上升机制。
     对于底层而言,渠道尤其狭小,以前还有参军等途经,而现在唯一的通道高等教育因教育产业化而堵塞,上升的可能几乎丧失殆尽。权利的不平等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那就意味着在社会的起跑线上,大家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点。高等教育,尤其是硕士、博士,与社会荣誉、就业,升迁以及户口紧紧捆在一起,谁能够上大学、上硕士博士,就可以改变他的地位,甚至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高等教育毕竟是精英教育,不应该普及化。可是教育产业化,却在做普及化的工作,没有限制的扩招。一方面茅于轼把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区分开来,凸现精英教育,以此拒绝国家全面承担高等教育费用。另一方面,茅于轼对教育产业化没有任何反思,用提高收费,进一步深化教育产业化,推动普及化。这种内在矛盾,映出茅于轼那张邪教的脸。
     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邪教不顾任何真相公开说谎。税负的主要承受人,不属于富人,也不属于穷人(例如农村人口),主要由形成中的中产阶级来承受。如果按照茅于轼涨学费的逻辑,那么形成中的中产阶级的负担更重。当然现在税收,如果说富人占便宜,那也是中产阶级的便宜。中产阶级是穷人,还是富人?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税款到了国库的时候,就不是穷人或富人的了,而是国家的。如果不是这样,茅于轼为什么不承认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很奇怪,需要认为是穷的时候,就认为是穷人的,需要认为是政府权贵的时候,就是政府权贵的。到什么唱什么歌,整个逻辑支离破碎。
     这时候,再来谈论税款属于穷人,具有极大危害性。因为这样的结果是,找软柿子捏。税款在政府手上,本来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投入,减少公车、公款消费等非行政性成本开支,所以只有把税款看成政府的,才会迫使政府改变恶劣结构。看成穷人的,当要减少公车、公款消费,纹丝不动;当要扩大教育投入,就说要节约穷人的钱,多不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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