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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漫漫自由路——台湾民主化和俄罗斯及东欧的民主转型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2日 转载)
     主讲人:张博树
    2007年9月14日于北京万圣书园
     我个人不是研究这个题目的,但是我为什么对这两个转型感兴趣呢,这里面有一个心路历程。我最近十几年做一个题目,中国在过去的100年里,转型为什么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经历那么多坎坷?我国从1840年开始一个近现代转型过程,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摆脱专职统治而走向近现代民主的历史,其过程波澜壮阔,好几代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甚至是生命,但是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当然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其中民国这个阶段就有几个政府在不同时期主持这个事情,如北洋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1949年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也在搞这个事情,也想在中国推进民主,可是后来发生了变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后来经过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和89年的六四风波,一直到九十年代。 (博讯 boxun.com)

    中国在近现代化的进程中做了很多摸索,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到今天为止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建设民主宪政的门槛还没有迈过去。我们都在为这个而努力,尤其在座的律师界的朋友们,站在中国法制民主和公民维权建设的前沿上。大家有个共同的感觉,不管是公民维权的困难,还是新闻媒体的开放自由程度都还是不够的。有些话想说没地方说,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的趋势,尽管政府和中央很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推出的举措似乎作用很小。问题在哪里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纠其根源就在我国的体制上。那么体制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么形成的呢?用哲学的语言说,就是形成的过程和历史的可理解性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仅仅反思过去还是不够的,除了对历史反思,还要向前看,做个建设性的决定。考虑未来中国宪政民主的建设道路怎么走下去,更多是操作层面的事情,这是我近一年思考中国未来宪政民主进程的可行性,及操作层面可以做什么,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利和有利的因素,作一个相对系统的思考。我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中国宪政改革的报告》从背景、目标、实施步骤及约束的几个方面阐述。在网上有,大家可以看看。
    宪政改革的话题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换个角度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建设符合现代文明法治的社会,应该是理性、和平、渐进的过程。在19世纪和20世纪,改朝换帝的过程是采用暴力方式的,其中引发了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和平、理性、渐进的谈判协商方式推进民主转型更为可取。我的考虑是中国这种现状适用此方式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不管当权者或者是在野人士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推进民主进程,需要考察,我们从参考物中做个对比,故而集中在俄罗斯、东欧和台湾地区。俄罗斯也就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原来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上曾经是一样的,同样的体制,在90年代初至今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基本完成了宪政民主的转型。这对我国的意义很大,他们怎么完成这一历程,值得我国借鉴和研究。
    由于某种原因在学术界研究是不够的,出现了很多问题,主流学者从中主要是汲取教训,用教训来评价其变革,基本上是给否定了。“物价飞涨”“叶利钦独裁”“寡头兴起”等等现象,给我们读者直觉上造成了一种误解,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宪政改革中分析经验。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有什么正面积极的价值。还有一个是台湾,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启示。我们和台湾毕竟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一般人也包括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搞民主比较难,说中华民族有专制传统,说我们国民素质不成熟,中国到底能不能搞民主,很多人是有疑虑的,但是现在台湾提供了一个例子,过去国民党是专制的,从1987年解除《戒严令》至今20年的时间完成了宪政民主的转型,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下面我们来分析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过去东欧包括的国家有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二战结束时形成的区域性集团,苏联红军解放的地方形成社会主义国家。今天我们以俄罗斯为主,讨论一下。前苏联1917年建立,在制度背景上和我国有三十年的时间差,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发生在1949年,相差32年,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有差别的,俄十月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准备活动是没有经过长期、公开地武装斗争,俄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成立,到1917年在这十几年里基本是地下斗争,列宁办的《火星报》是在欧洲进行的,通过一些地下秘密组织开展活动。其中有一段时间这个党派还合法化了。大家注意十月革命前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革命,要求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只隔半年时间,列宁从芬兰回国后就夺取政权了。整个过程相对比较短暂,而我们国家就不一样了,共产党于1912年成立,1927年公开对抗国民党,一直在激烈地冲突。中国共产党施行农村包围城市政策,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培养自己的干部,培植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的认同,在民族认同的合法性上看,中国共产党要比俄共产党艰难。俄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镇压和驱逐。1918年俄搞了一个立宪会议,其中一个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多于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列宁由此而取消立宪会议,当时公民上街游行示威,政府就开枪镇压了。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第二个方面呢,苏联的第一次改革时间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继任后发表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行,这和中国文革后的1978、79年改革近似,两国又是相差30年差距,对苏联是斯大利体制,对中国是毛泽东体制。我在做一个比较,赫鲁晓夫后的继任者是波列日涅夫,在1965年至1982年在他的领导期间,称为“停滞时期”。同中国做对比,是中国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进行改革,把苏联推向立宪改革的进程。这就是苏联的改革—反改革—再改革的历史进程,从中可以看出和中国对比的地方。尽管中国和俄有三十年的差距,但其中也有很多插曲。作家巴托夫写了一本《苏联内幕》的书中讲到了一个历史事件,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两方争论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九评在人民日报全面登载,当时在苏联内部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中国反而帮助改革派改善了被动的处境。
    东欧的几个国家可以分成两组,一个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点在历史上从权利制衡的角度讲都是民主政治。第二点呢,在二战结束后本来建立的是议会民主制,到47年,因为南斯拉夫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问题激化,斯大利成立一个共产情报局,把所有的东欧国家都绑在了苏联的战场上,强迫以上三个国家建立了一党制。这三个国家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产生了力主改革的党的高层领导人。比较著名的匈牙利事件伊姆雷总理,后来被枪毙。1968年布拉格之春,领导者布鲁杰克也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的共同纲领,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最后遭到以苏联为首的反对,给镇压下去。在这几个国家都产生了力主改革的领导人,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一个特点是这三个国家的民间反对派力量一直比较活跃,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比如波兰工会80年开始,匈牙利有个事件,有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当时匈牙利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不满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加入组织,反对苏联这套体制。另外几个国家比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都是历史上制比较浓重的国家,而且都是农民国家,基本很快都走向个人独裁。阿尔巴尼亚国家面积很小,只有200万人,领导人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除了中国基本谁都反对。中苏论战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比较孤立的,真正的盟友只有阿尔巴尼亚。当然中国是耗费了巨资来支持阿尔巴尼亚。89年到90年代初,匈牙利、捷克、波兰三个国家率先完成了民主转型。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了,原因是他反对罗马尼亚的民主改革,结果反戈,仓皇出逃时被民兵抓获,三天后被枪毙了。另外一个就是东德和西德的统一,推倒柏林墙,场面很壮观。
    现在归纳一下,苏联在85年后,转型虽然经历很多困难,但用和平、理性、渐进的词汇来形容民主转型还是很恰当的,基本上没有爆发大规模地骚乱和大冲突,在东欧,匈牙利和波兰是反对派和官方进行了几次谈判,民间在给些压力促使当权者内部产生分化,其内部主张改革的人士引领潮流和民间形成纵向互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则比较守旧,对改革抱有一种严厉的态度,但捷克反对派著名人士哈维尔和大学生们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最后迫使当权者妥协。
    俄罗斯情况比较复杂,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力主民主改革,还有叶利钦,俄共产党发挥了很多的历史主动性作用。所谓公开性,放开报刊的言论自由,公民对党和政府可以提出批评。允许公民自由结社,对国家发生的重大的公益性事件可以发表意见。1989年,对原来的议会即立法机构做了很大的调整,把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改成人民代表大会制,5月29日,新的人代会开幕。代表是经过自由竞选选举的,不再由内部商定。
    六七十年代反对派著名人士进入人代会,包括最著名的萨尔福。第一次人代会开的非常成功,接着是对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向多党制过渡。叶利钦则走的更远,更彻底。苏联是多民族国家,以前被强行并入苏联版图的纷纷提出独立,特别是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全民表决要退出苏联。90年后,苏联重新谈判商量这个联盟还要不要,这就叫奥加洛谈判。
    这个谈判还是谈出了一些结果的,可惜的是联盟条约即将签字时,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一个事件,保守党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成立了一个叫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改革是错误的。3天后,政变流产。原因有两点:一是政府部分官员不赞成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二是苏联军队没有给与支持。随后乌克兰提出退出苏联。1991年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总体来讲俄罗斯还是在向前走的,努力完成立宪民主的转型。当然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包括90年代经济滑坡,那是计划经济下造成的一个积累。俄罗斯就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横向权力建构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纵向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现在看,也不能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比如说俄罗斯总统制,叶利钦从91年到99年做了十年总统,权力比较大。另外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怎么样实现合理制衡还是有问题的。但总统起码是民选的,媒体是可以公开批评总统和政府的,公民社会的建设和传媒自由基本上还是好的。《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写了《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就引用了大量的材料,说明媒体是怎么样批评普京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本书。
    俄罗斯的民营大资本产生影响以后,出现了一种现象,民营资本控制媒体,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媒体出现垄断言论的趋势,造成和官方同样垄断的效果,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下面我来和大家探讨一下台湾问题:
    台湾作为民主转型一个案例对大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它的问题和俄罗斯和东欧有一点是不同的。东欧前提社会制度背景和中国是一样的,而台湾不一样。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建立一党制度,和大陆不一样的。简言之就是戒严体制和行宪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孙中山先生开始建国理想和治国理念是三民主义国家,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三个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权是使老百姓获得公民的权利,民生就是解决老百姓生计问题。孙中山先生在世时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略,建国分三期,第一步是军政,在军队的帮助下建立政权。第二步是训政,国民党教导老百姓怎么行使自己的权利。第三步是宪政,目标是实现宪政的。而共产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宪政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民主那一套。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制度上有过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是北洋政府,1913—1929年,发生军阀混战,张勋复辟等历史事件,1923年制定了一部宪法,1928年经过北伐战争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制宪,到1936年提出“五五宪草”,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内战问题没有召开制宪大会。在八年抗战过程中,在大后方(云南、广西、重庆)有两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国民党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公布国民党在训政时期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利,实际上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法律上的依据。抗战胜利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有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人士参加,拟定了一个宪草,强迫实行多党制、议会政策。1946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1947年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实质就是戡共产党的乱,赋予总统一些临时权力,直至李登辉当总统后才被废除。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和大陆对峙,情况很严峻,当时制定了一部《戒严法》,把宪法赋予人民的公民权利做了很多限定,言论、集会、结社都不自由了。但在形势上还是多党制,一个民主党,一个青年党。这是五十年代台湾的框架。台湾的民主转型就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开始的,和大陆作对比,区别如下:第一,行宪框架表明台湾承认宪政是建设国家的目标,认同西方的价值体系。第二,台湾治国,党政合一的模式只是在中央层面存在,在地方上国民党对地方行政机构干预权是很小的,而且在国民党制度的设计上有意的把两个权力区分开,国内的学者把这个现象称为“弱势独裁”。第三,台湾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态度还是认真地,开放地方选举,按照现代民主社会一般原则来进行,做到自由竞选。在五十年代上半页时,村镇级行政长官就是公民选举产生的,54年县市级行政长官基本实现公民选举产生。另外在行宪框架的背景下,台湾政府控制言论不是很严厉的,五十年代,有一个《自由中国》的刊物,真正的操作者是黎振先生,开始是以反共抗俄为主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后来网络自由派分子,严厉且苛刻的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一些做法,发表了大量的反动言论。办至60年,因为黎振先生要组建反对党,被政府当局查封了。
    台湾民主化掌握几个要点,总的原则是和平、理性、渐进的民主转型的过程。其中有两方面的努力,一个是民间力量,一个是官方。民间势力是由台湾自由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及其他民主人士构成,他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渠道是自由办刊,有个重要刊物就是《美丽岛》杂志,主要特点就是集合了当时著名的反对派人士达80多人。1979年爆发了美丽岛事件,组织群众集会,纪念世界人权日,遭到警察局的镇压,把美丽岛办刊的八个头面人物抓起来,公开审判,由15人组成了律师团,有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等律师为其辩护。当时由于媒体大量的客观报道,导致此案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从而扭转局面。第二个渠道是利用地方自治,开放选举,培养党外力量的成长,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力量。1986年形成了正式的宪政制度,即现今的民进党。当时反对派面对是国民党强权,一是专制政府,二是外来政权。1971年中国大陆获得联合国席位,1979年中美建交,台湾政府岌岌可危,反对派认为政府无能。民进党作为政府反对派,其成长过程、历史、经验对于大陆以后推进宪政民主事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国民党当权者蒋经国先生最终促成了台湾民主转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综上所述,台湾和俄罗斯及其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大体是经历了一个和平、理性、渐进的过程,值得我们国家参考和借鉴。谢谢大家。
    
    范亚峰:第一个问题,请简单阐述一下建设性反对派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苏东模式和台湾模式哪一个对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影响更大?为什么?
    张答:你的这两个问题都很尖锐,对于建设性反对派,我们华人圈比较典型激进的就是海外媒体。要完善我们中国的政党政治,采用极端方式我认为此种方式不可取。我的基本理解是对于建设性反对派对转型过程应本着和平、理性、渐进的态度。官方和民间要合作,协商,沟通,妥协,要有一个过程。民间的态度是反对现在的体制的,但不要用极端的,激烈的方式来对待。在维权的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问题上,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比如,在座的律师在公民维权里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的事情到了政府那里就是说不清,他认为你给我提意见就是反对我。从政治思维逻辑上讲,当然是非常陈旧的思维。政府把政府和人民看成内部矛盾,把敌我之分当作衡量各种各样事物的标准。这也体现在我们执政者在各个层面上经常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建国以来,一直用阶级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后来逐渐形成现在的敌对势力。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对于建设性反对派会把所有事情都政治化、敌对化。我们从两个意义来分析,一个前提是我们希望并承认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在执政者之中,能够产生一个能在宪政民主这个大的方面和民间反对人士能够有认同,扭转过去陈旧的、专制的思维模式,愿意向前推进。在地方出现也好,在中央出现则更好,就有可能接纳建设反对派提出的方式,给官方施加压力,在政府可以考虑的范围内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当然这是个理想。假如这个前提做不到,那么建设性反对派有没有存在的可能呢?从这样一层意义上我们的态度和海外一些人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我的主张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问题很复杂,很艰难,很漫长,我希望通过一些对话给执政者一些压力,促使当权者在这个问题上逐步认识。
    关于宪政转型模式,像苏东和台湾,他们二者虽然有些区别,但总体来讲,还都是理性的,上下结合的。现代学者用“维权主义”来定义台湾的民主转型。菲律宾就是典型在危机状态下发生的,暴乱,马克思仓皇出逃。韩国转型和台湾类似,一个是来自民间的压力,一个是执政者自身发生变化,他的过程也是协商型,而不是危机压迫型。从大的方面看,我们都希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理性的上下结合的模式。所以无论是苏东模式还是台湾模式都值得我们中国借鉴。其实俄罗斯和东欧还是有区别的,至于哪个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更有借鉴意义,我认为俄罗斯对我国的参照的东西更多。台湾和我们大陆同祖同根,原来也是党制社会,但其面临的复杂程度比起大陆就差远了,李登辉也承认,他写了一本书,谈大陆未来的民主转型面临的挑战。另外国民党的执政理念和行宪框架为他的民主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大陆到今天为止仍然不具备。台湾和俄罗斯对我们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我认为俄罗斯则更多些,俄罗斯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是有传统的,他幅员辽阔,多民族,情况复杂,社会主义政权70多年,从这些历史背景看,俄罗斯对我国的参考价值更大。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相对的和平理性地实现民主转型,是很了不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比我们更艰难的是前苏联本来就是拼凑型的,那在他实现公开化后,他的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凸现出来,这对他改革过程中施加了重大的压力。叶利钦不得不对人代会里面的保守派做出一些妥协,对地方实力派也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说明俄罗斯比我们今天面临的更加复杂,而我国也存在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只要当政者和民间反对人士在适宜的条件下用合理的、理性的方式形成一种互动的局面,在今后的演变过程中,俄罗斯在过去近二十年积累的经验和努力对我们还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目前对我们来讲,最困难的事我们连最基本的方面都不具备,而且从民间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也有所认识。十七大以后的状况怎么样,大家都在观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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