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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已变”与“未变”/冼岩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24日 来稿)
    在大陆现行体制下,执政能力由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官权与对官权的制衡。前者即自上而下的官权体系的运转,是行政效率的主要来源;后者对官权的制衡,是为了阻止官权对社会的过度掠夺与伤害。
    
     众所周知,中国在上述第一方面效果显著,直接成果是持续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基本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社会进步。官权的强化与高效运用,在文革前已实现。从邓小平开始整整3代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市场化、全球化时代的转变,使官权体制与变化了的环境相适应。时至今日,环境变化仍在继续,官权体系的适应性努力也未有穷时。 (博讯 boxun.com)

    
    在官权强化与高效运用的同时,其负面性也在逐步累积、凸显,突出表现为权力腐败与滥用权力所导致的官民冲突。这种负面性成了当局执政能力的软肋与硬伤。可以说,中国近30年的高效率,是通过官权对社会其他成分权利的压制、利益的剥夺,将资源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实现的。在此过程中,官权集团利用优势地位,吸取养分不断滋生、壮大,逐渐成了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庞然大物。这30年来,中国社会的诸多进步是真实的;但这样一个超然于社会之上,而又与现行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高度相融的以官权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也是真实的。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着。随着时间推移,特殊利益集团的躯体越来越庞大。由于官权对其他社会群体具有压制功能,所以社会的进步并没有同步滋长出足以制衡官权的力量。而与此同时,特殊利益集团的赢利模式越来越成熟,与现行体制越来越水乳相融,在市场化环境中吸取养分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大。中国社会之所以还能承受如此强大的抽吸,主要原因是每年的经济高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利益增量。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抽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名义上“全民所有”实际上谁都没有的国有资源的蚕食,二是对利益增量的鲸吞。这是大多数国民的实际收入远远赶不上GDP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一旦经济形势逆转,利益增量缩小或者不再有,缺少制衡的官权不可能自我约束,利益抽取将落到其他社会成员身上,而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或许有鉴于此,近年来执政党加大了对制衡官权的摸索与尝试。无论是党内民主新举措,还是个别时候对媒体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借重,以及对民间的一些让步,都可看出执政党试图弥补执政能力另一极的意愿。不同于对强化和运用官权的轻车熟路,制衡官权对执政党来说是个陌生尝试,但很快,它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尴尬。
    
    当厦门市政府对“散步”市民作出让步时,不知他们是否想到,厦门居民创造的这种“散步”模式即将风行全国。最近发生在上海的“磁悬浮事件”,使人们对此已经不再存有疑问。物权法之于拆迁,舆论监督之于言论自由,同样如此。官方发现,它每一次让步,都会转化成民间据以扩张力量的空间与模式。虽然扩张民权是制衡官权的最有力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但问题出在民权扩张后,当民众意图与政府(而不是个别官员)意图不一致时,政府意图如何实现呢?
    
    对此,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官民协商、相互妥协,而中国的尴尬是:现行体制的效率完全是建立在官权对民权的剥夺和压制这样一种“成本节约”基础上的。一旦开始谈判,成本将飙升,现行体制不但效率无存,并将陷入一种失去自身长处,只剩自身短处,甚至集中了两种体制短处的尴尬;而且,以前被“节约”的“成本”,都因此获得了要求清算与补偿的正当性,这种被四处追着要债的局面是执政党无论如何无法面对的。
    
    究其原因,不同于一开始就建构在一定民权基础上的有限政府,现行体制的全能性是建构在将民权空间挤压殆尽的基础上的。建国后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固然有思想路线的原因,同时也是一步步挤压民间权利的空间、最终确立官权体制的过程;与之相应,体制内部也完成了向“一个核心”集中的金字塔型梯式建构。要维持这种体制的稳定和运转,必须保持对党内和民间的强大高压,因此,这种社会的内部天然蕴藏着强大的反弹力量,自上而下的压力一刻也不能松懈。就象高压锅,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松动,就可能酿成整体性爆炸。
    
    对现行体制来说,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就是制衡官权的问题,也即是对民间“松压”的问题。但这一难题迄今没有安全稳妥的解法。所以,无论是对党内民主还是民间权利,执政党都是浅尝辄止,转辗反侧。
    
    事实上,近30年来,自上而下的高压并非没有变化。所谓改革,就方向而言是“市场化”,就方式而言是“松绑”。人们注意到,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执政党党内的压力已经极大放松,残酷的党内斗争被间歇式的“反腐”取代;至今惟一还被严令禁止的,主要是公开的派系竞争。但最近习、李二人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似乎标志着新的“松绑”即将启动,“一个核心”的传统体制面临冲击。这种趋势的前景耐人寻味——如果核心体制由“一个核心”变成多头“集体领导”,事实上将出现多核心,即所谓“多个司令部”,那么现行体制自上而下的秩序性将大打折扣,可能连表面的“令行禁止”都难以维持——如果以前北京、上海等地的诸侯就可以依托某种关系、某个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对峙中央的话,那么将来或许对诸侯而言,将不再存在纯粹的“中央指示”,而是需要问一问究竟是“哪个中央”的指示。到那时,党内派系将公开竞争,并且不得不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建立起程序规范,现行体制的游戏规则将彻底改观。这或许是中共十七大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所蕴涵的远景。
    
    在党外,与官权体系对市场化、全球化的适应相对应,“松绑”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多个层面,迄今惟一还被牢牢捆绑的,只剩关键性的政治领域。在“松绑”同时,释放出一直被压制的巨大空间,这一过程本来可能伴随着巨大冲击,但由于同时发生的巨大利益转移,有效地填充了释放的空间。
    
    在党内,这种利益转移体现为与改革并行的权力“赎买”过程。作为社会变化的最大受益群体,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将“松绑”所释放的能量倾注在“权力资本化”进程上。随着官员的代际更替,压力与利益实现了新的平衡。在党外,则形成了新的工商阶层,他们囊括了除官权抽取部分外的大部分利益增量,使GDP增长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更多只是一个数字游戏。作为新兴的获利阶层,他们支持社会稳定,与官权事实上实现了相互认同,这种利益认同是中国社会在有限“松绑”后仍能保持稳定的基础,也即是康晓光所阐述的“精英联盟”。
    
    与“松绑”同时发生的利益填充,是压力松动没有酿发大的社会动荡的原因。由此可见,当全体成员都受益时,是启动松绑式改革的最佳时刻。台湾蒋经国开放“两禁”,也是在经济起飞,全岛受益,领袖个人威望提升的有利时刻进行的。以此衡量,1980年代或许是中国政治松绑的有利时机,但邓小平并未作此选择。
    
    基于3个原因,笔者并不看好在1980年代启动政治松绑,并倾向于认为那将导致中国成为前苏而非台湾,邓小平成为戈尔巴乔夫而非蒋经国。一是中国的规模和复杂情况类似苏联而非台湾;二是在经济上中国面临着台湾没有而与苏联共有的问题:市场化,私有化;三是不同于台湾的三民主义,中苏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松绑后的政治形态相容性差,执政党难以避免大的冲击与清算。
    
    如果说在被视为“利益共赢”的1980年代启动松绑也危险重重,更不用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突出的今天了。当下中国对民权的松绑不但遥遥无期,而且还没有找到脚下的路。近来海外媒体依据党内智囊施芝鸿一篇文章、广东大员汪洋一次讲话,以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将至,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施芝鸿的“思想解放”是已经完成的过去时,借以描述第四代对前两代的理论超越,阐发施本人参与起草的十七大报告之微言大义,具体所指即是执政党指导思想从“发展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变化。汪洋的讲话含义与此差不多,一方面批判“唯经济建设中心论”,另一方面也针对广东已经成形的地方利益格局与政治生态。
    
    在制衡官权难有大幅进展的情况下,惟有退而求之,希望在官民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使官侵民利不致太过分,为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的伤害确立一个“止损点”。但要找到这种平衡方式也是难题,许多人寄希望于媒体可以充当“止损”的工具,以媒体的正义来制衡政府行为。其实,媒体并不是正义的代名词,勿宁说媒体靠近正义只是偶然,或者说只有在高压下才是常态。一旦压力松弛,媒体就会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一则天然趋于媚俗;二则易于被某种意识形态左右;三则舆论一旦放开,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成为正义的尺度?
    
    媒体不可靠,反而是由于技术进步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状况,如果能够运用得当,或许可以成为对官权过滥的一种虽然力度较小、但确实不乏行之有效的“止损”工具。那就是在大陆媒体被控沉寂的背景下,许多官权暴虐的信息通过网络或海外媒体表达出来。如果当局能善加运用,既可避免因此而受到冲击,又能据此调节官权。这样做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官民关系,但可通过具体事例调节官权的极端过分行为。这种“止损”,或许已经是现行体制下执政党所能作到的最大改善。而只要经济增长还能增长,没有人出来“搅风搅雨”,大多数国民就能在这种状态下感受到“和谐”——事实上,经济增长与信息控制才是现行体制下“构建和谐”的双腿,而制衡官权只是被偶尔需要的“止损”性操作。甚至,在信息控制和思想灌输高度严密的朝鲜,即使经济停滞,很多人也能感受到“和谐”乃至“内心充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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