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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土改受害者潘伙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0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潘伙荣是一个六十开来的老人, 头发花白, 靠收买破烂为生.“你是怎样经历土改的呢?’’ 我说.“土改开始的时候我还很少, 所以刚开始时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 但从懂事开始到文革结束我都印象深刻, 可以说做地主是相当惨., 相当苦的, 一点也没夸张.’’ 潘伙荣说.“为什么你家会划为地主呢?’’ 我说.“我父亲被划为地主, 听说是和个人恩怨有关. 椐隔壁的二叔公, 二叔婆说: 我父亲非常勤劳, 划为地主是很不该的. 我父亲的财产主要是靠辛勤劳动丶节俭积累而成, 家里有一间三间两廊的房屋, 两间旧屋, 三四间猪舍, 十多亩田, 一个小酒坊, 请了两个长工.’’潘伙荣继续说:“我父母干起活上来经常是有曰无夜, 我很小的时侯就知道了, 经常父母还未收工回来, 很夜都未有饭吃. 家里那时蒸酒, 父亲把酒酿好后就担给人家, 中途饭也不吃了,又担百多斤咸菜回来, 那时走在那些石仔路上, 连鞋也没有, 只穿那些用轮胎做的皮底, 隔壁的啊叔经常笑我说: 有一次, 你父亲出街担咸菜回来, 踢着石头, 把脚趾也踢反了, 他还说好在没有踢烂只皮底, 脚趾也没有皮底值钱.’’潘伙荣继续说:“我父母被划为地主之后, 被拉出来斗, 农村有车水用的龙骨车, 村中的骨干分子把车架拿出来, 要我父母跪在架的中间, 把竹杆放在小腿上, 一边一个人站在竹杆两端, 用力研, 这已经是一种很痈苦的土刑, 但还不够解恨, 晚上, 同村的有一个人斩了一捆荆棘回来, 叫我母亲出来, 一掌推我母亲坐下去. 本来这事情我不知道, 过后, 有一次放牛时在避雨, 有个人讥笑我: 说我母亲给人推在荆棘上, 回家要我父亲怎样帮她挑屁股上的刺, 地主崽! 活该! .之后, 我问过同村的叔丶婶, 证实确有此事.’’潘伙荣继续说:“做地主之后, 哥哥大了可以自食其力, 弟妹太小有父母照顾, 我靠出街乞食为生, 有时问同村的叔婆要饭吃, 有时到田头捡番薯丶花生吃, 有时遇到好心的人可怜就会主动给一点吃的东西.’’“我常常也跟我母亲回娘家探望外婆, 其实名誉上是探外婆, 实质上是到外婆那里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拿回来, 如番薯丶大米等. 其间常遇到一个远房的所为舅父, 他每次都会赶我母亲走, 有时还会打我母亲, 我那么小连我也赶.’’潘伙荣继续说:“后来我长大了就参加生产劳动, 记得我七岁开始学犁田丶耙田, 十一岁合作化时正式干大人活, 可以说我在农村耕作活儿比任何人都精通.’’“你入过学校读过书吗?’’ 我说.“基本上进过学校, 58年集体化, 免交学费, 但由于超龄, 只能跳级报读, 读了一个学期.’’潘伙荣继续说:“到了59年, 差不多人人都饿死了, 因为毛泽东搞大跃进, 搞千斤亩, 万斤亩, 农业密植, 大炼钢铁, 农业丶工业大破产, 58年将早造收割的谷子全部担回田里撒了, 大搞农业密植, 那时每个人每天只有三两六米(十六两称), 相等于现在二两多一点, 最挨多两个月就一定死的了, 那时我母亲也已经死了, 我父亲帮生产队看牛, 一次不知怎的, 一只牛被绳子捆住了鼻子, 淹死了, 于是就说我父亲有意整死只牛, 把我父亲拉上批斗大会, 打得半死. 59年丶60年暂时政治上比较平静, 大家都希望有口安稳饭食, 61年分责任田丶责任地.’’潘伙荣继续说: “这是一条很好的政策, 有的地主虽然已经到了拍手无尘的境地, 但全家齐心, 勤勤力力, 知悭惜俭, 很快又盖起了自己新屋, 但之后不久又再被没收了.’’“64年我们出去搞富业, 帮人家担泥, 赚二角钱一天及一餐饭而已, 而刚好那年清远脱堤, 粮食失收, 没米下锅, 我就寄了十元钱回家, 生产队就根椐汇单上的地址, 出来抓了我们回来, 说我们不搞生产劳动丶赚工分, 回来以后就惨了每天只能吃蕃薯, 还扣工分.’’“听说你在文革其间受到冲击, 坐过监, 为什么呢?’’ 我说.“由于土改对我父母的迫害, 我认为共产党是没有道理的, 非法的, 使我从小就产生愤恨情绪, 一直以来, 我对村中的干部都是横眉冷对, 性情钢烈, 有什么事我也不怕他们, 所以他们认定我不认罪, 不改造, 文化大革命就拉我出去戴高帽, 游街, 戴着二米多高的高帽, 还要弯起腰, 走八九公里的路, 背后民兵丶班排长丶党员丶积极分子当你是畜生一样, 个个抓住大大小小, 长长短短的棍棒, 一边打, 一边叫走快点, ‘我是xx犯xx犯’ 其实, 我自己犯了什么罪自己也不知道, 乱说而已.’’潘伙荣继续说:“当时游街七个人去, 那些棍棒丶拳头, 下下到肉, 回来以后连衣服也脱不下来, 因为衣服跟血肉已经贴连在一起了, 我的腰就在那时给打坏了, 现在还经常有腰痛.”说到这里潘伙荣脱了衣服给我看, 尾龙骨屁股上面果真突起一个骨头, 腰骨真给打坏了.“说回那次游街, 七个人当中, 当场就打死了一个, 幸好有一个民兵班长, 是我学泥水的师父的侄子, 所以我还受到一点喑中的保护, 回到大队社员大会, 又拳打脚踢, 不管你生死, 我口鼻都流血了. 当天是大暑天, 在烈日下暴晒, 又流了那么多血, 非常口渴, 我对民兵班长说:’ ‘我口渴, 我想喝水’ , ‘不准去’ 他不是不准我去, 而是怕我刚被打完全身发滚, 再加上当天是大暑天, 在太阳底下晒了那么久, 一喝水下去就不得了,人一般在磨难的时候, 有人对他只要有小小恩惠, 都会刻骨铭心, 心存感激!潘伙荣继续说:“等休息了一会之后, 民兵班长说: ‘谁要喝水’, 我说:‘我’, 民兵班长说:‘去啦!’. 过了三个多月, 文化大革命三师二军下乡时就最轰烈了, 我们那个时候每个大队都有打死人, 一般都是比较年老的被打死, 扶成公社有个叫大夷武的儿子, 十八岁, 为人纯品, 叫甘厚, 也被活活打死, 到现在我还觉得很可惜, 还常常和他的叔叔聊天. 那个时侯每个大队都有拘留点, 只要你对公社有小小不满, 马上就要遭到拘留, 一到晚上非常恐怖, 村中那些广播喇叭不停高声呼叫: 坦白从宽, 扩拒从严, 顽固到底, 死路一条, 低头认罪, 斗争, 一连数月都是这样. 后来我就被关进了监狱, 直到毛泽东死后我才出狱.’’“你在监狱受到过什么迫害没有’’ 我说.“没有! 监狱相对是较安全的.’’潘伙荣继续说:“我们现在总算是死里余生, 对比之下, 死了自己固然之惨, 但阳江地区把地主全家拉到山岗上打死就更惨, 灭门了.’’“除你之外, 你的妻儿在文革其间有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呢?’’ 我说.“那个年头成份不好要取老婆很难, 我的老婆是文革结束后才取的!’’ 潘伙荣说.之后我们又闲聊了一会, 一个多小时的访问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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