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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色,戒》与宪政爱国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色,戒》只关风月,无关主权与人权。应该容忍,而不是赞美。对民族主义说,要容忍,对自由主义说,不要赞美。不要横加一个帽子,那是往里面参杂自己批判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加以批判,先开枪,然后再去画一个靶心。对爱国、民族主义没有什么冲突。如果说有冲突,那么极端民族主义自身的问题,有着心理毛病,有精神过敏症。
     (博讯 boxun.com)

     强大的人才能同情地理解,才会学会爱,对弱小的,隐秘的,不政治正确的,不道德的东西给与宽容,嘿嘿一小了之。而弱小的人,或者个体强大心里弱小的人,才是令人窒息的,而且他们必须借助于大多数人的暴政,人集中在一起,找一个崇高的理由,才敢迸发仇恨,例如我们看《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小镇的人,当抗战胜利之后法西斯失败之后,就以宏大的叙事作为掩盖,实施暴力凌辱了美丽的女主人公。要不然就单纯个体,这种弱者的仇恨是指向自己的,例如拆迁纠纷的自焚。
    
     我见到有的文章说《色,戒》赞美人性,这看起来有些自由主义的色彩。我不赞同赞美人性这一说法。我觉得是在惊奇、肯定和探索女人本身。而不是赞美。也就是从来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这里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女人就是这样”,用海德格尔的话“存在”。这样好不好,原著都没有力图去显示出来。所以说《色,戒》赞美人性,两个字评价,胡扯。如果说来自左翼的极端民族主义批判,是胡扯,来自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右翼的赞美,还是胡扯。这二者都贵在搅合,除了搅乱之外,啥正经事都没干。
    
     当左翼的民族主义发动批评之后,又给《色,戒》添加了一层糖皮,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解读。这层糖皮是对民族主义的反批评中诞生出来的,与《色,戒》无关。其实《色,戒》就是一个引子,意识形态的争论,那他做导火线,反正炸药不是《色,戒》做的。自由主义的解读,就是用人性反对民族主义,用自由反对民族主义。如果说赞美人性还靠一点谱,那么因为民族主义的批评,因此跳跃上升到反对民族主义,那就基本不靠铺了。
    
     其一、王佳芝把自己的“性情”建立在牺牲其他同学的基础上,走觉得牺牲自己无所谓,牺牲掉他人,这是不道德。具有放任的杀人故意。所以这没什么好赞美人性的。我觉得自我保存,也就是生命权是第一位的,牺牲其他同学的基础的爱情“性情”,不能用来赞美。其二、王佳芝前后否定,背叛了自我,违背了自我承诺。当然对王佳芝是梦游行动,无所谓理性和责任伦理,对王佳芝进行批判是没用,对一个完全不同世界的鬼,所以这里用不上。当我们要赞美为人性的时候,就要用正常人类的标准,既然加入了,就要有责任伦理。
    
     如果放到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语境来看,实际上,就变成民族主义说,色戒用人性人权反对民族主义,消解国家和爱国主义。而“自由主义”说非用这种极端的情境,才能凸现人性,凸现人性人权高于主权。非极端不足以体现绝对性,这是启蒙的毛病。民族主义在色戒这个问题也极端,容不得一丝人性缝隙,中立、软弱,屈服,妥协。这是一个弱者的体现,也体现为民族主义在当代语境下对自由主义的话语弱势。
    
     实际上对《色戒》的极端民族主义批评,体现在表达极端民族主义者个人的私愤,与民族主义本身理念无关。只能说民族主义者的言说困境,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言说困境。正如向左转的政局对于极端自由主义,是极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的言说困境,而并不是自由主义言说困境。这些都是与个人的血气,个人的声誉地位欲望有关系,与主义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我记得我和王小东先生有个争论,那是在2005年燕南网友聚会上,那是抗日运动风生水起。王小东先生说,民族国家应该惩治逃兵叛徒,大概意思。我说,你要这么说,那么日本来打中国的时候,我就赞同可以当汉奸。王小东先生的观念,实际上是古典的,并不是现代的。后来王小东先生在三味书屋搞讲座,吃饭时我们聊了一下,我说,我承认把话说极端了,实际上是说,我觉得现代性里面,自我保存、人的生命权是首要的,不能被民族国家无条件攫取,也就是不能无条件献身。所以为了自我保存,而可以当逃兵,但是前提是不伤害民族国家利益。例如就像通奸,古代是要沉潭,因为伤害了一种道德感,可是实际上这是莫须有的。当逃兵叛徒没有外部性,也就是说给民族国家和共同体带来道德感上的伤害,而没有实际上国家利益的损害时,自我保存是正当的。这是霍布斯康德以来的人类文明底线和进步。当逃兵叛徒当然不值得赞美,你还可以批判他鄙夷他嘲笑他辱骂他,但是不应该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来惩罚他。
    
     我这里想提出来的,就是当然首先我们必须肯定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我否定用人权取消主权,要人权不要主权。这是极端错误的。基于纳粹迫害自己流亡的经历,阿伦特说,相信无论是谁,如果它不完全属于并且捍卫一个政治共同体,她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她说,人权被假设为独立于一切国家,然而当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只能退而依靠他们自己的人权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他们,也没有任何制度原意使这些权利得到保障。
    
     但是我不认为,应该把民族主义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令人窒息没有一点缝隙的铁屋,容不得半点中立、软弱,屈服,妥协的。这实际上是弱者的大多数人暴政,一种残酷的自私行为,出于仇恨,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兄弟之爱。在反对用人性和人权消解民族主义之后,我必须肯定民族主义的正当性,然后要求民族主义用兄弟姐妹之爱宽容中立、软弱,屈服,妥协,给出一点缝隙,给予谅解。
    
     我在《发生在内心的革命——对《与妻书》和《多余的话》的阐释》中说: 即使一个社会处于危险之中,即将毁灭,走向罪恶和地狱,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精神经过语言活动形成时代潮流或所谓的时代精神,林觉民基于独立的意志,理性的做出了牺牲,而方志敏因为传统道德而非理性做出牺牲。这两种构成革命牺牲的大部分。 但是,革命伦理需要上升为笼罩一切天罗地网吗?而不能允许存在独立于这种时代精神的冷僻乃至反对的声音存在吗?能够允许从革命潮流中抽身推出,乃至于再不伤害其他革命者的情况下叛变?如果从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自由和个人的解放而对革命进行审慎思考,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绕不过的关槛,甚至可以是思考的起点。
    
     在今天这样一个民族生存危机已经不存在,不存在救亡使命的语境下,宽容中立、软弱,屈服,妥协,给予谅解,恰好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强大,而不是弱小。当然在过去紧张时刻,宽容中立、软弱,屈服,妥协会不会造成生存危机的扩大,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无法讨论。确实有这个问题在,在一个极端场景中,如果允许叛变,千里之堤崩溃会不会开始于一个蚂蚁巢,恐惧和非理性,不可控制地一下子就完结了民族国家。在极端紧急情形之下,是极为危险的,所以要消灭在摇篮里面。
    
     但是首先必须肯定的是,也毫无质疑的是:今天民族生存危机已经不存在,不存在救亡使命的语境。所以从容些,胸怀大些,不要把任何小事都政治化,让民族主义冲进闺房,冲进阴道。我们的祖辈父辈抗日战争做出了那么大的必要牺牲和不必要牺牲,我们今天坐下来喘口气,小资一下,谈情说爱一下,去政治化一下,是做出牺牲的祖辈父辈的目的。要不然祖辈父辈做出牺牲干什么。革命就是祖辈父辈为了儿子背孙子背有时间小资,过上好日子。要不然搞革命干什么。 今天还搞得像祖辈父辈那么紧张,实际上就辜负了祖辈父辈,白白做出牺牲。
    
     还有个问题,就是施密特指出来的,像这样民族国家搞得全民皆兵,实际上是最残忍的,最不人道的。二十世纪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很大原因就是全民皆兵。打战本来就是战士的事情,与老百姓有啥关系?打战只有利于权贵,而把人民当炮灰。不要搞得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士兵公民国家,我反对这一点。
    
     当初日本侵华的时候,日本鬼子打到河南,河南人民帮助日本鬼子解除了国军武装。对于人民来说,谁当家都无所谓,只要你不搞苛捐杂税,所以对于坏的政府,邪恶的政府,河南人民的做法不值得欢呼,也没有必要苛责。如果不是共产党搞游击战,把北方人民也卷入战争中来,那么日本也不会三光政策,大家看到日本在东北就没有。
    
     这里就碰到一个问题好政府与坏政府,就是在民族国家村为危急时刻,其现存的政府是不正当的政府的时候,何去何从。好的政府,民主政体自己选出来的例如美国,没问题,平常松垮垮的,但是有了外敌,一下子就形成国家意志。可是坏的政体咋办,胡适一开始也是批评国民党的,可是侵华战争一开始,就拥护了蒋介石。
    
     对民族主义的呐喊,决不能便宜坏的政体。民族主义扩大对国家宪法的政治权威认同,缩减对政府的。孟德斯鸠说,爱国主义是对国家和法律的爱。这种公民宗教和民族情感,决不交给魔鬼,而是交给国家和法律。它是宪政爱国主义的,并且动用民族国家宪法法律的力量,对魔鬼进行驱逐。
    
     这里就凸现出来一个结构:我们必须爱国,而且因为爱国,必须把政府当作敌人。爱国绝不等于爱政府。 国家就是命运。用公民宗教抬高国家,增强对国家的服从,压低政府。打断政府和国家的一位二体,从而虚无化政府,抬高国家。
    
     主权在于国家,而不在于政政,政府要实行一次权力,必须记账,打借条,把申请理由讲清楚,出师有名。政府是几年要换一届的。毛泽东说,党完成任务是要消亡的。很显然是一个临时的脚手架,拆迁的过渡房。
    
     当启蒙运动宣布“上帝之死”,德国哲人就慌忙招来战争顶替上帝,只有战争和最强烈的政治冲突,才能制造出类似宗教狂热。其关键点在于公民服从,并且献身于民族国家。在这种癫狂的状态之中,有一种敬畏和虔诚,紧张感严肃感。这完全与资产阶级的庸俗堕落方式相反。人们生活在和平时间太长,已经无法忍受庸俗堕落。当陷入类似宗教狂热中,内部的冲突和差异就变为不重要的了。例如纳粹德国战争工业容克与工人之间,就没有太大的冲突。内战的可能性,被外战消弭,大家一致对外。为民族生存而战,确实可以制造同一性,例如中华民族真正完成塑造,那是日本侵华帮助的。蒋介石在抗战中获得从来没有过的最高威信。
    
     建立在划分敌我之上民族国家,是一个建立在仇恨的,而不是博爱的。 这样的共同体,必须不断革命,不断寻找敌人。当民族矛盾已经不成为首要问题,那么敌人就到内部找,搞阶级斗争和专政。1949年以来的历史,只能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敌人也要找敌人,否则就垮了。
    
     这样的共同体,是一个战争共同体,不断革命,邓小平说了,连经济改革都是革命,无法从军事状态下降到日常状态。这样的共同体内,当没有了外敌,积压的内部矛盾一下子就把发了。因为是异质的,冲突是被压制的。没有了外敌,启蒙知识分子构成的军官和官僚阶层,与民众构成的士兵大众,他们中间的矛盾就爆发出来了。我们刚才说了河南帮助日本鬼子的事情。就是说,中华民族对底层民众的整合能力,建立在受到威胁和保护之上。民众是被裹挟进来的,是被迫的,是被逼上梁山的。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的是和平安全秩序幸福,只有当这种朴素受到伤害,才会加入中华民族整合。所以是一个异质的。
    
     我认为必须分析当下是不是危机状态,还有没有民族生存的紧张危机。例如新左派,比较关心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并且把这种紧张感带到生活中来,好像必须是战时经济。其实已经没有了民族生存危机,只有后发劣势,没有必要搞得紧张兮兮。经济竞争什么时候都在,用不着搞得紧张兮兮。虽然改革时代很多去政治化,去军事化,可是如同邓小平说的,改革还是一场革命和战争。这两种紧张,一种是残余的,一种经济竞争带来的,造成了一个幻觉,就是觉得现在还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所以我以民族生存危机的变化,来分析民族主义在当前的正当性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当民族生存危机紧迫时,我不说少数世界主义者自由派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自由,因为他们可以投降,可以去外国,而对于大部分民众的来说,命运是被决定的。即使民众只要求自己的小日子不打乱。但是还是有很多坏人,一定要民众逼上梁山,通过游击战和人民战争卷进来。民众要是投降,就是被枪杀的俘虏或者奴隶。
    
     所以当民族生存危机紧迫时,从大部分国民来说,确实应该宪政爱国主义,暂时屈权利而去成就主权。对内的权利、民主服务于对外。战争中,没有财产权,甚至人身权利都没有,每一个公民都是士兵。可是必须强调,这仅仅是暂时,而不能把战时状态永恒化,不断制造例外状态出来。
    
     我这里举例子来说明这时候的判断正当性的依据。《狼毒花》中的主人公常发,是个土匪,不服从国民党的法律,天不怕地不怕。可是他的鉴定标准是民族国家和天下秩序,当他认为共产党真抗日,他就服了,真的服了。他把民族国家和天下秩序,当作正当性根据,谁抗日,谁就有天命。他不是服共产党,而是服民族国家和天下秩序。我们还可以举出抗日前后的土改来说明。抗日前的财产权与现在的不同,人家当时是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现在的大部分是违法的。抗日前的土改,被看作土匪、叛变和抢窃。平等和解放的正当性,在普通人的眼里,看作青面獠牙和共产共妻。甚至奴隶也这么认为,长工都认为自己当长工理所当然,认同于自身奴隶的地位,并且反对共产党的造反。但是很奇怪的是,当共产党把抗日大旗一抗,啥都没干仗也没打,土改就获得了政治正当性。所以如同法国大革命中所说,需要民族带着上帝的面具,来实现天赋人权。平等和解放,只有抹上了民族主义的油,才在民众的眼里,获得政治正当性。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世界第一次大战,民国政府只派出一个劳工队,就获得胜利了,因此当时劳工解放风行一时。 从世界历史来看,真正大规模促成奴隶解放的是战争,例如凯撒前后的罗马时期,所以老百姓似乎只有当了炮灰,才有自由和解放。
    
     当民族生存危机不是首要问题时,就必须主权服务于人权,对内为主,对外为辅。而且对外必须服务于对内。例如大国崛起应该是民主共和式崛起。
    
     民族主义本来就有一个自由平等的内涵。民族国家相当于一个兄弟朋友共同体。同等的人是平等;不平等的人,是不平等的。当初从清末救亡开始说,为了民族生存,对权利作出一些克制,到了现在,应该恢复了。如果说在救亡要牺牲权利,那么崛起必须是共和式崛起,如果崛起还要牺牲权利,那么下降的时候,那更要牺牲权利。整个循环,终极目的消失了。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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