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责任伦理让勇气升华/刘晓波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9日 转载)
    刘晓波更多文章请看刘晓波专栏
    
     ——为《张思之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暨执业五十周年庆贺文集》而作 (博讯 boxun.com)

    
    已经八十岁的张思之先生,在中国国内被誉为“法律良知”,在海外被誉为“中国第一大律师”,学者萧瀚甚至为张思之先生写下《最伟大的律师在中国》的赞辞。在我这个经历了六四后十八年来的民间反对运动的异见者看来,人们把如此崇高的声誉给予张先生,完全是名至实归。作为一名律师,在中国恶劣的司法环境下,在依法维护人权的开创性事业中,张思之先生不仅敢冒风险,更本着高度责任伦理,方能持之以恒,已经把伸张司法正义的职责最大化到极限。
    
     一 痛切的自省,真诚的忏悔
    张思之先生曾是献身革命的青年,后来被打成右派,再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律师。
    
    张思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根红苗壮”和“立场坚定”,所以1949年中共掌权后,只学过几天法律的他就被分配到法院工作,年仅21岁,被同仁们称为“学生干部”。好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留用了一些前政权法院的推事。从他们那里,张思之接受了最初的法律启蒙。他回忆说:“推事们熟悉法学,功底深厚,推断事理,富有经验,判决文书写得言简意赅,有的已臻佳境。”“我几乎天天都坐上审判台,……短短两月,大有收获。他们够得上我的启蒙老师。”正是这种启蒙,让张思之知道了法律所具有的超越“阶级性”的自身品质,多少抑制了革命青年很容易患上的“左倾幼稚病。”
    
    然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个大斗场,法院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从1951年到1957年,法院也紧跟革命斗争的急促脚步,几乎年年都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51年“镇反运动”,法院变成杀人机器。张思之亲耳听到某位领导大吼道:“他妈的!看来杀少了。不行,得狠点!”他回忆说:“北京的最高记录是一次分三地同时处决200人。我经手的最多的一批一次枪决70人,……刑场在土城,70人站成一排,面冲‘城墙’,场面之震撼,至今历历在目。”
    
    1952年,全国法院系统进行司法改革,意在粉碎旧法统、旧法律,彻底清理旧司法人员,但由于两位领导不合,法院分成了两派,张思之被划入其中一派,司法改革演化为 “互相攻讦”,由此种下祸患的种子。
    
    1953年反高饶集团,法院跟着斗争,张思之积极投入,在会上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批判官僚主义,宣泄宗派情绪,对另一派的人“进行了绝情的攻讦”。他在晚年评价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说:“我也病得不轻”。
    
    1954年反胡风,张先生先被诬陷为“胡风分子”,罪名是“组织小集团”。他被“隔离审查”,“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小屋里,除如厕外不准外出一步。”好在后来得到纠正。但到1955年,张先生以“反革命”再次遭到整肃。就是在这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式革命中,张先生渡过了最初的法院岁月,也注定了他的司法生涯的戛然中断。
    
    张先生回忆说:1957年反右,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法院烂掉了。”毛笑答:“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于是,反右运动也在司法系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张先生被打成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之后是长达二十二年的政治贱民生涯,其中十五年劳改,七年摘帽右派的语文教师,背着“政治贱民”的身份,张先生渡过了自己的青春时期。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绝大多数右派得以平反,张思之才得以结束了“政治贱民”的生活,重返司法界,真正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读张思之先生的回忆文章《怪诞莫名法官路》(载于《往事》第六十期),让我颇有感慨的是,屡遭整肃的张思之先生回忆往昔时,不但记下了“一场场一幕幕我亲历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而且对自己的当年作为也有痛切的反思,由衷地忏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揭发他人的行为。他说:“反右运动中,北京市法院系统俘获了包括斐公、老贺及其手下骨干在内的右派份子六十余名。老贺划右后,我有揭发之‘功’。其中致命的一击,是交代了肃反中前门见面沟通情况那件事。……为此,我悔恨终生。我对他,于公十分尊敬,于私相当亲切,没有距离,更无隔膜。反右领导小组要我揭发,竟也降服,证明着我当时面对暴政本质上是个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宁可孤军战死志不可夺的浩然正气!”
    
    所幸,劫后余生的张思之和老贺取得谅解。张先生回忆说:1978年,老贺突患胃癌,入院治疗。张先生去医院探望,老贺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但老贺仍然高兴地吃了张先生带去的梨。“他艰难地、带着微笑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我陪着,用眼泪,一滴一滴地朝下落。我们都动了情。……贺公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而给我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我害了他!”
    
    从张先生的回忆中可以见出,尽管他曾是革命青年,但在他对镇反的叙述中,特别是从他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中,我看不到任何对毛时代的温情——哪怕是对自我经历的温情;对人们喜欢谈论的纯洁的“青春理想主义”,他也没有丝毫留恋。这种来自亲历和人性的觉醒,让张先生对极权者毛泽东有了看透骨髓的深刻认识。没有这种认识,他决不会对自己的“革命时代”作出那么痛切的反思和忏悔,也就不会后来的“只向真理低头”的张思之大律师。
    
     二 、败多胜少的大律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一个律师声誉的大小高低,主要靠打赢官司的胜败多少来决定的。而张思之律师的良好声誉却是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形成的。一方面凸现了今日中国仍然是个畸形的社会,吃法律饭的律师的执业环境极为恶劣;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律师群体中蕴含着争取司法独立的强烈冲动,张思之正是把这种冲动化为行动的杰出代表。
    
    在党主司法的环境下,作一名以捍卫人权和坚守司法正义为宗旨的独立律师,谈何容易!对于中国司法的畸形现状,我本人虽有不少切身体验,但读罢张思之先生的《我的辩词与梦想》(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一个个案例,我还是为中国律师而悲,从张先生所代理的案件之敏感和办案过程之曲折,可以更具体更全面地窥见中国律师之难做和中国法治进程之艰难;但我也为张思之先生而喜,他在法庭上的神态之自若和辩护之精彩,凸现了他的内心之充盈和精神之乐观;他的每一次出庭留下的辩护词,堪称中国律师界同类辩护中的精品。所以,张先生的败多胜少所凸显的,不是他作为一名律师的耻辱和检察官法官的荣耀,而是张先生的荣耀和中国司法制度的耻辱。
    
    正是独裁的政治制度和险恶的司法环境,才让张先生的良知愈加闪亮,也让他的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司法走向独立的希望。今日的中国律师们,固然还无法改变党主司法的制度和律师执业的恶劣环境,但他们中的先觉者和勇敢者,起码还可以把独立执业和追求司法正义作为其职业自律,并贯彻到自己的司法实践之中,在办案时尽量坚守以良知为支撑的职业伦理。而当坚守并践行这种职业伦理的律师越来越多,点滴积累的成果必将为中国司法的最终独立作出贡献。事实上,改革以来中国司法环境的改善、中国律师权利的扩展和国人法治意识的觉醒,都离不开律师界的先觉者和勇敢者的贡献。
    
    虽然, 《我的辩词与梦想》主要由案例和辩辞组成,并无多少对理想的高调抒发,但通过一个个冤案和一篇篇辩辞,也通过专业的精炼的巧妙的辩辞,法庭上的张思之先生表达着梦想,也就是中国律师的“最高使命”:在捍卫人权和伸张正义的事业中,也在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和律师制度完善的事业中,更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艰难中,做一个坚守良知、精于专业、追求独创的中国律师。正如张先生的自述所言:“我有过令人憧憬的梦想愿望,期盼着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登攀座座高峰,最终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那境界至今止于遥想而已。念前路漫漫,看夕阳欲坠,给我的难道是终身遗恨!?我尚未气馁,并不沮丧,也不会怨天尤人。空泛的‘怨尤’不是律师的品格。”(《张思之律师在八十诞辰庆寿酒会上的答谢演讲》)
    
    张思之的律师生涯之所以能够留下那么多精彩的辩护词,不仅源于他的良知,也源于他对专业和辩辞的精益求精。作为法律外行的我读《我的辩词与梦想》,感觉最有价值的文字,除了那些坚硬而朴素的个案辩护辞之外,当属几篇关于辩护的经验之谈。如《看红日涌起碧波间——十年律师,一束心得》、《行云流水,朴素无华——辩护词漫话》、《问须工巧,答宜避拙》、《律师参与谈判》、《“三辩无罪”辨析——证据札记》等。这些文字,逻辑缜密,激情荡漾,既是专业精神,也是辩护技巧;既体现了普世价值,也表达了鲜明性情;既有长期积累的经验,也不乏独特的个人创造;尤其令我惊叹的是,张先生对辩辞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自我苛责的程度,甚至要求辩辞具有信、达、雅之美感。
    
    张先生的良知是发自内心的明亮和坦然,是敢冒风险、突入险境的勇气,是追求司法公正和推动法治进步的理想,更是非常专业的辩护和履行职业伦理的责任。在张思之先生代理的每一个案件中,严守律师的职业伦理,一直把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置于律师个人的声誉之上,达到个人选择与公益效果的一致。比如,当他结束20多年的右派生涯、重返律师界之后,他被指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犯之一李作鹏的律师,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钦定案件中,他还是尽到了争取当事人权益的律师职责,为李作鹏去掉了四项主要指控。
    
    六四大屠杀后,张思之先生所代理的案件,王军涛案(1991年)、鲍彤案(1992年)、高瑜案(1994年)、魏京生案(1995年)、曹海鑫案(1999年)、《南方周末》案(2000年)、新青年学会案(2001年)、阿安扎西活佛案(2002年)、刘荻案(2002年)、郑恩宠案(2003年)等,大都是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案件。从接手这些案件的第一刻起,张先生就知道这些都是“必输”的案件,但张思之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地完成全部司法过程。他立场坚定而清晰,风格低调而务实,辩护专业而结实。他以详实的证据、扎实的专业和缜密的逻辑,一次次地揭示了那些 “钦定”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的荒谬之处,凸现了党主司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能可贵的是,他只用代理这类案件和法庭上的辩护本身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从来不会借助案件的敏感性和国际关注来炒作律师本人的声誉。
    
     三、 沉重的责任 乐观的梦想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张思之先生最欣赏其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恐怖政治仍然无孔不入的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很难免于恐惧,关键在于如何面对恐惧。张思之代理过的冤案遍布全国各地,经常受到“您老还是不来为好”、“律师来者有去无回”之类的威胁,但张先生毫无畏惧、平静坚定,不但前去办案,还办得极为较真,让那些践踏法律的地方司法部门应对失据。
    
    作为律师,他知道,中国的人权保障和司法独立之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只有胆量和勇气而没有韧性和责任,是断断坚持不下去的。在张思之先生的人权律师生涯中,没有急功近利而只有责任伦理。他在代理那些高难度案件时,坚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辩护,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法律中人权保护的内容,让中共的法庭变成昭示普世人权和司法正义的讲坛,用自己的辩护行动激活那些纸上的权利条款,表现出更多的责任伦理而非道义高调,使他的人权律师事业具有了从未间断的连续性。在这点上,张思之先生为年轻律师们提供了依法维权的示范。
    
    张思之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表现为面对恐怖威慑时的平静和乐观,他代理“郑恩宠案”去上海,被几部黑车尾随“护驾”多日,张思之的告别方式是“微笑挥手”。他在法庭上的担当、专业和魅力,不仅赢得了旁听席上的赞美,甚至也能赢得其对手的尊敬。所以,许多中共法院的检查官和法官都对张思之先生保持足够的敬意。
    
    近年来,中国民间反对事业获得长足进展的醒目标志之一,毫无疑问是民间维权已经普及到社会各个领域,与此同时,为维权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维权律师群体逐渐 崛起。在今日中国,“维权律师”已经成为具有崇高荣誉的名词,有的境外媒体干脆就把“维权律师”誉为“亚洲英雄”。但是,经历过六四后的极端恐怖的民间异见者知道,在整个九十年代,民间维权还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维权律师”这个名词,但张思之先生早就开始了维权律师的生涯,乃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权律师第一人。正如江平先生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在近二十年国内各种政治风波中出现的政治审判案件中,能够秉着良知和良心、顶着巨大政治压力走上法庭为被告据理辩护的,他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律师界中的第一人。”
    
    从1991年到今天,张先生从未间断地代理重大敏感的人权案。除此之外,他所代理的其他案例,也大都是冤案。张思之先生在办案中表现出的良知、智慧、责任感和专业能力,堪称当代中国人权律师的先锋。他有勇气承担责任,有激情滋润理性,有乐观支撑坚韧。他为鲍彤等良知者进行辩护的价值,不仅是为当事人的尊严和权利辩护,也是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为反抗独裁统治的异端权利辩护,为民间反对运动的正义性辩护,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辩护。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张思之先生为重建中断已久的律师制度立下筚路蓝缕之功,那么在九十年代,张思之先生就为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立下拓荒开路之功。张思之先生的开拓精神和恒久耐力,为后来的维权律师提供了道义示范和维权经验,也为中国律师的维权事业扩展着空间,九十年代中期,有莫少平等律师加入到张思之开始的事业中;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律师敢于加入有风险的维权事业。可以说,没有张思之先生在九十年代的作为,也就不会有新世纪以来维权律师群体的逐渐崛起。
    
    张思之先生的人权律师生涯对今日民间反对派的最大启示在于:在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保持对人性向善的信心,在近于绝望的现实面前保持对自由事业的乐观,坚韧和清醒,远比一时的热血沸腾和一夜变天的幻想更珍贵;理性和责任,远比夸张的诅咒和比胆的勇敢更重要;自知之明或扪心自问,远比自我虚构的高调英雄主义更有意义。
    
    张思之律师,前半生是政治贱民,后半生是司法良知,正因为中国的司法现状常常令律师们绝望,才越发凸显张思之先生所坚守的希望。勇气执着于正义的挺立,智慧执着于真相的坚硬,才气执着于精致的圆熟,张先生的本色如同历经风雨的石头,愈发朴实无华。正如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所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最后,我想用茅于轼先生在张先生八十诞辰祝寿会上的祝词结束本文:“主持正义的人是快乐的,快乐的人必长寿,我祝张老长寿。”
    
     2007年10月9日于北京家中
     红十字下的罪恶 关中禾、严家伟(四川)
    “你必须先向人民低头认罪,然后我们才能对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全世界都知道,“红十字”代表的是圣洁的慈善,是人类博爱的精神,她不分族群,阶层,贫富,信仰,如春风化雨般的关爱与救助着不幸的患者。但在中国,特别是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歪理邪说如瘟疫般大流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神圣的普世价值观,已被毛的政治理念篡改得面目全非。于是在“红十字”下面竟公然演出了一幕政治谋杀案。
    
    这个悲剧中的主人翁叫江新,四川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四川南充地区地球物理研究所当技术员。1957年反右运动也刮到了他所在的单位,由于他们所里的书记,所长都是当兵出身的“科盲”。“地球物理”一词是何意他们也不懂,却在那里指手划脚瞎指挥。例如江新所在的科室,为了科研,须购置几件进口仪表,打上申请,书记却说,“买洋人的东西有辱国体,我们用小米加步枪都打败了美帝和国民党,要什么洋机器?”几句胡说八道就使有关科研无法开展。1957年江新以此为例提出来,帮助党整风,希望领导克服官僚主义,学习科学知识成为内行。当时领导还假装称赞他“提得好”,可是毛泽东一下令“反右”,江新立马被打成“要与共产党争江山”的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去劳教。
    
     江新被送到了一个代号“四.一五信箱”的劳教队,实际囚徒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劳教队,无论是非人劳役的惩罚,还是强行洗脑的“政治教育”,都不能改变江新,他认为自己清白无辜,他多次面对劳教干部公开表示:自已不是什么反党的右派,更没犯罪,右派帽子是强加的。为此,他被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他始终拒不认“罪”。
    
     江新待人非常谦和,热情,他身材瘦小,戴着一付深度近视镜,穿一件兰呢工作上装,由于早已破烂,补了大大小小各色的补丁,难友们戏称为“万国旗上装”。1967年文革中,江新和他的难友们被派去参加修筑内昆铁路。此路始于四川南部的宜宾经内江而至昆明。在修筑宜内段金沙湾附近包耳山隧道时,劳教干部岳某特别凶狠,他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完成五立方碎石的任务;完不成的,晚饭后要先到毛神象前请罪,然后加夜班,不许睡觉也得完成。这五方碎石,就是那些筋强力壮修筑工要完成都非常吃力,更不用说象江新这样瘦弱的书生了。这一天江新又未能完成任务。晚上和难友关中和等一起去加夜班,干了两个多小时,累得精疲力竭。江新突然感到右腹部剧烈疼痛,倒在地上大叫“哎哟,痛死我了”!关中和与另外两位劳教难友连忙把他抬到医务室去。卫生员林进贵给他打了一支阿托品针止痛,但完全不见效果。也是劳教身份的卫生员慌了手脚,连忙去报告队长,队长和他的朋友在棋盘上正“杀”得难分难解,听了报告,不耐烦地说“我又不是医生,我也没法,再给他吃两片止痛片看又如何嘛”?卫生员心里十分明白,止痛片只能缓解骨骼肌如腰腿之类的疼痛,对胃肠平滑肌根本不起作用。但队长的话就是“法律”,怎敢反驳。又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江新已痛得大汗淋漓。卫生员只好又去找队长,这时幸好他老兄下完棋了,想了一想才不高兴地说“实在不行就送支队医院嘛”!卫生员转身之际又听见那个队长抛出了一句“这些臭知识份子有点病就不得了”。
    
     当时的工地在金沙湾,离支队医院沙河镇还有几十里,那时别说救护车,公共汽车也没有。关中禾与吴询,钟泽华两位难友,一道用一辆人力板板车拉着江新上路。队上给拉车三人每人一个玉米窝头,算是“报酬”。为了救难友,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不顾一天的疲劳,拚了命往沙河奔,经过一夜跋涉,终于在天亮前到达了沙河支队医院。文革中的支队医院已呈瘫痪状态,有经验的医生一个个都在接受批斗审查。几个红卫兵“医生”弄不清什么病,甚至有一个说“肚皮面不红不肿,是不是吃多了哟”?关中禾等人极力求情,他们才发了点“善心”说“去把那老家伙喊来看看”。不一会那“老家伙”来了,是个北方口音的老医生,造反派呼他为“车老头”。老医生先问了病情,然后用手触摸到右下腹部用手向下一压,病人连声叫痛,老医生突然把压着的手一抬起,病人更痛得直喊。老医生马上得出结论:“腹肌强直,右下麦氏点压痛,反跳痛明显,典型的急性兰尾炎症状”。那几个造反派根本听不懂,不耐烦地训斥道“哪个听你说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问你咋个办”?老医生说“马上住院准备手术,要抓紧才行”。
    
     关中禾忙请老医生开了入院证。大家松了一口气以为江新有救了,但此时医院由一群红卫兵掌权,病人入院须经外号叫“王一刀”的造反派头头批准。此人本名王卫东,是宜宾卫校的劣等生,由于文掌了权。此人既无医术又无品德,极不负责任,多次手术造成事故,使病人致死,致残。因当时一片混乱,也没人追究,大家只是给了他个“王一刀”的美名。王一刀看了看江新的入院证, 装模作样地说:“最高指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你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你必须先向人民低头认罪,然后我们才能对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说完便把入院证甩给关中禾,说“叫他自已写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份子某某请求住院冶疗,并亲自签名。”已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的江新这时却以惊人的毅力从担架上抬起半个身子,怒目圆睁地说道“我不是右派,是他们强加给我的”!
    
     也许是太出乎他的意料,那个“王一刀”竟有半分钟的时间惊诧得无言以对。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脸上露出冷醋的奸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今天你不低头认罪是右派份子,我们就不给你医,我看你能坚持好久”。说罢准备离开。临走时又对在场的两个小头目打招呼说“必须他本人签字承认是右派份子才准住院,旁人代签无效”。江新这时却以斩钉截铁的口气答道“我死也不认这个人家强加给我的右派份子”。本来已打算要离开的王某,这时又转过身来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今天到要看看,反动的阶级敌人中,莫非还有江姐,许云峰不成”?说罢叼着纸烟扬长而去。
    
     时间就这样在僵持中一分一秒的过去。难友们看着江新额头上因疼痛而沁出的黄豆大的汗珠,都心如刀绞,却无任何办法。关中禾几次挨近江新耳边小声说“你就签个字吧,我们去给你求情好不好”?江以低弱的声音答道“谢谢你们了,我死……我死也不认这个右派……”!急性兰尾炎剧烈的疼痛,再加上长时间既不能进食,更无任何补液,止痛之类的救治措施,而病人平日长期生活困苦,营养不良,身体条件本身就差,哪经得住如此长期残酷的折腾,因此在上午9点以后,江新一度痛得昏了过去,不久又清醒过来。虽经关中禾等人向院方造反派再三求情,要求先入院后,再解决签字的事。但视人命如草芥的革命造反派们,哪把一个右派份子的人命当一回事。甚至公然无耻地说“决不能长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威风。别说死一个右派,死十个右派也就是五双罢了。少一个反动派,多节约一份口粮”。听着这些毫无人性的话,关中禾等人虽怒火中烧,却只能看着豺狼当道,无可奈何。
    
     上午十时许,江新从休克状态中出现了暂时的清醒,他痛苦地拉着好友关中禾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也是解脱了…..兄弟,你如能活着出去……求你一事,务必把我那本专业英语词典交到我妻儿手中……”。此时关中禾脑海中突然浮出往事的一幕:原来江新平日有一本兰皮的小册子,是他所从事专业的英语词典,上面还写满小如蝇头的英语。文革中,大老粗王队长,说他这是本“封资修的书”,要给他收去。江新一下火了,怒目而视地对王说,“这是一本英文的毛主席语录”连汉字都不识几个的王队长,吓得连忙将书恭恭敬敬放下,一声不吭就走了。他为何如此珍视这本书呢?据他私下曾告诉好友关中禾,原来他在上面用英语记下了他在劳教队中一些重要的事。这时关中禾再次劝江新把字签了,医了病,保着命再说。此时江新咬紧钢牙,断断续续自言自语道:“别…..别说了……兄弟,我……宁为玉碎……也,也不为瓦全…….”。说罢他一下从担架上翻下地来,双手撑地面,一头撞向一根石柱,顿时头破血流,气绝身亡。此时在江新难友们的眼中,医院墙上的那个大红十字,已变形成为一个处决死囚布告上的大红叉了!
    
    江新的死,让中国的红十字蒙羞;让那些人口中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一文不值!
    
     2007年3月于戎州
    转在自《人与人权》2007年10月刊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孔圣人与丧家狗:透视当下中国的孔子之争/刘晓波
  • 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刘晓波
  • 刘晓波 : 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 刘晓波 :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刘晓波
  •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刘晓波
  • 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刘晓波
  • 林彪对毛泽东的背叛/刘晓波
  • 博讯特稿-太黑了:杀人无罪 维权有罪/刘晓波
  • 民主西方VS独裁中共/刘晓波
  • 喝狼奶最多 消化也最好/刘晓波
  • GDP是中共的精神鸦片/刘晓波
  • 我看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战略/刘晓波
  • 斯大林的残暴和女儿的背叛/刘晓波
  • 民间觉醒时代的政治转型/刘晓波
  • 独裁体制的叛逃者/刘晓波
  • 孩子的遗嘱由母亲完成 —“六四”十六周年祭/刘晓波
  • 从消极自由到逃避自由 ——狱中读书笔记/刘晓波
  • 刘晓波 : 美国投资的新浪网上的种族歧视
  • 记者无国界访华会见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