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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与人格建设/许知远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1日 转载)
    
    来源:亚洲周刊
     (博讯 boxun.com)

     山东高官段义和残忍炸死要举报他的情妇,人格底线彻底崩溃,背后是人格的问题。
    
    他有一张方正、符合年龄和身份的面孔,他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白色衬衫与黑色西装搭配得干净整洁。这张照片拍摄于第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的山东代表团会场,发言者段义和是济南市原人大主任。一直到二零零七年七月九日之前,段义和有一条还算顺利的仕途。他出生于山东齐河,一九七零年西安交大毕业之后在天津工作六年,随后回到齐河县,历任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副处长,知识分子工作处处长,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济南市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长。
    
    自二零零一年起,段义和开始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党组书记。他已经六十一岁,副部级待遇,看起来可以享受一个稳定的退休生活。
    
    但是七月九日下午五点的爆炸声,最终将这位地方官员推到了国家舆论的中心。这声爆炸过后,“一名年轻女子被炸为两截,下半身不知所终,上半身飞出二十余米,落地后侧卧于道旁,女子胸部以下内脏暴露,场面异常骇异”。
    
    爆炸案一点也不复杂,仅仅四天后,它的幕后指使者段义和就被逮捕,死者是他保持了十三年关系的情妇,直接肇事者则是他的侄女婿----市公安局的一位副队长。那辆被炸得完全残损、漆黑斑驳的本田轿车的图片,立刻在互联网上四处流传。
    
    官员和情妇的故事,是这十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甚至超过了那些贪污的数额给人带来的惊异。我记得偶然间读到的旧新闻,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王仲因为受贿六万九千七百四十九元,在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被枪决。
    
    十四年过去,这则新闻成了天方夜谭,贪污数量早已指数级的上升。连续阅读这些年的新闻,是一个逐渐麻木的过程。最初你会震惊于一百万的贪污,接著你发现这个人涉及到了上千万,然后即使过亿元的流失也不让你特别诧异,至于因权力而涉及到的性交易,则是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而且,这些案件的被揭露和审判渐渐也与贪污本身无关,就像一位行内人对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所说的:“重要的不是贪污了多少钱,而是你竟然还政治上不正确。”
    
    但即使如此,段义和的案件仍激起了普遍的震惊,因为它不仅是权力的滥用,而是道德底线的彻底崩溃(似乎没人在乎他同时被查出的超过一百万元的受贿行为)。如果一个人在私密的关系上都丧失了恻隐之心,他不仅令人唾弃,更令人恐惧。
    
    这似乎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更深刻和难以克服的挑战。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中国人遭遇两次信念坍塌,第一次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中国人的传统儒家社会的价值观被西方价值观所冲击,第二次则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帮助中国人建起的那套封闭的、集体化的价值体系也彻底坍塌了。这个坍塌因为一九八九年之后那场魔鬼式的交易而更加猛烈----人们准备放弃了对美好社会的改良,而将此换取对物质的无所顾忌的追逐。
    
    信念的坍塌招致人格的沦陷,人们不相信一切原则,只把人生的意义放在眼前的、可见的利益争夺上,这使得社会变成了紧张的、焦虑的、丛林式的游戏场……在这样的逻辑中,六十一岁的段义和的决定顺理成章,因为他的情人可能会检举自己。段义和的行为极端,却仍算得上中国社会的某种缩影,它与社会阶层、职位高低无关。我记得在吉林白城遇到的那位瘸了一条腿的三轮车夫,他年过五十岁,曾经是一名司机。他的那条腿是二十五年前为了救他的局长而断的。“如果,我现在再碰到这样的事”,他这样说,“我会自己跳车,才不会去先把局长推开,就是市长,也让他撞死”。他感慨社会风气的堕落,并说起了他在监狱看守所工作的儿子,这个刚上班不久的儿子一心要爬到所长的位置,因为所长“不管是母亲过生日还是儿子考上大学,我们都得送礼”。他儿子的原话是“我当了所长,也都让他们送”。一个生态体已经形成,因为看到了太多社会的腐败与不公,人们沮丧得已不愿意去改变,只期待自己成为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更弱的人群身上。
    
    在这样的思想土壤中,试图建立一套制度来对抗权力上的腐败,即使不是自欺欺人,也变得异常艰难。为了担心腐败,你创建了反腐败的机构,但很快它和原机构同样腐败。中国官僚的膨胀的历史不正证明了这一点?
    
    在越来越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形态中,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是,个人操守、品格,经常比我们想像的重要得多,甚至比所谓的制度还重要。因为不管设计得多?周密的制度,最终都要依靠个人来完成,就像格林斯潘的个人品质对于美国经济意义重大。而倘若丧失了这种值得信赖的人格,不管多么严密的制度,都将被贪婪所利用,制度也成为了推卸个人责任最好的借口。在如今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对道德与操守的要求,来自于早已失效的意识形态,它加重了个人的虚伪和玩世不恭。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建设的谈论经常是空洞的,就像多如牛毛的法律,对于犯罪率无所作用一样。
    
    作者: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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