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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蔡元培悖论”与新文化运动路线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9日 转载)
    
    
     朱健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2月) (博讯 boxun.com)

    
    
     张耀杰与我曾有一“过节”,但我仍然要为其新著《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8月版)说几句话。
    
    
     1、我与张耀杰的“过节”
    
    
     两年前的“朱(健国)鄢(烈山)新犬儒论战”,张耀杰认同“鄢论”,指责我是“鲁迅腔调”。当时本拟写一文,请教张耀杰,但转念一想,“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吾理应以共生规则兼容之,宽容之。
    
     果然,共生之道总会有收获的。两年后的今朝,素无交往的张耀杰突然来信约稿,又寄赠新著,礼尚师友,恳请批评。这让人想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动情良久——也许张耀杰依然坚持两年前对我的误解,但他似乎相信我是一个“言必行”的共生主义者,相信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一面高唱胡适,一面以种种伎俩在一方领地实行“逆我者亡”,因人废言,党同伐异,以禁止、限制“论敌”自由发表言论为乐事。张耀杰此举,表明他不仅有“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之独特学术研究,且知行合一,已有跳出鲁迅、胡适之争,向蔡元培“兼容并包”共生路径回归。时下有一不良倾向,在文化界以鲁迅、胡适划分水火不容的两个阵线,或扬胡贬鲁,或颂鲁抑胡。其实,胡、鲁皆有偏颇,真正值得回归追随的,是兼容鲁迅、胡适的教育大师蔡元培。
    
    
    
     2、我看“蔡元培悖论”
    
    
     考之张耀杰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下简称《路线图》),最让我亮眼的,就是“蔡元培悖论”。
    
     我之“蔡元培悖论”,首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
    
     人所共知,蔡元培因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参与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古今中外阅历,形成“兼容并包”之共生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的掌舵者,无论是其任北大校长时,还是在上海组建中央研究院,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皆一以贯之地主张“兼容并包”之共生大道——“兼容并包”是比容忍更加圆通高远的共生境界。
    
     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诚如《路线图》序言所论:“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
    
    
     3、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
    
    
     “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就到前门外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邀请他出任文科学长。接着通过陈独秀引来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通过鲁迅请来周作人,在力聘新学名流的同时,也兼容辜鸿铭等遗老宿儒。此举,一则是“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二则可能是想向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示范“兼容并包”之共生理想。
    
     惜乎这一示范毫无效果。
    
     首先看陈独秀。
    
     陈独秀早在1904年组织暗杀团时,就因借蔡元培负责的爱国女校设立上海分部而与蔡元培订交,对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非是在1917年1月到北大时才开始感觉。然而陈独秀自小是个“不羁之人”,一生坚持爱走极端勇于激进,不给反对派言论自由。虽然晚年有所反思,但并未能悟道“兼容并包”的妙处。且还曾与昔日的师友蔡元培、胡适等人撕破脸,将把蔡元培说成是“罪大恶极”,“要像防止鼠疫、霍乱一样,防止蔡元培等人的错误思想。”
    
     再看胡适。
    
     胡适自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出陈独秀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一直坚持让白话文一统天下,丝毫没有古文白话共生兼容的观念。1917年9月胡适正式到北大,与蔡元培朝夕相处,仍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只“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天天远离“兼容并包”。
    
     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和由胡适等6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区别只是由一人主编的“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性刊物的格局”,变而为由北京大学的6位教授轮流编辑的全国性的同人刊物,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其思想方式却是恰恰与蔡元培“兼容并包”共生路径背道而驰。胡适后来与陈源、徐志摩等人组合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视鲁迅、周作人等人水火不容,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责任绝非仅在鲁迅、周作人一方。
    
     文化保守派诉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虽有所激烈,但大体是事实。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从始到终,皆是违背“兼容并包”的。即使是以“德先生”、“赛先生”的名义剿灭一切旧观念,也是破坏“兼容并包”的。历史证明,就是民主与科学,也不能取代自然规律,仅仅有民主与科学,这世界也会混乱不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自然的共生规律将检验一切学说的真伪。
    
     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蔡元培悖论”的另一角度——也许“兼容并包”的结果必然是各行其是——如果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导致人人都像蔡元培一样“兼容并包”,岂不是万人一面,千篇一律?人人都是宽容的老好人,这样的世界是否有些单调?
    
     “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是大自然的百花齐放规则。我们无权要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与蔡元培一样,也无权要求鲁迅效法胡适,永远与“体制内”和谐,我们只能希望他们每人在保持自己特色时,明确一条共生底线——无论你的对手有多少毛病,你都要允许其有存在的权力,有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世界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这世界需要争鸣批评,但要杜绝报复。远离“敌人”与“复仇”两种谬论,你就可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种思维不只是宽容,而是共生的境界——宽容往往是建立在自己绝对正确的基础上去怜悯别人,而共生,则是对自己也时时保持一份疑惑,保持一种对既怀疑一切又尊重一切的怀疑。谁是谁非,不是当事者所能钦定的,只有时间和历史才能检验!在历史的检验尚未到来时,还是在允许对方共生的前提下发展自己吧。
    
     蔡元培当年的“兼容并包”,也许只是停留在宽容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共生大道?
    
     值此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即将到来时,张耀杰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细致钩沉史料,为我们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反思“蔡元培悖论”,提供了可贵的文本依据和共生思路。
    
     2007年 10 月1日于深圳。
    
     [作者联系地址: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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