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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维权运动的中国史意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03日 来稿)
    
    陈永苗 (北京)
     (博讯 boxun.com)

    
    

维权运动致力于对民国建国原则的恢复,将1949年所制度化所霸占的东西贬低。
    
    
    
    当革命的脚步可以听到或者可以看到的时候,为了避免陷入“治乱循环”,就应该对革命的对象有一个恰当的理解,也就是找出意识形态迷雾笼罩之中,纷纭变幻的历史地形下缓缓向前涌动的精神河流。这种恰当的理解,它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而不是在意见偏见中蒙尘。没有过去的来龙去脉,就无法看到未来和希望。将来宪政中国和自由中华需要对过去有一个恰当的理解,这样可以从过去天和平地过渡到将来。
    
    如果过去处于“封建黑暗”之中,人们就乱了。我不赞同把一党专制当作封建的东西。我认为皇帝已经死亡、已经是人民主权话语之下的东西。一党专制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且是自由主义的养孙子。自由主义是革命的父亲,而专制是革命的结果。没有自由主义的帮忙,民族主义恐怕不能把一党专制养大。
    
    如果让意识形态所占据的时间变得虚无,用“封建主义”来命名是把那段时间推入现代性之前的虚无和混沌之中,由革命造成的“革命统治时代或革命后时期”,也必须被继续革命,由革命青年再次背叛掉,再次革命掉。如此的逻辑是持续性革命,这与共产党意识形态同工异曲。“封建主义论”被李泽厚继承,所以我一直批评李泽厚不是告别革命,而是继续革命。
    
    
    
    一、后发宪政国家
    
    
    先发宪政国家通过诉诸于每一个人的人性、自由,获得后发立宪中国家内部人的认同和亲缘。这些是作为绝对价值出现,构成了对后发立宪中国家中反政治的政治,对专制消解的力量。
    
    对于后发立宪中国家来说,是极为不幸的,无法从容不迫。一方面专制是可耻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专制。当先发宪政国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标准时,后发立宪中国家就有天然的劣势,这种劣势像电压。“电压”设定了价值高低。高的国家往低的流。可是这种价值输出,却给他们换回来物质利益、人才。输出价值,输入财富。文化价值换财富。从而造成全球商业殖 民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中的财富分配关联:往金字塔顶尖聚集。例如美国输出自由价值,获得全球商业殖民的顶端位置。美国是罗马,整个民族国家都变为罗马,一 个永恒荣耀富裕之城。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年轻的时候学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毛泽东还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所以排斥宪政。外国有过的共和体制中国再抄袭,处于劣势。
    
    民族国家竞争生存的缘故,由不得慢慢来,要迎头赶上。如果从地缘政治学来说,与先发宪政国家同一样秩序,必然具有后发劣势,所以孙中山要搞出一个五权宪法,并在晚年复兴传统。这些都意图在扭转后发劣势,实现赶超美国,而并非如同文化决定论者那样,要开启新的纪元。文化决定论者完全是低劣的谎言,一点也不高贵。自己也蒙上的眼睛相信那种白日梦。而实际上开启新的纪元的说法,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仅仅表达扭转后发劣势,实现赶超美国的渴望。虽然这些措施 未必达到它的目的,也确实达不到,可是也作了表达。
    
    后发立宪中国家的专制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与古典的僭主完全不同。自反的或者自杀性的。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是以一个与它自身的持续存在相反的目标为前提,它的存在,是为了最终消灭它自己。它只能以自由民主平等作为目的,而且它本身的合法性和政治正当性也建立在对这个使命的完成之上。这有点模仿基督的色彩。它的活建立在它的死之上;它的活造成了它的死。这个命运从一开始是注定的。托克威尔说,在一个民主社会要想成功的把最高权力集中到手中,主要的甚至某种意义上唯一的必需条件,是热爱平等或者使人民相信你是热爱平等的。
    
    所以后发立宪中国家的专制,注定是脚手架,是临时过渡房。1927年之后的雅革宾派启蒙政党极权体制,是封闭式黑暗中塑造宪政条件。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把青香蕉放到坛子捂熟。当时机成熟,要揭开盖子,就可以获得类似美国立宪的条件。也就像揭开血痂,腐烂的肉去掉下面长出新肉一样。
    
    后发立宪政中国家成立之后,就要培养宪政的条件。先天就不足,需要后天补,而这些条件是“诗外功夫”,例如宪政需要一个成熟的理性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基础。可是这只有美国在建国之前实现了,美国为例外。所以后发立宪政中国家,必须作“诗外功夫”,培育气质与宪政一致的中产阶级。
    
    政治的能动性,可以造成社会进步的大跃进。就是变天。用奠基政治的能动性,造成与过去社会等级制和阶级结构的隔离,是短暂的,如白驹过隙。如果没有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培育起中产阶级,就陷入转为极权主义民主的可能。
    
    毛泽东在文革中试图政治一跃,越过大峡谷,然后再用政治来巩固捍卫已经有的境界。这种办法包括,秋风扫落叶般摧毁最强大、最对立的敌对因素;用先知先觉的牧人式权力,带领人们急进,把黑暗因素抛掷身后,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非此不能从根子里面拔除旧因素,不能快速地成就新境界。在他看来,来自他个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尤其是先知先觉的牧人式权力,是最为重要的,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要创造一个光明的世界,就必须要由一盏灯,点起一盏盏灯,最后大放光明。
    
    政府是人民潜在的敌人。确实如此,从基督教新教精神和自由主义看来,政府是不得不的恶,是必须警惕,而不是值得赞美的。政府并不是救世主,而是敌基督。
    
    在毛泽东看来,掌权之后代表性逐渐消失,潜在的敌人性显露了出来。官僚阶层也是潜在的敌人,三千年的历史以来,知识分子也是也是潜在的敌人。代表权是一把 双刃剑,可以代表的时候代表,不可疑代表的时候强行代表,不过是为潜在的敌对性,变为极端冲突显露出来,让政治对立显露出来。代表权是潜在的敌对性。毛泽东认为自己致力于解决这一点。在文革中,这里不仅仅是原教旨主义的,阻挡当初革命理想的堕落和腐败,也同时解决代表性和潜在敌对性的矛盾。
    
    
    
    二、改革时代的张皇
    
    
    在改革时代,改革意识形态与文革文革意识形态互为镜像,在镜子里面给对方美容,影子上面动手术。根据反作用的光线来给对方指明方向,都给全国人民描绘出一个虚无缥缈的太虚幻境。然后刻舟求剑地互相批判。
    
    必须以限制社会经济改革为代价,政治民主才是可能的。正如左右社资之争中看到的,改革派压制社会民主、贬低民生问题,以自由作为首要价值。这完全是改革知识分子自己的视角,对于改革知识分子来说,生存已经不成为首要问题,他们把这种情况当作了全部,推己及人。例如他们在谈宪政转型的时候,就借重于苏联东欧和台湾经验,但是从来没有关注到,苏联东欧和台湾这种顺利转型的前提性条件,民生问题得到解决或者没有太大的贫富分化。他们把底层的视角,把底层视角看来是首要问题的,忽略不计,或者一推了之:非理性民粹主义,用道德批判加以妖魔化。只有打压了底层视角,阻挡他们成为政治的首要问题,改革才按照精英的主导进 行,让精英从中上下其手得到最大利益。
    
    改革知识分子把自己视为历史的动力,精华部分,而把民众视为糟粕。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默契地写入改革知识分子心中。他们通过伤痕记忆,通过对生命权的强化,对文明和人性的强调,把民众打入不道德的地狱中。民众永远是“文革的”,愚昧的,残害生命权和文明底线的。实际上文革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斗争,把罪过转嫁到民众头上。把原本是用以谴责蛊惑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暴政一词,转嫁给民众。
    
    在这场改革精英对“文革民众”的精神搏斗中,失去了平衡,民众的正当权利和诉求,全部遭到了蔑视。以市场经济为例子,实际上通过大规模宣传启蒙,政治动员和驱赶,民众已经被动裹进市场经济大潮,承认经理伦理,希望获得富裕,恳请有一个公平合法的市场经济。这样的诉求,是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可以说民众才代 表了市场经济,邓小平把毛泽东那里大部分人解放扭转到大部分人的富裕这里。可是改革知识分子还是用妖魔化的方式,塑造一个反对改革的民众形象。那么民众在改革时代,是一个先锋队理论上的敌人,隐性专政的对象。改革精英制造了与“文革人民”的对立,用文革来妖魔化人民。
    
    而实际上,改革更是人民的推动和创造的。人民引导精英。精英总是落后一步,一开始还用意识形态阻挡,后来看到不行了就转为鼓吹手,并且利用话语权,把自己塑造为推动者和创造者。这在由极左转为极右的吴敬琏身上最明显。作为吹鼓手,是对同一战壕内的极左开战,这些人同样是精英。这些极左精英把自己等同于人民,改革精英不假思索继承下来,反对人民等于反对极左精英。极左精英与改革精英其实是一家人,同一种人。
    
    改革知识分子认为终于从文革的自然状态,暴死的危险中解脱出来,进入新世界。凿开牢房的门,虽然身上伤痕累累,但是是早上太阳正在升起,前途光明着呢。知识分子的身体感受,决定了改革时代的总体精神状态,造成古典延续了几千年的道德精英与民众之间矛盾的复活。如此造成把文革放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中来看,放到儒家与民众的冲突中来,放到底层的解放来看。文革的暴力承载着精神使命,这正是作为改革右派的“挑战—回应”新左派的基本见解之一。
    
    改革精英基于自身的恐惧,而不是理性,创造了改革时代的恐惧政治学。他们因为恐惧紧紧抱紧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与科学”。可以说改革时代的暴死危险,为文革后的新启蒙,提供了火箭喷射的后坐力,再次反证坐实了“民主与科学”法治等文明主流价值。打开80年代言说的后箱,只是表面理性一层油其实下面都是恐惧水。例如告别革命的嘶喊。90年代以后,更是展开对政治自由,例如广场运动、民族主义游行的否定。
    
    这种恐惧政治学,诉诸于启蒙,就像婆婆妈妈的老太婆,拿着文明主流价值包裹因恐惧开出来的政治方案,当作真理强行灌输。你不听就和你急,就和你说文革的可怕。就像大人用外面老虎吃人,来让吓唬孩子不哭一样。你不听就和你啰嗦重复,以为真理就在那里,相信了一切就可以了。如果说文明主流价值是真理,我没有异议,但是恐惧的政治方案,却是暂时的,完全用于吓唬人的。老太婆不区分文明主流价值与恐惧的政治方案,对恐惧的政治方案怀疑一下,就被当作对文明主流价值的怀疑,打人的道德棒子就拿起来了。打的是恐惧的政治方案的身子,却让老太婆文明主流价值的心就疼。其实完全可分得开来。
    
    文革其实就是现代性问题,是现代性的内因导致。恐惧政治学把内在疾病看作外因,例如诊断为“封建”。不是去面对内因,提出替代性解决方案,而是“往外拉”,进行道德批判,划分敌我,予以排除。用道德来捍卫价值,守住底线就是一切,其实从内部烂掉,啥都没保住。
    
    改革基本上是瘸腿老汉推破车。政治自由下降到市场经济,瘸腿了一条腿,幻想通过经济自由换取政治自由,技术换市场。破车的东西太破了太沉了,已经落在老汉后面,如果老汉再用一种方法使力,其结果就是把破车土推倒深渊或臭水沟里面,连老汉也一起掉进去。
    
    熊彼特说,因为我们正在研究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每一个要素都需要相当的时间方能展示其真正特点和终极效果,所以根据其某一时期的表现来评价这个过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从较长的时间跨度,在它历经数十年或者数百年完全展示自身之后,再来判断它的表现。站在文革之上看改革的进步,根本就是就是意见,就是错误。就像一个长期在军营里面的军人突然看到女人,就像一个长期呆在医院里面的病人看社会,啥都新鲜,屁大进步都好,都欢欣鼓舞。
    
    只能说明老一辈的生命经验和基于恐惧的思考,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往前走。中国要往前走,必须是看到改革已经进入坟墓,在上空游荡的是已转为邪恶的幽灵(新三座大山)。我们的脚下土地,不再是文革的遗物堆积着,而是改革的遗物堆积着。就像文革之后改革初期,文革的遗物构成了前进的背景一样。这改革三十年来的 积累,好的坏的,构成了我们前进的背景。
    
    
    
    三、贫富内战抑或共和
    
    
    经济自由主义幻想私有化,消解国有的政治基础,消解极权(从学理上,国有与极权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自由主义的罗尔斯就赞同国有资产)。从而从极权时代过渡到后极权时代。极权主义如何也无法消灭欲望,欲望总是破壳而出。自私的人作为必要的假定,可以用来搞制度,但是不可用于正当化欲望,不可用于教化和启蒙。否则天下大乱。
    
    改革是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前后三十年都一样,小巫大巫而已。人民的正当权利,包括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诉求被压抑,等待未来或来世救赎。对于人民来说,是一张空头支票,来世救赎;而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远期汇票,会不会兑现不好说,但是没有来世救赎的味道。
    
    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财产权的言说,加上牺牲几代人的言论,看起来有点像来世救赎,此世都是损失。经济自由主义许诺一个长期利益,民众保障住手头的打狗棒,或许有一天可以发财,那保护私有财产对你有利吧,要看的长远啊,不要当愚民。当有人问到,有多大可能呢,他们说或许或许,市场是有竞争的,你没发财是你没本事。
    
    来世救赎的意思就是,民众的私有财产权,是天堂里的,就像穆斯林古兰经中天堂的七十二处女一样。私有财产权是人民的鸦片,是瞒与骗的深渊,是共产主义的延续和进一步世俗化。 即使如同我在乌有之乡评论江平先生与钉子户问题的讲话中承认,私有财产权学说的躁进派,有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和长期出路的维度。那么还是需要一个守护神,是一 个带剑的社会契约,避免撕毁。有一个可靠的担保,让人有信心。可是可以保护的力量,正是大肆掠夺的强调。如此一来,私有财产权注定是瞒与骗的深渊。
    
    这150 年来全世界人民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发展达到的均衡和平等,可是都是失败的。这同样是一种鸦片。邓小平时代在发展经济或者放纵欲望之上形成的民族国家同一质,好像消除了阶级斗争。这是虚假的同一质,如今又被发展打破,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有出现在鼻子底下。即使这样的同一质,也被权贵瓦解背叛,而只有底层人们拥护。
    
    韦伯在《新秩序下的德国议会政权》中主张政治本质上就是斗争。他说,冲突是不可能从社会生活中排除的。人们可以改变它的方式,它的目标,甚至它的基本指向和承受者,但不可能消灭它。韦伯说,“和平”不过是冲突在形式上,在对手上,在目标上或者最后在选择机会上的一种变化。
    
    正如文革之后的秩序,很大程度建立在对暴死危险的恐惧之上,是吓唬出来的。对暴死危险的恐惧,因此形成社会契约。所以当恐惧政治学呐喊告别革命,实际上就抽掉了一个根基,秩序将摇摇欲坠。君不见美国宪法将革命权作为首要权利,写入持枪的权利,才有安稳的宪政秩序。
    
    如果说阶级矛盾还有调和的可能,那在于资本家因为暴死的危险而赎罪:不放血就流血,承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千万别期待其良心发现。要政治上划分敌我,权贵必须是民族的公敌、国家癌症。切不可认为资本家是社会精英甚至要主导中国,掌握政权。政治上从严,法律上从轻。棒子要高高拿起,是以妥当适宜轻重放下。
    
    目前中国贫富共和几乎可能性没有,且不说权贵与人民的政治敌对性,资本与人民的囚徒悖论。有一个因素摧毁了可能性,那就是中国已经分裂为泾渭分明的两个层次。一个是权贵的,已经全球化的,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果发生战争,权贵可以逃离,并且引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外国军队来打国内革命人民,就像1949年前,德国美国支援国民党打中共一样。另外是一个为生存危机和生命重负所捆绑的民众。在经济上,体现为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分离和对立。
    
    不像希腊索伦时代的贫富共和,是因为希腊是文明中心,而四周蛮夷无处可逃,权贵被憋在家里,无处可逃,有生命危险,所以可以妥协。而中国相反,中国蛮夷美国文明,有生命危险权贵飞机一溜烟就跑了,谁和你贫富共和?
    
    
    
    四、维权运动
    
    
    宪政与共同富裕这两种根本价值,在改革时代用改革方案来背书。这两个根本价值融入改革方案,改革方案展开时,两个价值藏起在里面也展开。当改革方案失败或者明显要失败时,就从改革方案的捆绑和拘束中挣脱出来。在维权时代谈共同富裕,并不是对改革方案的强化和无条件延续,而是整理遗产。删除改革方案,露出根本价值,并且生“死人”肉“其骨”。
    
    维权运动是对宪政与共同富裕这种绝对高度的彰显,而改革是对绝对低度的屈服。站在绝对低度之上,才觉得改革是一首英雄史诗,而站在绝对高度来看,改革是一种自我拯救,自我救赎。在被开除出球籍的危险中和全世界人民对专制的排斥鄙夷中解救自己。排斥和鄙夷来自人性底线和自由观念。如前面所说,是先发宪政国家 与后发宪政中国家的价值“电差”。
    
    维权运动是过去和改革时代解放进程的继承人。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许诺和改革时代的两步走逻辑中,蕴含着解放的含义。改革时代致力于用法政方式完成两步走,一部分人先行一步,后面的人时机成熟跟上。这里改变了过去解放用暴力流血革命,而第一次尝试用法政方式。维权运动继承了这种尝试,并贯彻到底。改革与革命的张力,维权运动予以保留并作了妥善处理。
    
    维权运动帮助公民社会从经济商业为中心,转向政治自由为中心,让民族国家等一系列现代性价值处于公民社会,让政府成为中立性的,必要的恶,有限的恶,并且服务于公民社会。
    
    维权运动把过去有的和将来形成的,作为立法者的人民,激活启动起来。如同美国立宪的人民一样。多年的训政和法律权利公民教育,既是维护极权的手段,也滋生瓦解极权的掘墓人。应该说训政和法律权利公民教育,具有双重性,当极权形成如日中天的时候,是对其的肯定和维护,而当极权日落西山时,就是其掘墓人。维权 运动兴起了极权体制的黄昏,猫头鹰起飞的时期,而多年的训政和法律权利公民教育,例如大量的法学院扩招,也为维权运动准备了条件。
    
    维权运动,让人的尊严和伟大,对抗自身内部形成的,面对专制的恐惧、怯懦。而这些正是专制的心理基础。维权运动是没有诉诸于政治的洗髓和易经,展开没有毒 性的国民劣根性改造。通过权利,真正教会恐惧、怯懦的民众坚守自身的伟大,维护自身的尊严,而这些是过去唤起启蒙曾经真诚或不真诚努力,而没有达到目标, 相反走向反面的。
    
    维权运动呈现了1911年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神学,原初的根基目标,从何处来去何处。可以看到不管后面的政治方案,如何吹嘘开天辟地,都是这个目标驾驭下的变种,具体表现形式。原初的根基目标即使被推到黑暗之中,被掩盖起来,可还是黑暗中对光明的主宰。
    
    因此维权运动,它是一个金手指,点石成金,把过去的成就和破毁,都服务于原初的根基目标。它是总体性的革命。并不是单纯的运动和斗争,而会带来一种“整体 秩序”。维权运动是海绵,是蓄水池。插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替代改良,阻止革命,为革命立法,最坏结果是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革命。
    
    维权运动可以为未来宪政中国和自由中华,准备类似托克威尔《论美国民主》下卷描述的民情。改革之初的身份平等观念和比较平等的社会现实,与改革后维权时代 初形成公民社会雏形和个体主义,都被维权运动巩固下来。托克威尔的老师基佐认为“在成为原因之前,政治制度是一个后果,社会现实产生了他们,而后受到他们的限制”。维权运动作为社会运动,致力于形成一个政治制度。维权运动拯救共和遗产,形成公民素质,成就用以约束国民行为的习惯和深层思维结构。替代尚阙如结社自由,在公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中,形成缓冲带,避免国家对个人的压制。没有政治自由的规定性下,自己创造政治自由空间。
    
    正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长时间尺度的竞争关系,维权运动代表着新的领导力量,代表未来的领导力量、未来的精神,与过去的精神展开竞争。
    
    维权是政治自由的运动,是1911年政治自由传统的延续和生长,也是解放的运动。也就是说,维权运动有助于捍卫公民社会和政府的分野,捍卫权利法案和基本 权利,有助于未来形成有限政府,有助于当下政府的有限化。这就是解放,把人民从封建社会到今天的,滥用权力,对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权利肆意践踏的政府手 中解放出来。
    
    当前党政已经无从获得政治认同,扩大行政权无出路。维权运动扩大对国家宪法的政治权威认同,缩减对党政的。这种公民宗教和民族情感,决不交给魔鬼,而是交 给国家和法律。它是宪政爱国主义的,并且动用民族国家宪法法律的力量,对魔鬼进行驱逐。孟德斯鸠说,爱国主义是对国家和法律的爱。而不是对寄生在国家体内 癌症的爱。 维权运动依赖于过去的最大宪政资本,进行政治整合,基于自然权利的政治整合,驱除国家体内的癌症。
    
    1949 实在是1911的基因突变,实在是寄生虫、体内的癌症。属于历史底线以下的东西。亡1949,亡党政,并不等于亡天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相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天下是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的出现。亡 1949,亡党政,连亡国都不是,哪里的亡天下?不要用无政府主义带来的自然状态和暴死的危险来吓唬、阻却对民主宪政的追求。
    
    
    
    五、重建公民社会
    
    
    维权运动扩大了有追求名声和灵魂不朽的政治空间。容纳了一大批旧体制无法容纳的中坚力量,在公民社会活动,造成精神领袖在民间。精神领袖高于政治领袖,造成市民社会是政治的目标,行政权与精神领袖的分权制衡。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例如施特劳斯在讨论柏拉图《弥诺斯》时分析的“普适协议”,未成文法或神法自然法,恰恰可以规范“正义的事情”。 民主最广远的基础在于公民社会相对于政治社会的独立性,这在美国立宪体现在权利法案,体现在有限政府和国家社会分离的规定性中。没有追求灵魂不朽欲望,而终生受到幸福欲望支配的底层人民,被政治命运卷入旋涡,是极为不公正的。这些人为政治社会提供了税收之后,还让他们无条件支付血的义务服兵役,是不公正 的;如果更进一步,还要他们付出灵魂对国家忠诚,那简直是邪恶魔鬼。
    
    这种写在人心的上的“正义”,只有基督教,才明白说出(我赞美主)。基督教作为底层的宗教,但对战争,疏离国家,如同基督表达出来的,除了凯撒的税收之外。其他的就是不公正的。这体现在权利法案中,身体和灵魂是不可以卷入政治的,是不可以民主立法的。
    
    在世界历史的长卷中,基督教精神与异教的政治拯救,展开争夺战,从财产,身体和灵魂三个方面。从古典世界到现代,在基督教兴起取代希腊的关口上,与罗马法 权结盟时,就展开政教分离,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直至新教打败天主教,比较彻底把灵魂从政治拯救崇拜中拯救出来。在新教打败天主教完成宗教改革这个关口上,站着巨人霍布斯,一人挡关万夫莫开。可以看到的是自我保存成为政治的首要问题,灵魂已经交给私人,这时候的争夺战场,是人的身体。这个战役还没 完结。下一次战场财产权,不知道如何开辟。
    
    隐隐约约打过一些小战役,例如原始基督教徒团契与柏拉图的友爱共同体中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战争,但是这些战役,都是古代灵魂争夺战,和现代身体争夺战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洛克那里看到这一点。
    
    洛克断言政府的中心目标是财产,并且把人身也包裹入财产,其政治意图在于否认政府的中心目标是拯救灵魂,使财产处于关键位置就是有助于政治世俗化,并将权威和服从从政教生活中解脱出来。洛克也赞同霍布斯的自我保存为首要目的,但是独出心裁地把人身纳入财产权范围内,从而同样介入现代身体争夺战。
    
    洛克的劳动学说,只有当奴隶解放成为正当性时,才能明白地伸张。劳动成为政治哲学的主题。其劳动学说提出,并且让劳动成为主导因素,实在是促进奴隶解放的大搏斗,是为蕴含奴隶解放的基督教精神进一步生长。在古典社会,奴隶是动物,被剥夺了人身权,是属于主人的财产。那么很清楚看到,洛克是诉诸于主人的话 语,诉诸于古典来改造主奴关系。奴隶诉诸于主人的伦理,来改变主人,展开主奴斗争辩证法。当然这种诉诸于古典办法,并不是信仰和灵魂层次的展开的,而是外 围的,因此并不与基督教精神冲突。
    
    公民社会相对于政治社会的独立性,在古典时代是用自然法和未成文法来规定的。取消这种独立性,必然产生以国家名义的极权主义民主,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暴政。 近代保守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是降低和改良政治社会为代价来保障公民社会的空间。从原初意义上,人是政治的目的,近代回归到原初意义,把公民社会当作政治社 会的服务对象。政治社会成为目的,是“自然状态”,是需要克服的。所以洛克认为,霍布斯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没有遏制“利维坦”本身形成的自然状态。洛克明 显把公民社会当作了目的。
    
    
    
    六、社会改造先行一步
    
    
    启蒙运动的革命,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建设,而是为了改造社会,不仅要改造本国的社会,而且要改造普天下的社会。从康梁孙文到毛泽东,其意图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国家建设服务于社会改造,要消亡于公民社会。葛兰西的神话君主,启蒙政党的政治领导权,要服务于和消亡于公民社会。政治领导权本身属于自然权力,是 一种精神权力,不能上升为国家法权。写进宪法序言,是极其错误的。
    
    由于改革,造成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举行,这是一种巨大的灾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先搁置其一。 维权运动把经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分开,先(社 会)革命后政治革命。继承邓小平经济社会革命先行一步,尽可能在改革或者及其在维权时代“海面下的大陆架”中,先行解决。这样美国立宪前先行解决的社会问 题,我们也解决了。维权为革命立宪,就像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普通法和清教伦理,为美国革命立宪。当社会问题解决或者使之不成为首要问题之后,必然性和生存欲 望,无需进入政治领域解决。
    
    依赖于市场经济和政治放松形成的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义,是改革时代的优质遗产。绝对不能用共同体道德和政治结盟,来重建公民社会。道德重建是政治幼稚的,如此落入了过去极权主义的陷阱,刺激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进入维权民权时代,就是要打破文革改革把自己当作价值,当作每一个中国人生活意义来源的做法。在中国,由于没有基督教,并不是由上帝赋予人生意义,而是共 同体赋予。个人服务集体,整体就是目标,就是一切价值的来源。改革与文革的政治方案,成为其时代内人生价值的源头。搞得中国人都像泥人张涅出来的“小泥 人”。没有来自上帝的绝对价值,赋予中国人自身的生命意义,那么就是被爱咋捏就咋捏,1949年捏了一回,文革又捏了一回,改革捏了一回。捏了一回都欢呼 雀跃,到了后来,由要求被重捏,在捏一回又都欢呼雀跃。如果中国人的人生价值仅仅来自泥人张,就像权力不是天赋,而是来自国家赋予,那么中国人的肉身和精 神,永远被捆绑在1949年之后污水满地之上。永远不可能直立行走。如果说国民党时代是半跪走,1949年之后就是污水中匍匐行进,并且高调者大唱赞美 诗,低调者露出近视的眼睛,忧郁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脚下土地,我们要现实地看问题。
    
    文革改革都有断代史和开辟新纪元的爱好,这与进化论有关,因此有前后三十年的冲突。文革认为自己是崭新的开始,并不是一个过渡,开始一个起源。美好价值和大同世界的第一次试验,有这“癫狂”的高峰体验,所以始终不会被忘怀,参加过文革的改革精英心中藏着,嘴巴上不说而已。而改革带有终末论色彩,进入了改革话语,一切的时间和事物都被吃掉,例如把过去的成就当做自己的,抹煞过去,说什么“一切成就归改革”云云。此外的都虚无,无法获得理解,例如革命。
    
    改革意识形态,在改革时代根本就没有战胜文革意识形态,一主一副互相搏斗中。这两种相反方向的意识形态,通过战斗,互相摧毁,结果证明自己都是错误的,不 能作为中国人的出路。文革派与改革派,都各自把文革改革当作赞美诗或者英雄史诗,赋予生存工作的意义,当作中国的方向,当作政治神学。文革改革作为两种价 值展开斗争。整个改革,就是把妖魔化文革的心理能量,作为火箭动力。把文革当作魔鬼,往过去虚无黑暗中推,改革的航船就前行。所以必须对文革改革去赞美 化,去价值化,把他们当作材料,当作错误。
    
    维权运动把文革和改革时代的优质资产,当作第一块砖头或者第一个台阶。文革改革时代不过是维权民权时代的预备学校预备役。维权运动致力于1949精神的爆破,摧毁前后三十年作为价值的源泉,作为全国人努力的方向,作为其人生价值的意义源头,作为批评的根据。
    
    正如《圣经〉中说,坐在宴席角落,邀请到首座,而坐在首座的,要被赶到角落。维权运动致力于对民国建国原则的恢复,将1949年所制度化所霸占的东西贬低。将1949年所边缘化的,所贬低的东西抬高。 公民社会承载着隐藏在黑夜中的公意,失落的1911革命理想,以及革命权。所以重建公民社会维权,就是删除1949,恢复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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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人权》12期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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