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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我见/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29日 转载)
    本文不是要参与刘自立和王年一关于“文革二次发动”的争论,但是 这样的争论引起了我对此问题的兴趣,使我意识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 上,应该有自己一个明确的态度。

    就学术意义讲,“文革二次发动论”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文革”是 什么?或者什么是“文革”?不确定这一点,而争论,那就没有什么 意义了。

     关于“文革”是什么的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1982)》的作者们告诉我们: (博讯 boxun.com)

      “到目前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当作一个简便的标签用来描述   从1966开始的这一时期,但还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作进一步探   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我赞成上述作者们的话,不是因为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而 是他们所说之“文革”问题很富有远见性,在过去了20年后,他们所 说的上述情况没有多少改变,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认识还没有走出 “看标签”的阶段。

    如上述作者们所言,如果中国人给“1966年”到1982年“这一时期” 中的事件贴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标签”,那么认识“标签”下 的东西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其中的内容有没有相互冲突的?就是我 们研究的基点。本着这样的思路,我在此前发表的有关1966年中国大 事变的论文中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至少三个版本的 “文革”:

    1、毛泽东的“革命版”“文革”; 2、刘国凯等人所主张的“民主版”“文革”; 3、王玉琴所主张的“害人版”“文革”。

    弄清楚了上面的各个版本的“文革”后,然后我们再分析“文革二次 发动论”就可以知道它所指的是那一个“版本”的“文革”。

    我的见解是:“版本一”是“绝版”“文革”。《现代汉语词典》对 “绝版”一词的解释是:“书籍毁版不再印行”。“绝版”“文革” 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死亡实际意味着“革命版”“文革”的“毁 版”,因此,我们把“文革”当成毛的“书籍”,它就“不再印行” 了。看不到这一点,认为中国还可以出第二毛泽东,他可以发动“第 二次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幼稚的。

    毛泽东虽然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现代人,但他却是一个古典式的传统 “革命家”。所以,在他死后,这样的人就在中国就“绝迹”了。原 因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后革命时期”,而这个时期是 不可能产生出“前革命时代”的人物的。41年前毛泽东的“革命版” “文革”其所以发生超越中国的影响,形成了如美国《六十年代》一 书的作者弗.詹姆逊所说的“6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 全世界的时代”,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毛“革命家”的特殊经历,和他 以现代政治运动方式寻求着对“传统革命”的特殊超越。而这样的特 殊经历和特殊运动是寓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中的,不 是一个无条件就可以产生出的东西。就此而言,如果有人说中国会出 “第二个毛泽东”那无异是痴人说梦。

    在20世纪世界上那些当权的共产党革命家中,毛是特殊的一个,他对 共产党“革命”的思考和“探索”超越出了共产党的利益圈子,是唯 一的一个人把共产党当权派在“理论”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的“革命对象”的人,因此,他的思想已经不是“党”的,是“个 人”的,而“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初就已经开始由“党”的运 动向毛泽东“个人”运动转化……,到8月初,转化完成。

    作为毛泽东“个人”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运动过程中它表 现为一个排斥共产党领导的过程,这和66人民运动要求政治解放而全 面打倒共产党当权派的过程恰恰是一致的。因此,谈论“文革二次发 动论”的人,如果连“文革”“发动”时期的这一点都弄不清楚,那 不是太糊涂了吗?在毛泽东死亡之后,中国共产党那么多的实权派、 当权派人物哪一个敢这样的谈论问题呢?1966年之后,毛泽东反复谈 论的问题是:“官僚主义横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中国”、 “人民受压”、“小官不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对反动 派造反有理”,“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资产阶级就 在共产党内”等等……,试看一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谈什 么呢?这三位人物都已经把自己的屁股放到了毛所坐过的交椅上,但 是,谁不封杀毛的上述话语呢?

    我的结论是:在毛的“接班人”中,中国共产党内连半个想要“接” 毛的“革命班”的人都没有了,“革命”的“脉气”在华国锋下台时 就已经“断”了,“接班人”们所“接”的都是毛的“权力”的 “班”,并且在“接”的过程中都“卸载”了毛的“革命”内容,把 毛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权力“标签”。事实上,毛却是一个在权力的奴 役中无望而又固执地“探索”着如何“解放”“无产阶级”、如何进 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

    1966年的毛,把中国共产党1949~1966年“17年”专政的历史批之为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史”,这样的行为就是他──这个中国专制 的代表人物──其所以和人民政治解放运动“挂”上了“钩”的最主 要原因。人民解放运动需要“理论”,毛泽东的运动需要“人民”, 于是,就达成了1966年毛泽东“个人”和“人民”的一笔政治交易, 至于如何评价此次交易,不在本文议论之中,本文只是强调没有毛泽 东在共产党之外、并且“踢开”共产党现有组织而去直接寻求人民的 支持就不会有毛的“革命版”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仅就这 一点而言,现在哪个共产党的当权派敢舍过共产党去直接寻找人民的 支持而搞政治运动呢?1989年的赵紫阳,虽然那样的得人心,但他也 不敢直接寻找人民的支持啊!

    现在的中国当权派非但不敢在共产党外去寻求人民运动,恰恰相反, 他们对于共产党之外可能存在和可能发生的任何人民运动、民间运动 都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这也是毛泽东“革命版”“文革”“绝 版”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共产党“毁”了毛的“版”。

    议论至此,我的结论是:中国其所以不会有毛泽东“革命版”的“文 化大革命”的发生,有两点值得注意:没有了想“革命”的毛泽东; 也没有了相信毛泽东“革命可以成功”的与中国人口数字基本等同的 人民,因此,我假设即使在今天产生毛泽东,他也会因为找不到如 “文革”时期的支持者而干死,更不用说,光有一个毛泽东还不济 事,还得有一个象林彪那样的“亲密战友”,有一位象江青那样“革 命内助”,有一个可以在混乱中施行管理的周恩来总理啊!以上这些 人物都奏齐了,你才可以想象毛的“文革二次发动”的问题。

    我又认为,如果说“文革”这样的“标签”曾经“贴”在了1966年出 现的如下的事件上:人民合法地“炮打”共产党政府,人民合法地结 成政治社团,并且在人民自治社团内部所发生的观点冲突和观点斗争 形成了政治上的人维护各自观点的合法权力,使铁板一块的一元政治 分化成为二元、多元政治,那么,这样的“文革”一定要要发生“第 二次”,则是“天意”中的事情,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在有压迫的地方,就存在着造反、存在着要求解放的斗争。在专制的 社会中,就必然会存在着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别说在目前中国这 个专制的社会中“文革二次发动”具有必然性,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民 主和自由的社会中,也还是存在着使民主深入发展所需要的人民政治 运动。这样运动在外观上和“文革”相似,也许不完全是一种意外的 现象。

    我的看法是这样,中国人没有必要害怕中国会发生第二次毛泽东“革 命版”的“文革”。道理非常简单:1966年中国人民没有民主和自由 的“正面观念”,因此,导致人民政治解放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 国人民普遍立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正面教育”之中,所以,当运动 的民主和自由性质附在一个“我”字上而全面地激活了民主革命过程 中一直被压抑着的人的“自我”之时,民主和自由的意义就从人的 “生命”中给“流淌”出来了。如果说毛对“流淌”做了“疏导”性 质的工作的话,那么,对毛的“工作”的“宗教化”的看法在没有最 后地被解除时人们就视运动为毛泽东个人的。可见,在这里,是对问 题认识的错觉左右了人们,而不是问题原本就是如此。

    最后,我得再谈一下王玉琴博士所建立的“害人版”“文革”。在此 前写作的有关文章中,我曾经说到,我并不刻意反对王博士对“文革 研究”所作的工作,非但不反对,我把自己写作于1986年《对一个伟 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书稿中所记录 的我在1966年目睹的“害人”事件可以当成“素材”提供给她。因 此,对于王博士的努力从来都没有非议过。但是,这一切不足以说明 “文革”的“害人版本”可以单独地存在。我认为“害人”的运动事 实上是66人民大政治解放运动发生的“前奏”,是赤裸裸的“害人” 运动(那时叫“人人上楼,个个洗手、洗澡”)把“七亿中国人民” 被迫到了不反抗、不斗争就不能存活的地步(这在理论上减轻了毛的 “发动”价值)。因此,它是“解放版”“文革”中的最先的一页, 缺乏可以单独构成一个“版本”所需要的条件和要素。因此,看不见 “文革”时期的人的普遍“解放”一事,而只盯住运动初期人受到 “迫害”的那“一时刻”,并且依据这“一时刻”中的事件为1966年 政治运动定性,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在“文革”发生的那个年代,“17年”来一贯的共产党教育和政治灌 输在人民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社会上存在着一批阻碍社会 前进和社会发展的“人群”,只要把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了,社会就会 前进,就会发展。这些人群在1966年前后是被称为“地、富、反、 坏、右”的“五类分子”。其实,他们是社会上可怜的人或无辜的 人。因此,我们把此情形看成是导致1966年“害人”的运动发生的 “社会土壤”就切合实际。可是,在此种“土壤”已经“风化、消 失”后,我们还谈论它之上的事物的“重生”,就是不识时务的人。

    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人,你就不难发现上述现象其实结束于1966年的 人民大造反全面展开之际。那时,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一种理论上的 宣布,认为“革命”不应该“整”这些没钱没势的、已经被打入“十 八层地狱”的人(这些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说的“过街老鼠”了, 见了人躲避犹恐不及,何谈“危害社会”),但是,运动“深入发 展”的要求是反对一大批手里握着生杀大权的第六类人:共产党内的 当权派。这些人才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的人。他们和“五类分子”的“小老鼠”比较起来,就是 “大老虎”,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打老虎”而“不打老鼠”的 运动。诸位:这样的事情就造成了我在《66运动研究提纲》中所说的 1966年中国人民的“五大发现”之一:共产党当权派──这些一直伪 装得很巧妙的“老革命”也是“坏人”。

    关于这一点,我在参与《独立评论》“文革40周年”讨论时,以我个 人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写作了《打老鼠”与“打老虎”──回忆 “文革”中的一句口号》(2006年11月30日)一文,回答了上述问 题。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是我一个人的,那就没有价值的了, 恰恰它是发生在我们那一代造反的学生们身上的“共同变化现象”。 因此,作为一代人,我们摆脱“害人”的运动的方式是表现在当时叫 得很响亮的一句口号中:“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 紧紧指向共产党内的当权派!”运动发展到派性分化的阶段后,激烈 的派性斗争使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斗争的对象”,谁还有功夫去 过问“五类分子”呢?就当时的情况讲,这叫“不放过”也得“放 过”。

    在运动消解阶段上,当造反派头目事实上变成了继当权派之后的“第 七类”分子时,中国社会上的所有人(“七亿人民”)好象是在 “坏”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种至今很难被人解读出来的“平等”──这 就是我要研究的问题。共产党当权派害“五类分子”,结果使自己变 成了“六类分子”,“造反派”“害”(这个“害”字是带引号的) 当权派,又使他们变成了“七类分子”……,看样子,我们大家都不 是好人──这就是66运动中,已经到了我们民族之“唇”,但没有被 我们民族之“口”说了从来的话。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于理 解》中,我所说的:“社会是污浊的,人性是邪恶的”的话,就是这 个意思。

    66运动消解后,中国人民已经对于“害人”的运动做出了下意识的反 省,“害人害自己”的教训,使我们民族开始祛除“革命”中一直就 存在着的“害人”因素,而这样的事情也恰恰是“害人”的行为在已 经走到了极端的时间上发生的。看不到这一点而说“文革”的人,不 就是喊口号吗?

    我的观点是:在66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共产党“害人”哲 学的情况迫使66运动之后“复辟”了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办法可以沿 着“害人”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所以,他们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的 给“五类分子”“摘帽子”的行为证明了他们不得不改弦更张,把自 己的“专政”行为调整到适合人类现代文明的最低水平之上。就出现 了如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的情况:

      “如果人民不让当权者的统治变得艰难,当权者就不让人民生活   变得艰难。因此政府不再过于野蛮地干涉公民的私生活和职业生   活,而公民不干预为党的核心阶层所保留的地带”(引《通往公   民社会》)。

    就上述的事情,我们若是认为中国共产党还会设计一个象1966年的 “害人版”“文革”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那么多 的共产党反对派:异议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新毛派、新左派、民运 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信众等等,共产党能够用一个类似于1966年 的方式给“一扫而光”吗?1999年,江泽民对于法轮功的“打击”使 人联想起了“害人版”的“文革”,但是,迫害行动只是警察参与, 而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呢?共产党统治者们失败了,而不是成功 了!法轮功信众不但越来越多,而且从国内发展到了国外,造成对共 产党政治统治的巨大威胁。对比地分析问题:1966年,共产党只用了 三个月的时间,就把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扫而光”,而打击法 轮功的运动已经化去了八年的时间,却使法轮功信众已经发展到了上 亿人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使今天的共产党搞“害人版”的 文化大革命,也是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上述的现象足可以说明:在没有人民“参与”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出 现共产党或毛泽东的“文革”。如果说中国历史毕竟也已经前进了41 年的话,那么,中国普通人已经走出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害人”时 期,就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研读这种“事实”,民主运动和民主 政治所需要的对人民的基本相信就可以被确立起来,不明白这一点, 以为人民永远是“啊Q”、永远是“罪犯”,一万年以后也不会有民 主!

    至于说到1966年“人民版”“民主”“文革”会不会来二次?我在 《独立评论》2006年7月4日发表的《89民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吗?》一文中作了说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在这一篇文章中, 我反复说明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不民主的社会中,“民主版”的“人 民运动”一定要发生,任何人都压不住!单就现象看,今天压住了, 明天却压不住;明天压住了,后天又压不住!时间越靠后,运动的激 烈性就越增大。因此,一个比66运动声势更强、规模更大、参与的人 更多的中国民主运动可能正处在空前的酝酿之中,这样的情形是可以 提前预测的!

    (2007-12-27)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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