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張英:綜述現代農奴“地歸其主”的“綠色革命”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6日 来稿)
    
    中國之春綜合報道述評現代農奴的二次土改
     (博讯 boxun.com)

    【張英按】十八年前,伍作人曾在香港爭鳴雜誌說及:“半奴隸、半封建的中共皇朝,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滿清皇朝更反動”(今查新華字典,有“滿”無清,有“清”無滿,已無“滿清”兩字,亦無“清朝”兩字),當今半奴隸社會落後於滿清,乃至落後古代封建皇朝的十大標誌之一,就是中國現代農奴如同奴隸社會一樣沒有土地,貧下中農不如過去的明清和民國還有點土地所有權。
    
    一九九一,嚴家祺教授也曾在爭鳴發表《中共皇朝與滿清皇朝的異同》檄文,除了說明兩個皇朝相同之處外,還指出在言禁、報禁、黨禁和武力血腥鎮壓臣民等諸多方面,中共皇朝比滿清皇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現今農奴沒有做主的土地權,更凸顯中共皇朝較滿清皇朝的落後。
    
    一九九六,徐邦泰等提出中國需要“第二次土地改革”,真正使“耕者有其田”,並能讓廣大農民群眾自覺解決計劃生育、維持綠地和保護環境。
    
    十多年前,畫家胡安寧研究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抨擊中國特色的“圈地運動”,指出“第二次掠奪”,有一段名言:「將來轉型後的中國,必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界:因為今日中國,不是公有制而是官僚壟斷資本集團所有制;不是“人民民主專政”而是官僚體制下的特權專政,是所謂“公僕”的天堂;今日中共治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不如二百年前西方原始積累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因為那時的產權私有是公開的、合法的,而現在對人民總體性掠奪的官僚私有卻是隱蔽的、非法的。今日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廣大人民群眾面臨人格化的權力資本行政法權代表——中共官僚壟斷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第二次掠奪”的問題。中國民主黨人祇有為解決社會的基本矛盾而奮鬥,祇有把多數民眾的基本利益當軸心來確定自己政策的行動半徑,才能成長壯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自“農業合作化運動” 開始,中共對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化私為“公”;又急速推行“公社化運動”,實行“土地公有”、“一大二公”等極權制度,一舉廢除了土地私有制,這是對全中國人民總體性的“第一次掠奪”。所谓“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共祇經濟開放而不政治體制改革,即便“改革”祇是為“開放”配套服務,本末倒置,成了代表貪官橫行、代表官商勾結、代表警匪一家的“三個代表”。這一批又一批的幫派會黨,包括賤賣全民所有制的工礦企業,尤其是瘋狂的“圈地運動”,不擇手段竊取公共財產,化公為私,這就是對全中國人民總體性的“第二次掠奪”。
    
    中國農民失地半個多世纪,不甘再做“二等公民”的現代農奴,土地意識已經真正覺醒,張揚農民的“耕者有其田”天賦人權。最近以来,先後出現《黑龍江省富錦市72 村4 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公告》、《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250戶農民堅持宅基地所有權要求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地權宣言,“我的土地我做主”,一舉打破假獨知一直局限於“紙上談兵”的無奈僵局,給中國社會的地權解放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契機。這是“第二次農民自發土地革命”運動,也是另一種以綠土地為標誌的“綠色革命”,對中共第一次掠奪、第二次掠奪的總清算,正在風起雲湧,必將席捲全國,順應世界近現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的“顏色革命”,最終必將導致“非暴力更迭政權”,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日前,鄞寧先生發來張耀傑、黨治國、牟傳珩、鄭義、楊光和鄧清波等一組海内外著名維權作家,支持中國現代農奴綠土地革命的大作,經中國之春通訊社整理,重新編輯,綜合報道述評,集结發表。其中有:
    
    北京張耀傑《地歸其主的地權宣言》,一、學術界的地權之爭,二、地歸其主的地權宣言,三、讓農民成為公民;
    
    陝西黨治國《第二次革命的重大突破——農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權》,集體經濟神話的破滅、黑龍江農民實行土地私有化、陝西農民收回土地所有權、江蘇農民宣告擁有土地所有權、中共中央面臨新的考驗、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遷、中共重蹈王莽的覆轍、農民退出集體經濟的權利;
    
    牟傳珩《網絡時代的中國農民宣言——“我的土地我做主”》,一、中國農民土地意識的真正覺醒,二、中國土地制度的腐敗黑洞,三、中國特色的瘋狂“圈地運動”,四、歷史地看土地制度對農民的剝奪,五、胡溫當局如何回應“我的土地我做主”;以及牟傳珩《全球“非暴力政權更迭”浪潮》;
    
    美國鄭義《自由中國的奠基石——評三省農民宣佈收回土地所有權的文告》,一、中國農民收回土地的悲壯鬥爭,二、土地主人最具權威性的宣示,三、土地公有制是對農民的徹底剝奪,四、發生在中共政治局內的土地所有制之爭,五、一切的不義與血腥都圍繞著五個字:土地所有權,六、自由中國的奠基石;
    
    北京楊光《從政治的角度,看現行土地制度的弊害》,一、土地制度積弊叢生、惡果累累,二、現行“集體所有制”在政治上、法律上、實踐中都是不能成立的,三、土地、“恆產”、“流民社會”、“中產階級”。綜上所述: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一種不倫不類的制度,它使應該擁有土地權的人們因無權而成為“流民”;一個所有人都沒有土地權的社會是一個本質上的“流民社會”;在這個“流民社會”裏,人人都是對社會、對事業、對未來缺乏忠誠的“打短工者”;這個“流民社會”裏不可能形成紮根於本土的真正的“中產階級”。這就是本文對於中國現行土地財產制度之政治弊害所作出的結論。
    
    鄧清波《“分田到戶”和“分權到人”》,在南方都市報也指出:僅僅是“分田到戶”,返回給農民群眾的權利十分有限,農民仍然無力抵抗“亂收費” 、幹群衝突……,無法保障他們的“好帶頭人”不會被上級官員要求“不能講實話”,任意調換、限制。“幹群矛盾”的實質,仍是官員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沒有理順。這就需要繼續發揚“分田到戶”的精神,繼續“分權到人”,即把更多的公民權利還給農民。◇
    
    【重要文章提示】
    
    章立凡先生以為,中國大陸迄今為止的執政黨都不是現代意義的憲政黨,而是中國傳統的革命黨加黑社會的半公開半秘密的幫派會黨。
    
    秦暉所說的“把全中國農村變成勞改農場”的農民既無法“自願不種地”更無法“外流”的情況,在所謂的“人民公社”時期,曾經長時期、大面積地普遍存在過。
    
    中國越演越烈的圈地運動是......。土地的村社所有,變成了村幹部的事實佔有。村幹部利用土地所有權的“管理者和分配者”的身份,往往監守自盜,和開發商和地方官員相勾結,瞞著農民處置、出賣土地以中飽私囊。……
    
    ……完全是一種現代版的官逼民反。和諧理性地化解中國社會官逼民反的現實困境和歷史輪回,已經迫在眉睫。
    
    應該說,正是 中國共產黨化天下人之私為一黨一派之公的打天下、搶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暴力共產與暴力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面積奴役本國民眾的一黨專政的制度安排,造成了農民作為“二等公民”的既無地權又無人權、既不平等又不人道的現實困境。對於這種官逼民反的現實困境,中央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第一責任。
    
    ……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不但沒有提高農業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而且導致中國農業的破產,使全國人民長期食不果腹。 一九五九年至於一九六一年餓死四千萬農民,不是由於歉收,也不是由於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而是農民被束縛在集體經濟的牢籠中。事實證明,農業集體化使農民淪為農奴,使中國社會降落到歷史水平線以下,是迄今為止最壞的農業體制。
    
    ……面臨著新一輪強制拆遷,他們忍無可忍,向全國發出公告,要點如下:
    
    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 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
    
    對農民命運所系的合理要求支持還是鎮壓,是一塊試金石,考驗相關人員是站在人民和歷史的一邊,還是站在人民和歷史的對立面?
    
    中國的土地私有制,從春秋戰國開始形成,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傳統土地私有制的缺陷,就是尚未擺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陰影,尚未確立 「私有土地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
    
    中共重蹈王莽的覆轍……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政府官員的驚天腐敗和數以萬億的非法所得大量外逃;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房地產價格的持續飛漲和潛伏其中的災難性隱患。土地問題已成為當今中國最突出、最危險,及時解決之後也最能見效的頭號問題。
    
    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建設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 每徵用一畝耕地,就要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中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前些年4000萬人劇增至 2030年的1.1億人。這一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土地制度的官家壟斷與征地過程的野蠻。
    
    這種中國特色的瘋狂“圈地運動”,最終迫使農民不得不聯合起來,挺身捍衛自己的最基本人權——依附土地的生存權。清朝垮臺就是保路運動,它很象現在政府侵犯農民地權的過程,搞得不好就會激起民憤。農民“無地則反”,這是政治問題。
    
    被公有制和戶口制剝奪了地權與遷徙自由的農民,淪為喪失了土地和人身自由的現代農奴。發生於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場曠世大饑饉,就是土地國家壟斷制的現世報。農民的反抗被一次又一次鎮壓下去。全國因包產到戶、分田單幹而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數達400余萬,迫害致死者10余萬。
    
    ……據我估算,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今天,僅賣地款就高達2、30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農民只得了個零頭,潑天的暴利都叫各級官員們搶去了。 農村破產,農民貧困,官員們個個腰纏萬貫,成了千萬、億萬富翁。
    
    土地從農民手中低價強奪過來,每畝增值數萬數十萬賣掉,然後坐地分贓,迅速暴富。自此食髓知味,欲罷不能了。他們可以不在乎高層嚴令禁止,不在乎激起民變,甚至也不在乎中共的江山,蓋因其暴利比山高比海深!自己撈夠了,妻妾撈夠了,連他們的兒子孫子重孫子幾代人吃喝嫖賭窮奢極欲之銀兩都撈夠了!“十七大”後,中共大員吳官正在中紀委交班會上坦承官員財產申報制試點失敗,並披露上海省廳級幹部90%以上擁有1千萬以上資金,廣東省廳級以上幹部,則是99%擁有1千萬以上資產。千萬富翁呀,不過幾年十幾年工夫。坐牢殺頭冤嗎?砍幾次頭都值了!鉅資從何而來?主要掠自農民:土地與奴工。
    
    ……中國農民的三個土地文告呼喚“私有制”、“民主”。也許可以這樣說:自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迄今為止,所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宣言、文告、聲明加起來,其分量也無法與這三個土地文告相比。因為它們直指極權統治的核心秘密:產權、產權、產權!
    
    毛澤東推行“土地革命”、“土地改革”、“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不僅摧毀了以土地私有制為根基的中國傳統社會,消滅了作為底層農業社會之中堅力量的地主士紳階層,使國家上層權力從此失去了“紳權”的社會性約束與制衡(由此,“極權”才得以肆無忌憚地漫延生長),也使中國農民——這一“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定同盟軍——整體性地淪為了黨和國家的農奴。
    
    是農民的就該還給農民,這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不倫不類的“集體所有制”早就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時候了。
    
    一個對土地沒有穩定佔有狀態的社會,其政治和社會秩序也是不可能長久穩定的。 ◇
    
    
    地歸其主的地權宣言
    
    ● 張耀傑
    
    最近一段時間,網路中先後出現《黑龍江省富錦市72 村4 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公告》、《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250戶農民堅持宅基地所有權要求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地權宣言,一舉打破學術界一直局限於“紙上談兵”的無奈僵局,給中國社會的地權解放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契機。如何抓住歷史機遇與時俱進地應對民間草根的地權宣言,無論對於政府當局還是對於擁有良知的學術界同人,都是一個必須認真分析和慎重對待的重大課題。
    
    ◆ 一、學術界的地權之爭
    
    中國的農地制度,自明清以來直到20世紀40年代,基本上呈現出以自耕農經營土地為主,以地主佔有、佃農經營為輔的私有形態。皇權專制下的"普天之下,莫為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原始共產主義公有制,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到草根民間的每家每戶。1949年,號召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的中國共**產黨,通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暴力革命奪取政權,隨即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推行土地改革,在短短三年時間裏變土地的地主所有制為"耕者有其田"的農戶所有制,初步實現了地權平分的私有私營。1952年後,全國開展農業互助和初級合作化運動,逐步將農民的私有土地改變為集體合作組織所有。1958年強制推行的"化私為公"的人民公社化共產運動,直接導致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土地制度,也就是土地由政府當局或“集體”公有或“國家”公有的集體奴役制度或共***產奴役制度。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從此陷入徹底奴化的制度陷阱與政治騙局之中。
    
    章立凡先生以為,中國大陸迄今為止的執政黨都不是現代意義的憲政黨,而是中國傳統的革命黨加黑社會的半公開半秘密的幫派會黨。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就是一名極力維護一黨專**政的集體奴役制度的御用學者。2007年第9期《社會科學論壇》刊登的秦暉先生的長篇論文《農民地權六論》,是中國大陸學者研究地權問題的最高成果之一種。這篇文章中最為精彩的部分,主要是針對溫鐵軍既奴役有理又危言聳聽的話語圈套的透徹批判。
    
    秦暉的基本觀點是:“拋開各種術語遊戲,土地問題的實質是不難理解的。無論如何,我們的土地並不是無主的。它的處置權(無論叫所有權還是叫使用權)總得有人掌握著。有人說我們的農村土地不是國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集體所有制'。但正如我在《什麼是“集體所有制”》一文中指出的:各市場經濟國家民法體系關於產權的規定中並無'集體所有制'提法。這是因為:世界上從來沒有非官非民的'集體',如果老百姓根據結社權自由結成民間性集體,例如農會、民間合作社和股份公司,那就是私有制(西語private本來就有'民間的' 、'非官方的'之意,並不僅指個人或自然人所有,企業法人與社團法人也可以成為private性質的權利主體);而如果是身份性或強制性的官辦'集體',例如人民公社,那就是官府所有的一種形式。”
    
    在談到溫鐵軍既奴役有理又危言聳聽的話語圈套時,秦暉寫道:“近來有位朋友去了幾趟印度和拉美,回來就大講'無地則反',並以此反對地權歸農,一時還頗有聲勢。我不懷疑他的好意,但他談論問題時的邏輯混亂,實在令人費解。……歷史與現實都證明,地權歸官的情況下不僅官府圈地驅農會促使農民外流,就是官府想以'均田制'拴住農民,因役繁賦重、人稠地寡、天災人禍,或者因比較利益、追求機會而形成的農民外流仍然是大問題。我曾指出:歷史上、包括民國時期的流民群其主體都不是無地農民,而是有地不耕、棄地出走的農民。因此農民外流與輕徭薄賦、社會保障負相關,與遷徙自由、改業機會正相關,而與地權歸農極少相關。溫先生如果要制止自願外流,他與其建議禁止農民土地私有制,不如建議實行農奴制,或者乾脆把全中國農村變成勞改農場──那樣農民就無法'自願不種地',更無法'外流',而城裏也就一勞永逸地不可能出現所謂'貧民窟'了!”
    
    秦暉所說的“把全中國農村變成勞改農場”的農民既無法“自願不種地”更無法“外流”的情況,在所謂的“人民公社”時期,曾經長時期、大面積地普遍存在過。1964年出生于河南農村的筆者,從小就是一名既無法“自願不種地”更無法“外流”的“集體農奴”或者說是“共***產農奴”,逃避已經被註定的“農奴”命運,一直是筆者童年時代的最大夢想。是1977年的恢復高考,為像筆者這樣的“農奴”子弟打開了一條通過讀書求學改變個體命運的狹隘路徑。是鄧小平主導的農村土地承包制,賦予筆者留在農村的家人一定程度的生產自主經營權,從而在短時期內解決了溫飽問題。
    
    然而,1978年開始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只是把土地的所有權與經營權人為分離的半截子土地產權制度。按照現行的“土地管理法”,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建設。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無論是耕地還是集體建設用地,都必須被征為國有之後才可以拿到市場中去出讓拍賣,作為集體土地所有者的農民只能得到最高不超過農地常年產值30倍的補償。譬如說,一年按每畝土地500元的糧食收入計算,30年的補償只有1.5萬元。一畝土地從農民手裏被征為國有土地之後,政府當局一轉手就可以賣出幾十萬、上百萬的市場價格。由此而來的必然是地方政府大規模圈佔“集體”土地並且隨意變更“集體”土地為國有土地的圈地運動。美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華裔教授文貫中,對此有過經典說明:“當年英國的圈地運動,主要目標是村社的公共土地(commons),因為這些土地的所有權名義上屬村社共有,人人可以使用,因而成為強勢群體侵吞的目標。已經明確劃定所有權的土地並沒有成為圈地運動的主要對象。英國的例子說明,如果土地的所有權明確劃定,侵權就難得多。中國越演越烈的圈地運動是繼當年英國之後的第二個例子。土地的村社所有,變成了村幹部的事實佔有。村幹部利用土地所有權的'管理者和分配者'的身份,往往監守自盜,和開發商和地方官員相勾結,瞞著農民處置、出賣土地以中飽私囊。……當年地主黃世仁要得到楊白老的土地,還要千方百計地得到他的地契,要按下他的手印為憑。現在村幹部變賣村裏的土地,是不需要農民交出地契的,因為農民是沒有地契的。在這種情況下,空泛而有時間限制的產權,又如何能使農民得到保障呢?”
    
    正是隨著這種半截子土地產權制度所蘊藏的利益空間的無限放大,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以秦暉為代表的要求明確土地私有產權的良心學者,與以溫鐵軍為代表的希望退回到人民公社時代的集體奴役制度或共**產奴役制度的御用學者的激烈論爭和分道揚鑣。在這樣的學術格局之下,草根農民發自內心深處的地權宣言,就顯得更加具有現實感和穿透力。
    
    ◆ 二、地歸其主的地權宣言
    
    2007年12月8日,黑龍江省富錦市長安鎮、興隆崗鎮、頭林鎮等10 個鎮72 個行政村四萬農民的發言人于長武、王桂林,通過電子網路向全國宣佈,收回自 1994年以來富錦市各級官員以國家建設需要為藉口,低價強行收走的 150萬畝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權利,其中包括使用權、收益權、繼承權、處分權,以及與政府或開發商之間的談判同意權和要價權。 他們認為:“農村集體土地應歸組成集體的全體村民所有。農民有權利共同決定對其土地的佔有形式。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佔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最大的人權,真正擁有了土地所有權,我們農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國農村才能立身安命,整個國家才能立身安命。”
    
    時隔四天,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76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于12月12日發佈“收回土地所有權公告:“上世紀50年代國家修建三門峽水庫,佔據了我們共80萬畝耕地,經過數以十萬計被迫流落他鄉的廣大移民長達30年的血淚抗爭,到八十年代國務院劃撥了30萬畝土地用於安置回遷移民。而實際上移民只分到了15萬畝土地,還有15萬畝國務院明令規定歸農民耕種的土地,卻被渭南市及三縣各級官員私人直接佔有,或以各種名義實際佔有,用以謀取經濟利益,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達4000萬至6000萬元。到現在被侵佔的15萬畝土地中的近12萬畝,已經從上報國家的統計表中消失,也就是說官員不僅以各種名義實際佔據土地,而且公然私分了土地,庫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現代'地主'。而我們移民實際人均耕種還不到2畝地,為了生計被迫以高價向官員租種原本屬於自己的土地。幾十年上訪不能解決,按法律規定的程式不能解決。我們三縣市約7萬農民現在共同決定收回我們的土地所有權,並向全國告訴公開宣佈收回土地所有權。”
    
    比起黑龍江的失地農民,陝西回遷移民對於中國現行的所謂集體所有制的半截子土地產權制度,另有更加深刻的批判反思:“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麼法律什麼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慾薰心的壞勢力就再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你侵佔的再不是什麼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基層政府要靠工業和農業稅收維持經營,再也不能靠吃農民的土地了,搞什麼'土地財政'了。”
    
    12月15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250戶農民在“堅持宅基地所有權要求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公告中寫道:“改革開放以來,有了'村集體所有'、'承包經營'的新名詞。但我們農民從來認為,不管叫什麼名詞,土地還是我們農民的地,是供我們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發展的。新政府應該像過去的舊官府一樣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利承擔保護的責任。保護公眾的權利,幫助公眾發展,才能叫政府嘛。”
    
    在上述三個案例中,筆者對於江蘇省宜興市湖滏鎮竹海村省莊自然村的情況較為熟悉, 2007年7月15日曾經與該自然村的維權代表唐中聯、邵定一,以及開天律師事務所北京分所主任律師王煥申當面交談過。江蘇省宜興市湖滏鎮盛產毛竹,素稱“竹海”,該鎮的省莊自然村竹海起伏、溪水潺潺。地方政府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不經國務院審批就擅自立項開發旅遊資源,以陽羨生態旅遊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的名義建別墅、賓館、飯店、商品街,世代居住在此地的村民反而要拆遷到原本是基本農田的低窪地帶。由於村民不滿意征地拆遷,政府就採用引誘、欺騙、恐嚇、暴力等手段強迫簽字。面對種種侵害,村民唐中明、唐中聯、邵定一、賈伯敏、馮陸平委託王煥申律師起訴宜興市政府,該案於2007年4月被無錫市法院判決敗訴。
    
    從2007年6月開始,湖滏鎮政府每天都要派人把村民出資安裝的自來水管割斷。從7月1日開始,每天都有來歷不明的一夥黑社會成員逐戶恐嚇:“我們是鎮政府領導請來的”:“我們代表市政府”。7月9日清晨,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200多名員警、城管、鎮村官員護送拆遷公司的鏟車,強行把邵定一家的房屋和廠房拆掉。邵定一的妻子勇香娟眼見自己家的私有財產化為烏有,便在丈夫赴京未歸的情況下於2007年7月17日早晨喝下農藥以死抗議,因救治及時才起死回生。省莊村農民在宣言中所說的“我們將根據全村農民的共同決定,直接採取行動,阻止侵權行為,誓死捍衛我們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權”,完全是一種現代版的官逼民反。和諧理性地化解中國社會官逼民反的現實困境和歷史輪回,已經迫在眉睫。
    
    ◆ 三、讓農民成為公民
    
    富錦地案發生在90年代,當時經國務院及多部委長達四年時間的所謂“考察”,批准立項“開墾荒原,興修水利,建中韓合資頭興農場”。從1994年開始,數十個村屯的土地被強行徵用,其中七個村屯1300多人被趕出家園,王桂林所在的頭林鎮興華村就是其中之一。1996年,黑社會頭子武鐵華帶人帶槍開車進村,對與其理論的村民瘋狂開槍,製造了令人恐怖的4.10血案。由於韓商張德鎮攜款潛逃,“項目”並沒有正式上馬,已經強行圈佔的數十萬畝耕地反而被有政府背景的農業開發公司侵吞挪用,變相流入大小官員的手中。農民要種自己的土地,反而要向這家公司交納年年上漲的租金,國家給予農民的各項補貼也流入當地政府的黑金庫。
    
    經過13年的上訪申訴,當地農民終於醒悟到必須自己組織起來維權抗爭。2007年11月,長安鎮東南崗村率先啟動民主程序罷免原村官,選舉出以于長武為首的村民自治組織,進而有組織地收回失去13年的15000畝土地,在全村農戶中平等分配。在東南崗村的示範下,富錦72個村屯紛紛效仿。面對這種情況,政府當局依然採取他們所慣用的暴力鎮壓措施。12月12日中午,農民維權代表于長武在富錦市區被警方扣押,當地政府官員和員警隨後來到東南崗村,把參與分地的其他村民代表找去“談話”。12月13日,于長武家屬收到刑事拘留通知書,中共富錦市委和簡稱“國保”的政***治員警以《刑法》中所沒有的“破壞生產經濟罪”,把于長武關押在富錦市公安局看守所,一天只能吃到一頓飯。另一位維權代表王桂林,一直處於失蹤狀態。
    
    12月4日,陝西省華陰市聯絡簽名的農民維權代表陳思忠、郗新繼被行政拘留。10天后被轉為刑事拘留。12月16日上午,另一位農民維權代表張三民被華陰市公安局帶走關押。隨著事態發展,肯定還會有更多的農民維權代表被抓捕。
    
    2007年11月25日,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農村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農發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中國社會新聞出版總社鄉鎮論壇雜誌社聯合主辦的"第三屆南方農村報。中國農村發展論壇",在武漢發佈經過反復討論和多次修改的《讓農民成為公民——第三屆南方農村報。中國農村發展論壇武漢共識》,其中的第五項共識是“改善農民權益狀況,政府應承擔更多職責”:“維護農民權益問題正在得到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一部分農民朋友自身在奔走呼告,一些學者在為農民權益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一些法律工作者在為農民提供專業援助,一些媒體在自覺地為農民權益鼓與呼,一些非政府組織在為農民權益默默爭取。所有這些努力都值得人們特別的尊敬,但是這些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局面。歷史上國家發展戰略的特別選擇,決定了今日農民的弱勢地位和權益容易被侵害的現實,而也只有國家和政府才有足夠大的力量改變農民的尷尬處境,因為畢竟政府的力量是決定性的。人們非常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已經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安排各項工作的重點,並在保障農民權益方面出臺了許多政策措施。雖然如此,政府在保障農民權益方面還有相當大的延伸空間。”
    
    應該說,正是中國共產黨化天下人之私為一黨一派之公的打天下、搶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暴力共產與暴力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面積奴役本國民眾的一黨專政的制度安排,造成了農民作為“二等公民”的既無地權又無人權、既不平等又不人道的現實困境。對於這種官逼民反的現實困境,中央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第一責任。作為“第三屆南方農村報。中國農村發展論壇”的一名與會者,筆者認為:即使中央政府在短時期內難以解決土地所有權方面的意識形態禁忌,在擱置產權爭議的前提下動用自己公開承諾的“以人為本、保障人權”的國家公共權力,切實保障涉案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公民人身權,是完全能夠做得到的。希望政府當局基於深謀遠慮的負責任態度,和平理性地化解官逼民反的現實困境和歷史輪回,主動放棄不理性和不負責任的暴力鎮壓措施,進而為最終實現地歸其主的普世性的私有產權制度,留下利國利民的延伸空間。 □
    
    (2007-12-20於北京家中,原載1/7/2008《人與人權》)
    
    黨治國:第二次革命的重大突破
    ——農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權
    
    ● 黨治國
    
    ◆ 集體經濟神話的破滅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革命的意思當然並非毛澤東所鼓吹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而是指社會從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的深刻變化。但是回顧起來,真正稱得上革命變化的,卻是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然而它的革命性主要卻不是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不是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也不是使一部份農民先富起來,而是打破了農業集體化優越性的神話。起初之所以挾風雷之威全力推進農業集體化,主要理由就是它能夠提高農業生產力,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而核心則是提高農業生產力。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不但沒有提高農業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而且導致中國農業的破產,使全國人民長期食不果腹。一九五九年至於一九六一年餓死四千萬農民,不是由於歉收,也不是由於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而是農民被束縛在集體經濟的牢籠中。事實證明,農業集體化使農民淪為農奴,使中國社會降落到歷史水平線以下,是迄今為止最壞的農業體制。在鐵的事實面前,再討論土地私有制「也存在弊病」,而把它與最壞的農業體制比來比去,純粹是一種冷漠腐朽的經院哲學惡習。
    
    ◆ 黑龍江農民實行土地私有化
    
    最近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發生的土地私有化風暴,比之當年私下醞釀於安徽省小崗村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意義更加深遠,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運動。
    十二月八日,黑龍江省富錦市七十二個村莊的四萬農民向全國發佈公告,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要言不煩,這篇公告全文如下:
    
    ◇ 一、我們七十二個行政村四萬農民對該一百五十萬畝土地擁有所有權。以村為範圍,以農戶為單位,原被侵佔的集體土地全部劃歸全體村民平等佔有。
    
    ◇ 二、農民各戶對土地的所有權利包括使用權、收益權、繼承權、處分權,以及政府或開發商要開發時的談判同意權和要價權。
    
    ◇ 三、長安鎮東南崗村九百多村民已經率先收回該村被侵佔的九九六晌(約一萬五千畝)土地,並已在全體村民中平等分配。之前罷免了與官員勾結侵犯農民集體利益的原村長。其他所有村將陸續按此辦法收回並平等分配被侵佔的各村土地。各村民委員會和村民選舉的其他自治組織有責任支援農民的該項權利主張,有責任組織和帶領全體村民收回被侵佔的原村民所有的集體土地,並按人均平等佔有的原則分配土地。遇到官商勾結、強行徵購,各村委員會和自治組織有義務組織農民誓死捍衛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 四、中共各級組織和各級政府,應本著當年實現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諾,像當年帶領農民土改,像改革初期支持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一樣,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支持和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各項權利。中央多年來關心農村、關心農民的優惠政策為什麼總落不實,為什麼總不能讓農民的處境有大的改觀,根子在於「惠而不政」。把土地徹底給農民,才是最見效、最真實的惠民政策。中國農村現在還根本不適合集體經營,什麼時候適合了需要了,我們農民自己會組織起來集體經營的。
    
    ◇ 五、農村集體土地應歸組成集體的全體村民所有。農民有權利共同決定對其土地的佔有形式。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佔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 六、我們相信,就像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因為爭取到了土地經營權而使農村發生了偉大的變化一樣,農民爭取到的土地所有權將使農村發生更加偉大的變化。我們農民受夠了被掠奪,被欺壓,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命運。現在我們認為農民只有自己直接實踐權利,農民才能擁有權利,農民的人權才會提高。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最大的人權,真正擁有了土地所有權,我們農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國農村才能安身立命,整個國家才能安身立命。
    
    這是一個歷史性文獻,歷史將記住這個文獻和四萬農民推選的代表:于長武,王桂林。
    
    ◆ 陝西農民收回土地所有權
    
    時隔四天,十二月十二日,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又有七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他們是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六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五○年代修築三門峽水庫,佔據了他們共八十萬畝耕地。此後,數以十萬計被迫流落他鄉的移民經過了長達三十年的血淚抗爭,八○年代國務院劃撥了三十萬畝土地用於安置回遷移民。但其中的十五萬畝土地卻被渭南市及三縣各級官員佔有,公然進行私分,使移民人均耕地不足二畝,為了生存,被迫向占地官員租種原本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幾十年上訪,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為此,三縣市的七萬農民決定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並告訴全國,要點如下:
    
    ◇ 一、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十五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
    
    ◇ 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佔私分的十五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
    
    ◇ 三、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
    
    ◇ 四、對幾十年來國家歷年撥發的數以十億計的各種移民經費,我們也要算賬,該劃歸農民的必須給農民,對涉及的貪污、挪用、侵佔等犯罪行為也要追究。
    
    ◇ 五、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
    
    六、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麼法律什麼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
    這也是一份歷史性文獻,歷史將記住這份文獻和他們的代表的名字:
    
    大荔縣:馬連寶、許連中、趙德龍。
    華陰市:張三民、陳思忠、郗新繼。
    
    ◆ 江蘇農民宣告擁有土地所有權
    
    十二月十五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的二百五十戶農民也向全國公告,宣佈他們對自己的耕地、竹山和宅基地擁有永久的所有權。
    
    省莊村地處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交界處,是著名旅遊區,有一千五百年村史,世世代代耕地、竹山權屬清晰,村民之間、人地之間、官民之間和諧相處。近年來,隨著旅遊事業的發展,他們的土地以「公益」的名義被強行佔有,用來蓋賓館、飯店、跳舞廳等。政府不僅收回集體所有的竹山,還要收回他們的莊基地,建設什麼「新農村」。儘管每次占地農民都公開簽名反對,但他們的切身利益卻總是被人強行「代表」了。面臨著新一輪強制拆遷,他們忍無可忍,向全國發出公告,要點如下:
    
    ◇ 一、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
    
    ◇ 二、除非經我們全體農民共同同意,並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辦理手續,任何拆遷和侵佔土地的行為都是非法的,我們永遠不予承認。政府行政、執法應合乎天道人情,政策和法律應該為絕大多數人服務。
    
    ◇ 三、自公告發佈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人或任何單位應立即終止對省莊村全體農民宅基地、耕地的侵佔行為,並撤除其地上所有財產。逾期不辦理的,我們將根據全村農民的共同決定,直接採取行動,阻止侵權行為,誓死捍衛我們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權。
    
    他們的代表如同富錦市和渭南市的農民代表一樣,也將和他們的公告一同被載入史冊,他們代表的姓名是:何夏偉,何夏明。
    
    ◆ 中共中央面臨新的考驗
    
    當年安徽省小崗村自主實行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對於當時剛提出改革開放目標但尚無具體突破口的中央領導是一場考驗。後來他們確認了小崗村的方向,於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成了中國僵化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取得了八○年代改革的成績。現在的中央領導班子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廉政、建設新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等一系列目標,但是也沒有找到具體的合適的突破口。現在廣大農民以他們半個世紀的痛苦經歷、厚實的智慧和無畏的勇氣,為上述目標提供了一個最實在、最有效的突破口。對農民命運所系的合理要求支持還是鎮壓,是一塊試金石,考驗相關人員是站在人民和歷史的一邊,還是站在人民和歷史的對立面?
    
    ◆ 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遷
    
    在這裏,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歷史。
    
    中國古代有文字記載的土地所有制是井田制。井田制的基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土制度與「王道」配套:政府每年根據人口的變化調整每個家庭使用的土地等級,以保證「耕者有其田」;根據收成豐歉調整賦稅,以保證人人有飯吃,並實行對鰥、寡、孤、獨、廢疾者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老年人的養老福利制度。實行這種土地制度的西周處在農業文明初期,商品經濟和貨幣交換剛剛萌芽,財富的主要形式是糧食、布帛等使用價值,人們對於財富的佔有能力和佔有欲望受到財富形式的限制;加之當時的中國人普遍相信「昊天上帝」,民風淳樸,因而這種土地形式成就了三百年相對和諧的歷史時期。
    
    隨著人口的繁殖和生產的發展,交換擴大。貨幣的出現使人們可以「無限地」佔有財富,人的需要和貪欲同步膨脹。淳離樸散,由原始公社制度蛻變出來的井田制開始解體。「王田」之間的爭奪導致各諸侯國的兼併戰爭;對王田的爭奪則導致土地私有制和建立於其上的「私產」制度產生了。孟子所說的「有私產者有私心,無私產者無私心」,揭示了私有財產與獨立人格和個人自由的關係。
    
    中國的土地私有制,從春秋戰國開始形成,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傳統土地私有制的缺陷,就是尚未擺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陰影,尚未確立「私有土地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但是一般說來,在和平時代,除了最高統治者,其他任何人對於土地私有權的侵犯都是非法的。從農業文明進入工商業文明,除了在和平、公平的原則下適當調整土地所有權,以保證耕者有其田外,更重要的則是確立「私有財產和私有土地神聖不可侵犯」的現代文明準則。
    
    土地私有和土地公有不僅是相對的,可以互相轉化,而且是並存的。在土地私有制旁邊,永遠都存在著道路、氏族土地和公共場所等公共土地。還有些土地,是私人和公共力量都沒有開發的,例如一些森林、河流、海洋、礦藏等等,它們是上帝或者大自然對於人類的恩賜。凡屬生產性的土地資源,只有私人所有才能得到最大效益和最合理使用,因而都應該歸私人所有。作為農業和住宅用地,兩千多年來私人所有制的成功,證明了其合理性。西元九年至二十三年,王莽一意孤行,悍然剝奪農民的私有土地,實行井田制,妄圖加強自己的皇權統治,從而使中國歷史降落到歷史水平線之下。王莽先生的「公有制」,具有反歷史、反人類的性質,其可恥失敗是註定的。接受王莽的歷史教訓,以後只要是和平時期,私人的土地所有權總是得到皇權統治者的尊重,作為社會穩定的基礎。
    
    ◆ 中共重蹈王莽的覆轍
    
    再回顧一下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土地制度的變化。
    
    中國五○年代以來實行的集體所有制,和八○年代規定的城鎮房基地國有化,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演一千九百多年前王莽的錯誤,再次使中國歷史跌落到歷史水平線之下。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導致四千多萬農民慘遭餓死;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導致農業長期落後、農民極端貧困和農村人口被束縛在惡劣的城鄉二元結構中;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翁彪兄弟的自焚悲劇,使千千萬萬失去土地和房基地的百姓流離失所;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千百萬人上訪和加倍幹警截訪的特色景觀;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中國上自國家主席,下到監獄囚犯,上自億萬富翁,下到街頭乞丐,沒有一個人擁有一寸土地所有權的今古奇觀;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政府官員的驚天腐敗和數以萬億的非法所得大量外逃;正是由於對土地私有權的剝奪,才造成房地產價格的持續飛漲和潛伏其中的災難性隱患。土地問題已成為當今中國最突出、最危險,及時解決之後也最能見效的頭號問題。
    
    ◆ 農民退出集體經濟的權利
    
    由於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依據的是自願加入自願退出原則,中國農民在飽嘗了半個世紀的災難之後,宣佈自己的徹底覺醒,決定摒棄集體所有制,廢除耕地和房基地的集體所有制,使土地所有權從集體手中回到私人手中。考慮到人口和土地情況的變化,不可能也無必要恢復當年入社時的原狀,時移世變,農民們很容易就找到了恢復土地私有制的具體方案。村集體的作用,就是團結全體村民,誓死保護回到私人名下或者村民真正共有的土地所有權;遇到官商勾結,強行徵購,集體有義務保護每個人的土地私有權,以在事實上實現私有土地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理有固然而勢有必至,時難得而易失。順乎天道人心和世界潮流,從而流芳百世,還是違逆潮流人心而倒行逆施,從而遺臭萬年,是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的兩條道路。□
    
    ▲ 黨治國簡歷
    
    1936年生於陝西韓城黨家村。1954年以陝西省榜首考入清華大學。1957 年打成右派,當農民兩年,礦工十年。“文革”中判刑20年,10年後平反。1986 年陳祖芬在《理論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論和國企改革方案。1989年出版《理論 信仰 現實》。1994年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半個地球一個世紀的迷誤》。1996年從西安市社科院退休。2001 年進入最佳寫作狀態,寫論文、評論、隨筆等百餘篇,代表作有《埋沒的思想》、《和諧社會》、《天賦私產宣言》、《科學的良心》、《傳統的力量——長篇文學評論》等。反思中國歷史的思想性兼故事性五卷巨著《資識通鑒(<資治通鑒 >選評)》,200余萬字,已完成二卷。剛出版的著作是《陝北民企調查》。即將出版的著作是《消除不和諧因素》(論文集)。 □
    
    (摘自黨治國博客)
    
    網絡時代的中國農民宣言——“我的土地我做主”
    
    ● 牟傳珩
    
    今日中國,造成“失地農民群體”如此無奈、無助、無措悲慘境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現行土地制度。
    
    在網絡時代,線民最流行的口號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主”。 2007年12月8日,離北京奧運開幕正好9 個月的這一天,中國遼闊的東北大地上,發出了網路時代最響亮的農民宣言——向全國發佈了他們自主決定擁有土地所有權《通告》。這個宣言的主旨就是“我的土地我做主!”中國黑龍江富錦東南崗村等 72個村4萬多農民,面對半個多世紀的土地權被慘烈剝奪的現實,終於莊嚴宣誓了中國農民對土地擁有的天賦權利,並借助於互聯網路迅速在全世界得以傳播。緊接著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 7 萬農民,也發出《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公告;繼而,2007年12月15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 250 戶農民又貼出《堅持宅基地所有權要求實現"居者有其屋"》通告全國。由此一場 “我的土地我做主”的文革後“第二次農民自發土地革命”運動,已是風起雲湧,席捲全國。
    
    ◆ 一、中國農民土地意識的真正覺醒
    
    “耕者有其田”,本是農民的天賦人權。然而,半個多世紀來,中國農民卻一直沒有兌現這一權利,乃至今天淪落到完全失去土地的“五無”境地:“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創業無錢,生活無望”。
    
    既然土地天生就屬於農民,農民對土地擁有的神聖權利就不可侵犯。 13年前,黑龍江富錦的各級官員,以國家需要為藉口,與南韓投資商合夥勾結,以低價強掠了富錦72個村150萬畝耕地和土地,致使4萬名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資源。為此,72個村的農民開始持續長達 13年的爭地鬥爭。他們13年來無數次上訪、訴訟,但都被置之不理或駁回,甚至屢遭打壓。如此殘酷的現實,最終使村民意識到,農民沒有土地權,一切保障農民權益的口號都只能是空談。中國黑龍江富錦 72村的村民們土地意識的真正覺醒,就在於他們終於集體發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決定:"我們 72個村4 萬多農民對我們72個村的150萬畝土地擁有所有權。以村為範圍,以農戶為單位,原被侵佔的集體土地全部歸全體村民平等所有"。而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 7萬農民則在通告中稱:“我們是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 76個行政村約7萬回遷農民。上世紀 50年代國家修建三門峽水庫,佔據了我們共80萬畝耕地,經過數以十萬計被迫流落他鄉的廣大移民長達 30年的血淚抗爭,到八十年代國務院劃撥了 30 萬畝土地用於安置回遷移民。而實際上移民只分到了15萬畝土地,還有15萬畝國務院明令規定歸農民耕種的土地,卻被渭南市及三縣各級官員私人直接佔有,或以各種名義實際佔有,用以謀取經濟利益,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達 4000萬至6000萬元。到現在被侵佔的 15萬畝土地中的近 12萬畝,已經從上報國家的統計表中消失。幾十年上訪不能解決,按法律規定的程式不能解決。為此,我們三縣市約7萬農民現在共同決定收回我們的土地所有權,並向全國告訴。”2007 年12 月15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250戶農民再次在網上貼出類似的通告。
    
    這些通告第一次明確了當下中國農村土地權的歸屬。它不僅屬於富錦 72村農民、三門峽庫區7萬農民和宜興市省莊村 250戶農民的,也是全國6300萬失地農民的和9億全中國農民的通告。這標誌著 21世紀中國農民土地自主意識的真正覺醒!
    
    ◆ 二、中國土地制度的腐敗黑洞
    
    中國憲法第 10條 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所有,但是國家可以對土地進行徵收和徵用,只給農民補償”。然而,眼下中國瘋狂“圈地”的殘酷現實,已使農民意識到,只要自己不握有土地所有權,就無法對自己的土地做主,無法獲得等價補償。因為,中國的土地徵用制度具有征地主體的唯一性、征地行為的強制性和征地條件的壟斷性。經濟學認為,制度創設的過程,本質上就是各種利益主體矛盾衝突與博弈的過程,而中國官方壟斷土地所有權,且壓制農民成立自保組織,致使農民無法參與制度創設 與博弈過程,其結果必然就是農民喪失土地,無法維權。
    
    可以說,中國現行征地制度所保障的官權利益,就是從農村和農民身上 “抽血”來積累工業資金,發展政績以及權力 尋租和貪污腐敗。我國土地徵用的有關法律規定缺乏對公益性要件的實質限制,任由各級行政機關自行解釋,其自由裁量權不受監督,這不僅導致政府濫用征地權, 而且導致嚴重的權力腐敗。在這種制度黑洞裏,集體土地成為政府和開發商斂財的聚寶盆。所謂"集體所有 "對農民的權利是畫餅充饑,對官僚的權力則是近水樓臺。
    
    中共以往的官方理論認為:政府或中央計畫對自然資源實行外部管制是絕對必要的,這種邏輯導致了官權對絕大多數自然資源系統實行壟斷控制的政策。中國土地管理法至今都滲透著濃厚的中央計劃經濟思想,行政審批和計畫管制。當今學界 “俘虜理論”認為,政府管制與其說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目的,毋寧說是特殊的利益集團尋租的結果,管制者註定要成為被管制者的“俘虜”,並“合謀”參與共用壟斷利潤。中國的土地審批制度的嚴酷現實,充分印證了這種政府管制的“俘虜理論”。 當前中國土地一級市場由國家壟斷,農地轉為非農地都必須轉為國有土地。但無論是合法使用還是非法使用,被管制者都能夠使用土地,這表明土地審批與管制制度 存在巨大的黑洞,已落入無法規避的腐敗陷阱。當下流行的網文《中國土地管理十大弊端或十大不足》認為:當代中國土地制度中的根本問題在於,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現代土地產權:一是缺乏對土地產權(包含土地財產權及他項權利)的明晰界定;二是國有土地所有權主體抽象、虛置,所有人與代理人之間沒有厘清界限和責 任;三是集體土地所有權有多個主體代表,混亂模糊;四是農民集體對鄉鎮所有的土地無法直接參與行使權利,農民一直處於實質上的無權狀態。
    
    當代憲政的基礎就是土地私有制,有了土地私有制才能有獨立的契約人。正因為中國土地權沒有到個人,因而獨立的契約人就無法落實。村一級沒有契約權,所以發包方在法律上是空的,這是導致了中國土地制度腐敗的最大黑洞。
    
    ◆ 三、中國特色的瘋狂“圈地運動”
    
    自上世紀 80年代起,到1992年前後,以及 2003年以來,中國一共出現過三次波及全國的瘋狂"圈地運動",通過低價徵用農民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0000億元的損失,吞噬了他們面積驚人的耕地。在這三波“圈地運動”過程中,一些地方採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騙式、掠奪式的辦法“毀農民的莊稼,扯農民的房子,挖農民的祖墳,占農民的耕地”。據中國建設銀行發佈的資料, 2001年初至 2007 年5 月,開發商累計購置土地 22 億平方米,但實際上僅開發了其中的12.96 億平方米 ,近 10 億平方米的土地仍囤積在開發商的手中,足夠供應全國市場5 年的開發量。又據前年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中國有4000多萬失地農民。今後隨著城鎮化的不斷加速,在未來五年內,中國平均每年還將增加被征地農民 265萬人。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 2000年至2030年的 30年間建設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每徵用一畝耕地,就要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中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前些年 4000萬人劇增至 2030年的1.1億人。這一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土地制度的官家壟斷與征地過程的野蠻。
    
    大陸頗具影響的報紙《南方週末》,曾經發表了題為《 “新圈地運動”後遺症──四川自貢高新區征地調查》一文,影響頗大。該文追述了自貢失地農民抗爭事件的來龍去脈。8年前,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等地近8千村民被政府集體征地。這 8千失地農民中,大多生活面臨困境,很多人撿破爛度日。失地農民一直在上訪抗爭,但屢次遭遇當地公安部門的鎮壓。再有江西省萍鄉市經濟開發區的失地農民,針對開發區截留土地補償費的問題向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市委市政府採取高壓手段,致使中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四川省自貢市紅旗鄉、衛坪鄉等失地農民 100多人,原本要向新任代理市長王海林申訴冤情請求主持公正,卻遭到當地 700多名公安粗暴鎮壓毒打,農民代表劉正有、毛秀蘭等人被打傷入院治療,至少5名代表遭到拘捕關押。
    
    由此可見,眼下中國大陸失地農民群體權利受到粗暴侵犯後,竟沒有任何有效抗爭的管道,其處境十分令人擔憂!富錦 72村4 萬失地農民的悲慘境地,就是幾千萬失地農民的典型。如今雖因農村征地已經造成多次惡性事件,包括浙江、河北、四川、廣東、湖南、江西等多數省份因征地而發生流血衝突,甚至有農民跑到北京天 安門前自焚,但惡性的征地事件仍在繼續發展。這種中國特色的的瘋狂"圈地運動",最終迫使農民不得不聯合起來,挺身捍衛自己的最基本人權——依附土地的生 存權。清朝垮臺就是保路運動,它很象現在政府侵犯農民地權的過程,搞得不好就會激起民憤。農民"無地則反",這是政治問題。
    
    ◆ 四、歷史地看土地制度對農民的剝奪
    
    中國《詩經》有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說,就是指全部土地所有權都集中在帝王名義之下,臣民通過土地分封而取得使用權,而不擁有土地的所有權,這是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在中國歷史上,土地私有制的轉變,是以春秋戰國時代的人格獨立與多元化價值觀為條件的。秦始皇時代在否定封建諸侯所有制的同時,又把農民變成奴隸,土地私有制名存實亡。西漢初年土地管制寬鬆,恢復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使社會人口和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然而,到了王莽時代,推行 “王莽特色”的井田制,再度剝奪了農民土地權,但同時也導致了這個政權的短命。漢朝以後的歷史事實充分力證了所有比較穩定的政權,都是建立在尊重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真理;反之哪個朝代否定土地農民私有,哪個朝代就沒有穩定。
    
    現代中國,自從發生了共產革命,中共打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幟,進行了所謂的“土地革命”。然而,農民只是在中共剛剛奪得政權很短暫時間得到過土地,之後很快就又被以國家、集體的名義收歸官有了。中國確立土地“社會主義公有制後”,憲法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這種土地使用制度的主 要特徵就是:一是土地無償使用,二是無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轉讓。這一土地制度,致使土地被長期無償佔用,亂占、多占的情況屢禁不止,造成土地資源極大浪費。中國自從名為自願、實為強制性地實行了農業合作化之後,農民就陷入半個多世紀失去土地的災難之中,甚至發生了儘管豐收年代( 1959——1962 年的農業合作化時期)卻餓死了上千萬人的悲劇。所謂"農業合作化"的核心,就是否定、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 14條的說法是“土地承包經營期限為三十年”。但還有“在土地承包經營期限內,對個別承包經營者之間承包的土地進行適當調整”的說法。於是在許多地方,土地管理法被解釋為“土地承包制”這個制度30年不變,亦即30年不搞集體化,至於具體讓不讓你承包某塊土地則是可變的。還有人解釋說,所謂 30年不變是指30年不進行全面的土地重分,但不排除進行 "適當調整"。總之,當權者要拿走你的土地,完全由他們“解釋”, 農民卻無法對土地做主。
    
    ◆ 五、胡溫當局如何回應“我的土地我做主”
    
    當年拿破崙時期的法國比英國落後很多,但他卻及時制定了《拿破崙法典》,首先把土地私有制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下來了,這為國家穩定提供了基礎。前蘇聯解體後,普京剛上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土地私有制,由此為動盪的時局打牢了堅實的基石。再看大陸彼岸,臺灣 1953 年後就已推行了"耕者有其田",成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穩定了時局。臺灣當局作為仲介,地主除保留相當於三甲(一甲約等於一公頃)中等水田的農田,其餘被徵收,同時獲得七成的實物土地債券,三成的台灣水泥、工礦等公營事業股票;農民分 10年繳交所買農田的地價。 1974年,台灣又頒佈實施了《農會法》使農會的官辦黨辦性質,變成了農辦民有,即“農有、農治和農享的公益社團法人”。台灣由此有了農民權益的自保組織,形成了與政府對治的公民社會,使農民可以參與制度創設與博弈過程。台灣土地改革經驗,對大陸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我曾在 1998年發表《四權五化六主張》一文宣導:“耕地歸農民”的主張。今日中國,造成“失地農民群體”如此無奈、無助、無措悲慘境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現行土地制度 ——法律規定農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因此也就沒有處置或變更土地的最終決斷權。因而地方政府和村級組織輕易就可以改變土地的權屬性質和變更土地用途。要想從根本上破解這個局,政府就應當回應“我的土地我做主”的農民宣言,改變土地權屬,讓農民真正享有土地的所有權,成為土地的主宰者。中國農民 在沒有土地所有權條件下,終生不能享受平等的財產權、公民權(戶籍權)、保障權、發展權、民主權、教育權、公共產品享受權等等。這樣的悲劇,已到該結束的 時候了!
    
    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曾以按手印方式簽“生死狀”自主分地壯舉,打響了中國“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戰役,被稱之為文革後農民冒險進行的“第一次自發土地革命”; 29 年後的今天,富錦市10鎮農民和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7萬農民以及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250 戶農民,基 於普世價值,敢冒牢獄風險,借助於互聯網路,發起了“我的土地我做主”的“第二次農民自發土地革命”,將中國現代農民爭地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其重大意義無論如何評估都不過分。然而,“第二次農民自發土地革命”的命運不會象“第一次農民自發土地革命 ”那樣幸運,遇上“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解放思想運動與開明領導推動的時代。眼下,擺在中南海面前的這場“我的土地我做主”的“第二次農民自發土地革命”,正是鑒別胡溫當局是否能真正“解放思想”,敢否突破姓資姓社禁錮的“試金石”。
    
    然而,遺憾的是 2007年12月13日,被抓富錦失地農民維權代表于長武的家屬,已接到警方的刑事拘留通知書;陝西三門峽庫區被抓農民代表陳思忠、郗新繼正在轉為刑事拘留,並要由華陰市檢察院批准逮捕。如此事實,似乎已給出了胡溫當局回應“我的土地我做主”態度的答案。 □
    
    (1/7/2008人與人權)
    
    全球“非暴力政權更迭”浪潮
    
    ● 牟傳珩
    
    歷史上由於不存在對制度進行和平變革的可能,所以一旦制度的壓迫超過民眾所能容忍的限度,人們只能訴諸暴力來改變現狀。然而,冷戰後期充分體現“愛因斯坦研究所”創始人吉恩夏普“非暴力政權更迭理論”的蘇東劇變與“顏色革命” ,卻改寫了這樣的歷史。對此,美國一位學者發表文章稱,“非暴力政權更迭理論”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這種觀點反映出非暴力政權更迭正逐步獲得國際社會主流的認同,這也恰好印證了美國總統布什要全面推進“自由”、“民主” 、“公正”、“人權”等價值觀念,加速 “全球民主化”進程的主張。
    
    不久前,緬甸“藏紅色革命”,再次反映出“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在緬甸的和平革命中,包括閃電式抗議,互聯網上的博客,抗議組織用於聯絡的手機短信,組織良好的、時散時聚的抗議小隊等等行為,與以往由普通工人、學生發起的抗議不同,僧侶的行動禁絕一切政治性口號,不與當局派出的軍警發生正面衝突,還自動在日落之前解散。這些都致使緬甸軍政府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這種利用新技術手段實現民主目標,被視為 “後現代政治變革”的時髦名稱。今天,非暴力政權更迭,又稱“軟政變”,從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到緬甸的所謂“藏紅色革命”,再到科索沃謀求獨立,充分體現了資本擴張全球化發展條件下,反映人類共同和平要求和人權價值觀世界化的客觀趨勢。
    
    實際上,美國著名政治家喬治肯南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為吉恩夏普所著的《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禦的潛力》一書作序指出:“儘管夏普在書中把這種非暴力運動主要設定在了歐洲,但在歐洲之外,這種方式擁有更大的潛力。”也就是說,當時喬治肯南已預見到了所謂“非暴力更迭政權”模式具有向全世界延伸的必然性。
    
    當今時代,被稱之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顏色革命”與上世紀蘇聯東歐劇變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 ”一脈相承。所謂“天鵝絨革命”,是與暴力革命相對立的一種變革類型,就是借天鵝絨的平和柔滑來比喻和平轉移政權的政治主張和演變過程。蘇東劇變的基本成果是普世政治原則和價值觀念在原蘇聯國家落地生根,歷史性地轉變了這個龐大紅色帝國的發展方向, 但卻沒有順利地使新獨立的國家在一夜間被徹底改造。原蘇聯時期的國家機器和政治精英絕大部分都保留下來,原有的各種弊端和轉型過程中的醜惡現象,包括個人專權、權力尋租、法律虛設等現象都腐蝕著權力機體,官商勾結、利用私有化侵吞國有資產、逃稅漏稅等腐敗現象甚為普遍。從理論上講,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後就已經在憲法層面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軍隊也實行了國家化,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仍然處於某一黨派或個人長期的威權政治統治之下。有美國學者認為,一些獨聯體國家使用民主的語言但卻在實行他們自己的“反自由主義”行徑,當權者通過對媒體的控制和對反對派的打壓,主宰操縱選舉。這些國家在民主的外殼下,大量存在與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的現象。這就為反對派通過“非暴力更迭政權”提供了法律依據、革命理由和道義支援。
    
    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民主陣營,都重視“人權至上”原則與“價值觀外交”在全球推進民主化進程的作用。如果說,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對外政策的關鍵字是“反恐”的話,那麼他的第二任期對外政策則是推進“自由”和“民主”。布什宣稱:“我們獲得和平的最佳途徑就是把自由擴散到全世界每個角落”。 這就是“民主和平論”,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因為尊重人權的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證,而不尊重基本人權的國家,是誘發戰爭的禍源。在全球推進非暴力民主化變革,正是國際社會安全的根本保證,也是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需要。
    
    如今,不僅民主國家在全球推進民主化變革承擔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全球公民社會,也在世界"非暴力政權更迭"浪潮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一些在對抗國家權力的非正義形成的橫向聯繫、跨國的非政府組織如人權組織、文化組織、勞工保護、工會組織等也都成為全球民主化的積極參與者。特別是國際共和政體協會、自由之家、歐亞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愛因斯坦研究所等等這類非政府組織,完全從人類集體意識出發,積極參與到這一進程中來,不斷地為全球各地持不同政見者提供幫助。塞爾維亞、辛巴威、委內瑞拉、緬甸、烏克蘭等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都曾受過該類組織的幫助。據悉,僅愛因斯坦研究所就下設 “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多個子機構都在發揮參與作用。此據美國有關機構統計,從上世紀 90 年代至今,東歐、中亞地區的非政府組織增加了四五倍,目前中亞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已經超過了1 萬個。這些非政府組織都在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草根性”工作,扶植民主力量的發展和壯大,為迎接普世民主時代的到來提供著全球公民意識和民間組織準備。
    
    眼下,人權政治全球化正驅動著北約東擴,導致亞洲化北約與全球化北約來勢逼近,這些都是人權政治全球化已經到來的現實反映,而並非西方國家僅憑自由意志單方力量使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顏色革命”是西方一手製造出來的。客觀地說,並不是誰想在哪個國家搞“顏色革命”就可以成功的,而是由於這些國家背棄民主世界化潮流引發的政治危機。正如中國發生“6、4”絕非是西方操縱的一樣。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變革,若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出極限,美國和歐洲都無法將事態引向自己期望的軌道。這是與資本全球化擴張階段相適應的民主世界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顏色革命”的發生和發展,體現了一些獨聯體國家內部政治變革的傾向,表達了民眾追求進步和民主的良好願望。而國際輿論普遍關注的是,“顏色革命”是否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是否對那些還沒有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構成衝擊 ,甚至包括俄羅斯本身,乃至比鄰的中國。政治分析家普遍認為,“顏色革命”是世界近現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中東國家的民主轉型,到緬甸、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乃至中國的民眾維權運動,其矛頭均指向了制度本身。所謂前三次“民主浪潮”是指18 -19 世紀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20 世紀中葉對德國、義大利、日本的“民主改造”和亞洲、拉美獨裁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以及20 世紀90 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劇變,眼下的“顏色革命”已經波及了東南亞和南亞。因而今日中共十分警惕“顏色革命”,重視“軟實力”打拚,可謂未雨綢繆。這就註定了一場新的大國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吸引力爭奪戰,將在全球化時代的和平與發展主題下,靜悄悄地展開。
    
    本文地立場是:當用暴力違逆民意,維持政治現狀的力量,與順應時代潮流,用和平方式改革現狀的力量發生衝突時,人們有義務在道義上站在後者這一邊。這是由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決定的。 □
    
    (原載《議報》第33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自由中國的奠基石——評三省農民宣佈收回土地所有權的文告
    
    ● 鄭 義
    
    在自己被壓迫被掠奪被欺淩的苦痛經歷中,中國農民終於走出了一條介乎暴力革命和維權運動的中間道路。
    
    ◆ 一、中國農民收回土地的悲壯鬥爭
    
    2007年12月中旬,海外中文網站上相繼出現了三條消息:“黑龍江4萬農民向全國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宣佈收回土地所有權”、“江蘇250戶農民向全國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標題躍入眼簾,驀然明白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變革已然發生。我的心怦然而動,淚水模糊了雙眼。
    
    石破天驚!
    
    終於等到了中國農民公開宣佈收回土地所有權這一天!
    
    黑龍江省富錦150萬畝耕地與荒原的爭奪戰我不瞭解,江蘇省省莊村宅基地的事也是首次與聞,但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的故事我並不生疏。30萬農民苦鬥30年終於回到自己故鄉的悲壯事蹟首見於作家冷峻所著長篇報告文學《黃河的棄民》,我在寫作《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時曾參考、引用。故事梗概如下:因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庫,30萬農民被強制動員遷移到黃土高原北部沙漠邊緣。在惡劣的自然條件和大饑荒的夾擊下,移民們大批餓死,倖存者一貧如洗。一場極為慘烈的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返鄉大逃亡終於爆發。細節免去,總而言之,這可能是自猶太人出埃及以來最悲壯的一次遠征。冷峻如此描述:“返陝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襤褸的灰色人流綿延數十裏,在黃河的兩岸緩緩地蠕動著,寧夏到陝西沿途所有火車、汽車擠滿了回歸的移民,這是一支敗潰的大軍,規模巨大的黃河移民至此徹底地失敗了。”回歸的農民遭到政府方面的層層阻擋刁難甚至鎮壓,從1956年至1986年,歷經長達30年的不屈奮鬥,三門峽移民的一部分才回到自己黃河岸邊的故鄉。從1986年到今天,又是20年過去,他們莊嚴地向全國人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權”。
    
    在黃河岸邊,這半個世紀裏所發生的土地爭奪概況如何呢?
    
    上世紀五十年代,政府把30萬農民從他們祖居的80萬畝土地上驅離。這些準備淹沒在水庫裏的土地並非荒原,而是中國最富裕的有"關中糧倉"之稱的"八百里秦川"。其肥沃之程度,僅有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可與之相比。
    
    不過幾年時間,三門峽被淤成廢庫,按原計劃強行騰空的土地並沒有被淹沒。眨眼間,這些土地被機關、廠礦、學校、軍隊等各種國家機構所瓜分。
    
    1985年春,面對堅持了長達30年近乎農民起義式的反抗,國務院進行干預,決定從國營農場和軍隊農場佔據的50萬畝土地中劃出30萬畝安置生活特別困難的移民。
    
    這30萬畝土地實際上只有15萬畝回到農民手中,另外的一半,被當地各級官員以種種名義私分侵吞。
    
    這被侵吞的15萬畝土地之80%(12萬畝)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國家的土地帳目中消失,安全穩妥地成為官員們的私產。
    
    既然國家管理不住公有的土地了,既然國家約束不住自己的官員了,那麼,國家與土地的主人們只好宣佈自己來接管。
    
    ◆ 二、土地主人最具權威性的宣示
    
    ——這就是目前發生在黃河岸邊的事情。
    
    有資料說黃河移民失去的土地有100萬畝以上,我們暫且以80萬畝論。這80萬畝土地,在中共強制推行“合作化”、“公社化”之前,完全是農民的私產。時間過去了半個世紀,80萬畝土地恐怕是無法完全收回了,他們首先要求收回目前承包的15萬畝土地所有權,溫和而克制。他們清晰明確地寫道:“一,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15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有權利使用、出租、繼承,如果什麼人想要開發、租用、或佔用,請直接與我們交涉。”——聽清楚沒有?“永遠所有權”!這真是一個耗費了半個多世紀漫長時間,付出數億人血淚和數千萬生命才認識到的簡單的真理。這個片語直看得人心口發熱!說的多好呀:“永遠所有權”、“佔有權”、“使用權”、“出租權”、“繼承權”——除了“買賣權”這一項子權利,幾乎是一個完整的地權了。父老鄉親們,寫得好!只要爭得了這個“永遠的所有權”,一切關於土地的子權利都會回到你們手中。
    
    那些被侵吞私分的土地呢?放心吧,那是永輩子不會忘記的:“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佔私分的15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在後極權社會再加上官匪一家的今天,這一宣告意味著勇氣和不屈不撓的抗爭。早該這樣了!如果說全中國的農民都被官府整怕了,這些歷經17次返鄉風波、3次返鄉大潮的黃河兒女及其子孫,應該是愈戰愈勇的。半世紀之坎坷、兩三代人之血淚,使他們深深認識到,收回自己祖代相傳的土地,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團結抗爭。
    
    黑龍江、陝西、江蘇農民的三個宣言都是傑出的文獻。它們以農民的直率與深刻,揭示了我們中國人一切災難的總根源——不義的產權制度。它們根本不理會一切偽知識份子和御用經濟學者的種種貌似深刻的詭辯,直截了當地宣佈:“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佔。”(陝西省三門峽庫區7萬農民)
    
    “改革開放以來,有了'村集體所有'、'承包經營'的新名詞。但我們農民從來認為,不管叫什麼名詞,土地還是我們農民的地……現在我們省莊村全體農民按照天理、按照歷史和我們現在對土地的實地佔用情況,向全國貼出公告。一、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江蘇省省莊村250戶農民)
    
    “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佔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黑龍江省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
    
    ——簡單明確,沒有半句廢話,這就是土地的主人最具權威性的宣示。
    
    ◆ 三、土地公有制是對農民的徹底剝奪
    
    讓我們簡略回顧中國當代土地產權制度沿革。
    
    中共建政前後,中國實行的是經濟史上通常的土地私有制。土地之佔有、使用、出租、買賣、抵押、贈與、繼承等全部權利均可屬於個人所有。1953年全國土改結束,雖然農民中最勤勞最精明的那部分受到了殘酷打擊,但土地產權私有制沒有觸動。卻不料中共隨即(1956)開始了“合作化運動”,運用政權的強制性力量,將不久前分給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實行集體耕種,即土地私有而集體使用。緊接其後,又急速推行“公社化運動”,實行“土地公有”、“一大二公”等極權經濟制度,一舉廢除了土地私有制。至此,土地之佔有、使用、出租、買賣、抵押、贈與、繼承等一切權利,系為國家所佔有。其社會振盪之劇烈,可謂立竿見影:從合作化以來出現的耕地總面積持續縮減一躍而跌至穀底,其減幅創二十世紀之最。國家一旦佔有了土地,就佔有了農民。被公有制和戶口制剝奪了地權與遷徙自由的農民,淪為喪失了土地和人身自由的現代農奴。發生於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場曠世大饑饉,就是土地國家壟斷制的現世報。農民的反抗被一次又一次鎮壓下去。全國因包產到戶、分田單幹而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數達400余萬,迫害致死者10余萬。
    
    七、八十年代之交,安徽鳳陽小崗村帶頭實行“秘密單幹”,史稱 “土地承包制”。主流輿論一直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並由此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種史所未見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的制度,造成了極端嚴重的短期行為,對中國耕地與環境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此處不論。)事實上,農民所獲得的,僅僅是土地的使用權,所有權仍然沒有絲毫改變。而且,這種使用權也僅僅是在有限時段之內,離"永佃"也相去甚遠。“承包制”的核心秘密,是繞過並容忍了土地公有制這種對農民的剝奪。農民拿回了一個子權利(使用權),國家保住了土地壟斷。一些善良的人們以為這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幻想完全的地權也許會逐步回到農民手中。但事實恰恰相反:當土地的真實價值顯現出來之際,當土地買賣獲取暴利之際,那些土地所有權的“代表者”們就紛紛出場了。土地不是屬於“國家所有”嗎,“代表國家”的官員們就可以出動軍警驅趕農民,大賣其地。土地不是屬於“集體所有”嗎,“代表集體”的鄉官村官們就勾結黑社會,圈地招商。攫取了多大利益呢?這是党國最高機密,秘而不宣的。據我估算,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今天,僅賣地款就高達2、30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農民只得了個零頭,潑天的暴利都叫各級官員們搶去了。農村破產,農民貧困,官員們個個腰纏萬貫,成了千萬、億萬富翁。
    
    對於經濟學家們爭執不休的各色土地理論,黑龍江農民有如此一句話:“農民有權利共同決定對其土地的佔有形式。”——先生們,下課了,由我們自己來決定吧!
    
    ◆ 四、發生在中共政治局內的土地所有制之爭
    
    對農民土地的大規模侵佔掠奪大約開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劇烈的社會震盪也輻射到中共高層。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爆發了一場圍繞土地所有制問題的激烈爭論。著名的改革派、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他曾參與處理黃河三門峽移民和陝西地方政府爭奪土地事件)列舉了種種農村危機之後,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數名省級領導贊成的"在農村逐步落實已承包土地歸己所有"的方案。田紀雲認為:過去寫進憲法的關於土地方面的有關規定已經越來越不適用於現行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並產生越來越多的矛盾。再不從根本上改變,首先是無法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其次是帶來無窮的社會弊端,尤其是給農村基層幹部提供了盤剝農民的可趁之機。田紀雲的建議有兩條:第一、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農民則向國家繳納土地稅;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嶺、灘塗等,可宣佈收歸為三級國有(國家、省、縣),今後的開發者須依法向政府購買或訂立承包合同。
    
    田紀雲的發言尚未結束,已經忍無可忍的左派元老宋平和姚依林便打斷他,指責這種建議是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這時,元老中以思想開明著稱的萬里支持田紀雲說:我在國務院工作時下面就有同志提這樣的建議。另外,還有地方幹部建議是否可以採取動員農民出錢購買他們已經承包的土地,這樣至少可以為國家和地方財政增加一大筆收入。我建議在農民中搞一個調查。沒想到大多數農民並不贊成。他們說: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向我們許諾窮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時候我們倒是分了土地,但一個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號稱是集體所有。可現在,又要把土地賣給我們,這土地原來就是我們的,憑什麼要賣給我們?萬里建議學習西方國家的做法,佔有土地者要每年給國家繳納土地稅,使用自己土地所得收穫,無論是個人或企業都要按比例再繳所得稅。這樣就理順了。姚依林和宋平反對萬里的意見,甚至最後說到“共產黨的政治局會議不能被你們當成宣傳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場所”。在這場中共黨內罕見的劇烈爭論中,江澤民李鵬不表示任何態度。最後喬石表態說:黨內會議提倡有批評意見,但批評應該以理服人,不能亂扣帽子,不能用"無限上綱"的手段對待提出自己建議的同志。喬石的發言暫時平息了這場論戰,田紀雲也沒有就自己的建議要求會議表決。江李一言不發,但事後江向鄧小平彙報時,順便提到了萬里田紀雲“妄圖實現土地私有化”。鄧對此不置一詞。
    
    鄧能說什麼呢?
    
    其時,公有制已經獲得世界範圍內的偉大失敗。即便在死硬的中華帝國,也是氣息奄奄,苟延殘喘了。鄧小平能把坦克開到每個村頭嗎?當然,從技術上也許可行,但他沒有那麼多坦克。
    
    ◆ 五、一切的不義與血腥都圍繞著五個字:土地所有權
    
    大陸農村改革首先在安徽和四川發端。但是,也正是這兩個因聯產承包制最早受益的省份後來發覺問題很大。從1985年開始,安徽四川兩省已經出現生產萎縮,農民收入逐年下降,農業用地大量丟荒等嚴重問題。因此,這兩個省份最先要求儘快進行土地所有制改革。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前,當局曾對這兩個省份進行調查,認為農業生產徘徊不前之根源是土地的產權不明確。所以,農業的出路仍在於土地所有制的改革。當時提出的最典型的兩種主張,一是實行土地私有化,一是實行土地國有化並輔之以“永佃制”。但兩種方案都在中共高層引起激烈爭論,只有基本維持現狀的延長承包期限的方案阻力最小。事實證明,還是堅持土地公有制的頑固派官僚獲勝。幾年之後,各級官吏突然吃到"土地開發"這塊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將產權模糊的(公有的,不屬於任何有血有肉的個人所有的,因而無人捨命相守的)土地從農民手中低價強奪過來,每畝增值數萬數十萬賣掉,然後坐地分贓,迅速暴富。自此食髓知味,欲罷不能了。他們可以不在乎高層嚴令禁止,不在乎激起民變,甚至也不在乎中共的江山,蓋因其暴利比山高比海深!自己撈夠了,妻妾撈夠了,連他們的兒子孫子重孫子幾代人吃喝嫖賭窮奢極欲之銀兩都撈夠了!“十七大”後,中共大員吳官正在中紀委交班會上坦承官員財產申報制試點失敗,並披露上海省廳級幹部90%以上擁有1千萬以上資金,廣東省廳級以上幹部,則是99%擁有1千萬以上資產。千萬富翁呀,不過幾年十幾年工夫。坐牢殺頭冤嗎?砍幾次頭都值了!鉅資從何而來?主要掠自農民:土地與奴工。
    
    今日之中國,每日每時都有民眾和軍警對峙甚至血戰,無論是圈地還是強拆,無非圍繞著五個字:“土地所有權”。如若誰不服氣,人家就要問:這地是你的嗎?呸,是國家的,集體的!——到了動真格時候就掂量出來了:使用權是軟的,所有權才是硬的。事到如今,忍無可忍,退無可退,土地天然的亙古的主人只有站出來做一次莊嚴的宣示:
    
    “我們72個行政村4萬農民對該150萬畝土地擁有所有權。以村為範圍,以農戶為單位,原被侵佔的集體土地全部劃歸全體村民平等佔有。”(黑龍江省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
    
    “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15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陝西省三門峽庫區7萬農民)
    
    “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江蘇省省莊村250戶農民)
    
    ——這是什麼?這就叫“自行立法”:人民從悖逆自己的國家手中收回立法權,自己制定關於產權所有的基本大法。用黑龍江失地農民的話來說,就是"現在我們認為農民只有自己直接實踐權利,農民才能擁有權利"。也就是說,只有自行釘下界樁,自行頒發土地證,農民才能奪回自己的土地。毛澤東曾有言:"自己解放自己"。此即是也。
    
    一個新時代,一個新中國就此奠基。
    
    ◆ 六、自由中國的奠基石
    
    黑龍江、陝西、江蘇農民發表的這三個文告,可與美國賴以立國的《五月花號公約》相媲美。它們不僅包含了《五月花號公約》所創立的自行立法、人民自治的偉大原則,還根據中國所面臨的現實,把《五月花號公約》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略去的土地私有制加以公開宣示。《五月花號公約》呼喚"民主",中國農民的三個土地文告呼喚"私有制"、"民主"。也許可以這樣說:自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迄今為止,所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宣言、文告、聲明加起來,其分量也無法與這三個土地文告相比。因為它們直指極權統治的核心秘密:產權、產權、產權!
    
    不斷有人為毛澤東們辯護,說他們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蠱惑,說他們是天真如少女般的烏托邦主義者,說他們在產權問題上的顛三倒四系出於浪漫試驗與純貞理想……夠了!他們都是些老謀深算的政客,對於隱含於產權背後的政治秘密有著入骨的洞悉。四十幾年前,當我還是一個青年學生時,聽見"幹部子弟"同學們私下傳遞的一句毛語錄,不寒而慄:“我們分給農民土地,農民為我們打了二十幾年仗。”
    
    另一種稍稍委婉的說法,見於毛衛士長李銀橋的回憶錄:1949年1月,斯大林派米高揚秘赴西柏坡,與毛舉行了一周會談。在談及土地政策時,米高揚表示,把從地富手中沒收來的土地又分給農民太可惜了,按照馬列主義觀點,集中起來搞集體農莊才好。毛澤東的解釋是:農民分到土地才會感到真正翻身得解放,才會踴躍參軍參戰。
    
    在這之前,1945年延安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說過一句很少引起人們注意的話:“有財產就有個性,有自由,有獨立,有人格,沒有財產就沒有這一切。”
    
    ——殊為不幸,正是由於這種對產權制度的深刻瞭解,毛澤東及其同志們才在政權到手之後立即收回土地,使曾經為他們打江山賣性命的億萬農民淪為沒有財產因而沒有個性,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沒有人格的現代農奴。
    
    一切詭辯應該結束了。
    
    綿延半個多世紀的不義應該結束了。
    
    在旬日之內相繼發表的三篇宣示收回土地所有權的文告,顯示了中國農民的覺醒、智慧和勇氣。
    
    它們是未來自由中國的奠基石。
    
    在自己被壓迫被掠奪被欺淩的苦痛經歷中,中國農民終於走出了一條介乎暴力革命和維權運動的中間道路。他們摒棄暴力,只是和平宣示土地所有權,和平罷免貪瀆村官並選舉村民自治機構,和平丈量分配土地,和平阻止侵權行為。他們凝聚並提升了各類維權運動,揭示出一切權利中最根本的是產權、產權、產權。
    
    只要各地農民迅速回應,只要政府當局順應歷史潮流,中國就有希望不流血地實現制度轉型。
    
    現在,一切渴望自由的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怎麼做?
    
    和農民弟兄站在一起,聲援他們,傳遞、張貼他們的宣言、文告,攔住伸向他們的棍棒刀槍!
    
    保衛農民領袖!
    
    把所有農民領袖的名字傳遍全中國、全世界!
    
    到監獄門口點上蠟燭為他們祈禱,為他們捐款,他們出獄時組織鑼鼓鞭炮歡迎!
    數億農民的解放將帶來所有中國人的解放。
    
    這種潮流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擋的。 □
    
    (2007年12月19日,原載《人與人權》2008年1月號)
    
    從政治的角度,看現行土地制度的弊害
    
    ● 楊 光
    
    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一種不倫不類的制度,它使應該擁有土地權的人們因無權而成為“流民”。
    
    ◆ 一、土地制度積弊叢生、惡果累累
    
    說土地問題是近代中國一等一的大問題,這話一點也不誇張。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土地問題曾經是一系列民粹暴亂、政治革命、社會重建、經濟改革的中心議題。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無不曾拿土地不平等立言,更欲以土地重新分配立功。洪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孫的“耕者有其田”,毛的“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集體化”,鄧的“土地承包制”,都是當年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重要思潮和重大事件,都曾經改變了歷史、改造了社會。
    
    毛澤東推行“土地革命”、“土地改革”、“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不僅摧毀了以土地私有制為根基的中國傳統社會,消滅了作為底層農業社會之中堅力量的地主士紳階層,使國家上層權力從此失去了“紳權”的社會性約束與制衡(由此,“極權”才得以肆無忌憚地漫延生長),也使中國農民——這一“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定同盟軍——整體性地淪為了黨和國家的農奴。鄧小平推行的“土地承包制”則部分地恢復了農民對於土地的傳統權利,從而局部地改變了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狀況與未來命運。
    
    本世紀以來,土地問題再次成為中國的焦點問題。嚴峻的“三農”危機,如脫韁之馬的商品房價格,日益膨脹的地方“土地財政”,觸目驚心的“土地腐敗”,層出不窮的征地糾紛和拆遷糾紛,愈演愈烈的“土地維權”事件(其中,定州事件和汕尾事件甚至釀成了重大血案),……,這些有違於“科學發展”、有悖於“和諧社會”的嚴重事態,無一不與現行土地制度的嚴重弊端密切相關。這說明,目前關於土地的權利保護、權屬轉移、用途變更、利益分配的制度為腐敗分子、侵權勢力大開了方便之門,有害社會公平,有損市場效率,它積弊叢生,惡果累累,已經不合時宜,不可維持。更確切地說:就在眼下,中國正面臨著土地制度全面失敗的緊迫危險,因為有切身利益的農民沒有獲得真正的土地財產權,而天高皇帝遠的中央政府又已經在土地政策上失去了扎實可行的中央權威,各地的土地弊政、土地暴政無從制約、無力制約、無人制約。簡而言之,中國的現行土地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否則,事情只能越來越糟糕、越來越可怕。
    
    面對嚴峻局面,2007年中國人大通過了《物權法》。此法是一部為私有財產保駕護航的法律,但它未能突破現行的土地制度,更未能突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制限制。這部法律離規範的私有制的距離、離良好的現代法治的距離,比1500年前的查士丁尼法典、比200年前的拿破崙法典,也還差得很遠。雖然有許多的不足和缺陷,但《物權法》畢竟是“三大改造”的反向操作,其所保障的畢竟是所有者的物權(而依洛克的觀點,私有物權乃是自由與人權的根基),它仍然給市場經濟的產權化、法治化、穩定化提供了一些制度支持,也給現行土地制度的漸進變革留下了一些模糊解釋、彈性操作的法律空間。
    
    除了《物權法》之外,2007年這一年裏還有幾件與土地制度有關的事情很值得一提:
    
    ◇ 第一件事,是重慶等地推出了“土地新政”,其“政”之所謂“新”,在於“允許土地承包權直接入股”。這等於吞吞吐吐地承認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不僅僅是依附性的租賃權、使用權,也具有直接財產權的性質;
    
    ◇ 第二件事,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小產權房”(或“農村產權房”)交易活躍,已經超過了商品房總交易量的20%。這是城市中低收入者在高房價壓迫下的一種自發的市場選擇。按照現行土地法規,“小產權房”有“違法”之嫌,其交易行為應屬於“地下經濟”(但卻是“明目張膽”地在地上進行)。這引發了“禁止派”與“放開派”的激烈爭論。然而,“違法”的“小產權房”交易已經是廣泛存在著的、“生米做成了熟飯”的既成事實,市場已經走到了制度的前頭,公民已經走到了政府的前頭,政府若要倒行逆施,全面禁止“小產權房”,甚或如任志強等房產商人所希望的那樣,將已建成的“小產權房”一律拆除、“炸毀”,恐怕在“和諧社會”中並沒有實施的可能性——除非當局打算再製造成百上千起類似汕尾事件那樣不夠“和諧”的血案;
    
    ◇ 第三件事,是深圳市如狼似虎的城管執法隊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在鬧市縱火——“火燒貧民窟”,將七十多個貧苦移民家庭遮風擋雨的“違章建築”(連帶屋內的一切私有財產)付之一炬。此一發生在大都市里的罪惡行徑簡直令人目瞪口呆、莫名驚詫。事後,地方當局仍然振振有詞,聲稱其縱火行為“完全合法”(最滑稽的是他們居然聲稱燒房子是“重民生”——大概是說“貧民窟”居民們落後的“民生”妨礙了居豪宅者們“保持先進性”的“民生”吧),但有良知的媒體和一切善良的人們無不感到由衷的心痛和憤怒;
    
    ◇ 第四件事,是廣東省開平市的市委市政府發動“征地三大戰役”,在近四年的時間裏違法越權審批佔用農地30000畝以牟取暴利,還將維權的農民定罪判刑,並屢次三番欺騙上級和中央政府(被國家監察部和官方媒體指責為“公然對抗國務院”)。目前,該市的市委書記已經被撤職查辦。
    
    ◇ 第五件事,是2007年12月8日黑龍江省于長武、王桂林“代表4萬農民”宣佈擁有自己所居住地區的土地所有權,12月12日,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約7萬回遷農民的“代表”也公開宣佈收回他們的土地所有權(注:發言者的“代表權”筆者無法核實)。
    
    ◇ 第六件事,是2007年12月11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土地調控”等問題。很遺憾,這是一次在土地問題上開市場經濟倒車、反底層社會民意的會議。會議強調,“任何涉及土地管理制度的試驗和探索都不能違反國家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若如此,廣東開平一類的土地暴政就能夠被扼制嗎?肯定不能。暴政仍將一如既往地以“對抗國務院”的方式公開、普遍地進行,而真正的政治後果,將是使重慶等地的“土地新政”改革裹足不前、無疾而終;會議還強調,“城鎮居民不得購買'小產權房'”——若如此,北京的“小產權房”將與深圳的“貧民窟"陷入同樣的“和諧”處境,農民們的土地財產權和業主們的房屋財產權(乃至生存權)勢必面臨隨時被政府“依法”侵害的危險。
    
    國務院的用意很明確,只打算在土地政策上加強中央集權與國家管制,卻絕不打算向農民、向業主歸還權利、有序放權。但是,在今天的國情與政情之下,如果農民本身無權,就算中共中央真心實意“三個代表”,就算國務院真的公正無私、雷厲風行,可是,它哪來那麼多雙眼睛去看管數以千百萬計的貪官污吏?它哪來那麼多雙手去約束成千上萬個地方政府征地牟利?它哪有那麼大的神通去替十億苦難無助的農民守護家園?在此,我們當然可以提前作一個斷言:國務院的土地調控政策對於“節約使用土地”,對於平抑房地產價格,對於壓制“土地財政”和“土地腐敗”,只可能適得其反、有害無益。
    
    已經有許多學者對現行土地制度的弊端進行了尖銳有力的批評,也提出了若干或溫和、或激烈的改革建議。不過,他們大多數是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土地問題,即僅僅將土地視作一種基礎性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從產權設定、交易成本、資源配置、市場機制等方面來分析現行土地制度的弊端。本文換一個視角,主要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現行土地制度的弊害。我提出兩個論點:其一,土地公有制以及以此為政治支撐的土地弊政,必將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流民社會”;其二,若不恢復土地私有制,中國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在未來的社會危機到來時,中國必然只能擁有一個極不穩定的底層社會,也必然缺少一支阻止民粹主義無政府狀態和專制暴政的關鍵性的精英制衡力量。以下作具體的論述。
    
    ◆ 二、現行“集體所有制”在政治上、法律上、實踐中都是不能成立的
    
    名義上,中國的土地分兩種:城鎮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我們知道,所謂“國家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其與私有制最大的不同,是它們不可能確立嚴格意義上的人與物之間明確對應的權屬關係,即建立數學上“一一對應”的函數關係,因而,公有制下財物的產權性質必然具有先天的模糊性和難以厘清的不確定性。我們並不假定“產權明晰”必然就優於“產權模糊”,也可以不必在意公有與私有、社與資的優劣,但價值可以不論,事實不能不說,我們必須承認,一切形式的公有制都是不明晰、不確定的所有制。比如,中南海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卻“風能進,雨能進,人民群眾不能進”。
    
    如果說“國家所有制”的成立還有一條實現的道路,即可以在實踐中落實為具體的政府所有制、部門所有制的話,那麼,所謂“集體所有制”在政治上、法律上、實踐中卻是極其尷尬的,它完全說不清、道不明,根本就不能成立,更無法穩定操作。試問,“集體所有權”如何構成?——是集體成員按份所有?按能力或貢獻所有?還是按家庭或人頭平均所有?“集體所有權”如何行使?——是由集體成員單個地分別行使?還是通過某種民主程序共同行使?抑或由“黨組織”代替“集體”獨斷行使(但那還稱得上是“集體所有制”嗎)?當“集體”合併、分立或破裂、解體時,“集體所有權”該如何轉移——它可否分割到集體的每一個成員?由誰分割、如何分割?當“集體”的某些成員脫離“集體”(如死亡或出走)時,“集體所有權”將如何在成員間變更?——它可否繼承、應否補償?這些問題的答案,法律上沒有寫清楚,政策上也沒有講清楚,實踐中則完全行不通,連老天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還有,當“集體所有權”被國家、官府或集體內部的某些特權分子所“依法”侵犯時,由誰來保護、憑什麼保護、如何保護?
    
    農村土地的現行“集體所有制”回避了以上這些產權操作中的實質性問題,因此,在本質上,“集體所有制”也就只是一個名詞而已。它並不是一種真正的所有制類型。它的實際結果只能是:要麼與“國家所有制”一樣,改由權力部門來行使最終的所有權;要麼比“國家所有制”更糟,成為少數黑惡分子、腐敗分子真正行使著的“特權所有制”。
    
    歸根到底,“農村集體”與按照投資份額分享股東權利的公司法人是不一樣的,因為它拒不承認農民個人(或農戶家庭)具有股東的身份和投資的權益。因此,這個“集體”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它不可能具備行使實際的土地處置權、交易權、收益分配權的組織功能。這樣,一旦土地有了比承包耕種更好的用途、更多的收益,一旦需要對土地的現有使用狀況作任何改變時,“集體”也就無能為力了。此時,只有“集體”的“負責人”和“集體”的“上級”,而“集體”本身,則是名存實亡、並不存在的。“集體土地”既然在產權的本源上就與集體的單個成員毫無法律關係,也就無需與“集體”的個體成員們逐一協商,“集體土地”頃刻之間就可以變成屬於官府的“國有土地”,或變成屬於特權分子們的私有財產。
    
    如果是在一個自由與法治的社會,如果某種形式的土地公有制是建立在完全自願、相對平等的契約基礎之上,如果這種土地公有制是以私有土地的自願結合為基礎、並可以通過法定的程式還原為成員們的私有土地,對於這樣的集體所有制,原本也是無可非議的。然而,中國的農用土地“集體所有制”並不是這樣形成的。它是毛澤東時代“集體化”、“公社化”的制度遺存,是一個已經破爛不堪的制度廢品,是以否認和消滅農民的土地權為制度前提的。
    
    在毛澤東時代,農民個人和農戶不能決定在土地上種什麼、怎麼種,"生產隊"才是農村最基本的生產、分配單位,在那個時候,“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土地所有制與此正相匹配。毛時代採用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足為奇,因為它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結果,是“一大二公”整體體制的一個必要環節。而在鄧小平時代與鄧後時代,在普遍實施了“土地承包制”之後,作為生產、分配單位的“集體”早已不復存在了,農戶家庭和農民個人獲得了一定的自主經營權,重新成為農業投資、生產、分配、消費的基本主體。此時,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事實上已經破產,它被強行保留下來,從此就變得不倫不類了,完全喪失了其制度配套的本來意義。不僅如此,它成了降低農民投資積極性、妨礙農村經濟社會穩定性、削弱農業競爭力、侵害農民合法權益的制度毒瘤。
    
    當初,鄧小平及其改革班子之所以在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之後不願意作相應的土地制度改革,而將“集體所有制”作為體現農村“社會主義”性質不變的一項制度予以保留,使之與“聯產承包責任制”不無荒謬地同時並存下來,在當時的客觀情境下,這大概是出於避免意識形態爭論的政治考慮,以便迂回包抄、曲折進取,尚屬情有可原。但在今天,這一“集體所有制”的土地制度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它不僅有名無實,而且普遍性地淪為官商勾結侵犯農民權利的工具。它的荒謬存在顯得越來越彆扭了,越來越名不正言不順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再要維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一落伍的制度,昔日全能的中央政府如今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這是一個它註定做不好、做不了、完不成的任務。
    
    是農民的就該還給農民,這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不倫不類的"集體所有制"早就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時候了。
    
    ◆ 三、土地、“恆產”、“流民社會”、“中產階級”
    
    在費孝通的名著《江村經濟》中有下面幾段話:
    
    地就在那裏擺著。你可以天天見到它。強盜不能把它搶走。竊賊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還在。
    
    傳給兒子最好的東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產。錢是會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
    
    關於綿續後代的重要性的宗教信仰,在土地佔有的延續上得到了具體表現。把從父親那裏繼承來的土地賣掉,就是觸犯道德觀念。“好兒子不做這種事,這樣做就是不孝”。這種評論總結了這一傳統觀念。
    
    一直在一塊土地上勞動,一個人就會熟悉這塊土地,這也是對土地產生個人感情的原因。……如果說人們的土地就是他們人格整體的一部分,並不是什麼誇張。
    
    先賢孟子說過:“無恆產者無恒心。”這是一個真理。孟子所謂“恆產”,當然不是指一個人擁有吃不完、用不盡的一次性消費品,也不是指高檔耐用消費品,更不是指現金、紙幣,而是可以長久擁有、長久保持、生生不息、傳於子孫的“固定資產”,亦即我們今天稱之為“不動產”的那些東西。世界上,唯有土地以及地下的資源和地上的永久性建築物,才有資格稱之為“恆產”。因此,土地不僅僅是重要的經濟資源,誠如費孝通所描述的那樣,土地中蘊含著傳統觀念的密碼,它是土地擁有者人格整體的一部分。土地問題也是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一個對土地沒有穩定佔有狀態的社會,其政治和社會秩序也是不可能長久穩定的。如果這個社會裏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他所耕作的土地和他所居住的房屋,在終極的意義上都與他無關,更與他的子孫後代無關,這意味著,每個人的財富都只是短期有效的,如果遇到了惡性通貨膨脹,如果不幸發生動亂、戰爭、革命,個人財產的一切積累都將劇烈縮水,甚至化為烏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知道自己能為未來和子孫留下什麼,財富是短期的,幸福是短期的,道德是短期的,人格也是短期的。那麼,這個社會只可能是一個現金為王、即時消費的物質主義社會。當人們與土地、“恆產”之間不能建立固定而緊密的聯繫,當這種聯繫不具有法律與制度的保障,那麼,更準確地說,這必是一個“流民社會”(注:一位旅美詩人在和我的通信中將當前的中國社會稱為“流民社會”,這個詞令我為之一震。在我看來,這個稱呼可謂直入骨髓)。
    
    中國人沒有土地。我們不知道土地屬於誰,更不知道在將來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局之後土地將會屬於誰。農地承包說是“30年不變”,但那畢竟只是“承包權”而不是財產權,而且,那也是不可能兌現的——除非那塊土地上沒有半個貪官污吏,除非那裏的貪官污吏在那塊貧瘠的土地上永遠也找不到比個體耕種更加值錢的用途。房屋的“大產權”只有區區70年期限——勉強夠業主本人居住、不夠傳給子孫後代的,到期後政府可以收回房屋腳下的土地,“大產權”便成了無產也無權的空中樓閣。“小產權”更是算不了數的——只要政府願意,就可以隨時"依法"拆掉、炸掉或燒掉,連屋內的其他財產恐怕也難以倖免。
    
    因為沒有土地,當農民離開家鄉“暫住”到城裏,當他們放棄“土地承包權”進城打工時,他們註定既得不到來自城市的福利,又得不到來自土地的任何補償,所以,他們只能被迫游走於城鄉兩端;因為沒有土地,“先富起來”的人不可能到農村買地、買房、置產,中國因此失去了依靠市場機制拉平城鄉差距的任何可能性;因為沒有土地,中國的精英們更願意把他們的現金轉移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在遙遠的異國他鄉,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得到一份“恆產”、擁有一份“恒心”。
    
    說中國社會是一個“流民社會”,非僅指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規模空前的勞動人口流動現象。在最本質的意義上,“流民社會”是指人們對故土的眷戀、對群體的認同、對社會的依從、對道德的堅守、對良知的忠誠、對事業的熱愛、對國家的感情全都處於一種自我放逐的“流民”狀態。除了對現金和即時消費的過度熱衷之外,人們對其他的一切均持一種普遍的無所謂、不要緊、不上心、不在乎的心態。
    
    毛澤東時代人們尚有一種幻像,認為“全民所有制”有無限的保障,而且將萬年不朽。那時候,人們誤以為只要成了“全民所有”的“正式工”,只要進入了“無產階級”的戰鬥序列,那塊“全民所有制”的招牌就是人人可分享的最最可靠的“恆產”。今天,中國人早已從幻覺世界重返現實社會。今天的中國社會充斥著各色各類的“打短工者”——滿世界都是在農田裏和城市裏“打短工”的人,人們已經找不到讓他們在某地、某處、某行、某業長久紮根的理由。在這一點上,富人和窮人其實也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富人“打短工”的收入高一些罷了。因為富人的財產也是無根的浮萍,也同樣沒有永久的土地做根基。除非把財產轉移到異國他鄉,否則他們也無法為他們的財富在偌大的中國找到一個固定不變的安全儲藏所。
    
    任何一個成熟的社會都需要有一個願意與這個社會榮辱與共、長相廝守的中堅階層:他們愛護這個社會的公共物品不忍別人毀壞,他們因關心自己而變得關心公益,他們因相信自己擁有可靠的未來而真心實意地樂意遵從公認的社會準則。他們就是對國家、對社會最有“恒心”的階層。在今天的辭彙裏,這個階層,就是所謂“中產階級”。當這個階層因自身的衰敗或社會的變故而萎靡不振、奄奄一息的時候,他們所忠誠的那個社會也就差不多走到盡頭了。反之,一個強大的、安定的、富裕的社會,總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新鮮血液注入“中產階級”、有越來越多“中產階級”的忠誠情感投入到這個社會。在前現代的傳統社會中,中國的士紳、歐洲的貴族,曾經就是這樣的“中產階級”。在今天的西方發達國家,引領時代精神和社會風尚的社會主流成員、各界精英,就是這樣的“中產階級”。
    
    須知,昔日的士紳或貴族並非僅僅以“爵位”、“功名”或“嘗學問,知義理”而安身立命,無論中西,其實他們全都是“鄉土”的——有一塊世居的、世襲的土地,在其世居的土地上,他們享有較高的道德威望、願負較多的社會責任(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這恐怕只能作為“士”的特例,還從未有過士紳階層整體“無恆產”的狀態)。今天西方以工商業、知識產業為專務的城市中產階級雖不再以擁有世襲的鄉村土地財產為其主要特徵,但有地權、有房權、有“恆產”這一點並沒有任何變化。今天的“中產階級”也絕不只是消費能力上的中上階層,而是在"本地"受人尊重,有可靠的未來,有附著於私人土地的可靠“恆產”。
    
    綜上所述: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一種不倫不類的制度,它使應該擁有土地權的人們因無權而成為“流民”;一個所有人都沒有土地權的社會是一個本質上的“流民社會”;在這個“流民社會”裏,人人都是對社會、對事業、對未來缺乏忠誠的“打短工者”;這個“流民社會”裏不可能形成紮根於本土的真正的“中產階級”。這就是本文對於中國現行土地財產制度之政治弊害所作出的結論。 □
    
    (原載《人與人權》2008年1月號)
    
    “分田到戶”和“分權到人”
    
    ● 鄧清波
    
    1978年底,安徽鳳陽小崗18戶不想餓死的農民簽下分田到戶“生死契約”,成為中國改革的一個起點。在接下來的時段,這個明星村落不斷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照,但它也無可逃避地經歷陣痛:亂收費、幹群衝突……小崗村在此後並未能繼續引領中國農村改革風騷。嚴俊昌是當時小崗生產隊的隊長,他感受到小崗村發展的瓶頸,開始重新考量集體化農莊的可能性(並非是對“大包乾”的一種簡單反動),並對強人政治迷戀不已。他認為,好地方必須要有好帶頭人(《南方都市報》1月4日報道)。
    
    “好地方必須要有好帶頭人。”這是當年被逼上改革“梁山”的嚴俊昌的切身體會。然而,這樣的“好帶頭人”從哪里來?無疑,就當年冒著巨大風險推動小崗“分田到戶”來說,作為生產隊長的嚴俊昌本人堪稱是一個“好帶頭人”。但是,有兩點顯而易見:一是他當初之所以能夠成為“好帶頭人”,是因為他的舉動得到了村民群眾的支持擁護,村民甚至表示,如果他坐牢就給他送飯,如果他被槍斃就將其子撫養成人;二是他在以後其實無法繼續成為“好帶頭人”,因為,儘管他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推動了改革,但他本人因為“堅持講實話”而遭到了不少地方幹部的忌諱、壓制,想方設法迫使他離開了“好帶頭人”的崗位。
    
    從這兩點可以看出:“好帶頭人”只能從群眾中來,必須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同時還要能確保群眾擁護支持的“好帶頭人”不會被上級部門和上級官員任意調換、限制,即要確保村民群眾相當程度上的民主自治權力,使群眾自己擁護的“好帶頭人”能夠始終順利地開展好“帶頭”工作。這,就要求進一步推動“分權到人”。
    
    當初,“分田到戶”本質上就是一種“分權到戶”。因為,這不僅意味著把土地等經濟資源分配到戶,而且是讓農民重新取得了支配這些資源並從中獲得收益的權利。“分田到戶”本質上是減少了上級政府部門官員對這些資源和權利的控制,而保障了農民群眾的權利,這是這一改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根本原因。然而,僅僅是“分田到戶”,返回給農民群眾的權利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農民仍然無力抵抗“亂收費”,無法保障他們的“好帶頭人”不會被上級官員要求“不能講實話”,“幹群矛盾”的實質是官員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沒有理順。因此,今天,農村發展的最大瓶頸,其實就是農民群眾的權利需要進一步的增加和保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進一步激發農民的創造活力。這就需要繼續發揚“分田到戶”的精神,繼續“分權到人”,即把更多的公民權利還給農民。□
    
    (原載1/6/2008南方都市報)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