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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制度的危机”与“人的危机”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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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开始的以“新思维”和“公开性”为标志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早已“盖棺”而仍无“定论”。这场改革使苏联蜕变为俄罗斯,也改变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形态,并终结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格局。有人视戈氏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更多的人则赞美他为三亿人带来了自由。作为一个政治家,失去权力就意味着失败,如果用这一赤裸裸、冷冰冰的成败观去衡量,戈氏无疑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对于自己所倡导的改革,戈氏更愿意用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视角去总结和归纳,在此意义上,戈氏更应当被看作一位睿智的思想家和充满激情的道德家。在《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中,戈氏在与日本思想家、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和盘托出了自己为何要开始那场必然导致自己失去权力的改革,以及“新思维”背后究竟存在着何种精神动力。
    戈尔巴乔夫尚未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便对自己国家千疮百孔的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尽管党内压抑的氛围让他无法开口说真话,他不得不隐忍以等待最佳的时机。戈氏长期在地方任职,熟悉农业方面的事务,他亲身经历了斯大林时代人为的大饥荒如何夺去了村庄里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也深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国家处于何种可怕的停滞状态——在那两个时代,他自己的家庭便是千千万万受害的家庭之一。在尚未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他不得不对这一切保持沉默;而当他终于成为“连丧三元”(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之后,便开始雷厉风行的改革,改革的锋芒首先对准的便是已经根深蒂固的特权阶级。
    权力是一个“魔戒”,可以干坏事,也可以做好事。尤其是在苏联这样一个最高权力者可以决定航向的国家里。英国记者雷切尔•沃克在其研究苏联崩溃问题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六年》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的理念基础是:只有中央决策者才知道什么是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因而苏联体制并不是真正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设计出来的。沃克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第一,一九八五年以前,共产党领导人坚持认为苏联社会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全国人民都团结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的目标周围。结果,与党的路线相悖的利益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出来,不同社会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也没有得以解决的途径,所有的利益要求都被压制着。第二,苏维埃作为民众代表机构在实际生活中却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由于该机构没有选拔、任免干部的权力,所以根本不能成为社会利益的要求和表达渠道。第三,“党—国家”领导体制并不能避免不同利益向它施加压力,但能施加压力的只是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较大的产业部门、军队等,它们都能影响和参与决策。这样,“党—国家”领导集体只是有选择性地听从一些集团或机构的利益,而不必去倾听任何个人的意见,因为它根本不受选举的约束,在必要时候可以随时强制性地实施自己的意志。这三个特征都存在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中。
    要改革,就必须对此一现实开刀。戈氏决定,这样的局面和这样的生活再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了,他对苏共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行充满了负罪感和耻辱感,正如他告诉池田大作的那样:“在体验过斯大林主义的悲惨和恐怖之后,在仔细端详那些无罪的人们的苦恼与悲伤,经历和忍受过战后饥饿时代的人们——如我以及与我同龄的人,所追求的几乎是一种本能的、立志于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沉重遗产,完全获得解放。”他指出,改革不是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改革得到了苏俄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改革的背后有着深刻的道德伦理的动因——“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诉诸行动的。在前苏联时期,我不仅只是为了民主主义,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来证明民主主义是完全能够立足于伦理观的这一事实。”改革的目的并不局限于保存岌岌可危的苏共和苏联帝国,更在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前景:“我们进行‘新思维’的尝试,无非就是要复活全人类的价值,承认自由与人权,让朴素的道德规范与人类社会的法则真正得以复苏。”在此意义上,戈氏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那么,“新思维”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戈氏让统治阶层和民众都意识到,社会的分歧和矛盾不能用暴力手段来消除,而应通过平等、充分的讨论、对话及妥协来化解。戈氏明确指出:“开始就用战车(坦克)向活生生的人们开炮,将整个国家置于一个恐怖的境地之中,然后,才来考虑怎样推行民主性改革。我想,在我的祖国中也只有那些伪君子才干得出来。‘民主主义’与‘对付弱势的人的暴力’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戈氏在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下,仍然坚决拒绝了“八•一九”政变中的强硬分子们让他交出权力的要求,因为那些代表党务、军方和克格勃利益的顽固派企图使用军队来实现“秩序”。政变的迅速流产,与戈氏的坚强意志及其背后的价值持守不无关系。
    其次,戈氏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再也不能生活在虚伪之中了,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资讯的公开化,就是让所有人都有说真话的自由。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以苏联的名义所建立的极权主义制度不仅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不能汲取后工业社会中内在的必要因素——分散的大众交流媒介,自由沟通信息,自发性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的多中心。这套思想体系“摧垮了人的精神,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完全被扭曲了。它切断了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密切结合的渠道。”因此,它的停滞是必然的,而且通过局部的改革无法扭转整个的趋势。为了改变这种可怕的停滞状态,戈氏大声倡导公开化,宁愿冒着让自己失去权力的危险。无疑,戈氏是一名超级勇敢者,他的自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俄罗斯的历代统治者中,谁也不曾有过此举,这是对历来存在的言论审查制度和‘文字狱’发出的挑战书,而我们也因自己的这种倡言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要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历史的最大使命,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那种沿袭了多少年,扼杀生气勃勃的思维方式,毁灭无数才华横溢的人才的思想审查制度终于在我们手中轰毁了。”
    如今,我们再回首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苏联步履蹒跚的改革之路,我们不禁要追问: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究竟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戈氏本人究竟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有人将戈氏看作是导致苏联崩溃的罪魁祸首,这种看法显然出于一种忽视历史处境的偏见。那么,导致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并不是戈氏发动的改革,而是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是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违反人性的本质,是苏联经济的钙化与生锈最终使其不堪重负而发生内部爆炸。戈氏的改革唤醒了民众的自我意识,呼唤民众早日走出奴役状态,并且使得社会转型期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改革应当是成功的。
    在苏联历届最高领导人当中,戈尔巴乔夫是惟一的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人。许多人将其误认为技术官僚,其实他思考最多的问题大都集中在形而上的层面。在改革的过程中,他日渐意识到:“马克思向人们陈述的语意系统在根本上是与耶稣不同的,并且,它也失去了作为语言的价值,因而被人指摘其丧失了语言的真正意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认识出自一名共产党的总书记,真是石破天惊之语。换言之,戈氏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国家应当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道路上改弦易辙,重新回到耶稣的道路上,重新恢复人的价值,才有可能走出专制的阴影,走向民族精神的复兴。戈氏在对话中多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资源:“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很早就预测到主张‘无神论’者和专于改造‘人’的启蒙主义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威胁性与破坏性的后果。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俄罗斯的民众应抑制自己的‘傲慢’心态,不要脱离或者偏离基督教的伦理及人类社会规范。”而陀氏的思想正是俄罗斯精神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位天才作家预见到了未来俄罗斯“人的危机”,以及由这种“人的危机”带来的“制度的危机”。如果“人的危机”得不到解决,“制度的危机”也就难以缓解,俄罗斯也就无法走出专制的泥沼。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戈尔巴乔夫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改革的策略和步骤上,他当然有过许多失误,但在改革的性质和目标上他始终坚定不移。戈氏将这场改革看作是“精神革命”,正如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末的今天面对最大的课题并非‘制度危机’,而是‘人的危机’,可以归纳为是‘人的尊敬危机’。高举‘新思维’旗帜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接近而选择了道德的追求,我猜想或许就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样的要求。”正是在此意义上,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提前谢幕并离开了热闹的舞台;但作为一名精神人物,他以堂吉诃德的形象继续在民间散发着特殊的魅力。
    
    
    ——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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