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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纪要/欧阳小戎(云南)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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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石头,铺在路上,让别人踩着过去,踩的人越多,我们抱得就越紧,然后道路变得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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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被时代遗弃的人,我的情感仍旧停留在远古,而我的思维却早已飞到未来。象我这样的人虽然不少,却也不多,你活一辈子也不一定能遇上几个,更何况当你遇上这种人时,没有将我们当成疯子,就谢天谢地啦。我们的特点就是和社会格格不入,但我坚信,这种格格不入正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春天的花很美,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象花儿一样开放,我们是石头,铺在路上,让别人踩着过去,踩的人越多,我们抱得就越紧,然后道路变得坚实。当然,我们也会开花,并且开得很美,但这种开放很短暂,不为招蜂引蝶,不为博佳人一笑,是为了成为春泥。
    
    我有一位朋友,他曾经年事很高,现在却很年轻。他很激昂,且健康,没有人认为他会死去,如果他死了,人们会认为那是祖国的一大损失。有一天他死了,死得很平静,没有丝毫征兆。你要是用心生活的话,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林牧。祖国没有因为他的死而受损,因为他化成了春泥,就在此刻,你我都在得着他的滋养。
    
    有一种叫做沙尘暴的东西,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非常肆虐,而我们最终的归宿春泥,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这里不光有沙尘暴。
    
    说白了吧,我是个持不同政见者,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正如你所推测的一样,多年来一直碌碌无为,潦倒不堪。但这么多年我们脚下土地所发生的变化,一半和我们的努力有关。"不要怀疑一小群品质优秀的人们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事实上正是如此,并且唯一如此。"因为我们的强硬存在,招来了当局最直接的打压,而在强硬派没有被打完之前,当局就腾不出手向温和派下手。所以我们的存在,使得大量温和派有了可以活动和工作的空间,他们渗入主流社会,当局被迫考虑改革。尽管各种改革如同蜗牛一般,也很难算得上成功,但这已经是我们所能付出的最大努力。如果你觉得以上逻辑闻所未闻,不愿相信,请想想希特勒和毛泽东是怎么对付异己吧,他们都是一步一步从最强硬开始,清理到最温和,乃至芸芸众生。所以,我并不以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
    
    在当局,或者说和我们政见不同者眼里,以前我们是"反革命分子",现在是"颠覆国家政权者"。相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前一种称呼,也乐意以一名"反革命分子"或是"反动分子"自居。凭什么只许他们革命,就不许我们反革命?请君注意"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头衔,这种人只存在于专制社会中,在民主社会里,和执政者有不同见解,可以自己去办刊物宣扬自己的观念,或者干脆组党参加选举,用选票说话。
    
    当然,我这里是在写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不是在写政论,不过这些是沙尘暴的成因,所以需要交代一下。
    
    我最喜欢的一种植物是蔷薇,她很美,但并不象她的表妹玫瑰,她毫不张扬,不入公府,不入流俗,亦不故作姿态或是刻意躲避深藏,一切天成。我最喜欢的一种动物是蝴蝶,说实话我以前并不喜欢蝴蝶,因为她虽然漂亮,但栖息过的地方,来年往往滋生很多肮脏丑陋的毛虫。但后来我喜欢上了她,那是因为,我最喜欢的一种感觉出现了。我最喜欢的一种感觉,当然是爱情。
    
    请不要把我当成个婆婆妈妈的娘娘腔,有位朋友评价我说:"这家伙成天闯祸,而且祸事闯得都不小。"是的,我经常闯祸,为此我母亲时常忧伤,但每当她忧伤时,便自我宽慰:"你虽然老闯祸,却时常可以见到;你哥哥从不闯祸,可想见他一面却那么难。"她说这是人生的哲理,我说这叫禅机。我的祸事,都和一个名叫"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的人有关,对不起,他们也许不能称为人,这是全世界人们给密探下的公论。连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就是一部镇压的机器,你的这种话不要对我们说……"他们装备有一种高尖技术设备,专门用来跟踪拍摄。主机可以伪装成各种各样的包:背包、提包、挎包、夹包……针孔摄像头装在腰带、纽扣、拉链、背包带等处,还有一个可以伪装成各种手机的监视屏幕,并随时通过这个手机和其他密探保持联络。有些型号还有夜视功能;有些型号小得可以装进上衣口袋;有些型号可以变焦调速。有一次我到他们那里去交涉,在他们办公桌上看到一份技术说明书,便一边翻看一遍对着他们哈哈大笑。
    
    由此可以证明,我并不是娘娘腔,而是个胆大妄为之徒。这也是我得意之处,好男儿剑胆琴心。
    
    沙尘暴往往发生在北方,尤以北京的为名。沙尘暴的产生,是因为植被被破坏,在我们这个国度,心灵的植被所遭到的破坏,远远甚于自然植被。
    
    五月中旬,正是杨花落尽的时节,城里人不知杜鹃为何物,而我却知道,并且知道当想起杜鹃时,归期便近了。那时我在北京,已经离家两个半月,绕着中国转了半圈,北京是我的终点。我有一位朋友,他比我大五岁,坐过三年牢,我们很要好,不是一般的要好,尽管只匆匆见过一面。我喜欢听他给我讲监牢里发生的事,因为我觉得如果自己坐牢的话,第一次的刑期应该和他差不多长。但他并不愿多说,回忆那段经历会令他陷入痛苦。于是我只好向那些坐了十几年牢的老狱耗子们打听,他们毕竟年纪大了,一方面成长的环境不同,另一方面对人生的认知也非我能及。有时他们只是轻描淡写说些偷酒喝的事,要么就是关于读书的或是绝食的,仿佛那里头是个天堂,偶尔提起那些漂着大粪渣滓的菜汤和牢头狱霸时,也不过笑着吐出"炼狱"二字而已。
    
    我朋友住在香山脚下,那里房租很便宜,当然房子也很差,是个贫民窟。我乘公交车往香山去,一路上上下下,后半程几乎仅有我一人。北京城并没有多少变化,灰不溜秋地,只是多了些迎接奥运会的标语。我望着那些标语哑然,到了奥运会期间,不知他们要把我抓到哪里去?我很不"和谐",这一点无论我还是密探都非常明白。不过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马上就见自己的朋友,下了公交车我站在一个一人多高的高台上等他,一会他来了,我从高台上跳下,身上还背着个近四十斤的背包。他大叫:"小心!"在半空中,我自己也有点心虚,不过仍旧象猫儿一样落在地面,于是心中暗自得意:嘿!老兄,你还挺年轻嘛!
    
    他非常高兴,拉着我去吃蚂蚁上树,喝啤酒,泡澡堂子,以为我来了北京便会不走。还告诉我他早就看好了一处房子,有两间屋子和厨房、卫生间,还可以上网,月租只要七百多块钱。他说:"第一个季度的房租我付,你放心,我付得起。"但我觉得很抱歉,我也非常希望和他住在一起,他去上班,我写作,晚上回来说着心里话,如果钱多的话,甚至还可以喝点啤酒。你能理解这种情感吗?当一个异类遇上另一个异类,那是莫大的幸福。佛经上说:这一劫已经接近了减劫的最低谷,在减劫最低谷处,世界上残存着聊聊无几的极少数人,当人们走出藏身之所,发现同类时,会抱头痛哭。
    
    但是我要到广场上去,就在这个六月初,而且已经为此走了半个中国,我要到那里去献上百合花和烛光,祭奠十八年前亡故的魂魄们,到时还有别的朋友要来和我会合。他马上惊呼:"你不要去!……"眼中露出惊惶。我当然明白去的结果是什么,但已经难以更改,想要更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密探们提前将我抓走,要么我的爱人让我抛开一切到她身边去。
    
    这所有的一切是那样不可思议,我用两个月时间走了半个中国,听着火车轮子的咣当声,望着车厢内昏昏沉沉打盹的旅客写诗。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接待,几乎每到一处,遇上的人们都要挽留我多住些时日,每离开一个地方,都恋恋不舍。我想,能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在全中国也没有几个,而我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但是沙尘暴就要来了,北京的六月,沙尘暴非常厉害。
    
    我躲在一个叫喇叭沟门的地方,位于北京地图最北端,那里曾是北京最穷的所在,据说到了八十年代还有人吃人。这并不新鲜,在我的故乡,到了九十年代仍旧屡有饿死骨。我从没有去过喇叭沟门,也不认识任何一个当地人,这很好。那是个满族乡,只有一个邮局。我在沟门下了车,背着背包漫无目的沿路往山里走,那条路正在施工,到处坑坑洼洼,但是山上枫树很美,虽然这并不是霜冻的季节。我一路走着,一位开翻斗车的汉子冲我高喊:"来画画哪!"我笑了一个,说:"来写作,想找个地方住下。"他大笑:"可惜我家没多余的屋子,要不住我家,往里走吧。"
    
    太阳渐渐西沉,抬眼往山里望去,只有崎岖的山路,看不到人家,还有漫山枫叶,而枫叶又与远方白云相连。我不知道要走多远,但我相信自己还年轻。那时候脑海里只有一个人,如果自由已经降临,再也没有沙尘暴,我们一起沿着山路向里漫无目的走去,累了就在树丛里听着鸟叫声说些悄悄话,那该多么幸福。现在,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她亦不知道我在哪里,只有一个即将发生的事实我们都无比清楚:密探们马上就要来到我眼前了。我并不稀罕什么密探,如果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巴黎或是彼得堡,只要高喊一声:"密探!"那么周围的人就会一拥而上,往那个靠出卖良知混饭的家伙身上啐口水。傍晚的山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冷,远处有一片什么小东西飞来飞去,我疑心那是一只蝴蝶儿,便加快脚步朝她走去,而她却越飞越远。这令人情不自禁想起自己第一次投身政治异见活动时的场景,她给我带来一大箱东西,里面甚至还有两条毛巾和半个梨子。她想尽办法也没能阻止我,似乎要用那一大箱东西把我留住,因为扛着那一大箱东西上路我会吃不消。但是我把它们都扛走了,以及她先前送我的很多物什,一去就是四千里外。等到天黑,我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一切,有时候觉得山里有鬼,鬼并不可怕,至少比世人要好得多,只是觉得越来越冷。当投宿在一户人家时,主妇问我:"从哪里来?"我答:"沟门儿。"又问:"怎么来的?"答:"走着来的。"她惊诧:"好家伙,走了29里地!"
    
    我敢相信,如果有密探想要跟踪我的话,他跟不到这里头来。
    
    我跟她谈好价格:住半个月左右,20块钱一天,管吃住和勤务。
    
    五月底的某天,我和一群农民乘坐一辆农用卡车离开。那天早晨异常寒冷,卡车里根本没法坐下,因为道路太过于颠簸,必须蹲下双手紧紧把住车厢侧板,才可以勉强控制住身体不至于摔倒。风很大,呼呼作响,我就要到广场上去了。卡车蹦蹦跳跳,似乎要将时空颠倒,我望见自己的往生,也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乘坐卡车上路,不过不是去广场,是去戈壁滩上的右派农场。那时我是一名小提琴手,因为拉奏资产阶级的腐朽音乐,需要去接受改造。车上男男女女的山民们顶着大风热火朝天拉家常,我就要到广场上去了,广场上有沙尘暴,而我有蜡烛和百合花,还有我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有多少人能来,只知道那里便衣密布,早已是天罗地网,此一去必是有去无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永远铭记并永不放弃。有一只鸟飞过,人们喊着:"今儿喜鹊起得真早!这一趟肯定顺利。"我没看清那只鸟,它一闪而过。但我认为那不是一只喜鹊,而是一只布谷鸟。在我的故乡,这个季节布谷鸟也许已经停止鸣叫。你去过我的故乡云南吗?那里崇山起伏,四季常青,离这并不远,过了夜郎,再往西一点便是。
    
    我不愿去想她,尽管非常想见她最后一面。等到三年后,她也许已经把我遗忘,这很好,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不停骂她,试图把她骂走。因为三年的牢狱正在向我招手,我决心舍佳人而取彼,以其忧伤难解,不如就此相忘。三年后,当我出现在她面前,只会令她惊恐。但是她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看见她在乌云深处乍隐乍现,所以我不愿去想她。我想着十八年前曾经在广场上的一幕幕,当然只是影像资料中的一幕幕,十八年前我才十一岁。可是我却敢自豪地宣称,那个十一岁的孩子比很多三十一岁、四十一岁的人都更可贵,因为当时他是忧伤的。广场象是个魔咒在召唤我,我相信那些天来所有的魂魄都在聚在广场上等待我。三年,其实并不长,眨眼而过。我也许就要去喝那漂着大粪渣滓的菜汤了,那汤会好喝的,总有一天会觉得它好喝的。我最景仰的师长杨天水先生,他已经喝了十年,如今还要再喝十二年。没有多少人认识杨天水,却有无数人崇拜毛泽东。孟什维克的别尔嘉科夫先生说:"君子打不过流氓,因为流氓不讲规则。"我不相信,君子打不过流氓,那是因为君子的人数太少,尤其站出来和流氓斗争的人数太少。卡车在荒郊野外开得越来越快,不停地从崎岖处高高跳起,又狠狠落下,滚滚红尘越来越近,那里有些地方歌舞不休,有些地方饥者相盗,身似浮尘车似箭,心如刀绞风如乂。同胞们!你们为什么不醒来?极权专制究竟给你们带来了什么乐趣?让你们如此心满意足?难道你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还有另一种生活?
    
    我把脸冲着车尾,那样风会小一些。忽然身后有人轻轻戳着我的肩膀:"小伙子,你怎么哭了?"我想说,我没有哭,眼里进了沙子,但是我的脸在抽搐着,甚至可以感到两行泪水正在一边落下,一边由湿热渐渐变成冰凉。所以我没有转过头来,只是不住点头。
    
    城里的天气并不比山里暖和,城里正风雨大作,我在人行地道里抱着自己的背包想要睡觉,但是地道里穿堂风很大。只有地道入口处没有太大的穿堂风,于是我坐在地道入口的台阶上睡觉,雨有时下得很大,会淋在我的后背上,但是我睡着了,只梦见有两只舌头冰凉的大狗在舔我的后背,模模糊糊象是我老家的两名高级密探。
    
    我要唤起沉睡的夜莺,
    为你唱一首辞别的歌,
    请你在歌声中起舞吧,
    在这黑夜最深沉凝重的时刻。
    
    我不能就这样到广场上去,我要去理发,洗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我还想再见她一面。我真的理了发,找了一位从民国时候就开始干剃头行当的老人,他给我剃小平头,那是我剃得最英俊的一次。还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只是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三年并不长,这谈不上最后一面,我站在前往广场的地铁里,手捧百合花望着地铁两旁飞速逝去的广告牌告诉自己:马上就要坐到杨天水老师曾经坐过的椅子上去了。是以心头百感交集。不,不对,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法兰西,中国的法庭上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座位,只有光头、马甲和手铐。应该说:马上就要戴上杨天水老师曾经戴过的手铐了。而另一个声音告诉我:把百合花藏起来,感到不对劲,马上就跑。
    
    于是我藏起百合花,从地铁出口上到广场上。那里花团锦簇,一派熟识景象。在我幼小的记忆里,这广场上一直花团锦簇。直到十八年前,在电视上看到它没有花团的另一面。那一年我要去考初中,紧挨我座位的是位留过好几次级的大女孩,她也曾经是我哥哥的邻桌,那时她就是留级生。
    
    那年春天她总是穿裙子,因为她正在谈恋爱。整个镇上也没有几台电视机,而她却有机会看到电视,因为她在和能看到电视的人谈恋爱。她告诉我:"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了,人很多呢,有几十万。"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他们爱国。"我不明白游行和爱国有什么关系,她接着说:"我们整个班里,只有你一个人有可能到北京去读大学,等到那时候,你要象他们一样。"我问:"如果你去北京,也要游行去吗?"她说:"今年再考不上,我就回家种地……哎呀,吾尔开希没有王丹长得子弟(子弟系云南方言,形容年轻人英俊且有教养。)"
    
    我们要上晚自习,点着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或是桐油灯,下了晚自习就成群结队回家,因为疑心路旁漆黑的竹林里有鬼。有时候唱齐秦的歌,有时候唱小虎队的歌,,这些歌我都不会唱,我只会唱《他多想是一颗小草》。我问她:"吾尔开希是个维吾尔族,为什么要来管我们汉人的事?"她不答,只是告诉我当兵的要进城了。我说解放军是好人,爱护老百姓,解放军的进城肯定是去保护他们的。她说:你太小了,你不懂。
    
    现在,我来到了广场上,一切顺利得令人感到吃惊,路上不停地见有密探截下人盘问,一般都拦截那些年老,看起来又很拘束的妇女。密探问:"你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身份证?李洪志是好人还是坏人?走!到派出所里去!"我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盘问,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转了两圈,还在广场一角写下两首诗。只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我所认识到朋友,为此感到有些失落。
    
    天还没有完全黑,那个广场并没有丝毫改变,除了毛泽东尸首展览馆因装修没有对外开放之外。象征绝对专制和血腥暴力的血红色的五星旗正被徐徐降下,我的朋友们仍旧没有来,现在撤离,应该完全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他们来了怎么办?我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如果别人来了,而我却跑掉,那……。于是我在广场上坐下来,逗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玩,她不太干净,父母坐在旁边,亦不干净,估计是第一次到北京来。天渐渐有些黑,我又绕着纪念碑转了一圈,然后在纪念碑前坐下,等待着一切自然发生,我甚至为自己感到自豪。但是我又想站起来走,五星旗已经被降下,围观者正密密麻麻四散离开广场,这时候混在他们当中离开,最好不过。
    
    有位四川的朋友,他说:"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我就站在长安街上,整个清场过程我几乎都经历了,四周全是……血……"然后喝一口水,眼睛望着天空,努力压制住颤抖的声带:"一滩一滩的血迹,有些就是一个人的形状,有些被拖得好几米长……整个天也是暗红的,好象被血染红了。"他在秦城监狱坐了七年牢。"那时我对党没有一点意见,我到广场去,是因为我忠于党,我甚至想入党,日后去当官,我觉得自己至少可以当到地厅级,可以指挥调动很多人……我只是因为亲眼目睹那种场面,才走到了这一步。那天晚上我被震动了,或者说是被吓坏了。"他又喝了一口水:"我非常佩服你,我是被鲜血吓醒的,而你是自己觉醒的。"
    
    我看着长安街和其它街道,想象着街上一滩一滩的血迹,觉得有些迷茫了,便站起来,走出几步,又回来坐下。我的朋友们没有来,他们一个也来不了,天色已经暗到了将近可以点蜡烛的时候,我想拿出蜡烛和花儿来,但我的另一半脑子在酝酿着一首诗。当这首诗成型的时候,天色应该暗了,那时候点上蜡烛。脑海中有个镜头闪了一下:蜡烛刚取出一点上,周围马上扑过来几个密探,把我按倒在地,铐上铐子……这场景很好笑,象表现主义的电影里的镜头。诗还没有想好,恍恍惚惚间发现一个穿制服的人向我走来,便抬起头,微微笑着看着他一步步行进。他的步伐还算平稳,不过脸上有某种古怪的表情,一直被拼命压制在严峻之下。他在我面前两米处站住,对我行了个礼,要我出示身份证,我笑得更加轻松,向他问警察证,他没有,说警服可以证明,我仍旧笑着轻轻摇头,告诉他这一身证明不了什么。然后他打电话叫来一个便衣,便衣在鼻子下面哼道:"你要看警察证是不是?这不是?"掏出来在我眼前晃,我伸手去接,他立刻闪电般将证件缩回去。我笑得开始有点冷,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清,出示证件的时候要让我看清你的警号、姓名,这是警察法,还要我来教你吗?"他有些不知所措,和穿制服者交头接耳几句。我听见穿制服者轻声说"……欧阳小戎……"于是便衣继续打电话,要求对方赶紧来,两辆车都过来。我对穿制服者说:"眼挺尖嘛!"他答:"一般……"然后我向他挑起大拇指。
    
    象我一样坐在纪念碑前的人有很多,他们在看着我,似乎看得目瞪口呆。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看看五星旗降下的场景。这种场景我也很喜欢,但不是现在。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很快,两辆车象赶集一般驶来,停下。一辆是蓝鸟车,一辆是三菱越野,车很新,令人羡慕。涌出七八条大汉,其中一人问:"你是欧阳小戎?"根据他的表情和说话强调,以及周围人的表情,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支队政委,便答然。他要求我把包给他,我问他要搜查证,他要求我上车,到局子里开搜查证,我哑然,然后告诉他没有传唤证和搜查证无权带我走。他有些急,似乎要指挥旁边人上来逮我,我便大笑着站起来,向他们的车门走去。两个大汉要架我,我说自己会走,开门吧,接着钻进他们的汽车。这时旁边一个站岗的兵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支吾,我在车内对那个当兵的说:"没事,他们是一处的,来抓我走。"
    
    几秒钟后,汽车发动,我想要说一声别了,但是不知道该向谁说,也许说给沙尘暴最合适。我没有见到沙尘暴,虽然北京的沙尘暴很有名,这很遗憾,并且,我所思念的人,至今仍在天边。
    
    补记:
    
    尽管我因"涉嫌非法活动"成了犯罪嫌疑人,但我至今仍不知道自己涉嫌的究竟是什么非法活动?非的是那条法?案件资料上写着:涉案工具是百合花三朵、蜡烛一包,笔记本三本、打火机一个、炭素笔两支。但我暂时还未因此而去喝那漂着大粪渣滓的菜汤。他们给我办了"监视居住",也就是俗称的软禁,这要感谢数十年来先辈持不同政见者们的不懈努力和牺牲,时代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这都是他们的功劳,他们已经成为最坚实的石子。我最大愿望,就是当十年或是二十年后的人们,产生类似想法之时,在他们所感谢的人中,也有自己的名字。
    
    愿自由护佑我们,我们几乎失去了可以被夺去的一切,却紧紧拥抱着自由。我愿一生和你在一起,无论沙尘暴刮到哪里。
    
    转载于 《人与人权》杂志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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