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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十七大与党魁权威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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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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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魁权威逐渐衰落
     (博讯 boxun.com)

    中共十六大结束后,新一届中共寡头还让外界有所期待,于是有“胡温新政”的舆论泡沫鼓起,但很快破灭。现在的十七大,虽然举世瞩目,但除了最高决策层换几张新面孔之外,在改革方向和具体路线上,并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连“新政”的舆论泡沫都没有。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十七大凸现了中共党魁的权威进一步衰落。
    
    尽管,十七大闭幕的公报称“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也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然而,这不过是每届党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迂腐传统,也是找不到方向的现政权的自我安慰。
    
    众所周知,中共是当今世界罕见的喜欢修改党章和宪法的独裁党,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魁都要先把自己的所谓“思想”写入党章,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上,党魁“思想”又要写入宪法。这一服从新党魁的个人意志的恶习至今没有丝毫改变。此次十七大,一如既往地修改党章,权力得到初步巩固的胡锦涛也要进入党章了,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使中共党章再一次臃肿。讽刺的是,由于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太多,已经有了马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胡锦涛已经找不到合适名词来命名自己的“思想”,大概只能命名为“胡口号”了。
    
    意识形态合法性难以重建
    
    这么多的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进入党章和宪法,恰好说明了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已经无思想和无道义,拿不出足以凝聚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其道义合法性危机无法缓解。当六四的枪声射穿年轻学子的身体,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也被唤醒,中共的道义合法性被同时击倒;当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发生雪崩、共产制度的大溃败变成现实之后,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优劣昭然天下。国内外的聚变使中国人越来越明白,只有建立在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道义合法性和竞争力,而一党独裁体制无论在道义还是法理上都不具有竞争优势,甚至连基本的法理性都不具有,道义上站不住,法律上也站不住。
    
    尽管,中国宪法力图在法理上和历史合理性上确立中共的垄断权力,一方面,中共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序言,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领导核心”的地位有了宪法依据。另一方面,宪法确认了“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意识。中共政权的建立来自暴力革命,其领导地位乃历史形成,使一党垄断权力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但是,无论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法理合法性,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合理性,不过是党主制宪的产物,是独裁意志和一党私利的法律化。而按照普世的现代法治原则来衡量,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正如著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党存在的合法性首先来自按照现代法治原则进行“注册登记”,而中共作为政党组织居然从未按照法律要求“注册登记”过,所以,从法律角度将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
    
    六四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展,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只能愈演愈烈。改革之初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变成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合法性。“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三代党魁的不同提法实质上并无新意,仅仅是为一党独裁和跛足改革背书的不同说法,是对政绩合法性的权宜解释,是为了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其内在的精髓是“无道义无思想”的实用主义。但是,无论意识形态口号多么五花八门、“与时俱进”,只要不用“主权在民”代替“一党自我授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便无法缓解。
    
    在当下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越来越远离中共意识形态的操控,对官方意识形态说教的口是心非、言行背离,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常态,也是党员和官员的常态。无论官方发动多么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也无法取得差强人意的劝诱力。因为,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再愚昧的人们相信的是实际生活中的亲历,而非中共宪法上的条文和党魁报告中的说辞。比如,当现实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市场化私有化,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当现实政治充满恐怖和人权侵犯,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权力源于人民”和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对于中共现政权而言,当那些恢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一次次被现实挫败,中共官方的自我辩护也就越来越力不从心、左右失据。所以,最讲究统一意识形态的中共已经变得不那么在乎意识形态了,而最在乎维持住政绩合法性。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必须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保证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保证把任何可能导致政权不稳的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谓的“民生主义”,不过是想用再分配的强制调整来赎买民众的顺从;所谓的“和谐社会”,不过是镇压异见和严控言论的“强制和谐”;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是为“跛足改革”镀上一层金箔而已。
    
    寡头格局下的弱势党魁
    
    虽然,十七大之前党内外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胡锦涛报告也从六个方面宣示了政治改革,篇幅也多于十六大报告,但依然延续着口惠而实不至的门面活,那些面面俱到、空洞乏味的老调重谈,全无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所以,十七大不会在改革的方向上和具体政策上作出实质调整,外界对十七大关注也就只能集中在高层人事变动上。
    
    也有评论认为,胡锦涛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点。但事实上,胡锦涛不指定接班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既无打江山的党内资历,也无掌权之后的突出政绩,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钦定接班人了。中共掌权五十八年,党魁的权威一代不如一代。邓小平不如毛泽东,江泽民不如邓小平,胡锦涛不如江泽民。独裁体制使接班人变成大难题。一方面,政治强人的权力终身制带来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但被钦定的接班人很少善终。毛泽东钦定的刘少奇、林彪先后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废。另一方面,强人之后的党魁难以维系权力终身制。邓小平钦定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只能任两届,再无钦定接班人的权威力量。
    
    邓小平死后,中共寡头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十七大才一再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如果说,邓小平的亡灵主导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党魁只能任两届和以年龄划线的不成文规则;那么,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人事安排只能靠寡头们之间的较量与交易;争执不下时,只能靠不成文的年龄划线。而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如何产生,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制度规定,所以,如何形成十八大的接班人产生机制,便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我看来,现行的“寡头独裁”要比“个人极权”好一些。在人事安排上和政治决策上,当任何个人都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之时,寡头之间必然出现内部的制衡局面,可以避免一个人说了算的极端决策。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已经退下五年的江泽民仍然具有影响力,九名常委基本上是江派和胡派平分秋色。
    
    如何确定胡的接班人
    
    今日中国,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利益分化已经难以改变。党国利益权贵化,权贵阶层集团化,每一中共寡头都代表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在确定胡的接班人问题上,以中共现在的精于利益计算的统治方式,寡头之争不会走向不符合权贵多数利益的鱼死网破,而只能是通过讨价还价形成某种党内竞争机制。在可预见的未来五年内,虽然政治改革不会有实质性动作,也很难断言党内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机制。但没有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客观上会形成不成文的高层制衡规则,既可以扩大党内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的参与面,也会为非党精英的参与和民意表达提供一定的作用空间,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以胡温执政五年的经验看,胡锦涛的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实用主义者,仍然把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新党魁要善于左右逢源和左右开弓,意识形态口号可以左转,但现实的经济政策决不能左,不能让反改革的新老毛派中断跛足改革进程;经济政策及其立法可以继续右行,但政治上决不能右倾,不能让政治自由主义和民间维权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所以,胡锦涛报告在政治改革的部分中,虽然不得不提出“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但重点是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中共须开辟新的合法性基础
    
    截至十七大闭幕,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的物质生活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政治体制的僵化使社会的深层矛盾持续积累,潜在的社会危机越来越接近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起伏和全球化经济增长风险的难以控制,中共寡头集团不得不面临这个既现实又棘手的挑战:经济高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跛足改革积累的危机就将全面爆发。中共的政绩合法性将灰飞烟灭,寡头政治的权威将丧失殆尽。中国将不得不吞下机会主义政治的苦果,弄不好就将再次陷于大劫难之中。
    
    虽然,以机会主义统治为主要特征的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在深层危机深重的今日中国,某一偶发事件很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失去绝对权威的中共现政权,高层中再无绝对掌控军权的政治强人,无法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暴力镇压。现在,面对此伏彼起的民间维权,寡头们只能用铁腕加收买来应对局部危机,而无法应对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在某一时刻再次出现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前有六四屠杀的教训,后有寡头权威日益减损,在大规模民间诉求和寡头统治之间,中共军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抗命,迫使寡头们不得不对强大的民意让步。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失灵,以及社会失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必须开辟新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将“政绩合法性”转变为“道义合法性”,即转变为以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转变能否在未来的十年中启动,不仅取决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压力是否足够让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北京家中
    
    转自《争鸣》2007年十一月号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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