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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与中国的政治前景/杨光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6日 转载)
    
    中共十七大和十七届一中全会顺利落幕了。说它顺利,是因为会场内外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一切都在掌控之下,一切尽在预料之中。党旗底下没有新鲜事。说到底,中共的全国党代会和中央全会不过是个冤大头机构——一个替小圈子密谋和黑箱作业背黑锅的冤大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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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消说,与中共的历次党代会一样,十七大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换言之,又是一次以歌功颂德为主的平庸的大会。会上,胡锦涛作了一个极具催眠效果的冗长报告。这份报告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将生米冷饭一锅煮、毛邓江胡一勺烩,不愧为当代党八股的经典之作:既鼓吹改革开放,又坚持“中国特色”;既鼓吹解放思想,又强调“四个坚持”;既鼓吹市场经济,又热衷政府管制;既誓言扩大民主,又强化一党专政;既承诺改善民生,又固守官僚特权。总而言之,是理论上左顾右盼,政策上左支右绌。据说,这份长达64页的政治报告凝聚了党的集体智慧,看起来,党的集体智慧似乎已经完全枯竭。
    
    如果我们指望这样一次会议能为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提供新的动力,那是过于天真了。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十七大就不值得关注,或者说,它完全没有看点。观察十七大的会风会貌,透视十七大的台前幕后,我们仍然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判断。
    一、 十七大凸显了上层官僚阶级与下层民间社会的分裂
    我们注意到,港澳台和国外传媒对十七大是颇为关注的。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各种关于高层权力斗争、人事变动、政策调整的小道消息早就满天飞了。而与此相反,绝大多数的国内民众却完全不关心十七大——不仅对中共的“理论创新”、党章修改不感兴趣,对谁上台、谁下台也几乎不闻不问、毫不在意。即使是一些对政治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也大多对十七大冷眼旁观、漠然置之。对比一下,在1966、1976、1989年,那时候连最普通的中学生、小市民也对政治事务充满了如饥似渴的热情,这热情如今早已烟消云散了。今天的人们对中共政治已经麻木,懒得再听那些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说辞。人们既不愿意从那一堆陈词滥调的官话套话中去发掘所谓的“新意”和“亮点”,也不屑于在诡诈的高层人事更迭中寄托改善生活、变革社会的希望。因为对十七大没有需求,所以也就无需关心;因为对十七大不抱希望,所以也就无所谓失望。
    
    这种对十七大、对上层政治普遍冷漠的态度是意味深长的。它说明:人们尽管对统治集团表示屈从,却从内心里轻视它;人们尽管身受政治的重压,却在行动上忽视它;人们尽管急切地盼望改变现实,却已经对中共高层的变革能力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它还说明:上层官僚与大众生活之间的距离之远、裂痕之深,俨然已经达到了不可同日而语的程度。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
    
    这个国家分成了两个部分,或者说分成了两个互相隔离、互不信任的政治生态圈。上层圈子是一群垄断权力、垄断政府、垄断官职的人,他们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体。尽管他们之中也不乏英才,不乏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们似乎堕入了一潭死水当中。除了派系倾轧、争权夺利、贪腐谋私之外,他们没有理想,毫无远见,缺少作为,甚至毫无活力,毫无生气,动辄虚言矫饰,废话连篇,无聊透顶,乏味之极。人们不再把他们的言行举止当回事,这是理所当然的。下层圈子里情况相反,在广大的无权无势者中间,已经出现了微弱的民间政治征象。而这处于生长和上升时期的民间政治,既难以与衰朽中的上层政治相共存,更不可能被封闭僵化的上层政治所吸纳。
    
    二、 十七大加剧了中共政体的内部张力
    十七大的报告看似左右逢源,十七大的权力分配看似皆大欢喜,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不然,十七大加剧了中共政体的内部张力与结构性危机。
    
    首先,十七大的“理论贡献”是把毛的专政思想、邓的改革理论、江的稳定策略、胡的和谐理想共冶于一炉,拼凑出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这套生米加剩饭的“理论体系”是不能自洽、无法融合的。如果真要以这套大杂烩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里左与右、社与资、民与官、贫与富的纷争,而面对纷争,中共必将无所措手足。这说明,中共的意识形态系统已经衰朽至完全不可收拾,中共的理论结构将因内部张力而趋于彻底垮塌。
    
    其次,十七大尽管高调鼓吹改革开放,却没有推出任何一项有实质意义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这反映了统治集团的窘迫处境:一方面,他们必须在口头上支持改革,维护高层当局的改革者形象,因为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改革已经成为他们的护身符,成为唯一有效的统治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又惧怕任何真正的改革(尤其惧怕真正的政治改革),担心真正的改革会损害现行的权力与利益分配的格局,“因此,改革毫无希望,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不仅有一股巨大的物质利益与之对立,并且也没有独立于这些利益团体之外,而与利益无涉的执行机构来实现它”(这是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中国式“俸禄国家”的一段话)。
    
    再次,从十七大的人事重组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共已经陷入了严重的人事僵局,并且面临着比人事僵局更加可怕的“接班人危机”。位于权力最高端的中共十七届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既不是来自于党内“选举”,也不是来自于领袖“指定”,而是讨价还价的内部交易、勾心斗角的派系平衡的产物。目前的中共当局既没有实施真正的党内民主的勇气,又不可能形成如毛邓那样足以进行人事独裁的领袖权威。显然,与中共的“政治路线”一样,中共的“组织路线”也正处于一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如果是在宪政体系的民主社会中,公开透明的派系平衡也并不是什么坏事,然而,在一党专制的中共政体结构下,内部交易与派系平衡是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持久的,它们极易产生激烈的内耗和冲突,寡头翻脸、常委互斗、“接班人危机”迟早会爆发。在宪制规则阙如而领袖权威崩解的过程中,那些潜伏着的、半组织化的、破坏性的政治势力——如军人政客集团、权贵家族联盟(比如“太子党”)等等——极易趁机走上政治前台,将中国导向更劣质、更不稳定的新型专制政体,或者走向无政府状态。
    
    三、 十七大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危机
    近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变化是不均衡的,其中,以经济领域的变化最为显著,而以政治领域的变化最为缓慢。正是由于不同领域的变化速度差距太大,这使得中国社会几近撕裂。前现代的中共政治体制,与半现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其主要的特征已经严重背离,它们已经无法互相包容,无法共存于一个“和谐”的制度框架之中。
    
    以十七大为例。无论是会议的组织形式,还是会议的实际内容,无论是台前的歌功颂德,还是背后的勾心斗角,十七大不仅与十四、十五、十六大没有什么区别,也与毛泽东时代的八大、九大、十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不同。甚至连一些具体的措辞都没有什么变化,诸如“伟大、光荣、正确”、“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纲领性文件”、“里程碑”之类中共专用的古董语言,至今也还在照用不误。在一个迅速变化的国家,一切皆变,唯独全国党代会这一最重要的中共政治仪式几乎一成不变,这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当今中国,除了中共以外,还有哪一个企业、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居委会能够象三十年以前一样地开会、办事?可见,中共政治的落伍、中共党代会的落伍、中共十七大的落伍,乃是一件不争的事实。
    
    很明显,中共的政治结构缺少对于经济社会变迁的适应性改革。它已经不能对急剧变化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政治诉求、新的政治表达方式作出有效的回应。象十七大这样的组织方式、议事方式、决策方式、“选举”方式,仍然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中,它们与时代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速,主要的领域急剧变迁,社会迅速分化,自由不断扩展,由此,将逐渐塑造出一个与现行中共政治结构相对立的、具有越来越大力量的民间社会。这是中共官僚集团无法阻止的。如果中共的政治结构不作出相应的变革,那么作为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现行体制将不可能对新的民间社会进行制度容纳,也不可能再用以往的方式整合各种新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表达,中国社会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全面的结构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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