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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率不可能掉下来/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8日 来稿)
    
    沪上饮料行业近三年来首次出现较大规模的涨价。记者昨日从沪上一些超市、卖场及厂商处了解到,乳饮料、碳酸饮料、果汁等饮品价格已纷纷喊涨,不少饮料的价格涨幅约在一成左右。业内人士介绍,原料等成本价格大幅上升是饮料涨价的主要原因。据娃哈哈有关负责人介绍,娃哈哈旗下的营养快线、思慕C和呦呦奶咖等乳饮料品牌的价格日前均已上调,涨价幅度也差不多,如公司供应给沪上零售小店的500ml营养快线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45元/箱,上调为50元/箱。一些超市的饮料价格也已经上调。据沃尔玛超市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11月底,超市就开始陆续接到各饮料供应商的提价通知,由于尚有库存,卖场到元旦前后才真正涨价,涉及到娃哈哈、百事可乐、芬达、美年达、农夫果汁系列饮品、康师傅、统一等绝大多数饮料品牌,涨幅在10%左右,即每瓶约上涨0.3-0.5元。另外,一些超市虽然没有调整饮料价格,但是饮料的岁末促销活动也有相应减少,大多超市仍在消耗原来的库存。市饮料行业协会会长陈杰介绍说,本次饮料涨价主要是受石油、奶粉、劳动力等成本价格大幅上升的影响。根据往年情况,一般岁末年初的时候,由于饮料的需求量上升,为了抢占市场,不少厂商都会竞相推出降价、打折、买赠等各种促销活动。而今年,一些企业迫于成本压力,不得不提高饮料产品的价格。此前的近三年时间里,沪上饮料价格都未曾出现过较大幅度的波动。(2008年1月8日中国新闻网)
     (博讯 boxun.com)

    哈哈。
    
    价格就这么开始普遍地、全面地、没有死角地、大规模地涨上去了吧。
    
    咱每天也得居家过日子,对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价格也是很关注的。咱很爱吃豆腐(怎么理解都行),去年年初,新出锅的豆腐还是一块钱一块,到了春夏之交就成为了1.2元一块;而到了秋季,已经是每块一块五,而到了年底呢?一块八啦。
    
    啤酒呢?在北京的人都知道,瓶换的啤酒,原本是一块五一瓶,去年秋季上涨到了一块八,现在已经又涨到两块钱啦。
    
    豆腐涨,啤酒涨,猪肉涨,粮食涨,成品油涨,住房价格涨,水电也要涨……
    
    也就是说,衣食住行全面涨价。
    
    就这样,张维迎还说,中国的大学就是因为价格不够高才搞不好;茅于轼也跟着凑热闹,说中国的大学应该提高收费。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连人家最高委府,都在表面上将应付通货膨胀,当作今年的头等大事。
    
    虽然,俺前天那篇写反腐败的文字,又非常荣幸地被博客给删除了,让咱又体会了一把所谓的公民四权。
    
    这物价都涨成了这样,不管是国家发改委,还是统计局,那些人模狗样的“专家学者”还是铁嘴钢牙臊么搭眼地声称,物价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属于正常,是什么“结构性”的。
    
    奶奶的,看这帮子主儿就气不打一处来。浑身使劲想着郭德纲说的“要是没有法律管着我早打死他了”!
    
    对于这种口口声声“结构性”通胀,周其仁的说法倒是一语中的。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周其仁
    
    经济大势正在变化。当前要面对的问题,首推通货膨胀。超过5%的通胀率绝不是小事,当然也不好说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大事。问题是,小事也可能转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断、措施和发出的信号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误事,这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话说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6.5%,高于9月的6.2%,与8月创下的十年最高点持平。众多解读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我的感受,在通胀指数不高的情况下,此说听听也无大碍;通胀指数超过了5%,还说什么结构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点公开的批评意见。
    
    “结构性通胀”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过含糊了。粗粗看去,这个提法似乎不过只是对市场现象的一种描述——林林总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还下跌。比如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的变动中,食品价格升得急,一般工业品价格升得缓,其中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还下跌(比如北京市公交车和地铁车票大幅度降价)。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描述是含糊之词呢?首先,世界上还有没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是问,有没有那么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教科书上说的“货币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意思是一个经济一旦多发了一倍货币,所有商品服务的名义价格上涨一倍,但真实变量如总产品并不会上涨一倍。那样的通胀指数再高也没关系,无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购买和出售的价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货币中性”至少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交易费用或信息成本为零。真实世界里没有这回事,所以真实的通胀,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杨不是齐头并进,而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然后扩散、蔓延。比如我这个年龄的都经历过的1988年那次严重通胀,开始是名烟名酒提价,后来中央的一个公报宣布价格闯关,接下来就是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当时可观察到,消费量对价格变化弹性小的商品(比如粮食、手纸、盐)抢购就凶,而越抢购,价格越涨得越快。反之,雨伞、手电筒这些弹性小的商品,卖量就没有那样多,涨价幅度也较低——都是“结构性的”,只不过当时人没有今天聪明,尚没有发明“结构性通胀”之说。
    
    当然,恶性通胀到了顶点,情况或许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国报纸卖价0.3马克,两年后的卖价达到7000万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观经济教科书里接着补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们无从考察当年细节,不过那时候德国流通中的纸币从1918年11月的292亿马克到1923年的49700兆亿(497后面加18个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开始发毛的时候,我相信各种物价的上涨也不会整齐划一。曼昆说的“大致相同”,应该是结果——货架上来什么抢光什么,均衡点就是什么商品服务都开出了天价,既然都是天价,谁比谁多几个零也就没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说,“货币中性”从长期来看对得多一点,但也不完全对*。
    
    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要说明一下,我不肯定这个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这个想法,但是从听的角度来体会,“结构性通胀”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丰富的意味。
    
    本来,“通货膨胀指数”已经是处理了结构信息以后的一个总量指标。“200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5%”的含义,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的物价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种类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过程中,结构信息是先被统计部门处理过了的,比如肉价、菜价、米价、衣价、交通费用、房价(目前是房租)各自的变动,然后才是加权平均,得出一个反应物价总水平的指数来。很明显,没有哪个CPI是没有结构的。可是,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现在国家统计局报告我国CPI为6.5%,就是报告经过结构性加权平均以后,消费者物价的总水平上涨了6.5%。
    
    “结构性通胀”的提法,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胀有结构性,通缩也有结构性,不涨不缩还有结构性,究竟物价总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呢?
    
    物价总水平这个总量指标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为自从金本位结束以来,只有政府控制着货币;一旦货币供应量出现问题,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对此都无能为力,所有“微观行为者”都校正不了货币出错,而且在物价总水平不对头的约束下,无数人在预期混乱条件下行为的总结果,可能增加经济的振荡和混乱。
    
    在知识上,经验和理论比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升)”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里的因果关系很可靠:政府多发货币,一定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济学从古典的修谟(David 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20世纪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要把经济搞上去不容易,因为要满足很多条件;但要把经济搞下来,只要一条就足够,那就是滥发货币、大搞通胀。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恶性通胀,万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谈了。
    
    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价格管制的存在,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来。举一个例子,个把月前和几位同学在校区餐厅吃饭,他们全部点了猪排。过去也一起吃饭,为什么没有发现有此偏好呢?同学说,最近食堂里没有猪肉供应。懂了,这是保障食堂饭菜价格不上涨的一个代价,猪肉涨得贵,干脆不供应猪肉,无价无市。还好,同学们说饭没涨价,菜、鸡、鱼、蛋还有供应。但是,这里肯定有一点信息没有进入CPI。举一反三,排长龙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队摇不到买房的号码,肉包子的馅变小了之类,CPI里都没有完全反映。房价目前没有算入CPI,过去也没有,但当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时候,房价涨得可比过去凶。这也是CPI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信息,但是市场中人的通胀预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专家说,当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其他部分还不那么厉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紧。我不同意这个分析。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不要紧,而是很要紧。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复杂的统计,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这两年怎么样了?从统计上看,问题更大: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几何!
    
    我一直不赞成拿收入差距(吉尼系数)来说事,也从不笼统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奋、机缘造成。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可能伤及生产力。这个立场从来不变。问题是,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至少还可以“享受”帐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买不起房子的呢?总还要吃饭吧,可食品价格上涨怎么也带不来帐面财产的增加。买不起房子的,这几年工资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过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没有涨那么多。
    
    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此说错在似是而非。因为物价上涨对所有的卖家都有好处,岂止养猪的农民而已哉?但是,当物价上涨不是个别相对价格的调整,而是整体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即通胀发生时,上述“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所有卖给农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上涨了。农民卖猪的收入是增加了,但养猪的成本也增加——举凡场地、饲料、人工、运费等等,全部要加价。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3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练成的。
    
    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为例,教一些商学院课程,这两年商学院的学费升得惊人,莫非是我教书的本事进步那么多吗?自己当然心知肚明,就是不会告诉你(一笑)。股市的赢家们就更不得了了,你说那是水分?他数钱给你看时那可是真的。“台风大的时候,牛都飞到天上去了”,这句话不是拿来说笑的。
    
    但是,只要货币量过多,在市场相对价格调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迟总会露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狰狞面目。其间,偶发事件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无关的消息、故事、传闻和突发事件,无端端影响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转化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胀指数过了5%不能掉以轻心,对食品价格急升不能马虎大意,因为涉及的人口面太广,通胀的心理预期比较容易传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在思维上就要到货币里去寻找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根源。这里的关键词是“货币”,不是“物价”。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总是用“物价管理”来对付通胀。“物价管理”就是上文说到的结构性对策,无非分兵把口,见肉价涨抓肉,见房价涨抓房。麻烦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给的价格管制,抓来抓去是火上浇油。打通供给障碍的“抓”法(如发改委最近处理成品油的供给),大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给总有极限。需求管理要从总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个行当的需求都是其他行当的供给,管了等于还是抑供给。货币总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涨价压力会转移的。这几年我认为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樊纲说得对,要是不抓,问题可能更严重。不过也让我补一句,这不代表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再没有改善的余地。
    
    关键还是货币。1990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知道那里的学科设置与众不同:没有宏观经济学,但有money即货币;也没有微观经济学,有price 即价格。这是货币主义大本营的风范,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守得住。宏观经济学问很多,但最重要是货币,也只是货币。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最近一次见到吴敬琏教授的时候,得到他签字赠送的新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央行、财政部、计委、经委)提出过异议,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不能有其他。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第111页)。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宏调部门越来越多,多部委联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国土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三年时间,这么一个“慢变量”,怎么可以拿来当宏观调控的工具?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报告里特地写到,“银根”、“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因为“土根”实在太笨拙。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总不好问责国土部吧?
    
    我以为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近期代价也不小,因为一旦经济“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刹车装置,挥之不去。1997年中国经济突然转向通缩,“保八”任务之艰难,历历在目。我们当然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机会,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说从此经济就有起无落,只热不冷。比较起来,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调控经济,用交易费用低的办法是上选。否则景气一旦有变,“反应滞后症”就难免——对付“过热”时捆到经济身上的绳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时搞不清楚。
    
    不要误解,以为明明白白说通胀,就是给中国经济抹黑。讲过了,物价总水平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货币过多的具体成因却各个不同。中国过去发生过的严重通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是老蒋为打内战滥印钞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惯性还在,又被用来作为价格开放的利益补偿办法;九十年代早期高达27%的通胀,主要是权力贷款,几乎等于每一间商业银行都敞着口子发钞票。成因不同,只有结果同:只要货币量过多,一定有通胀的后果。
    
    这一波中国的通胀,直接原因当然还是货币。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市场。3万亿美元GDP的经济,进出口占了60%以上,这样的事情经济史上少见。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具体讲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国人的学习曲线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过,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使“人民币盯住美元”这件原来穿着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进去了。
    
    2003年9月宋国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讨论的汇率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意味日益严重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主动升值的选择和机会**。我在实体经济里东看西看比较多一点,觉得国青的逻辑没有丝毫难懂的地方。讲到底,是中国人生产率的提升惹来的“祸”。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事情。非不喜欢,那就要有两个本事:要么让美国人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提上来,要么让中国人的进步速度降下去。实际上,谁也没有这两个本事,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国内通胀压力就无可避免。
    
    很奇怪,这样逻辑井然的分析,听得进去的人不多。主流的声音是当时的人民币不能升值。后来又说可以缓缓地、渐进地升——难道不知道,人民币缓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国搬钱”的邀请函和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以及应邀来华分享人民币渐进增值好处的热钱,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里要插一句,汇率的影响是全面的。别的不提,近年那么多农民转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国的谷物居然还是净出口。细节问题很多,但汇率影响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出口看起来很合算,进口却很不合算,那还不是谷物净出口?几亿农民进了城,谷物还搞净出口,同时无数专家天天担心“粮食安全”,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反正从短期看,今年我国谷物的净出口,对猪肉和食品价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年2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中国经济观察”,请易纲作宏观经济报告。我仔细听完讲解,才明白近几年央行哪里是在“发”货币,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当然人民币还是中国人发的,可是发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国人决定。因为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结论是,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这说明,上好的经济形势也会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即便是“好”带来的货币总量偏多,也一样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图像更为复杂,但物价总水平上涨依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这条铁律不变,分析家和决策者就还是不能含糊,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作者系北京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教授)
    
    注释:
    
    * 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章。
    
    ** 宋国青,“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总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
    
    ……………………
    
    周其仁的结论是,就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通胀。他认为,那些贼眉鼠眼的紫专家学者们所谓“结构性”通胀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纯属空穴来风。
    
    其实,没有涨的物品还真有。比如收入,比如废品收购。换句话说,凡是咱们往外掏钱时,面临的都是涨价,而要给咱钱时,却死皮赖脸不肯动弹。
    
    到了现如今,人们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改了一半,而且改得面目全非。咱们都知道,改革的具体称谓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好改的都改了,不好改的,就夯不浪全都算作是改革的硬骨头,交给改革攻坚年就万事大吉了。这改革攻坚年存在了多少年?怎么着也得十几年了吧。古今中外,谁听说过,攻坚年会持续十几年的?这也充分暴露出,改革自身的合法性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了吧。
    
    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不如朱镕基时代那么吃香,人们对经济学家的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日益凶猛。经济学家光是从均衡和边际效益分析,再加上来不来就产权清晰和路径依赖,弄出些个精密的模型来吓唬咱这等五个手指头之外的数都闹不清楚的社会最底层分子,花费了好大的纳税人的钱,鼓捣出佶屈聱牙的玩意儿来,结论却让人笑掉大牙。
    
    所以,伴随着被称之为“财经系”的1990年代的完结,以及人们称作“宪政系”(也有人认为是“社会系”)时代的来临,经济学家们放下经济学著作,转而阅读法律以及政治方面著作的越来越多。
    
    从经济学角度看,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外依存度节节攀升、负利率、人民币估值过低、外部性成本过低、等等,都是造成通胀的直接原因。特别是,人民币升值缓慢,让国内通胀压力急遽增加。这些听起来都是不错的。
    
    但问题是,经济学家甚嚣尘上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还是光从经济学原理方面入手,有着周其仁形容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得过且过和击鼓传花。
    
    今天的消息说,中国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了六倍。这说明了什么?虽然咱成天到晚听着什么和谐社会执政为民,那都是有名无实的口号,逗你玩儿的。真正的现实是,就在本届委府的印把子里,贫富差距才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咱们看到,这些年宏观调控不可谓不频繁吧,国务院那么多部委局办,三天两头出台措施,左一个联合执法,右一个红头文件,上午这个部门严厉于通知,下午那个部门正色于规定,气势汹汹张牙舞爪,但结果怎么样?只要看看房价、以及通胀水平就知道啦。
    
    1988年开始的价格闯关,造成了大规模的通胀,通胀率接近30%。这也是直接引发了1989年六四风波的经济背景原因。但是,记吃不记打的中国人,现在对于当时的情形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当前的物价几乎全方位上涨,却引起了空前的恐慌,毕竟,现在的中国社会对于风吹草动的容忍阈值在急遽下降,当局采取的扼杀社会的路线,使得中国社会自我修复、自我维持、自我试错、自我调节的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同时,与1989年相比,一方面,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质疑的规模与深度要严重得多,使得物价变动很容易与改革开放成果日益被少数人占有的结果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技术手段,又使得信息封锁的难度日趋增加,类似厦门PX事件以及北京天通苑设置地铁站事件,都让当局对现代化技术手段状态下的统治倍感艰难。孙志刚事件经过网络传播,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溘然作古,也昭示出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于统治效能的尖锐挑战。在如此制度背景下,现在的通胀就更加意味深长。
    
    为什么会有如此通胀?
    
    咱就看看这样的数据吧。按照社科院张宇燕的测算,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80%;25年间,中国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到现在,中国行政开支已经占到了财政开支的近一半;中国公费医疗开支的80%都用于全国800万公务员,其中,大部分又花在了40万长期占据高干病房的干部;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世界排名第三;中国医疗公平性在全世界倒数第四;2006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指出,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他说:“我们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但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就讲不过去了。”……
    
    别忘了,咱可是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说,但凡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幅模样的话,那也真是中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原因,强取豪夺国富民穷呗。
    
    现在,无官不贪吧。凡是贪官污吏锒铛入狱,涉及到的贪污受贿数额都大到了让咱这等几块钱都得捂得变味儿的穷酸相的主儿听着就哆嗦的地步。动辄几千万上亿的查实额度,以及数额更大的“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的财富,也就告诉咱们,为什么通胀会如此居高不下而且愈演愈烈了。
    
    老郎(咸平)做出的推算是什么?我们吃每一顿饭,都要向腐败支付约20%的费用。这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只要在中国国内消费,就必须为中国的腐败买单。
    
    腐败无处不在,买单就得旷日持久。
    
    而且,中国法律别有用心地规定,必须是不正当利益,而这种利益还是物质利益,可米国人来不来就说“可核查”的。但问题是,腐败的界定,原本不是如此。国际上对于腐败的定义说,是掌握公权力者凭借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什么叫做非物质利益呢?比如行政不作为,比如为了乌纱帽而采取的集体领导方式,比如将责任法偷梁换柱为救济法,比如招牌挂、比如开征税种,比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人每天500元的伙食标准……
    
    如果真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界定腐败的话,那么不用说,中国的所有官员都要被斩尽杀绝了。
    
    这哪儿是官僚体系能够容忍得了的?
    
    即使是中南海,拿这群官僚体系也没辙。毕竟,还要靠着他们丫上传下达,执行指令。实在把中南海惹急了,拽出俩贪官污吏“借汝项上人头一用”杀一儆百,可到头来还不得不依靠官僚体系这种中国对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发明。
    
    官僚体系欺上瞒下,成为中南海与社会之间横亘其中且冥顽不灵的货色,侵吞蚕食着日益庞大的国民财富,以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从政治文化、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方面,呈现出巨大而残忍的倒退和萎缩,却在不断扩充的体系之际,形成了日益刚性化的支出,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官僚体系维持成本,使得中国豢养贪官污吏的开支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并且,随着权力约束机制的形同虚设,权力扩张的态势愈演愈烈,强取豪夺,公权力剥夺私权利的情况就只能加强不会减弱,这是中南海也咬牙切齿但却无能为力的。
    
    如此这般,咱们也就知道,为什么通胀会如此暴风骤雨般地仓皇而来。要知道,这还仅仅是经过官方加工过了的通胀数据,并且是在类似住房价格等都没有计算进去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通胀状况。实际上,以我们自身对于周边物价水平的判断,那才是最准确的。
    
    实际上,咱们所遭遇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时时刻刻要全国人民为无处不在的腐败买单的结果。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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