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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大量官员被法办折射反腐困境/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7日 来稿)
    
    何必
     (博讯 boxun.com)

    2007年,沈阳市共有52人在“民生工程”中存在贪污、挪用专项资金等职务犯罪行为被查办。昨日,在沈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丰作的《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透露了上述信息。报告中说,2007年沈阳市两级检察院依法惩治刑事犯罪,适时介入重大、有影响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对严重危害沈阳市社会治安、经济发展的刑事犯罪加大打击力度。2007年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345人,提起公诉10905人,其中批准逮捕杀人、抢劫、爆炸、绑架、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1377人,提起公诉1533人。同时,批准逮捕诈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等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嫌疑人400人,提起公诉469人,依法起诉了犯罪数额达数十亿元的李敬华等人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案等一批重大案件。(2008年1月6日《华商晨报》)
    
    每年到了这会儿,全国各地都会例行地干一件事,那就是召开本地的两会。什么人大啦,政协啦,这种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先基层,后省市,最后再弄那个每年都要折腾北京人一溜够的全国两会。
    
    这当口,那些固定的议程,也就纷纷走过场。什么代表资格审议报告啦,财政预决算啦,政府工作报告啦,两院报告啦,等等,悉数粉墨登场,对着社会玩弄那些自欺欺人的老套路。
    
    人家沈阳市,在这种距离国民越来越远、让人们越来越漠不关心的破烂会议上,还是风雨无阻地进行着。
    
    单纯看这则消息,恐怕让老郎(咸平)很是快慰。为什么呢?老郎是一直主张中国要倡行“严刑峻法”的主儿,认为中国现如今“信托责任”严重缺失就是与违法成本过低密切相关。人家沈阳市,一年就批准逮捕那么多人,提起公诉了那么多人,可以看到,执法的力度在加大,检察院在代表国家权力进行公诉方面,介入得越来越及时。这应该是严刑峻法了吧?
    
    不过,我一向认为,中国的问题并非严刑峻法的事情。如果拿中国的法律、特别是刑法与境外法律相对照,可以发现,我们的法律不可谓不严峻。别的不说,光是能够执行死刑的刑种,就有约20个。
    
    而且,这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从罪刑相当的角度看,按照法理原则,如果没有杀人,就不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中国法理当中,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判处杀人。去年,郑筱萸就被“借项上人头一用”,上了断头台,留下遗言说,要做官千万别做大官。
    
    我一直为郑筱萸的死刑鸣不平,认为这傻逼死的冤枉,比他贪污受贿数额多了去的,都保留了性命,他是在当局要作秀给国内外看的紧要关头,才被形式主义地杀了的;而这傻逼到死也没整明白,那不是他做了大官,而是因为他的官还不够大,真要是大到了比如政治局常委,就有豁免权啦。这厮一个副部级,那就像“柔软的下腹部”,是最危险的部位了。这年头,省部级官员收拾了多少?数不胜数啦。为了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政治局委员也不在话下,比如陈良宇。
    
    虽然是无官不贪,按照大嘴周孝正的说法,如果说以往人们认为,凡是当官的,排成一行,全部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已经演变为,官员全部枪毙没有任何问题,把他们的家属排成一行,隔一个枪毙一个会有漏网的;再到后来,家属也都应该枪毙,变成了把官员的同事排成一行,隔一个枪毙一个会有漏网的;再到后来,同事全部枪毙,改成了官员的邻居排成一行,隔一个枪毙一个是不是会有漏网的问题……
    
    全民腐败嘛。
    
    如果真要是严刑峻法,恐怕中国官场就会变成刑场和火葬场了。从高层一直到哪怕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但凡与官有牵涉的,都得拉出去毙了。即便是看自行车的主儿,也会因为偷税漏税和向管界负责人行贿而收到法律制裁。
    
    因此,表面上的严刑峻法,那只不过是猴皮筋,是权力斗争的道具,是要在政治化情势当中考量的。什么叫做可杀可不杀?这标准得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黄菊的大秘被揭露有短,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黄菊死了。活着的,动一个试试?即使贪腐势力当道,咱们不还是得忍气吞声?最简单的就是,陈良宇之后的上海,强制性拆迁愈演愈烈,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所以嘛,问题根本就不纯粹出在陈良宇身上嘛。
    
    有趣的是,沈阳市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之中,还提及“共有52人在‘民生工程’中存在贪污、挪用专项资金等职务犯罪行为被查办”。咱也不知道,这美其名曰“民生工程”的,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不过,名正言顺地按图索骥,应该是沈阳市委府为民办实事的劳什子机构。在好故弄玄虚的现在,把委府应该干的正事,说成是为民办的实事,拿出来鼓噪宣传,臭不要脸地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让纳税人无可奈何,这就是全部内涵了。
    
    这“民生工程”里,一年就有52人有职务犯罪行为,也真是让人哈哈大笑了吧。咱也不知道,这“民生工程”里到底有多少人,反正,贪官污吏应该尽入其中。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法办的话,不知道用几年,这“民生工程”里就空无一人啦。
    
    从制度上看,如果一个制度能够在一年之中就让那么多官员翻身落马锒铛入狱,这个制度本身就可以被当作是个无恶不作的陷阱了,专门把人往监狱甚至刑场里送。简言之,制度杀人。郑筱萸们就是被这种制度给害了。
    
    其实,看看那些被法办的官员,如果从其穿开裆裤时看,也未必就是一副与生俱来的阶下囚模子,只不过是升官发财以后,到了雷区密布的官场,才惹祸上身。因此,看着那么多人们忙不迭地报考公务员,感觉就像是一群人争先恐后地打破脑袋往刑场上奔一样。有时候,我对那些考公务员失利的人安慰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远离官场,可以保全自己的脑袋,至少不至于在官场的高压下殚精竭虑,让自己多活几年。
    
    多才多艺的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给我发来了他在这方面的相关成果。
    
    胡星斗
    
    2007年9月30日 17:21
    
    Fwd: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之一中国腐败的治理
    
    胡星斗民生经济学、中国问题学网站: http://www.huxingdou.com.cn 。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之一
    
    中国腐败的治理
    
     胡星斗
    
    我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加理想主义。没有宪政民主的理想主义,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但如果没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成为空中楼阁。反腐败,也需要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没有宪政民主的理想主义,反腐败只能是运动式的杀鸡儆猴、借反腐败清除异己,永远治标不治本。同样,没有现实主义,中国也不可能找到符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反腐对策。
    
    胡温政府铁拳打击腐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成效是巨大的,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胡也强调制度和监督的作用,所谓反腐败三位一体:注重教育、制度、监督三者的作用。同时,在宪政和制度反腐方面,我们也对胡寄予希望。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官场现象——"身体越来越胖,心胸越来越窄;头衔越来越多,学问越来越浅;讲话越来越长,真话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低;年龄越来越老,情人越来越小"?根源在于制度。
    
    发达国家也有腐败,但它是非制度性的。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或者像新加坡这样的事实上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廉洁指数都能得 8分、9分以上,满分是 10分。像冰岛、芬兰这些国家往往得9.9分或10分。 冰岛自1918 年以后只有4 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该国已有30 年无重大犯罪事件。中国廉洁指数得分波动较大,1980—1985年是5.13,1988—1992年降为4.73,特别是, 1995 年是2.16,1996年是2.43,分别处于样本国家中的倒数第2位和倒数第5位。其后,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廉洁指数有所上升, 1997—2001年是3.05,2002年是3.5,2003年为3.4,2004 年仍为3.4,2005年为3.2,2006年为3.3。中国属于世界上得分2.5~5.0 之间的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
    
    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年抓几千个贪官,如今一年才二三十个,说明其政体、反腐败体制已经比较完善了。中国 2004年一年被检察机关起诉的贪官人数是 6万多,相当于美国前二三十年被起诉的官员的总和。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异化。腐败只是非程序政治、非阳光政治的附产品;中国最大的腐败是行政垄断和公权力乱用所造成的租金和浪费。比如陈良宇案,还有其他的案子,一把手都是处于监督之外。由一把手,然后形成严重的裙带腐败。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腐败黑数即没有被查出的腐败金额占99%,有的说96% ,还有的说95%。我说 99%不是信口开河的。研究表明,世界平均的贿赂额占GDP的3%,就算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中国应查出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 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 74亿元,约应查出的1%,所以说腐败黑数为99%。还有另外一个算法,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 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 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权力寻租13800亿元, 111亿/13800 亿,查出的仍然不到1%。另据测算,我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占GDP35.64% ,照这样算,中国的腐败黑数就是99.8%。可见 ,中国的腐败是大面积的。
    
    目前中国腐败的特征就是:制度性的腐败;大范围大面积全方位的腐败;生活方式的腐败;公权力乱用的腐败;权力资本化的腐败;集团分赃的腐败,腐败部门化了,如全国许多交通厅的厅长倒台;腐败市场化了,教育、医疗等民生部门统统走向了市场,全面市场化,带来了严重的腐败;还有腐败黑帮化,在一些地方法治的威信扫地。老百姓说: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我还曾经总结,中国的腐败出现了四个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部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国有资产廉价卖给外国人的"涉外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而且有些领域的腐败前腐后继,官员视死如归,"'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说明中国的腐败在一些领域非常严重。
    
    如何反腐败?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新闻监督、群众监督、收入申报:
    
    一、新闻监督。根据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的调查,反腐败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新闻自由;反腐败看起来很难,但其实也很容易,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大部分的腐败就可铲除。所以,中国要减少对媒体的管制,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当然,中国目前也不可能新闻自由,一自由,中国就乱了,因为以前没有公开的东西太多了;但中国也要逐步地加大新闻开放的力度,掌握好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的关系,一味地封杀,有了短期稳定,但会失去长期的稳定。媒体监督对于反腐败是个关键,各级官员可以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监督、媒体监督之下,他们就不敢腐败,小腐败就被揭露了,也就不会发展为杀头的大腐败。媒体监督对官员是爱护。可以规定媒体监督的少数禁区,比如政治局成员以上官员的丑闻报道必须经过审批,其他的官员媒体可以没有禁区。
    
    西方媒体大多归民间所有,美国规定政党不得办报纸,美国也不允许各级政府办报纸,美国之音是仅有的政府媒体,但它只对外,不对内,美国人民无法接受到政府的"教育"。《纽约时报》曾经连载越南战争的文件,当时的尼克松总统起诉《纽约时报》泄露国家机密,但最后尼克松总统败诉。水门事件时,《华盛顿邮报》披露尼克松总统同伙窃听民主党总部,尼克松总统以吊销营业执照相威胁,也没能阻止《华盛顿邮报》的彻底调查,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美国历史上有"扒粪运动",新闻揭露丑恶,刨根追底,让政客们丑行曝光。日前,《华盛顿邮报》登出整版广告,悬赏 100万美元,征集华盛顿政客的性丑闻。有了这样的新闻监督,腐败难逃制裁。
    
    韩国自八十年代以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国家古代是中国的附庸国,可是现在文明程度大大超过中国。由于新闻监督,一年多韩国有三个总理副总理因丑闻下台。 副总理李基俊因涉嫌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浪费办公经费而辞职;副总理金秉准因担任大学教授期间论文一稿两投而辞职;在"三一"运动纪念日,总理李海瓒去打高尔夫球,被媒体揭发而辞职。
    
    英国3 名议员观光东京,多住了一夜,被媒体揭发, 3 名议员全部辞职。
    
    而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非常恐惧新闻监督,竭力钳制言论,如重庆彭水的短信讽刺腐败案,山西稷山县三名干部举报县委书记案,当地政府不是去查处有没有腐败,而是把发短信者、举报者抓起来。还有山东济南商场水灾案,网民"红钻帝国"因传播虚假消息被捕。 中国首个民间调解员被冠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而遭逮捕,我认为泄露国家机密罪只能应用于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老百姓怎么可能持有国家机密?地方政府的丑行也算国家机密?以后法律应规定,地方政府的一切都不属于国家机密。
    
    这些都是 非常危险的倾向,极其严重的事件,一些地方官员不择手段地钳制舆论,打的都是执法、维护社会稳定的旗号。
    
    我相信上述作为都是地方政府所为,肯定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愿。中央政府必须加强权威性,约束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
    
    在发达国家,对于官员、富商、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公民、网友、记者、报纸的报道失误也不被追究责任,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故意的、恶意的,而对老百姓、弱势者实行无罪推定。 2000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代表美国股民状告300家券商,由券商举证没有欺诈股民,由于举证困难,券商只好主动赔偿了股民30亿美元。
    
    在中国,实行民主选举太困难, 民主监督太困难,但媒体监督比较容易,只要减少新闻管制就行。
    
    二、群众监督。毛泽东说:只有人人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这句话是对的,尽管"文革是为了反腐败"之说我并不赞同。
    
    但反腐败也主要靠群众监督。比如中国应当允许财政公益诉讼,也就是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浪费公款的行为。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都有这样的制度,起诉者还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资金,作为奖励。东京都知事也就是日本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京地方法院判石原等 3人赔偿40万日元。
    
    还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鼓励举报的制度,如美国有举报人保护法、印度设有举报网站、英国实行匿名举报、"举报卡"制度。中国也应当出台举报人保护法,避免举报腐败者被迫害打击,如举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郭光允被劳教、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雇凶杀举报人,等等。反腐斗士杨剑昌,有人写了他的传记,经过层层审稿,删掉 1万多字,传记在一位老将军的干预下才得以出版,但不准在当地发行,杨剑昌住着70平米的房子,家里一贫如洗,儿子上学提心吊胆。这是昭示世人,大家都别学杨剑昌,反腐败成本何其大,风险何其大!大家可以学雷锋,毛泽东发起学雷锋运动是为了搞个人崇拜。但大家不可学杨剑昌,地方政府也抑制学反腐英雄的行为。反腐英雄甚至被"领导"污蔑为刁民。但在民主社会没有刁民,只有刁官,以刁民侮辱公民,正好说明他们是刁官。
    
    三、收入申报。收入申报和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治本之道。早在1766 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乃至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 1883 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美国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25万公职人员每年要公开申报财产,不报、漏报的将面临民事诉讼和罚款,谎报者将被提起刑事诉讼。 1989年美国参议院议长赖特因违反财产申报法而辞职。2004年布什申报收到的礼品价值2.4万美元,包括鱼杆、鱼饵、一件衬衫、三顶帽子。俄亥俄州长,因为 5千多美元礼物未申报,包括球赛门票、飞机票、没有付费的宴会而被起诉。
    
    韩国自1993年开始"阳光运动",金泳三总统率先公布个人财产,韩国国会通过了"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规定自总统以下 34000 多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韩国公民一生中的收支只用一个固定账号,一般交易刷卡,很少使用现金,帐户、财产由女方掌握。韩国男子一般不敢有婚外情,因为一旦离婚,全部财产将归女方。这个制度好,有利于家庭稳定。
    
    2003 年6月17 日,墨西哥《信息公开法》实施后的第7天,1万名公务员因为没有按照规定公布自己的财产而被停薪停职。
    
    俄罗斯联邦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财产,每年 4月1日前申报上个会计年度的收入和财产变化情况,申报的数据向社会公布,接受公民的监督和举报。
    
    印度也建立了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2007年5月16日总理辛格公布了个人财产情况。
    
    2007 年 3月 13日,越南总理阮晋勇签署颁布了财产申报的法令,所有国会代表与副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于9月起申报财产,公布他们的收入、 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以及其他个人财物。
    
    台湾地区早就实施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香港实行了公务员申报利益制度,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就因为买车时被指存在不当利益,招致媒体批评而辞职。
    
    大陆在财产申报方面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995年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1997年推出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1 年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未来,大陆如果能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公务员的财产实名、申报、公开、监督的制度,必将大力地推动中国的廉政建设。
    
    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依法向社会公布其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所拥有的现金、存款、证券、不动产、各种投资及其他资产,接受社会监督,是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的关键之举。一要建立财产实名登记制度,公民的所有财产包括存款、股票、房地产等都必须以真实姓名持有;二要建立财产年度申报制度,公民特别是官员每年都必须申报收入和财产;三要建立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不仅要申报财产,而且其财产状况要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开;四要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如果官员申报不实,公民可以举报,有关方面依法查处。
    
    以上三者——媒体监督、群众监督、收入申报并接受社会监督,其实都属于公民监督,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措施。
    
    其他的反腐败措施还有:
    
    四、人大监督。不能光靠行政监督自身的监督,过去中国强调的是自己监督自己,但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组织监督太短,纪委监督太晚",还是要重视立法机关的监督。人大应当掌管"钱袋子",财政预算决算、怎么花纳税人的钱都必须由人大决定,而不是官员说了算。为什么会出现"跑部钱进"的现象,各级政府都到部里要钱、拉关系,原因是中国的财政资金分散在各个部门里,由行政长官决定怎样开支,这也造成了公款吃喝、公款购买豪华汽车、公款旅游出国等浪费资金的现象。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美中市长对话,双方互邀访问,但美国市长说:他们的财政预算没有到中国访问的钱,所以无法去中国。但是中国市长马上答应:你来中国的钱全部由我方支付。这件事说明,中国官员具有对财政资金使用的任意决定权。而发达国家的资金使用要经过各级议会同意,还有一些国家有议会审查官、监察官、行政审查官等,没有他们的同意,行政官员的决策不受法律保护。
    
    中国要强化人大在审查财政预算、支出中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名副其实,不能是官员代表大会,大多是官员代表的话,当然无法掌管人民的钱袋子。人大代表还应当精简化、责任化、专职化、专业化,这样才有能力、有时间审查财政预算决算和支出。
    
    五、司法监督。司法要独立地运作,不受行政干扰。司法独立了,司法腐败更没人管了怎么办?还是要依靠公民监督、媒体监督。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敛财 8000万,他给私营企业发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40万一个,不买就"双规";他让法院一周内判决一个案子,法院没做到,他就把法院院长、两个副院长、一个庭长四个人"双规"了。这是典型监督部门自身腐败的案例,要靠组织监督、群众监督才能解决。
    
    中国的审计部门也应具有独立性,发达国家的审计部门要么隶属于议会,要么隶属于司法部门,没有隶属于行政部门的。中国的审计机构隶属于政府,审计局很难查处县长、县委书记。所以,中国的审计部门最好归属于人大。有人说,人大本身也不具有独立性,审计即使归于人大,也不会有大的改观。但我认为,首先体制上要顺,要符合世界潮流,然后去推动人大制度的改革,加强人大的独立监督的作用。
    
    还有,人民陪审员不能专家化,成为"准法官"。如果成为"准法官"了,必然看长官脸色行事,怎么保证司法公正、审判公正?所以,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陪审员必须随机抽取,封闭培训,一案一任。
    
    2007年中国开始"异地审判",这样有利于避免权力网的干扰,是一个进步。
    
    六、政府制度改革。必须做到职务消费规范化,职务消费应当网上公开,接受民众监督。
    
    目前,中国"三公"、"四公"消费严重,达到上万亿元,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40%以上。美国仅占 11%,欧洲 5~6%,日本3%不到,中国的比例是日本的10几倍。中国如果不能解决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那么中国永远不可能解决民生问题,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一个贫困县一年喝茅台酒要花5000万元,该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仅几千万,可茅台酒消费全国第一。广东吴川市教育局一年多吃喝掉 611万教育经费,而当地的小学破破烂烂。
    
    印度新闻自由、媒体私有、有7000份私人报纸、司法独立、鼓励公民举报,所以,他们没有公款吃喝的问题。北欧国家官员的吃喝菜单上网,接受民主监督,一高官因为吃饭多上了一道鹅肝而丢官。
    
    现在中国有所谓的"肥猪理论":官员们不要轻易换掉,养肥了,换掉了来了个新官,喂饱不容易。要让他们个个吃好喝足,全部患上糖尿病,然后你让他吃他都不吃了。据巴西的研究:不廉洁的官员 60%在研究期间患病死亡,廉洁官员仅 16%。中国民间也讽刺官员:职务不高血压高,会议不发言前列腺发炎,政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
    
    还有公款购车的问题:云南一个地区动用1.2亿购买豪华轿车,但老百姓十分贫困。许多地方养得起车但发不出工资,没听说穷的养不起车的。进行车改更腐败,官员每月增加几千元车费收入,还可再买新轿车,公车照坐。在发达国家,对公车控制十分严,如芬兰全国只有总统等 5个人配公车;韩国汉城市政府总共只有4辆公车;意大利一个城市的市长与夫人开公车到800公里外办了一件私事,回来后被判刑6个月;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当总理期间,周末他只能开着自己的破旧的大众牌汽车外出,而保镖却开着豪华的防弹车寸步不离;瑞典等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极其强调平等,连首相在家里也没有保镖、厨师、秘书,周末不得开公车。可是,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每年的交际费就 1亿多,他的车队由10辆奔驰组成。
    
    还有豪华办公楼的问题:现在全国各地都建豪华办公楼,郑州一个区建了"世界第一区政府",省级贫困县河北省曲阳县国土局盖了三处办公楼区。 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总部却仅有 2层小楼,11名工作人员。
    
    中国一些地方还用公款建私宅,如沈阳客运集团前总经理夏任凡动用公款 2000万建私人庄园;国家级贫困县准格尔旗政府为旗领导建了 9幢别墅;河南濮阳县领导及各局委用公款建豪宅,最大一套房子的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
    
    沈阳中院花巨资建好了大楼,却迟迟不肯搬进,请风水师择吉日才搬进;深圳中院也请来风水师。一些官员如同封建时代的父母官,"不问苍生问鬼神"。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都拒绝入住超豪华套房,只入住几十平米的普通住房。可是,中国的一位国企部级官员仅每天午休就要入住价格高达 6万元一天的总统套房,还要更换他喜欢的家具、床上用品乃至抽水马桶。
    
    不仅"三公"、"四公"腐败,还有庞大机构的腐败,如某县工商局竟然有千名职工,襄樊市一个区的动物检疫站就有320 人。江西奉新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全县30 多科局级干部的配偶、子女统一安排到县直单位上班,人员不上编制,但吃财政饭。
    
    目前各地政府驻京办就有1万家,他们的公务就是拉关系、送礼、送钱、陪领导,可以说,他们都是腐败之窝。还有驻沪办、驻港办等。
    
    一些地方政府善于作秀。如四川万源市是国家级贫困县,负债7亿3 千万,但却以一年财政收入近一半的巨资邀请歌星们举办演唱会。
    
    西方公务员制度是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西方低级别的事务官几乎是铁饭碗,可高级别的政务官却是临时工,随时可能下台,下台后就失去了一切官场待遇,包括薪水。新加坡的官员由独立的管理委员会考核、任命。中国的官员由上级任命,必然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所谓的市里领导是跑出来的,县里领导是送出来的。现在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几乎公开化、合法化,有的人贷款买官。所以,中国的人事制度应当透明化、民主化,任命官员之前应当过民意关,凡是民意支持率不到 50%的,就不允许任命。
    
    中国目前还是官本位的特权制度,如果享受某某级别待遇,他就有配备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勤务、保姆、专车、住房、高级医疗等特权。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全国党政干部 200万人长期请病假,其中40 万人长期占据干部病房,一年开支500亿。中国卫生经费仅占GDP的2.7%,美国占GDP的 13.7%,就这么一点钱,中国80% 的卫生经费还被各级干部所使用。
    
    七、经济体制改革。反腐败还必须继续经济体制改革,改变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现状。目前,行政垄断造成的租金和利益是最大的腐败。现在官僚利益集团、资本利益集团、学者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损害民众的利益,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官僚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又可分为部门利益集团,如电信电力石油石化农资烟草,地方利益集团,如陈良宇等。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权力剥削,马克思只注意到资本剥削,没有注意到集权所造成的权力剥削反而更加野蛮、残酷、落后。资本剥削发生在初次分配,权力剥削发生在二次分配;资本剥削同时创造财富,权力剥削只是掠夺财富。
    
    中国的企业行贿排名全球第二;政府投资的失误率达到30%;国企改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国 3200多亿万富翁中90%以上是高干子弟,达 2900多人;目前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的5~10倍;中国网通山东省分公司职工的月均工资基数为2.13万元,月人均缴存住房公积金 6389元,职工的实际年收入高达 30万元!可石油、电力、电信、烟草、农资、银行等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1/10~1/100;国家电力公司开会,每人每天花8千元。
    
    改变权力市场经济的措施有:
    
    反垄断,分拆垄断企业。改变垄断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以及部门立法、利益集团立法、立法扩权、立法侵权、立法违宪的状况。
    
    减少管制,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制定《行政许可法》实施细则。规范集中采购、招标投标制度。目前中国只有10% 的政府采购进行了招投标,而且为了规范招投标,必须建立独立的监控小组。
    
    八、加强法治建设。中国必须改变法律是权力的奴仆的状况。改变一些地方突破法律、抓大放小的行为,有的地方将刑法中5000 元的起刑上升为5万、 10万元;据最高检通报:全国的渎职犯罪免刑缓刑率高达95.6%。黑龙江绥化市马德案涉及官员265人,涉及部门一把手50多,为了避免政府瘫痪,于是抓大放小,不追究一些贪官的刑事责任。
    
    中国要修改刑法,与国际接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定义腐败为"不正当好处",所以,贿赂不仅为财物,应为"好处",免费的宴请、服务等都应算作腐败。按照这样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腐败人数还要翻番。
    
    美国农业部长因为接受价值64美元、100美元、 510美元的门票、飞机票而下台;俄亥俄州长塔夫脱因为 5800美元而被起诉,包括高尔夫、曲棍球门票和免费的宴会。
    
    中国刑法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才算贿赂。那么,为了正当利益如为获低保,就可行贿受贿?
    
    刑法还应加大对渎职、单位犯罪、行贿的处罚力度。对于不明来源财产,按照国际惯例,应认定为受贿金额。目前一些贪官的不明来源财产是认定的受贿金额的 5~10倍,不明来源财产最高只判5 年刑,于是鼓励了一些贪官"失忆",一些办案人员被人打了招呼,不深入调查。中国应当学习发达国家实行腐败推定原则,对官员、公职人员、富翁、公司等强势阶层都实行有罪推定。
    
    中国还要改变犯罪成本低的问题。上市企业 杭萧钢构通过发布虚假消息,违规获利76亿,董事长获利 28亿,可罚款只有20万元,我们的制度是鼓励欺诈的制度,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而发达国家对违法的处罚极其严厉。美国一家三口开着通用公司的汽车出了车祸,女儿受伤,通用公司因为无视设计缺陷可能给消费者造成的危害,被美国加洲法院裁定属于道德问题,惩罚性赔偿 43亿美元。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首的安达信公司,因为做假账主动赔偿 20亿美元还不够,最终被美国司法部逼迫破产。
    
    九、打击商业贿赂和贪官外逃。据报道,一般工程的回扣率高达5~10%,襄樊市政府门前 400米路花了400万,每米 1万;路灯在一般市场上买3000元一个,可是政府采购花了15000元一个;一些招投标也是假的,招标公司给官员20~40%的回扣。企业陪标,以低价中标然后高价签合同,评标委不是随机抽取的专家而多为采购方代表,采购办公室自收自支,回扣腐败合法化。
    
    发达国家的一切采购都须经议会同意,然后公开招投标,网上公布违规违法的黑名单。
    
    中国还应打击"期权腐败"、儿女"代理腐败"。打击洗钱活动,中国每年洗出去的黑钱高达3千亿元;贪官外逃达 4000多人,携带出去 500亿美元。
    
    打击贪官外逃,一要加强护照和出入境管理,为什么假身份证也能办护照?为什么有的人拥有十几本几十本护照?陈良宇拥有27 本真名和化名的护照;二要加强金融和财产监控,对于大额交易与财产转移实施实时监控,实行财产实名、财产申报、财产稽查的制度;三要建立黑名单制度,重点监控那些多次出国、妻子儿女已经在国外的官员。
    
    十、改良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人治文化、人情文化、官本位文化、特权文化、贪渎文化、谋略文化、无规则文化,人们热衷于走捷径、走后门、拉关系、玩手腕、请客送礼,腐败生活化了,腐败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由于竞争激烈,守规则往往成本高,不守规则成本低;历代统治者不怕贪,只怕反;低薪养贪以便控制;专制社会淘汰清官,有民谣说:"人家捞,你不捞,老婆说你是草包;人家赌,你不赌,背后说你二百五;人家嫖,你不嫖,大家一起造你谣"。
    
    光靠道德纯洁运动是无法改变腐败生活化的状况的,如果没有民主法治,道德运动只能强化官员的做秀作假心态,加速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老百姓顺口溜说:"'三讲'会上说假话,'三讲'过后胆更大";"工人在下岗,农民在上访,腐败分子在'三讲'"。
    
    腐败分子连悔过书都是假的。安徽省能源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受贿受审,他在法庭上含泪念完了悔过书,后者记者发现悔过书是抄袭的。
    
    总之,中国的反腐败不是没有希望的。民主监督太难,但媒体监督、群众监督、财政监督比较容易做到。中国应当制定 廉政指标体系,包括:行贿受贿指标、经济违规违法指标、职务消费指标、预算与监督指标、举报与处理指标、集中采购指标、招标投标指标、不正之风指标、政务公开度、收入公开度、群众满意度等,而各 " 指标" 、" 度 " 又由被查处的案件数量、涉及人数、涉及金额、群众打分等决定。廉政指标体系应当既体现" 治标 " 又体现" 治本" ,既重视组织、制度的作用又重视作风、民意的重要性,既反映收钱收物的 " 硬腐败" 又反映接受好处、服务、拉关系、走后门、 " 三公消费" 的" 软腐败 " 。建议国家把廉政指标体系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
    
    2007-9-11
    
    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之二
    
     户籍制度的存废之争(略)
    
    2007-9-12
    
    (胡星斗民生经济学、中国问题学网站: http://www.huxingdou.com.cn。)
    
    ……………………
    
    嘻嘻。
    
    胡星斗可算是射猎广泛。
    
    这个演讲当中,有些内容是不全面的。
    
    比如,北京有全国各地驻京办1万多个,他们丫的工作内容并不止是请客送礼,还有个重要内容,那就是截访,就是把各自地区到京上访人员劫持,遣送会原籍。这也是为什么各个驻京办都长年累月停放着警车的缘故。
    
    比如,官员任命制度,这本身就是个非常狼心狗肺的制度。
    
    现如今,咱们的父母官,哪个是咱们选出来的?安徽的郭金龙取代王岐山,到北京市来当市长,北京人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对北京了解多少?官员任命制度,使得官员只向上级权力负责,而根本不对本地国民负责。想想看,当初王岐山因为非典孟学农去职、刘淇市委书记,而紧急从海南调任进京,对海南和北京纳税人能够负什么责任?现在,又蔫不出溜离任,换了个连模样都不清楚的安徽省委书记来取代,这种走马灯似的官员任命,能够让各地国民获得踏实的荣辱与共?能够指望地方父母官为本地人们的福利而鞠躬尽瘁?做梦去吧。
    
    今天的媒体上,恬不知耻地为卫留成溜须拍马,可人家是从中海油董事长的职位上到海南省做官员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与委府领导人的互换,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对各地委府,都是个太大的祸害了吧。
    
    薄熙来从商务部长的位子上,到重庆市任市委书记,对商务部和重庆市,意味着什么?
    
    全世界有哪个地方能够像咱与时俱进的中国这样,地方官员不是地方居民选举出来,而是由最高行政权力当局任命的?基层选举花拳绣腿走过场,为什么?上行下效嘛。
    
    虽然说,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要义,但是没有了选举,民主就是扯淡,这应该没有什么歧义吧?
    
    所以嘛,什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说说而已,不足信,逗你玩儿哪。
    
    而胡星斗对于反腐败的梦想(他还有专题讨论过梦想,套用马丁路德金的路数,呼吁建立没有歧视的中国,我将另行讨论这个话题),那也只不过是秀才造反,坐而论道罢了。
    
    胡星斗七七八八的建议书可是不少了。光是他发给我的,咱掰着手指头,不够用再加上脚趾头,数数也得超过30个了。也就是说,胡星斗可以算作建议书制造专业户了。可是,有哪个被采纳了?
    
    现如今的衙门,哪儿是从善如流啊。人家陈希同在法庭上不是说了嘛,不反腐败亡国,而反腐败就必定亡党。
    
    亡党与亡国,选择哪一个?
    
    现实告诉咱们,权力部门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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