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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人民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民运及政治问题连续帖(12)/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8日 转载)
    
    
     中国民主运动要发展得很有力量,能够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一党专政,中国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民就必须做多方面的努力,做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要寻找出人民批判共产党的历史,并且用民主的方式整理它,是它变成为我们中国人民手里的资源。 (博讯 boxun.com)

    
    我不知道朋友们在寻找这个历史的时候,找到哪一年?我个人找到的这一年是1966年(见拙文《论1966年》《民主论坛》刊登)。但是,我作为中国人不是不知道在这个时间上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许多人把这一年看成是“洪水猛兽”发作年,“口诛笔伐”尚且不过瘾,怎么可能把它作为人民批判共产党专制主义历史的开端时间呢?
    
    在上面已经发表了的11个帖子中,大家已经看到我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相信人民的人,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就把我当成为一个在所有事情上或者一切事情上(包括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都认为人民在行、人民是英雄的人。如果我这样说了,或者这样认为,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出毛”的人。
    
    事实上,毛泽东生前就是那样教育中国人的,认为人民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英雄,在文化上、思想上、精神上、道德上统统都是“英雄”……。这样的宣传不是“哄人”又是什么呢?正因为毛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要让“工人成为哲学家”(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哲学小组”),让“农民变成演员”(天津小靳庄),让“解放军战士变成道德家”(雷峰),结果呢?大家都清楚,不用我多说。今天,我们民运人士重新认识人民的工作如果“走过场”,那么,“肯定论”者会继续走毛的路子;而“否定论”者会坚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观点。
    
    从哲学上讲,虽然可以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在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人民却往往是随大流的,就是说许多人是照着别人的行为而行为的,因此,“历史潮流”好像是“潮水”,它“推”着多数人走动。历史在“进行”中是这样,作为“过去”了一个阶段,也可以表现在人民于事后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当中,在某一个时期,对于某一段历史,大多数人或者绝大多数人往往持一个统一的看法,时间一过,旧统一看法解体,新的统一看法又形成,以此循环往复。
    
    譬如,在如何看待1966年政治运动(毛叫“文化大革命”我叫“66运动”刘国凯叫“人民文革”)时,情况就是如此,起先,人民视它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又说它是“社会大动乱”,到今天,许多人的观点也是在这两者之间游移不定。因此,在如何评价人民历史的问题上就不能够以多数、或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为真理。1966年政治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叫:“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目前这一句话就可以派上用场。
    
    人民说了算的事情,是指政治上的一些特定事物,其面是很窄的,而不是在所有问题和所有场合中都是如此,特别是在历史或者哲学问题上,人民说不了多少话,可以算数的话就更少!
    
    在大的历史事件进行过程中,人被“历史潮流”推着走的事情,造成了人的内省能力的收缩,以至于在极端处,人不“思”而行。与这样的事情相一致的是,当过去了的那段历史在进入人的“反省”时期,“反省力”因为“收缩”而带来的“后遗症”,使大多数人对于自己在历史过程的作为就不可能留下强烈的印象,更不可能做深刻的反省,于是,历史——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强加”给人民的历史——就成为一种有待人民“挖掘”的东西了。我说的1966年人民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属于这一种,它绝不是现成的,是你通过有价值的“发掘”后才可以为你之所用的东西。你如果认为那一次的批判错了,你的屁股就坐在了邓小平一边,和他“穿一条裤子”,那谁也没有办法啊!
    
    66运动作为一段特殊年代的历史,中国人民是走过去了,但是历史的意义对人民而言,却是一晃而过;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便解释不了,四十年前,我们中国人民以满腔热情的态度去争取民主,在四十年后,我们反而要等待民主的这一现象了。
    
    我说四十年前的事情,年轻一点的人可能没有亲身经历,缺乏切身的体会而感觉不到其中的意思,因此,我退上一步,说十八年前的“89运动”吧。那时候,中国的大学生们是多么地争气啊,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数以千记的大学生用“绝食”的方式赌上了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做出了让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都为之感动的伟大举动,给中国民主的政治批判树立了一个更加形象化的“样板”。
    
    在这样的一次伟大运动中,“打倒”当权派已经不是“第一等”重要的东西了,而在政治上“自我表达”、“自我表现”和“自我表演”成为主流。于是,1966年开创的那种“否定”式的红卫兵学生们的政治批判,在这新一轮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出了“肯定”式的性质,学生们要在别人还没有被“打倒”时,先使“我”站立起来,于是,中国社会不是在“打扫干净马圈”之后才开始栽种民主的“花草”,而是在现有“不干净”的土地上就立即栽种民主的“花草”就成为人民时代进步之表现。如果我们能够对于这种“进步的表现”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解读,那么就可以发现,在一个被用邓小平之“刀”砍成为“两截”的毛泽东时代中,中国青年学生们的政治成长却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以贯之”的现象。可惜,这又逃过了我们那些“研究者”们的眼睛,于是,被研究的历史和“研究者”都被邓小平的“两次”“动乱”(1966年和1989年)的“套子”给“套”住了。
    
    也许,我们中国人迫不得已地离开了自己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动乱”好像“非典”一样地“染”上了我们身体,在一个“加一把劲”就完全有可能推翻专制政府的时刻中,我们自己倒给“封闭”起来了,连门都不敢出,有什么法子呢?
    
    “病倒”了的中国人不堪一观,“病倒”了的中国大学生们也是一样,甚至有一点“病入膏肓”。十八年前,中国的大学没有出现“爵爷”一族男生,没有出现乐于做“二奶”的女生,也没有出现还在学校读书就想这使自己的口袋里装满钞票的一大批“捞”字牌人物,大多数学生都抱着学好知识,报效民族,回报社会的良好愿望。这样以来,中国数千年的读书人担当社会以及政治重任的传统就被“继承”下来了。可是在“6-4”之后,当年轻学生们被公开、凶残的杀人场面吓坏了时,社会上最积极的一族人反而成为社会上的“混族”和“漂族”,对一些大学生来说,只要我的身体能够“自由”放置,政治上的民主是什么?就不关我的事情了。“活着是第一位的”。诸位:中国民主的“排头兵”队伍,就是在这个风气下给土崩瓦解的。
    
    在前毛泽东时代,青年人认为自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有希望的;可是,在后毛泽东时代,青年人们竟然以为自己是“快要落山的太阳”——这就目前中国的不幸。
    
    现在,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中国要搞民主,可是呢?搞民主不研究青年人,研究青年人却连积极青年和消极青年都分不清,那不如别研究。
    
    如果更多的中国人给“积极时代”的中国青年“泼冷水”,而把“消极时期”的青年人捧之为“最懂生活的人”,他们若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蛋”,就别有用心!
    
    民主需要“人民积极起来”的第一个解释是:特别需要青年人积极起来。当中国青年人处于普遍冷漠状态时,中国不会民主化。
    
    2007-9-27于韩国首尔市《议报》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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