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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吴高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2日 转载)
    
    愈演愈烈的腐败一直是官民双方最为激烈的话题,中共政府年年煞有介事地叫喊“加大反腐力度”,但腐败的趋势一年超过一年,民间早就流传着一句口头禅:“抓一个杀一个有冤枉,间一个杀一个有漏网。”不过一般老百姓仅仅局限于街谈巷议,茶余饭后发发牢骚而已,谁也没有往深处思考。不久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提出,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他认为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比如在现金管理问题上,如果我们有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超过5000元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算,必须通过银行转账,这样每笔交易都纪录在案,腐败行为就有踪迹可查。(2007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用新的思维重建社会秩序——孙立平访谈录》)我觉得孙先生说我国的现金管理制度不规范的话是不确的,我国一直有规定,大宗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转账,只有小额交易才能进行现金结算。事实上,绝大多数数额较大的贪污受贿行为(尤其是国有资产流失到海外)并不是通过现金交易,而是巧立名目以后通过银行转账实现的;腐败行为也不是无踪迹可查,而是当权者不愿意查,或者说是因为上下左右互有牵连,阻力太大,无法追查,偶有查出的,也不过是为了舍卒保车,舍车保帅,充当党国利益的牺牲品而已。
     (博讯 boxun.com)

    我觉得孙立平先生的观点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在主观上也希望根除腐败,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只是由于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不完善,使得腐败行为“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无法发现和查处。一般老百姓也有类似看法,总认为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很大的,只是腐败行为太普遍了,无官不贪,以致贪官抓不胜抓,杀不胜杀,总之反腐败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必须指出,无官不贪的情况是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造成的,而且只要人民没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要没有反对党,这种状况就无法改变。这一点,一般群众可能并没有认识到,但相信英明的党中央心里是清楚的。既然心里清楚,为什么不愿意搞政治体制改革,光一个劲地干喊“加大反腐力度”?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弄清共产党反腐败的目的。
    
    关于共产党反腐败的目的,以陈希同和王宝森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天怒》中的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相寿对尚不谙熟党国为政之道的新手、市委秘书沈石有一段开导,读来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反腐败不可能进行到底,因为所谓的腐败,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和三反五反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难道让我们下台,让资产阶级来掌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一点,也不可能长期大张旗鼓地反腐败。这个政权靠谁来支撑?还不是广大干部!不让他们得点实惠,谁还出来卖命?他们从体制中捞到好处,才会死心塌地来维护这个体制的存在。可以说,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还有,长期搞反腐败,必然揭露出许多党内阴暗面,揭露多了,会导致群众丧失对我们党的信任,这个历史责任谁负得了?但不搞反腐败也不行,不仅群众不答应,国家随着腐败的加深也会垮掉,所以不反腐败会亡国。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我们处在两难的境地,只好反一下,松一下,既要保党,又要保国。
    
    在这里,郝相寿已经把党国一体化条件下反腐败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了,那就是,“既要保党,又要保国”,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要保权。
    
    本来,政党就是为了争取获得国家的统治权而建立的,而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执政为民”,它们的施政行为都是围绕着如何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展开的,这完全符合真实的“党性”,毫不奇怪。问题在于,在一党专政体制下,由于没有反对党,人性恶的一面不但得不到有效约束,反而会在利益的诱导下自我膨胀,愈来愈严重。专制政体的基本特征是人民没有选择统治者的自由,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源迫使每一个官员媚上压下。在政治上极权主义统治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权力不能转化为资本,各级官员们只能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装下,以“站稳政治立场”(所谓执行“正确路线”)向上级尤其是最高领袖效忠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并且在仕途上不断升迁。在政治权力已经资源化和资本化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官员们讨好上级的有效手段,就是金钱的贿赂。同时,上级要下级服从自己,也只能靠经济利益上的分赃,在毫无信仰可言的中共官场里,每个上级官员都明白郝相寿说的那句吏治之道:不给好处,谁为你卖命?所以,对于下级官员的腐败,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即使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除非个别人自己不小心撞到党的枪口上。
    
    显然,在以政治权力资源化和资本化为基本特征的后极权主义时代,整个国家机器是依靠腐败来运转的。腐败不仅是一党专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这个制度得以维持的先决条件。这种制度性腐败本身就是不可治理的。那些把中共反腐败的誓言当真的人,实在是太不了解中共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党中央为什么明知腐败早已不可治理而仍然要不断高喊“加大反腐力度”,为什么心里不愿意搞政治改革而偏偏要时不时高唱几句政治改革的调子了。
    
    民主制度下当然也有腐败,但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选举,并且受到宪法的约束,执政党和官员的行为随时随处受到反对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众目睽睽之下,贪污受贿不仅难度大,而且风险高,总的来说,腐败的预期成本远高于预期收益,官员处于欲贪不敢、欲贪不能的状况。所以,民主制度是官员腐败的天敌,或者说,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社会有一种自我反腐的机制。民主制度下虽然也免不了有腐败现象,但却是一种可治理的腐败。
    
    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问题,只能从稳步推进渐进式民主改革着手,幻想通过现金管理、票据管理、收入纪录和道德规范等等小改小革使社会进入可治理状态,只会因小失大,延误民主政治改革的时机,这正如牵牛要抓住牛鼻子,不能抓牛尾巴一样。在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用稳定压正义,用稳定压公平,用稳定压人权,用稳定压民主和自由18年以后,象孙立平这样有良知的学者终于喊出了不同的声音,提出要形成稳定问题的新思维,主张重建社会秩序,这是在专制高压下度过了18年的人民要求废除“稳定”这一政治改革的紧箍咒的第一声呐喊。(2007年11月29日、12月13日《南方周末》:《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孙立平访谈》、《用新的思维重建社会秩序——孙立平访谈录》)不过,应该指出,在各种社会秩序中,“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不是别的,而是宪政民主制度,它是一切社会规则的元规则,没有它,一切社会规则的运行都将受到致命的影响。
    
    2008年1月6日于临海望江门近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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