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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无字碑”与毛泽东的“无字遗嘱”/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03日 转载)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我是陕西省关中道人,家乡距乾陵武则天墓也不过百里,儿童时代就多次上过乾陵,感觉到很好玩。在家乡方言中,乾陵叫“阿婆陵”,可见本地人称武则天为“阿婆”是古已有之,且亦满怀敬意。我记得,在逛“阿婆陵”时,最惹我们那些儿童们感兴趣的就是那一坐“无字碑”,和儿时对问题总是喜欢刨根问底的特性一致,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大人:“无字碑上为什么没有字?碑上是要刻字的,不刻字,为什么要立碑?”
    
    待我以后长大了才慢慢的明白,我们在儿童时代问到的问题,就是现在历史学家、科学家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在陕西关中道,民间的“历史知识”是容不得小瞧的。那时,作为儿童的我所提问题得到的答复同今天的历史学家、科学家的解释“差不多”。对武则天持赞成态度的人的答复是:她的功劳太大,碑子上写不下,因此,与其写,不如不写;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碑子上原先有字,给武则天歌功颂德,后来被反对武则天的人给斫掉了,只剩下一个没有碑文的光秃秃的碑身,好像是对武则天的诅咒。
    
    我对武则天是持赞成态度的,我认为,首先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堂堂正正地当了皇帝,这在中国——一贯的男权专制国家中——的确是一场“革命”(史称“武周革命”);其次,武则天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天下易姓”,用现在的话讲是“和平演变”,此前,关中道流行的顺口溜:“不动枪,不动炮,城门楼上换旗号”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有一种古典民主的意思在内;再则,武代替李坐天下,这叫“姓氏轮替”和现代的“政党轮替”有着可以类比之处,用秦腔戏中的话讲,这叫“打墙的版儿上下翻,国王家的江山轮流坐”。当然,我承认:这都是在历史学之外所可以寻找到的通俗知识,难登历史学“大雅之堂”;但话又说回来了,它好歹也是一种“知识”。在今天,当我们明白了知识组成的多元化结构时,我们在发展正规的历史学知识时,不拒绝“通俗知识”就是正确做法。
    
    今天,我在《博讯》博客上溜达,读到西山斋的《文革——毛泽东的无字遗嘱
    》的文章,感觉到很有兴趣。自然就由武则天的“无字碑”想到了毛泽东的“无字遗嘱”。我得承认,对于西山斋这个人,我知道得不多,通过他在《博讯》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看,他是一个很有民主精神的人,他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毛泽东无字遗嘱的试验终于失败了,并且失败得很惨。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没有按他的意图进行,他也无法左右错综复杂的文革的进程。开头打算三个月结束运动,然后延至一年、两年……,殊不知打打闹闹,风风雨雨,一革就是十年,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收场。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打的被打倒,整的被整死。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自己急怒攻心,双目失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甚至站立、说话、写字都极端困难。最后,他带着无上的遗憾,一言未发,一字未留,丢下一个烂摊子,悒郁地离开了人间。”
    
    分析西山斋的上述文字,我发现他不是一个文字上很严谨的人,譬如,他说毛“一言未发,一字未留”“离开了人间”不符合事实,其实,在他的这一篇文章,他已经多次地录了毛泽东的“言”和“文字”,可见,毛的“文化大革命”的“遗嘱”是“有字”,而不是“无字”,可是,我欣赏这一篇文章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题目——这样一来,我是不是自相矛盾了?“文革”既然对于毛来说是一个“有字”的“遗嘱”,我为什么却要赞成西山斋的“无字遗嘱”的题目呢?
    
    从普通逻辑的角度讲,西山斋的文章标题是不对的、不好的,毛泽东生前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事所发表的言论,不但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是广为流传的,因此说它是“有”字遗嘱完全正确,谈不上是“无字遗嘱”;但是(我这一个“但”字就吃紧了),如果我们对于毛的“文革”“遗嘱”的“文字”作一种突破普通逻辑的解读,那么,就可以发现毛的“遗嘱”的意义不在“文字”之中,而在“文字”外,因此,人们在读它时,把它当“无字”的东西看待,西山斋文章标题的含义就非常深刻了,在它的引导下,我们中国人对毛的研究就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古代,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即认为文字的东西是我们人类认识事物的方法或者手段,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它倒变成了阻碍我们认识问题的桎梏。因此“破除文字”——是我们先人的一种“薪传”。就藉着这种“薪传”,我才认为《文革——毛泽东的无字遗嘱》的题目很有价值,本文就讨论它。
    
    上面,我说到了武则天的“无字碑”问题,就按照立“无字碑”是武则天生前的主张这一点来判断,我们可以说武则天称帝行为事实上引出来的三个价值:女人能顶“半面天”(可以同男人一样当皇帝);“和平演变”;姓氏“轮替”都是“超越”她的时代的“超前价值”,别说是别人不可以理喻之,就是她自己也不一定理解。因此,她自己对此不说不论,把它留给后人去评论,那是最好的办法,这样一来,一座没有文字的“无字碑”上好像可以盛载许多的意义。历史人物大都是这样,他们好像是“历史戏剧”中的木偶,被“不可见”的“上帝之手”操纵着演戏(这已是我们的常识)。因此,就历史中的某个特定人物讲,他们到底作了什么事情?自己也是很难说清楚的!古代的武则天,现代的毛泽东也都是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和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上一场最伟大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了,但是,他到死都没有意识到运动的“民主”性质,而把它当中专制主义体系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看待,并且带着这样的“花岗岩”式脑袋去“见马克思”了。
    
    虽然流俗的看法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但是稍稍脱俗一点的看法,却都视“文化大革命是非毛”的,西山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没有按他(毛泽东)的意图进行,他也无法左右错综复杂的文革的进程。开头打算三个月结束运动,然后延至一年、两年……,殊不知打打闹闹,风风雨雨,一革就是十年,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收场。”同样的意思,金春明教授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说:“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似乎十年中的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这种战略部署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今天尚未研究清楚”。
    
    西山斋说文化大革命没有按照毛的“意图进行”,金春明否认了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毛泽东战略部署”,那么人们免不了要问:“文化大革命按什么进行的?”我在此前写作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人民群众反对共产党当权派的民主运动,那么运动是按照它的“自组织”规律进行的,因此,真正领导和控制文化大革命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毛泽东个人,而是数以千万记的造反派头头,所以,这个运动的“所有权”与其归毛泽东,不如归广大的造反派人民和造反派头头。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他“个人”所作的“一件事”的说法就不是“真”的,文化大革命所留下来的毛泽东“文字”没有多少价值——就是一个“科学”的观点;就这个观点看,把毛的文化大革命“遗嘱”里的“文字”斫去,视它为“无字遗嘱”,也算是一种方法。
    
    但是,问题的奥妙即在于:把毛的“遗嘱”中的“文字”斫去(因为其中的价值不大)的方式却并不意味着把毛要陈述的“事件”抹去,那个“事件”就是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和我所说的“66运动”。它的经典意义是:在打破了共产党、共青团话语权独占权时所产生出来的“个人观点”,以“个人观点”集合而成的自治组织,在自治组织的单位上所进行的“合法”的反政府行为与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表现和自我表演。
    
    1966年的毛泽东“认可”了上述事件中的价值,并且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字样“支持”和庇护了运动,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证明毛就正确地认识了运动,非但是这样,他对“7亿人民”当中因民主而产生的派别分化和派别对抗的政治现象,作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批评,对于要求政治上的“自我解放”而不得不“炮打”共产党“司令部”的行为作出了“维护”共产党“一元化”统治的错误“论断”。因此,这样的做法被他死后的共产党人看成是“荒谬”的就很符合逻辑。就此而言,邓小平从共产党话语中把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科学论断”象“毒瘤”一样地“摘除”,是自然的,但是这一“摘除”行为也同时地“摘除”我上面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意义”之行为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当成毛的“无字遗嘱”的方式才有可能获得一点价值。
    
    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立起的一座“碑子”,目的是要(而不是党)“探索”(美国《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认为毛是一个“探索”型的人)在共产党社会中能不能容忍人民群众享有合法的反对当权派的权利,此意显然是可以贴进毛的“文革”本意的。可见,“碑子”原本是有字的,后来被邓小平给“斫”掉了(同武则天的“无字碑”一样)就成为“无字”的了,于是“无字碑”和“无字遗嘱”的意思就可以换位思考。
    
    当1966年“碑子”上的毛泽东“文字”已经“没有”时,人民给其上刻自己的“文字”,现代的“无字碑”就可以变成了有字碑了!这不是贪天之功,而是对毛的“贪天之功”的批评、批判后所“收获”的人民之功!
    
    我个人是从1974年起就开始用写作文字的方式研究1966年问题的,我研究的结果是:1966年的中国人民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交易”换来了他们自己“炮打”共产党党委的合法权利和自由结社权利,因此,我假设这一笔“66交易”如果在41年后的今天可以再“进行”的话,读者们以为如何?也就是说,今天,上海人用喊“胡主席万岁”的方式可以换来他们“炮打上海市委”的权力,陕西省人民可以用它换来成立“合法”的“陕西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我当年就是此“司令部”下的一位无名小卒)的权利,广东省的人民可以用它换来“砸烂广东省委”的权利,那么,依我看只有傻瓜才会拒绝;可是呢?现在的事实是:拒绝它的人是中国社会上自认为最文明、最聪明的人。呜呼!
    
    有人问:“中国民主的毛病出到底在哪里?”我说:“就出在这里!”
    
    民主论坛 上载:[2007-12-02] 修订:[200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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