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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彬彬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的评说/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06日 转载)
    武振荣

    促使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动机是在近期“多维独家报道”中,我阅读 了《宋彬彬成母校“荣誉校友”,校友视为“校耻”(2)》一文。 作者写到:

       “多维社特约记者易师钟/有北师大附中校友认为,校庆主办人   之所以将宋彬彬向毛献红卫兵袖章作为该校荣耀宣扬,是因为官   方多年来三令五申阻止揭露和研究‘文革’所导致的惊人的无   知;但更多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情,这一行径表明了校方参   与掩盖历史的企图。” (博讯 boxun.com)

    尽管在看法上,我和作者出入很大,但是我们都一致承认“官方”、 “校方”“掩盖历史”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值得批判,也都呼吁或 者希望中国在研究“文革”问题上能够“开放”和“自由”。

    从“宋彬彬成为母校‘荣誉校友’”这一点看,北师大附中对于宋的 评价依然是前毛泽东时代的,不言而喻,这种评价和邓小平对“文 革”所定的调子(“社会大动乱”)相冲突,因此,“校友”当中产 生了另一种针锋相对的看法,视她的存在为“校耻”就顺理成章。可 见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了41年,但是在这个当年产生了文化大革 命“风云人物”的学校中,对“文革”的看法依然是分成“两派”, 于是,“文革”中的“两派斗争”的那一条线索好象到现在都没有 “完结”,在对“文革”人物的评价中,它又浮出了水面,证明了自 己的存在。就此而言,我们对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如下名言就 可以加深理解: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   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   课”(《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编著)。

    可是呢?我的看法是: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恰恰缺乏研 究,就以“老红卫兵”问题来说吧,情形也是如此。前毛泽东时代, 在所有公开的言论中,大家都说:“红卫兵是革命的”,好样的;在 “彻底否定文革”的后毛泽东时代,许多人又说红卫兵是迫害人的一 代,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从头到脚好象都是坏的。近30年以来 的中国流行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众多的作者都是运用讽刺、挖苦 的方式来反映红卫兵题材的,在他们的刻画下,这一代人物无异于神 话故事中的“妖魔鬼怪”,血脸红头发(不是现在时髦女孩的黄头 发),随地大小便,好象没有一点人性。这样写,作家们既“保持” 了和“共产党中央”“口径的一致”,又可以名利双收,何乐不为 呢?说到这里,我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人们意识或者没有意识──反 正持这种意见和观点的人没有最终地走出共产党“文化形态”之范围 却一点不假。因此,这种看法如果不再推进一步,人们也不过是研究 了“皮里阳秋”,于真正的历史研究根本不沾边。

    我们应该知道,和目前中国网络上出现的“芙蓉姐姐”、“后街男 孩”、“新新族类”之类人不同,红卫兵一代不是政治上“游戏”的 产物,他们是上一个世纪60年代在国际大环境的巨大压力下“压迫” 出来的一代极端意义上的政治积极分子,和人类历史上那些“极端时 代”的人物一样,在政治上,他们虽然朝生暮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却写下了以后中国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篇章”。准 确的说,这一代人物红卫兵人物的“寿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三 年”,而是“三年”中的:7、8、9“三个月”,一伙这么短命的人 物被人们反复研究和反复讨论,实在是一桩很少见的事件啊!

    如果读者们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所了解,那么,你就会纳闷:红 卫兵是在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中间兴起的,为什么还要在“红卫兵” 三字前加一个“老”字呢?又如果你对文化大革命素有研究,那么, 你在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无论如何都避不开“老红卫兵”问题,研究 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研究红卫兵运动,而红 卫兵运动又最先是“老红卫兵”闹起的,所以不研究“老红卫兵”的 人,算不上是“研究者”。

    “老红卫兵”是通俗的说法,是指时间上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我在 1986年写作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管它叫 “党办红卫兵”。但是,这个概念也只有相对的价值,不是可以涵盖 一切的。众所周知,红卫兵的发源地是北京,在北京最早出现的红卫 兵是“非法”的“秘密”中学生组织,因此不存在“党办”的问题, 但是,当这个组织在得到毛泽东“个人”(不是共产党中央)的“支 持”后,它就一下子变成了“合法”的“革命组织”。正因为文化大 革命是一场“革命”,这个“革命组织”由此而成为中国社会上的一 桩“新事物”就顺理成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7、8、9”三个月中,这个“新”组织既 然已经成为“革命”的“样板组织”,那么,各地的文化大革命都需 要生产这样的组织就是自然的事物,于是,那些还没有被“打倒”的 共产党地方当权派在他们被打倒的前夕如法炮制红卫兵,就形成了我 说的“党办红卫兵”。说到这里,如果读者们是一个细心的人,你就 会发现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北京出现的“自 治”红卫兵组织,在被各地共产党当权派“如法炮制”中变成了“党 办红卫兵”。从这样的现象中,你如果解读不出“自治红卫兵”因为 对共产党秩序心怀恐惧,而不得不采取“秘密”形式的话,那么分散 在各地的共产党当权派在“炮制”“党办红卫兵”时,却不是这样, 他们用“幕后操纵”的手法使红卫兵变成了他们的“别动队”,单就 这一点看,毛泽东批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耍阴谋,放暗箭,造谣 言”,“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话,好象并不过 分。

    那时,我在陕西省,西安市人把刘澜涛为首的“中共西北局”“炮 制”的红卫兵叫“麻花兵”就很有意思,是说这些所谓的“红卫兵” 在按照刘澜涛的指示作了“上街革命”(就是批斗“地、富、反、 坏、右”)的事情之后,就去吃刘澜涛给他们买的麻花。当然这是一 则政治笑话,但它已经把陕西省内的“老红卫兵”大都是由省内的共 产党当权派“包办”一事说清楚了。“党办红卫兵”认为文化大革命 就“批斗”“地、富、反、坏、右”,的确是“转移”了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大方 向”,所以,曾几何时,来头很大的“老红卫兵”运动其所以在一个 早晨象露水一样的消失了,原因也在这里。

    “党办红卫兵”是一派,没有自治红卫兵的“派别分化”一事,其组 织形式也没有创新,是少先队组织的翻版,一般都采用“红卫兵大队 部、中队部、小队部”的等级程式,奉行的是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原 则,下一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自治红卫兵的自主性,因此,反映在 他们的袖章上就只写着仿毛体的“红卫兵”三个字(宋彬彬在天安门 城楼上给毛泽东戴的袖章就属于这一种)。其成员的出身都是“红得 发紫”的人。在北京,他们大都是“高干子弟”,在各地他们都是清 一色的“积极分子”,用当时的话讲,“根子正,苗子红”,几乎可 以说,没有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是“有问题的”。因此,他 们的“革命性”在北京是因为“革命的血统”而彰显的,而在各地则 是在“革命的血统”混杂了“平民”的“血统”。

    论述至此,我得作出一个结论:“老红卫兵”的一个“老”字包含着 两种意义:同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比较,它虽“新”犹 “老”;同后来的自治红卫兵比较,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老”,连带 着“老”字一词中的“陈旧”含义。可是,即便如此,我们在分析和 评价这一代人物时,把他们看成是共产党历史观中的“反面人物”就 失之公允。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我们在研究“66现象”时,通过对 于以全新的面孔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在1966 年的政治话语中,共产党、共青团式的人物已经变成了“过时人 物”,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完完全全的成为 “落伍者”,而造反的红卫兵和自治组织中的普通人却变成了“时代 人物”,于是,“老红卫兵”就横在这两种人物之间成为“过渡性人 物”。于此相一致的是,我们若是要研究1966年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 如何“过渡”到中国人民的政治大解放运动,也绝对少不了“老红卫 兵”的作用。在此刻,如果说历史也是带有“恶”的话,那么,即使 我们视他们为“恶人”,其“恶”也不完全是“个人的”。

    雨果在其巨著《九三年》一书中,用“巨剑号”上“大炮脱开”所造 成的灾难性后果比喻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现象:“物质完全自由 了……没有生气的物体仿佛突然将内部的邪恶全部发泄出来,它失去 了耐心,暗暗进行古怪报复”。我以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老红 卫兵”就是从共产党世界里“脱开”了的一代,这个说法若是不被误 会的话,那么,“脱开”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需要共产 党、共青团、学生会之类的组织了,而是需要在这些组织之外去另行 组织队伍。众所周知,共产党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稳定”的社 会,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用以统治的组织突然间被废止不用,社会 内部因此而陷入突然的混乱之中的情形,就可以使人联想起“巨剑 号”上“大炮脱开”的那种可怕的场面了……。文化大革命中,除了 毛泽东──一个人没有受到大字报的冲击外,所有的共产党当权派 (不管大小)统统地受到了“炮打”,五个中央局以下的全国所有的 省、市、地、县共产党组织统统地在造反派的“炮打”中给“呜呼哀 哉”(毛泽东语)一事,就是“脱开”的后果。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谈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但是,有 几个人认识到破坏程度最大、最深的是共产党社会、共产党组织、共 产党秩序和共产党的现行体制?因此如果说“老红卫兵”的作用主要 是“破坏性”的,那么,他们过头的革命干劲和过火了的革命行动 下,把一个完整的共产党社会当成“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 风俗、旧习惯”)统治的“旧世界”,给“打”了个“稀巴烂”,此 行为的真实意义,就逾越出了专制主义的界限,而具有了“民主”的 性质。当然,这种民主──对于他们这一代行动着的青少年人来说, 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用中国话讲,是“歪打正着”。可不是 吗?在“老红卫兵”退出文化大革命“舞台”的那一刻,它“出世” 的那种“模子”并没有被“打烂”,“生”出了各地自治红卫兵。

    如果我们对于发生于上一个世纪震惊了世界的中国的事件有着一种科 学的认识的话,那么,在它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价 值,在我的“66研究”中,主要是研究了人民运动层面上的问题,没 有专门地研究共产党问题,因此,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在 “老红卫兵”身上出现“死亡”前的“回光返照”现象的话,那么, “老红卫兵”短暂的政治生命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非革 命”的生存历史──就是我们可以整理出来的问题。

    同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在延安时代产生的“毛泽东思 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改宗换旗”,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的 “大红旗”事实上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杏黄旗”,共产主义 变成了“新民主主义”,中国不再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要建 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阶级斗争”变成了阶级合作,“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四大 阶级“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因此,用毛泽东的名义所提出的 中国共产党革命被解释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上引文见《毛 泽东选集》第四卷),如果说,在此刻毛泽东这一种故意压抑“革命 精神”,降低“革命目标”的行为是出于毛对中国乃至世界形势的明 智分析,那么他使用纯粹的机会主义方式就可以使党灵活地应付反日 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民主局势,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毛泽东 棋高一着。1949年,共产党建政后,一直受到压抑的共产党“革命 性”的释放就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里“阶级斗争不断升 级”的局势,而“老红卫兵”现象的出现就给它化上了一个句号。物 极必反──这是我们中国古人的训诲,如果说中国共产党走上“非革 命”的道路并不是始于邓小平的“新政策”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 命初期,由共产党当权派“包办”的“党办红卫兵”的失败就是它的 前奏。这里,如此复杂问题中所包含的变化如果不被你看不见,你就 可能纳闷:对一群娃娃伙的组织,为什么冠以“老”字?难道他们真 的“老”了吗?在方言中,“老了”指老人死亡,就此解读老红卫兵 的兴起和死亡,什么东西在中国“老了”呢?不就是很清楚的吗?

    “老红卫兵”是“红”得过了“火”的红卫兵,按照中国传统的辩证 法语式,可以说他们“红得发紫”。这样,我们在“老红卫兵”的迅 速消亡的瞬间上,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中国社会“颜色”由“红” 变“紫”的现象;依据“颜色革命”的方式,我们是可以从中整理出 “紫颜色”的民主价值。

    (2007-12-05)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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