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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博士,李克强博士亲自过问这几个血淋淋的事件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01日 转载)
    请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博士,李克强博士亲自过问这几个血淋淋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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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头厂女工工作18通宵收入450元 不堪压力跳楼 (博讯 boxun.com)

    2007年02月03日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宁华、赵刚

      曹越琼的遭遇不是一个个案,也不仅存于罐头生产企业。曹的遭遇映射了一个产业的难题。  一方面成本上升导致利润微薄,另一方面国外进口商继续压低订单价格,国内的一些劳动密集性产业正受到两头挤压。在此情形之下,压低用人成本似乎就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曹越琼以及五洲星集团的境遇正警示着中国的传统产业。

      一线调查

      女工跳楼出逃背后的用工链条

      本报记者 宁华 浙江宁波 上海报道

    在记账员付菊安的记工簿上,3103的出勤记录在2006年11月14日早上8时45分戛然而止。

      3103是一个名叫曹越琼的女工,3103是她在宁波五洲星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星)的工号。这个39岁的云南打工女在五洲星橘子罐头生产线上捱了18个通宵后,由于不堪工作与工头的双重压力,于2006年11月14日早上8时45分从公司员工宿舍二楼纵身跳下。

      “耻骨骨折、_骨骨折、右股骨颈骨折”在程继伟的电脑中,记者看到了曹越琼跳楼后的病情记录。程是解放军113医院的骨科大夫,曹越琼的主治医生。程继伟说,曹越琼刚被送到急诊科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程继伟告诉记者,曹越琼在住院前期的情绪表现异常,经常处于“有人要害我”的恐惧状态中。后经精神病科医生会诊,初步诊断为应激性精神障碍,即因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精神障碍。

      曹越琼用一种非理智的手法诉说了其遭遇之惨状。

      打工女之祸

      五洲星是宁波市鄞州区一家从事水果罐头加工出口的民营企业,年产各类蔬菜水果罐头5万□,是国家级农业龙头骨干企业、全国罐头行业十强企业之一。

      每年10月底至第二年2月中旬,是五洲星的橘子罐头产季,需要一二千名季节工。因为用工量巨大,而宁波本地招不到足够的人手,五洲星每年都会委托工头帮他们到全国各地招工。

      曹越琼是云南富源县人,经邻村熟人介绍,于2006年10月下旬被一个叫付军的安徽男子招入宁波五洲星做工。与她同来的还有同村的另外3名打工者。

      五洲星的罐头产品95%以上出口日本、美国与欧洲,为了能及时交付出口订单,该公司实行两班倒工作制,工人每12小时轮一个班次,白班自早上5时30分至下午5时30分,晚班从下午5时30分至第二天早上5时30分。

      曹越琼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伴被分配上晚班,她们的工作是将橘子皮剥除。橘子罐头生产线上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站立操作,而且有极其严格的卫生消毒要求,第一次出远门打工的曹越琼很不适应这种通宵达旦的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而且,曹越琼和同伴们很快就发现工厂的待遇和招工者付军当时说的大不一样,先前付军说的每月750元保底工资变成了计件工资。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伙食却很差,每人每天发3元钱餐券,吃的只是白菜、豆芽、冬瓜等蔬菜。

      曹越琼等人萌生了去意。据曹越琼说,她们干了4天后便一起离厂不干了,但在宁波火车站候车时被闻讯赶来的付军等人拦下,又被带回了五洲星继续做工。

      五洲星总裁助理张士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不过,张承认,公司在管理环节上的确存在薄弱之处。

      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委员陈维昌认为,五洲星的季节工管理有工头插手,工头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不正当的管理手段而引发矛盾。

      被工头付军追回大约一周后,与曹越琼同来的石游珍和邵晓花在一天晚上终于成功“出逃”。两个同伴偷偷跑了以后,曹越琼和另外一个同伴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看管。曹说她发现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宿舍,经常有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跟着她,他们时常摆出她如不服从管理就要挨打的架势,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曹越琼家住云南富源县古敢水族乡一个偏远的山村,以前从未出过远门。繁重的劳动和巨大外部压力使这个农村妇女不堪忍受,她的情绪渐渐变得不稳定起来。张士举说,曹越琼跳楼前几天,和她同一车间的工友反映她有点儿行为反常。

      橘子罐头生产车间记账员付菊安在接受鄞州区有关部门调查时说,“曹越琼上班时常把橘子弄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与曹越琼同一生产工班的剥橘子带班人周玫也表示,她发现“曹越琼的精神状态不好”。

      2006年11月13日晚,不堪重负的曹越琼试图再次离开五洲星,因未被允许出门而和看门人吵了起来。第二天早上8时45分,住在员工宿舍2号楼212室的曹越琼趁看管她的人不备,跑进了隔壁的女厕所,径直从窗户跳了下去。

      包工头之弊

      2006年11月14日上午8时45分,五洲星职工全夫良正欲进员工宿舍找人卸车,“我刚走到宿舍大门口,就看见有个女人从宿舍2号楼2楼厕所窗户跳了下来。”全夫良在接受鄞州区有关部门调查时说。

      五洲星保安马庆森说,当时他马上叫了两个保安和付军一起将曹越琼送入公司附近的洞桥镇卫生所,由于曹伤势较重,后又被转送到解放军113医院,付军留在医院照看她。

      但付军在支付给医院1000元费用后,却不知所踪,而五洲星也未过问曹越琼的伤势。对此,张士举辩称:“付军向公司借了2000元送曹越琼去看病,起初公司并不知道他走了,一直以为他在医院照顾她。”

      付军的叔叔付海富说,付军把曹越琼送到医院后,医院要他交1万元押金,付军向厂里借但厂里不同意,“后来派出所找他,他一害怕便跑掉了。他今年还不到19岁。”

      付海富是安徽蒙城县吴圩乡人,常年和五洲星合作,帮助该公司招聘季节工。付军是其安排在五洲星带工的管理员。

      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支部书记李尧祥说,像付海富这样给五洲星招工的包工头有十几个,今年通过包工头共招到了季节工740多人。

      记者在五洲星与付海富签订的招工协议上看到,五洲星委托付海富“招工共100名(男工不超过5%),招工补贴300元/人,另加工人工资总额3%的管理费”。

      按照协议,工人到位十天后,五洲星预付1/3的补贴费,剩余的2/3季节生产结束后再支付。工人工资总额3%的管理费,在季节生产结束后按实际仍在岗人数计算。

      这就意味着,包工头招来工人愈多,其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在季节生产结束后仍在岗的工人越多,工头的最终收益也就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工头在招工时往往会用欺骗手段吸引工人,而工人发现上当想离开时就会遭到种种阻挠。

      “五洲星长期以来利用包工头招聘并管理季节工,由于包工头的收入和工人工资直接挂钩,他们往往会采取威逼手段强迫工人劳动。”宁波市总工会维权服务部副部长王小骏说,“全国这几年来的劳动恶性事件都与包工头有关系。”

      压低用人成本之忧

      “五洲星的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从2000年开始他们就用包工头的管理方式。”王小骏说,“去年‘学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我们也明确要求他们改变这种用工方式,但(他们)一直纠正不了。”

    谢谢您的阅读, 您是本文第 190 个阅览者 关闭窗口   所谓的“学生事件”发生在去年七八月份,80多名河南柘城的女初中生被当地一个叫王秀敏的人带到五洲星“勤工俭学”,不料沦为廉价童工。后有学生逃出报警,这些学生才被解救出来。

      “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守法经营是起码的要求。”王小骏说,此次政府态度比较明确,也很快做出了相应的处理,现在领导也意识到,如不加强管理这个企业还会出更大的乱子。

      据悉,鄞州区政府停止了五洲星享受农业龙头企业各项优惠政策及一切地方性政府奖励政策。付军因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于2006年12月19日被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女工跳楼事件发生一周后,由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工会和公安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五洲星公司,对该企业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情况进行调查。要求五洲星与工人签订劳务合同,允许工人辞工并在离厂时及时结清工资。

      “在工人工资结算上,五洲星存在一定问题,”陈维昌表示,该公司的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按生产季节发,像橘子罐头生产季长达3个多月,工人要在生产季结束后才能领到工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一名去年11月初进入五洲星打工的安徽籍女工说,“干了20天后公司才发50元生活费,还没有拿到过工资。”

      罐头生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每到生产季节就必须占用大量资金。五洲星年收购农产品超过500万公斤,有较大的资金压力。五洲星生产橘子罐头的用工规模约为1500人~2000人。按照宁波市职工最低月工资750元计算,这些季节工的月工资总额约为110万元~150万元。延后发工资,一方面可减轻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工人流失。

      记者在曹越琼的工资单上看到,2006年10月22日至11月9日,她共上了18个通宵晚班,收入为450元(扣除了54元餐券),平均每天25元,每小时不到2.1元。而按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鄞州区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为6.4元。

      曹越琼每天挣25元,按一个月30天计可挣到750元,看上去似乎达到了宁波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但她每天必须比法定工作时间多干4个小时。五洲星与包工头约定,包工头必须严格管理所带工人的安全、生产、劳动纪律、出勤率、工作效率等,保障其正常生产。王小骏认为:“此举是通过包工头管理恶意降低成本,迫使工人通过加班加点提高收入。”

      浙江省罐头行业协会秘书长邹志亮说,尽管这两年橘子罐头生产成本持续上涨,但出口价格并未明显提高,有的品种价位甚至比前两年还低。“外商压价很低,但国内企业谁也不敢主动提高出口价格,不然订单就会被别的工厂抢去。”邹志亮说。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下调在惨烈的“抢单大战”逼迫下,国内低端出口产业往往被迫选择自我消化成本上涨因素而不是主动提高出口价格--在其他刚性成本无法再降低时,压低用人成本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业内人士评价说。

      但廉价劳动力用之不竭的好时光已经远去,当众多企业还认为他们缺的只是成熟的技术工人时,现在普通工人也开始对他们说“不”。2005年,五洲星从安徽、江西、河南等地招聘季节工;2006年,其招聘工作甚至做到了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区。“五洲星原定这个生产季节招1500人,但到2006年第四季度只招到了700多人,” 陈维昌说,“五洲星劳动强度大,待遇低,愿意再来的季节工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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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童工受摧残疾病缠身 在日夜颠倒中劳作(图)

    2004年11月14日 10:33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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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死了,怎么办?”13岁的黄水如腿、脚都感染了_疹,老板不带她去看医生,随便买了些药膏让她涂。但越涂越痒,越痒越抓,越抓越大,皮肤逐渐开始溃烂、流血、流脓。

    孩子们每天晚上8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次日天亮。每天钉多少珠子,她们自己都数不清。

    眼睛总是离不开珠孔,长时间日夜颠倒地忙碌,孩子们总是叫眼痛。

    康乐大街的一家钉珠厂,老板身后黑板上有童工们当日的工作量。孩子们一年挣多少钱,老板说了算。

      广州市康乐村,狭窄昏暗的地下工厂,数百名稚气未脱的孩子在日夜颠倒中劳作,他们一年才能结到一次工钱,一年也未必能添置一套衣服,还经常挨饿,有些甚至疾病缠身。

      繁华的旁边

      康乐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连广州大道,北邻中山大学,处广州繁华地区。2003年底,记者开始在此租房暗访。据了解,康乐村中多为成衣厂,旁边的鹭江村中多为钉珠厂,两村交界处多为电脑绣花厂。这些家庭作坊一般都在出租屋的一二层,面积大多在8到40平方米之间,九成以上为“三无厂”。

      尽管与繁华闹市仅一墙之隔,但作息时间却与外界相反。入夜8点,紧闭的卷闸门陆续打开,睡眼惺忪的人们开始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凌晨1点左右,工人们要吃点儿东西充饥,村中街道上便开始热闹起来。一脸疲惫的孩子随处可见,三五成群怯生生地去买2块钱一笼的包子,或是各自买5毛钱一瓶的奶茶

      村里一家名叫“艺春”的钉珠厂是记者重点关注对象。8月份,厂里的14名女工中有13名是童工,现在是12名,其中一位女孩刚刚在9月28日中秋节度过她的16岁生日。

      无本的买卖

      “痒死了,怎么办啊?”每当黄水如说痒的时候,老板就发急,怪她自己不讲卫生、不自觉擦药,还威胁要赶她走,不给工钱,“不要叫,多钉点珠”。

      患_疹的钉珠工人很多,很多新衣服刚印过花,拿来钉珠时,仍满是刺鼻的药水味,皮肤接触多了就得病,老板已经司空见惯。

      27岁的老板杨汉宏是广东惠来华湖镇人,这些孩子也都是他从家乡的农村一块招来的。钉珠厂的生意基本上是“无本的买卖”,老板只发两样东西给员工,一把剪刀,2块钱;一包针,5毛钱。只要付得起房租,认识几个制衣厂的老板,能拿到货做就可以。而钉珠这活却特别难做,一位曾做过钉珠活的影吧老板娘说,“简直不是人干的活!”细如米粒的珠子要在衣服上整齐地钉出各种图案,干活的人很关键。“最好是童工啦”,影吧的老板娘说,她自己钉珠的速度远不及童工,“她们听话、眼尖、灵活”

      珠孔大小仅容一根针穿过,孩子们的手每天都会被扎几十次。艺春厂中,手艺最好的是15岁的少萍,钉珠速度飞快。她左手将珠子往衣服上一摁,右手一划,就钉好了,仿佛不是在钉,而是用胶水粘上去似的。就是少萍,每天手也会挨上十针八针,她的手“久经磨练”,长满了老□。“最怕不小心扎到指甲里”,少萍说,她也会痛得流眼泪。

      由于眼睛总是离不开针与珠孔,孩子们都长着“熊猫眼”。眼睛睁不开,痛,怕光刺痛眼睛。厂里有个小药袋,没有眼药水,只有安乃近,止痛的。长时间日夜颠倒的工作,很多孩子都会有头痛的症状。

      13岁的刘奕峦已经离不开安乃近了,每晚都会吃上两三次。每次从老板手里拿药的时候,老板都会丢下一句“你怎么老是头痛”。

      在厂里做饭的老板的母亲经常会善意地阻拦,“这药一天只能吃一片,你每天吃这么多,会吃坏脑子的!”

      简单的三餐

      白粥、白饭、榨菜、青菜,这是孩子们三餐的全部。早餐是11点半开始,清炒白菜和白粥;傍晚5点半是正餐,白饭和清炒白菜;凌晨1点左右,白粥和榨菜。孩子们常常五六分钟就吃完,匆忙干活。

      孩子当中,欧阳晓娟比较单纯,动作也慢,被大家认为是“好吃懒做”的“典型”。吃饭时,她总会第一个抢过去,而且最后一个吃完。她12岁的妹妹晓红就经常训斥她。懂事的晓红有她自己的道理:两人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种田的父母难以养活五个孩子,她和姐姐出来就是为帮家里挣点钱,钉珠虽苦,但总能减轻家里负担。每次被妹妹训斥过后,晓娟都会委屈地流泪,“我真没吃饱!”对这些正处发育期的孩子们来说,这些自然不够吃。

      黄水如、黄水红两姐妹已经一年未添新衣服了,每个人只有两套衣服换来换去。今年,两姐妹总共花了四百多块钱,都花在吃的上面。

      乏味的娱乐

      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地方有3只日光灯管,两台电风扇,两张桌子,一台VCD配一只音箱,这是艺春厂的“硬件”。

      音乐是孩子们夜半驱赶“瞌睡虫”的有效武器。晚8点上班到次日早11点下班,货多的时候,工作时间还会延长。凌晨1点左右,孩子们困了,就会打开音响听歌,大家也会摇头晃脑地跟着唱起来,一般都唱得跑调。

      老板杨汉宏喜欢听节奏感强的歌,比如DISCO,而且每次听的时候都会特别兴奋,有时还会从躺椅上蹿起来,跟着节奏扭几下屁股。

      歌也不会让听很久,因为老板要睡觉。老板睡着后,孩子们会谈笑起来,说话声音大的时候,被吵醒的老板就会起来拧声音最大的那个家伙的耳朵,大声骂人:“吵死了,发神经,你们哪有那么多话说,赶快干活。”15岁的欧阳晓娟话比较多,耳朵也被拧得最多;当然,打瞌睡的被老板发现,也会被拧耳朵,以示惩罚。

      孩子们住的宿舍离工厂较远,走路要10分钟,是一出租屋的4楼,很小的三室一厅。两间小卧室是孩子们的“天地”,上下铺的行军床,每床睡两个人。这里,最让孩子们眼馋的是一台17英寸的彩电,但老板不许看,“看什么看,晚上工作又要打瞌睡。”

      未知的收入

      辛辛苦苦的孩子们一年到头能挣多少钱,一切由老板说了算。老板从制衣厂拿来货,按厂家为每件出的价,与钉珠的孩子六四分成。至于厂家出的这个价是多少?只有老板知道,他说多少就是多少。

      工钱年底结算,平时走人,一分钱不给。平时用钱,可向老板支一些,最多一百。老板的理由很充分:平时吃住都免了。

      老板自己有个账本,每天每个孩子干活多少,都记着。老板说,这是凭证,年底凭这个发钱。到目前为止,账本上显示,薪水排在第一位的是少萍,也就是1700元左右。

      “孩子们年底能拿到钱吗?”对这样的问题,开了多年重庆酸菜鱼店的陈老板嗤之以鼻,“这一带很多工厂都宣称年底会付薪水,到了年底,很多黑心的老板还不是一走了之!”

      康乐的秘密

      “你们不要乱跑,不然,警察抓童工时会把你们抓走!”这是艺春厂老板吓唬孩子们的话。孩子们当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只上到五年级,欧阳晓娟、晓红两姐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如绵羊般听话,在康乐村老老实实地生活着,广州的繁华,他们还未曾见识过。

      经过半年多的了解,记者掌握的雇用童工的工厂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其中,很多工厂根本没有厂名,甚至门牌号都没有。

      康乐东约南4家钉珠制衣厂中,至少有30名童工;康乐南四巷七八家工厂至少有30名;德胜围院式管理区内六七家厂约有20名;康乐南新街68号的工厂至少有4名

      大量经这些自广东、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孩子们之手,生产出的西装、婚纱、袜子等成品被运往广州大型批发市场,然后流向全国。

      那么康乐村的“三无”作坊到底有多少家?童工到底有多少呢?这里的很多工厂被层层铁栅封锁,外人无法接近,也无人知晓。这就是康乐村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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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国安:何春梅累死了 血汗工厂加班仍在继续

    2005年11月10日 11:17 中国青年报

      殷国安

      10月28日早上6点半,已经工作了24小时的广州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工人获准吃早饭,女工何春梅却晕倒了。送医院急救后,于上午8点30分死亡。(11月8日东北新闻网)

      何春梅是累死的。在从10月24日早7点到28日晨的4天时间里,去掉吃饭时间,何春梅

    一共工作了69.5小时,平均每天休息时间仅4小时。10月26日这天,她凌晨2点多睡下,5点10分醒来,说“太累了,再多睡一会儿”,于是睡到5点半,然后又是上班到凌晨2点。她太累了。现在,她终于睡去了,不再醒来了。

      读着何春梅累死的新闻,我立即想到的是中学课文学过的《包身工》。但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是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压迫工人,难道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何春梅们竟然成了当代包身工?

      何春梅累死了,该由谁负责?政府有责任,因为没有依法保护打工者的合法权利甚至生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及权益,《劳动法》里有明确规定。如果《劳动法》的这些规定得到落实,何春梅是不会死的。

      今年9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开对省内20家“血汗工厂”进行了谴责。我不知道在这20家企业里有没有何春梅所在的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公开谴责最后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我却知道,违反《劳动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得到纠正的微乎其微。这当然不独广东如此,可谓全国皆然。

      何春梅死后,引起了广州市、白云区劳动部门的重视。目前,铧鑫厂已向何家支付了一定额度的赔偿金。怎么样?不就是赔几个钱吗?何春梅死了,加班在继续,在铧鑫厂继续,在广东的一些企业继续,在全国的大多数企业继续。何春梅的生命除了给自己换了几个赔偿金,并不能唤起谁的警觉。何春梅既不是第一个过劳死的女工,也不是最后一个。那么,谁来保证《劳动法》的落实?================================================================中英两过劳死女工演绎劳资关系150年 2005年12月16日 15:13 新浪财经 -----------------------------------------------------------------  巫继学

     一些没有读懂马克思甚至只是从转手文字中了解马克思的人,经常在媒体上对马克思要么横加指责,要么指手划脚,要么深揭狠批。有些自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也是经常糟蹋马克思。马克思在这些人手中与口中,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过时论”就是被他们这样炮制出笼的。本文选取两个都因为过劳而死的两个女工的事例,一个是刚刚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是150年前发生在英国本土并由马克思亲自转述的,并完全依据马克思《资本论》提供的方法论与理论分析框架,对资本下劳动遭遇问题进行一个侧面的解析,请读者辩识一下,究竟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劳资关系的论述已经过时,还是在新形势下上演着它的新版本?

      何春梅,于2005年10月因连续加班4天而劳累猝死的中国女工;沃克利,于1863年6月因连续劳动26.5个小时而劳累猝死的英国女工。两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相同命运的女工,都是资本关系下“过劳死”的牺牲品。虽然,这是大约150年的历史跨度,这是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市场文明延续,然而都是资本在没有遏制条件下肆虐的恶果!

      先看媒体记录现实镜头:2005年11月上旬,中国几乎所有媒体都用《何春梅累死了,加班还在继续》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标题述评一条消息:四川籍女工何春梅在广州市的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连续加班4天后猝死。何春梅是活活累死的。据她的工友说,公司要在10月28日完成52800个玻璃老虎、熊等工艺品的订单,而这些工艺品的配件10月24日才到位,还要经过制模、成型、研修、装配、彩绘等8个生产环节,时间短,任务急,公司安排了几天的连续加班。从10月24日到27日的工作安排是:24日早7时至晚11时,25日早6时至26日凌晨1时,27日早6时至28日早6时半。在工作期间,他们有半小时的早饭、晚饭和宵夜时间,中饭时间是1小时。她在后3天里,睡觉时间加起来不到6小时。莫说何春梅是血肉之躯,即使她是铁铸的一台机器,也经不起这几天几夜的连轴转。何梅春死了,老板仍然要关注他那批货是不是能够按时出单。

      再回放马克思记录的历史镜头: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一个人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丽丝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劳动16.5个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立即赶制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女工一起连续干了26.5个小时,一间屋挤30个人,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这还是伦敦一家较好的时装店。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丽丝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件礼服做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82-283页)

      遥遥历史跨度的事件何其相似乃尔,漫漫长路两端的中外女工如此同命相连!我们究竟应该感谢马克思的远见卓识呢,还是应当遣责资本在无遏制环境下的恶劣本性?

      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即剩余价值)。这就暗含了一个固有趋势:尽可能多地获得剩余劳动,而且尽可能少地支付成本。这并非那个老板个人的错,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趋势使然。所谓势在必行,与老板的道德无关。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个人信仰与品格如何,一旦成为资本的人格化,就具有了资本的这种本质品格。人与人不同,老板与老板不同,但差别不是质上的,只是量上的,只是风格与方式方法的不同,只是在本质相同意义下的老板个人偏好。像鹿渴求清泉,资本渴求源源不绝的利润,渴求每天24小时利润创造的不间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50年来,这种本性没有丝毫的改变,也没有因为资本的地域差别有丝毫的改变,中国何春梅与英国沃克利两位女工的相同命运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打造并健全遏制资本恶劣本性肆虐的经济机制,以减少、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以减轻、冲淡类似事件的破坏力。惟如此,不能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而劳资矛盾对峙,将是市场经济的不幸,将是和谐社会的不幸。

      好在,资本的恶劣天性又是可以遏制的,可以矫正的,可以转化的。这一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在重演,但我们是在重演西方国家早期资本发展时期的脚本。我们是在新世纪发展市场经济的,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而,遏制资本的恶劣本性是题中应有之意。

      问题不在于资本本身,而在于对资本本性要不要遏制,对私有制企业要不要有效管理,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不要维护,一句话,要不要依法经营,要不要依法管理的问题,要不要将市场经济置于社会主义框架之中。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我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打造遏制资本恶劣本性的经济机制。

      其一,资本是一种关系,本质上是劳资关系。在这种经济关系中,劳动者是被雇佣者,是被动方,面对强大的资本,他们是弱势群体。那末必须从有效遏制资本的违规行为、打击资本的违法行为入手。当然,这种遏制与打击必须有区别,在不违规违法的前提下,主要通过经济机制实现,主要通过政府的相关政策来打压,来限制。一旦超越边界,则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制裁。

      其二,完善企业工会组织,劳动者联合起来,平等与资本进行博弈。工会的主要职责并不是过去理解的那样,平日里组织员工搞活动,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积极督促企业落实好《劳动法》。工会,作为劳动者自己的组织,它必须独立地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否则它就失去历史存在权。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企业工会,首先要与国际接轨。在国际上,工会是一方力量,它与资本是平起平坐的,是成为劳动者权益的真正代表,它甚至对企业的重大决策拥有。前不久有一则报道为世人十分关注:据6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海尔收购美国家电巨头美泰中人们意外发现,“目前美泰的任何买家都要和其工会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和工会的谈判失败,任何并购交易都很难成功。”这则消息,我国各级工会不知作何联想?

      其三,建立劳资双方对话机制,打造劳资双方互动平台。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完善劳资关系的三方机制,即由政府(通常以劳动部门为代表)、雇主组织和工会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共同处理所有涉及劳动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在事实上承认了劳动者是一个独立的权利方,使我们对劳动者能够与资本进行平等对话树立的信心。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行动,并且需要有相关配套的机制出现,否则三方对话机制将空谈。进一步讲,劳资双方的对话,必须是经常的,即时的,这样才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变了。

      其四,遏制资本的恶劣本性,调整劳资关系,政府应当承担责任。政府的干预,不应该是行政式的,而应该是政策式的,应该主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维护劳动者经济权益提供法律依据。那种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应当仅仅由市场来调节的观点是不对的。政府必须对初次分配进行干预,包括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和“参与”。各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程度不同,但政府完全放弃管理,在世界上也是绝无先例的。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建立保障机制过程中,保证劳资关系的正常发展,使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当然,不应该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可以对局部地区出现的劳资关系个案进行直接干预。总之,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管理和调节的作用,成为劳资关系的“和谐之手”。

      其五,我提议尽快建立“企业调查员制度”。企业(工厂)调查员制度,是一项古老的但行之有效的制度。它起源于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他在大英博物馆阅读了大量企业(工厂)调查员的调查报告,并在书中引证了这些原始资料。根据中国特色,我建言在各级人大下设立一个“企业调查员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聘请有职业道德的,有专业知识的,有独立精神的人士担任调查员。人大授权每个调查员,担负一定区域中企业劳资关系的独立调查,并定期写出固定格式的报告,直接呈送人大。每个调查员应当有相当的独立调查权限,并享有某种豁免权。同时,如果知情不报,将轻则遭责,重则追究其责任。这一制度的现实作用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对企业进行监督的网络,以保证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管理部门。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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