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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的“半截子论” /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20日 转载)
——民运及政治问题连续帖(20)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如果说民主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和民主的政权,那么在目标没有实现时,革命就是“半截子”。我要说明的是:管我们认识不认识这“半截子”革命,中国民主运动是它的“连结物”——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就理论而言,这后“半截子”革命也许可以产生一个独立的开端,而这个独立开端上所站立的人也许可能对革命的“前半截子”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民主运动一旦成功发动之后,人们要立即着手去作的事情却是革命在“前半截子”中本应当做而没有做成功的,于是,被人们刻意分开来的两个“半截子”又会表现出统一。
    
    有了上述的认识,我们就不难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过去和今天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研究。在“前半截子”革命中,革命没有运行在人的主观愿望的水平上,使我们接受了“革命是神的意志”的假设,于此相一致的是,革命的形式也表现为一元的,但是,当革命在进入到“后半截子”时,它就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对于一元的东西来说,多元的东西的产生首先意味着分裂与分化;分裂与分化不可避免的会引出冲突和斗争;在冲突和斗争不被“消解”的情况下去寻找政治上的秩序与稳定——这就是民主。
    
    如果你认为,我上述的话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理,我不反对,但是,你必须看到,我的话不是在简单重复前人说过的东西,而是我对我们中国人民近100多年时间内所经历过的民主革命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认真研究之后得出来的一种新结论。在这里,我说它“新”,原因仅仅在于它是在批评、批判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的“灌输”之后的产物,并且它又是得益我个人的感触,如果说此种感触是普通中国人的感触的话,那么,我的研究在理论上说,就很接近于“人民”。所以,在毛泽东、林彪那里,在刘少奇、邓小平那里,在共产党中央“那里”,革命可能是这个意义,那个样子,但是,在我一个“普通人”的“这里”,革命的意义已经“走样”了,它事实上具有另外的意义。因此,在上述共产党大员把革命弄成为“专制”的时候,“走样”了的革命在我,则是“民主”的。这样一来,我就拒绝了人们在研究和认识中国问题所犯的一个通病,以为所有共产党作过的东西或者带着共产党印记的东西都是属于“共产党的”。
    
    反对我的人,可能说:“你是不自由的!”这一点,我也承认,我知道在这一段革命的历史中,我们大家都不自由,连胆大妄为的毛泽东都不自由,况且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可是,我在研究我这一段不自由的历史时,却得着了自由,这就不是侥幸了。
    
    在“前半截子”革命中,革命是一元化的,它表现在必须有一个空前强大的统一政党,而这个政党也应该有着一个团结的“司令部”;在“后半截子”革命中,革命自身的性质决定它要面临多元化的分化,因此,在一个党内出现了“两个司令部”,而“革命的人民”也被分裂成为“两大派”——就是革命必须要走的一步。说到这里,我们显然回避不了1966年。
    
    民主在1966年的中国“现身”,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受、感觉中的事情,但是感受、感觉的东西却需要人表述,正是发现了这一点,我才在此前写在了《论民主的表述》的一组文章。我认为,中国不是不存在民主,而是对已经存在了的民主缺乏正确的表述。这样,民主在我们之前的存在就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才可以不脱离中国民主的这一条历史的主线索。
    
    众所周知,“半截子革命论”的真正发明人是毛泽东,他在196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上,把1949——1966年这“17年”中的共产党专政斥之为“资产阶级黑线专政”,从而激化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一冲突中,他站在了“人民一方面”。如果说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地要激发中国人民处于蛰伏状态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思想的话,那么,人民广泛参而又热烈的政治参与行为就完全突破了共产党政治运动的一贯模式,于是,中国民主的多元化政治局面即使在人们主观愿望拒绝的情况下也给“降临”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指1966年的人民不是要故意分派,也不是毛泽东鼓动他们分派,而是民主生活的内在法则促使人民分派。也只有在分派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元化局面才告结束,多元化局面藉以形成。
    
    “半截子革命论”,虽然很难说是“科学的论断”,但是,它非常简单地把在中国搞了“17年专政”的中国共产党放在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境地中却可以激活民主的第一价值。
    
    可见,在1966年,毛泽东用他个人的语言和方式说出了不民主的共产党党社会的“压迫”性,倡导人民的“解放”——这不是“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以为是),真正值得我们中国人民批评的“毛泽东错误”是:他没有把“解放”人民的运动作到底,而是搞了个“半截子”。因此,我反复强调,在中国真正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 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自己。他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人民“砸个稀巴烂”的共产党各级地方组织“恢复”起来,“解放”了已经被“打倒”了的共产党干部,解散了人民自治组织,逮捕了不听话的造反派头头,使社会重新回到了一元化的时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特别是“隐含其中的思想”(《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但还是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做法。
    
    因此,如果你是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的人,你一定会发现1966年到1969年之间社会上出现的情况——在毛泽东一人之下形成的全社会性质的政治上人的多元分化和多元对抗局面——终究是一种暂时现象,它事实上有两种前途:向一元化的倒退和向多元化的迈进!非常可惜,在1969年,中国倒退了。
    
    从“倒退”中我们不难发现,1969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恢复了统治,但是它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政党了,在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中,它受到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中国共产党语)已经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这“后半截子”了,因此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步棋为止,革命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已经彻底“完结”了;只是这并没有直接地导致出共产党统治的“完结”(这一点毛泽东没有估计正确),“不革命”的共产党的统治反而要被“革命”的共产党统治更加残酷和更加有效。
    
    现在中国民运人士的队伍中流行着“否定革命”的思潮,许多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了共产党的革命,中国民主才会最后成功。其实中是一种错觉,殊不知“革命的否定论”思潮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产物,它的要害是要“腐蚀”“瓦解”中国人民中间存在的“革命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它是生产民主和自由的“温床”),使中国人民由“革命的”变化成为“不革命的”。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过去它一向都是这样”(美国法学家德沃金语)。
    
    应该知道,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中,“革命的存在”和“革命的张扬”,总是会关涉到民主;而在同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中,“非革命”的气氛却是维系最反动、最腐败、最老式统治的最好环境。
    
    在这一帖的最后,我断言:中国民运人士虽然没有能力改变中国社会由于共产党“政策”和共产党意向所刻意造成的“非革命”的气氛,但是,革命的民主运动在压抑中实现自己,却是可以提前预测的。我的看法是:革命的“否定论”即使有着“抑制”民主运动的功能,但是目前共产党一贯的政治高压行为却正在压迫着民主运动以“革命”的模式诞生——这一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2007-11-19《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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