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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谁造就了“两国中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2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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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议报》 (博讯 boxun.com)

    
    谁造就了天渊之别的“两个中国”?我这里所说的“两个中国”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而是这样的“两个中国”:一个是顶级奢侈品泛滥、富豪们一掷千金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村适龄儿童失学率直线上升、打工农民背井离乡的中国;一个是“先富起来”的阶层热衷于购买私人飞机和游艇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民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并毫无医疗和劳动保障的中国;一个是一顿极度奢华的宴席需要每人支付十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另一个是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不得不以自杀来寻求公义的中国。这“两个中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国中国”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可它们确确实实是两个断裂的中国、对立的中国,用老杜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足以形容的中国。
    最近,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报道了两个打工仔的悲惨故事,他们的故事让写作《悲惨世界》的雨果也要为之搁笔——与他们生活的此时此刻的中国相比,冉阿让生活的那个世界不仅算不上“悲惨”,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幸福无比了。倘若雨果复生,来中国旅游一趟,他的《悲惨世界》恐怕要全部改写了。
    第一个打工仔是十九岁的刘攀——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受骗,无钱回家,便躲在火车底下,忍受着火车时速一百一十公里的寒风,希望由此回到家中。当洛阳铁路民警发现刘攀时,他几乎已经被冻僵了。
    “安所长,列车下咋有只鞋?”当1097次列车停靠在洛阳火车站时,正在站台上接车的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民警马丽丽对执勤所长安维泉惊呼道。据马丽丽回忆,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她发现两只鞋后就赶紧往下看。“里面蜷缩着一个人,脸上全是煤灰,两个白眼珠还能动。”安维泉说,发现这一情况后,他当即跳了下去,但无论怎么叫那个人就不出来,目光呆滞,没有任何反应。
    喊话没有效果,安维泉赶紧钻到火车下,将他拖上了站台。安维泉说,从他的眼睛里能感觉到,他极度恐惧,四肢已经僵得不能动弹了。十几分钟后,男青年四肢开始能动了,在哭声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叫刘攀,十九岁,家住陕西省西安市大荔县高明镇南留村。他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打工。开始在建筑队做泥工,但干了一个月却分文未得。后在一职业介绍所的介绍下,他又在北京丰台区京南汽车城做起了保安,但一个月后,仍没得到工资。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他无法在北京再待下去。
    为了回家,刘攀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他悄无声息地钻到了列车下,蜷缩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因天太冷,列车行驶过程中风也大,又冷又饿的刘攀在列车停靠在偃师站时跳了下来。休息两个小时后,两天没有吃饭的他又扒上了郑州开往成都的1097次列车,直到在洛阳被发现。
    刘攀寻求的只是一份每月几百元工作的工作,却先后被两个雇主欺骗。他呆在火车下面,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他并不是电影里有特技本领的007。谁愿意拿生命来冒险呢?刘攀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当别人问他是否害怕的时候,他回答说:“害怕,我没办法啊!我就死死地抱着那铁板!”在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里,他泪如雨下。他说,在郑州时他就想,这条铁路是他回家的惟一一条路,但如果自己走回去,不知道会走多长时间。
    第二个打工仔是刘洪江——因为想找包工头结算工钱回家,得到的不是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他被挑断脚筋之后,被抛到外地。由此,他流落街头十八年。
    一九九零年,二十九岁的刘洪江跟着同村打工的人流离开了家乡山东莱州,先是北上大连,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后来,本村一村民和他一起到了日照,因为日照离家近,老板承诺的工资也比大连高。一九九一年,他们结伴来到日照的西城建筑公司,当起了建筑工人。包工头是一个人称“大胡子”的很凶的中年人。
    一九九一年秋天,刘洪江想找“大胡子”结算工钱回家,他算好了“大胡子”应该付给他三万元。那晚,他在工地找到大胡子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他的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一群人拿着棍子打啊,没头没脸的,腿上的筋也被挑断啦。”刘洪江撸起裤腿,残疾的左腿肌肉已经萎缩,干瘦的膝盖下方,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刘洪江左手佝偻着蜷缩在胸前,左腿软沓沓地搭拉在炕边,脖子上、脸上都是刀砍过的疤痕,牙齿也残缺不全了。他说,这些都是大胡子带人打的。“下着雨啊,他们打得我昏死过去。醒过来后,我就听看门的老大爷喊:‘快报警吧,出人命了。’接着那大爷也被砸了一棍。”挨过打之后,他被抬到汽车上,快速驶出了日照市。一路上,刘洪江断断续续地喊着“报警,找公安……”,对方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就是公安局长,你告也没用。”刘洪江再次昏死过去之前,就听了这么句话。当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扔在一个路沟里。别人告诉他,这已经是江苏地界了。
    刘洪江带着浑身的刀伤、拖着被敲碎膝盖骨的左腿,一爬就是三个月,他向着日照的方向爬,要去找凶手继续讨工钱。然而,当他到达原来的工地时,房子已经盖完了,建筑队已经解散了,原来的包工头早已不知去向。
    刘洪江从此沦为街头的乞丐,风餐露宿了长达十八年的时间。直到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的两个哥哥才在日照市一条商业街的角落里发现弟弟——当时,刘洪江靠墙坐在水泥地上,旁边是两个铺盖卷,上面盖着塑料布。
    当记者来到刘洪江的家中时,已经四十七岁的刘洪江喊着“要小便”,爬到了墙角。因为半身不能动,他只能侧躺着大小便。八十三岁高龄的老父母看着不成人样的小儿子,哭着对记者说:“帮俺讨个公道吧!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被折腾成这样啦。”
    这两个打工仔的悲惨命运,似乎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注意。人们大概早已司空见惯了类似的故事,人们早已收起了对同胞的同情心——在一个崇拜“狼图腾”的国家里,同情心是无法帮助人生存下去以及更好地生存的。人们竭尽全力摆脱“低级的中国”,而向“高级的中国”攀登,在此过程中根本无暇他顾。有人躲在火车底部瑟瑟发抖,有人在宾利车中寻找帝王的感觉;有人爬行数百公里讨要薪水,有人却尽情享受顶级的奢侈品。在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激流中国》中,第一集的题目便是《富人与农民工》——在今天的中国,有人是奴隶,有人是奴隶主。正如国歌中所唱的那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如何才能站起来呢?
    在某些御用经济学家眼中,刘攀和刘洪江的悲剧是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不得不承受的“最小代价”。他们“宽容”地说,我们还是将眼光放长远一些吧,有一个如此亮丽的中国在等待着我们。可是,对于刘攀和刘洪江来说,他们被欺骗、被凌辱、被伤害甚至身体残疾,这就是他们整个的人生。御用学者们不会关注“个人”的命运,“个体”是微不足道的,“国家民族”才是至高的价值。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顶级奢侈品市场,比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工的遭遇更引人注目的,是连篇累牍的关于各种顶级奢侈品的报道。虽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这些奢侈品,但是阅读关于这些奢侈品的消息,至少可以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窥视欲望。因此,这类新闻的吸引力最大,记者们的报道也最为详尽,它们占据了媒体中重要的版面。比如,下面这段消息便出现在报纸的头条——
    日前,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宣布,中国首个奢侈品研究中心——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将于二零零九年招收硕士研究生,首批招收二十人。该中心的主任朱明侠介绍说,国际贸易学专业奢侈品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学费预计为二十多万元。招生主要面对奢侈品行业的高级管理者和有志进入奢侈品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普通学生也可以报名。学生入学之后,将学习奢侈品消费行为学、奢侈品客户关系管理等十二门课程。除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外,来自意大利、摩纳哥等国的奢侈品研究专家也将担任教学工作。学生们还将实地考察巴黎、摩纳哥、米兰等地的奢侈品工厂、专卖店,参加当地的奢侈品峰会论坛及展览会等,积累丰富的实际经验。
    二十多万的学费是否太贵了?普通人也许觉得太贵,但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奢侈品管理专业”是一种特殊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所以这一收费标准并不算贵——某些顶级名牌的挎包、手表、钢笔,一个的价值就超过二十多万。如果这样比较的话,二十多万的学费根本不能算贵。它是一笔聪明的教育投资——今后,毕业生将为那些穷奢极欲的富豪们服务,收入还用担心吗?以毕业生日后的薪水而论,投入这笔教育经费必将物有所值,必将获得超额的回报。
    朱明侠表示,奢侈品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高端品牌,还包括私人飞机、私人游艇、豪华邮轮、私人海岛、F1赛车等,这些物品和生活方式逐渐进入中国富豪的视野之中。目前市场上大家都承认奢侈品在中国是有很大市场的。国外的奢侈品不断涌入中国,中国一掷千金地消费奢侈品的豪客也会越来越多。因此,这个专业的开设将填补该领域人才匮乏的状况,让奢侈品的消费者们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
    另一则关于宾利汽车的报道则更让人眼花缭乱: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宾利轿车公司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顶级的宾利汽车售价接近一千万人民币,几乎可以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了。
    “谁买了它们?”这一敏感问题,已经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了,却得不到具体的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买了”,这位专业人士只能这样解释说,“但你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是“隐身人”,比尔•盖茨、沃尔玛家族和洛克菲勒们必须面对严格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其生活方式也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那些宾利的车主一样,神秘莫测,“神龙见尾不见首”。没有人知道那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由于财富的来源存在诸多问题,他们本人也缺乏安全感,故而以享受奢侈品的方式来挥霍当下还能支配的大笔金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一项就相当于一位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总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封建社会,再不吃不喝地干活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方有希望见到此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民——他们的年收入约一万元——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并且永远不吃不喝。
    刘攀和刘洪江的中国,似乎与奢侈品的中国和宾利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两个中国”之间却又密切相关:那造成刘攀和刘洪江的悲剧的,不正是消费包括宾利在内的各种奢侈品的主人吗?一个社会存在贫富悬殊的情况并不可怕,古往今来,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最可怕之处在于:如果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强势群体又完全不尊重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权、法治保障和人格尊严,让他们像畜生一样“活着”;那么,这个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稳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根本罔顾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肆意凌辱那些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同胞,俨然以奴隶主的身份洋洋自居;那么,“辱人者必辱己”,他们无异于预先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自己埋葬了自己。
    那么,谁能给予刘攀和刘洪江以公义和公正呢?靠胡温偶然看到这些报道,大发善心,流几滴眼泪,甚至亲自去讨要薪水,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刘攀和刘洪江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普遍的现象,在民间还有千千万万的刘攀和刘洪江。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首先,中国的富豪阶层应当对自己身上的“原罪”抱有谦卑与赎罪的态度,放弃各种炫耀财富、无法无天的做法,及时、主动地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弱势群体度过生活难关。这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这种做法将导致一个“双赢”的结局。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在制度上给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充分的保障,并在财政支出上向这部分在此前三十年畸形的改革开放”中被遗忘、被伤害的群体以应有的补偿。如今中国已经拥有稳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存底,外汇储备高达一兆五千三百万美元,完全有能力从中抽取出一部分来救济赤贫阶层,改善民生,促进民权。同时,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也应当尽快覆盖所有的农民工群体,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从事劳动和生产。
    如果刘攀和刘洪江们得不到起码的公平和尊重,那么即使中国拥有的宾利轿车的数量达到了世界第一,即使中国的富豪消费的奢侈品的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一,中国亦无法宣称“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中国的强大也只是一种表面的绚丽,一阵风吹来就有可能倒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对比英法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面上看比英国更加完善和积极,但为何法国未能避免革命的爆发,而英国却能够以宪政改良的方式度过难关呢?托克维尔认为,关键的差别在于:法国的“第三等级”不仅长期忍受贫穷,而且被彻底剥夺了人格尊严,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所以,“第三等级”对特权阶级充满了仇恨,尽管改革已经启动,但这种仇恨已经无法消除了。而在英国,贵族固然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财富,但贵族积极创办了许多慈善和教育机构,贵族与平民可以平等地在同一个球队中竞技。所以,平民虽然也嘲讽和批评贵族,但两个阶层之间并没有刻骨的仇恨,故社会可以实现和平转型。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像法国,而不像英国。倘若“两个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猛烈的碰撞,其结局必然是玉石俱焚。没有人愿意看到那样悲惨的结局,但是避免出现此种情形的努力,今天看来仍然微乎其微。
    
    
    ——二零零八年一月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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