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进步社会制度建设浅论:进步社会制度建设的必要性/郑酋午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5日 转载)
     郑酋午
    
     (博讯 boxun.com)

    人类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从产业的角度看,世界历史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在正进入信息社会,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但后一时代总比前一时代文明进步。我国历史上下也有几千年了,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国已经历了君权社会和党权社会,正准备进入民权社会。君权社会从开国(有史可考是夏朝)到满清灭亡,党权社会是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开始到现在。党权社会的统治术除了恐怖和谎言还是恐怖和谎言。人类是要进步的,我国人民是要进步的,现在世界已有很多国家进入了民权时代,看来我国进入民权时代的时间也为期不远了!孙中山先生指出,历史朝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史潮流能阻挡得住吗?民权社会实行的民权一定是从一个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不完善的阶段我们称之为进步社会阶段,完善的阶段我们称之为伟大社会阶段。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们前进的方向应该是奔向民权社会!
    我们所说的党权社会指的是从国民党基本建立全国政权(1928年)算起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问题成堆,因此又可以说是问题社会。为什么要把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和共产党的统治划归一类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一党专政,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以党代政以党代国,政治上高度专制。当然,他们在经济建设上有些不同,民国时期国民党搞的是民生主义,共和国毛泽东时期搞的是社会主义,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搞的是以国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这样,我们又可以将党权社会分为三个时期——蒋中正时期、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应该说是党权社会的最后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之后中国将进入民权社会的进步社会阶段。党权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党棍专政。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民主自由、腐败严重、贫富悬殊、奴役劳工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1)一党专政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政治根源;(2)党权政治条件下的国有经济是产生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主要经济根源;(3)在党权政治条件下的私有制是产生奴役劳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的主要根源。
    党权社会即将瓦解,我国历史就将进入民权时代的进步社会阶段,既然如此,那么要不要加强进步社会的制度建设呢?如何加强建设呢?
    
    
    
    一、进步社会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要回答要不要建设和如何建设的问题,首先要弄清党权社会会不会解体?何时解体?如果它要是很长时间以后才能解体那么现在就来谈以后社会的制度建设实在是没有现实意义。这样就需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党权社会瓦解的可能性 ,因为回答瓦解的可能性问题也实际上是在回答制度建设的必要性问题,旧制度即将解体了难道就不需要构建新制度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
    
    从历史的角度看,党权社会是不会永久的。党权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特定社会现象,并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世界上许多国家并没有经历这个阶段就直接进入民权社会,比如最早进入民权社会的英国就是如此,美国也如此。 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党权阶段,党权社会只是一些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历史上首先进入党权社会的国家是俄国,在1917—1991年的74年中,苏共是唯一的统治党和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在70多年的执政年代中,苏联社会和苏共内部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1989—1991年期间,苏联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化。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苏联宪法,撤消了有关苏共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文,并开始实行多党制。1991年8月事变中,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共中央被解散,苏共被停止活动。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被禁止活动、自行解散或改名,从而结束了俄国的党权社会进入民权时代。二战后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东欧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夺得了政权,实行了党棍专政,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被人民推翻,这些国家都进入了民权社会。世界历史昭示给我们的真理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有些国家从君权社会直接进入民权社会,中间没有出现党权社会,但有的国家比如苏联和我国在君权社会解体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直接进入民权社会而是进入了党权社会。这就说明党权社会不是世界历史的普遍阶段而是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阶段,这也就能够说明党权社会是阶段性的,它终将被历史的后一阶段所超越。苏联和东欧的历史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一点。苏联、东欧的党权时代结束了,中华民国的党权时代也结束了,这些都说明了在一些国家出现的党权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已基本结束,而中华民国的党权时代结束也能说明中国的某一部分已经接受了民权,那么中国大陆的党权社会难道还能永久的存在下去吗?
    从現在的历史朝流看,民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的党权社会行将寿终。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悄然兴起,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完成了向民主化的过渡。接着,民主化潮流席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的政府。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东亚和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原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一个接着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荡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冲击着“中东-伊斯兰教”地区。从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由专制过渡到民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进入90年代,又有数十个国家完成或开始了向民主化的转变。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而在当前这场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它表现为: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多都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民主制度的运作较为顺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多数国民所认同。党权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党棍专政,它比任何专制社会都专制,现在世界上属于党权社会的国家已不多,请问中国的专制势力能挡得住民主化的历史朝流吗?
    当代科技革命将促进党权社会的解体。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它的发生使到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了起来;以电
    力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到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计算机、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科技革命使西方社会走出资本主义的误区进入了混合经济时代。以智能机器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正在研制中。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我国广泛运用,它的运用已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久的将来政治结构也必然会跟着变化。即使第三次科技革命不能改变我国的政治结构那么它也不可能躲过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冲击波。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我们中国人,这不仅在于它神奇般的发展,而且还在于它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强烈而深刻的影响。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生产力各要素的变革,同时使到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 第三次技术革命使整个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联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表现为三种趋势的加强:.产业结构的非物质化趋势,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趋势和科技革命带来了各省经济布局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广大劳动者就业与劳动方式的变化。首先是从事农牧渔业的农村人口急剧减少,从事工业、建筑和第三产业的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建筑等物质部门由于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可以做到减员不减产,他们要求非物质部门为其提供更多的服务。结果,在非物质部门工作的人数迅速增加。随着工厂的自动化、电脑的普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工人的文化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劳动方式也会随着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必然会带来管理的现代化 。 管理与科技发展一起被看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传统的管理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其丰富的内容使管理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方面是由于系统科学引起了管理思想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计算机的应用导致管理手段的更新。新的管理要求提高人的素质,在管理工作中注重人的因素。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也必然会带来政治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物的现代化,也造就了一代新人与之相适应。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根据第一、二次技术革命引起的工业化后果提出了这一问题。第三次技术革命使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以发展智能产业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要求进一步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文化水平、身体素质等。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再次呼吁要重视人的现代化问题。他们提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有了现代化的人,才能有现代化的制度和经济。他们还提出现代化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1)开放性、民主性和乐于接受新事物;(2)自主性、进取心和创造性;(3)对社会有信任感,能正确对待别人和自己。由于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对现代化的人的要求虽各不相同,但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为适应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应具有以下的共性:首先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尊重人权,重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法制观念、信息观念和人才观念;在思维方式方面重视系统性、精确性、敏捷性、创造性和预测性,并以此与传统思维方式相区别。其次,人的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作为现代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形式、方法和程序,普遍应具有自主性、创造性、高效性、以及公平竞争与协作精神。应将参与竞争、迎接挑战、争取合作三者协调起来。第三,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人们有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要求现代人用新的道德标准去对待人和事。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精神两个方面,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更充实,应该
    成为现代人的追求。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科学界一致认为教育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科技革命促进我们中国人现代化,就是为我国政治民主化和实行民主提供实践力量。
    改革开放为我国民主化提供契机。正如我在<<中国民主化的策略>>一文中说的,今天的中国同以往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了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通过股份制改造和破产拍卖,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大为下降,私有经济反而大为增强;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加入世贸组织,有部分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也有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农村土地实行承包制,大量的土地已承包到户,农民早已能够自主生产自主销售;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快速发展已使到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经济领域已有了充分的自主性和自由,但是在这种自主性和自由之下也存在着贫富的巨大分化。在文化和宣传领域,也有所松动,在报刊上能够看到不同的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九十年代末有了互联网后,互联网上更是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相反的意见发表,中共想控制都没有办法,只能是事后惩罚部分人。宗教信仰也有了相对的自由。在政治上,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也不再像老毛时期那样要被打成反革命或被批斗或坐牢及杀头,现在只是或被软禁或被开除公职。我国的这些变化对民主化来说都是好事情,第一、开放,尽管只是经济领域的开放,也能带进各种信息、各种新思想和各种新时尚,这对人民的思想解放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别的不说,就说对反革命的看法,以前大都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一个家庭中只要出了一个反革命,那么周围的人都不愿意跟这个家庭的人来往,现在则不同了,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持有这种看法了。这就说明经过开放,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有了变化就说明人们也有可能接受新思想,包括民主思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民主思想,那么就意味着人民的觉醒,觉醒的人越多民主化的进程就会越加快。第二、私有经济的大发展,就意味着掌权者对经济控制的削弱,这种新兴的势力,也有可能成为冲击掌权者的力量,我们需要这种冲击力量,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时候。这样也就能为民主战士掌握或引导这股力量为民主事业服务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这股势力毕竟已经不是掌权者手中的势力了,它是独立的力量,既然是独立的力量,它就有可能中立也有可能向某一方向靠拢.,这也就不能排除向民主战士靠拢的可能性,当然也不排除其它的可能性,既然存在各种可能性,这就需要我们去争取。第三、经济领域有了自由,人员能自由流动,私人企业能自由经营,农民能自由种植和销售,久而久之,人民就会形成自由的习惯,有了习惯就会对自由加以认可,这样有谁要是想侵犯这种自由就会招惹众怒,常言说众怒难犯。有了这种自由习惯那么民主战士去追求政治自由的时候就会得到支持至少是理解。第四、有了相对的宗教自由,一方面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宗教势力(现在事实上已有不同的宗教势力),有的宗教力量共产党是控制不了的,甚至会成为反共力量;另一方面宗教的本性是追求公义和爱,这种追求会激发人民的正义感和宽容之心,而民主化正需要人民有正义感和宽容之心,因为民主是正义的要求。第五、媒体能发表不同意见,官员有不同意见而不会被坐牢或杀头,这些人就会思考,就会追求,就会形成自己的见解,在全球化的时代有的还会有民主思想,而事实上已有不少官员有了民主思想,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还有可能分裂出来,支持民主化进程。第六、人员能自由流动,互联网难于完全限制,这就为民主战士加强联系进行宣传提供了广宽的空间。第七、贫富分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可能会引发社会危机,面对这种危机民主战士可以加以引导为推进民主化进程服务。
    多元政治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民主化提供了信念上的支持。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建构,也是一整套独特的政治信仰、态度和情感的体系。国民关于政体合法性的信念和感情是政体维持和变更的关键因素之一。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多停留在制度变革层面上的话,当代民主化浪潮却以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成熟为特征。有人将政治文化作为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导致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R.戈斯泰尔就认为,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结论是,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亨廷顿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新教文化最适合民主,这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实。最早实现民主化的西欧、北欧、北美、大洋洲各国几乎都是新教国家。战后的一项研究表明,人口中新教徒的比例越高,民主的程度就越高。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使人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与民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直到本世纪70年代,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还被认为是不利于民主的。但第三次浪潮几乎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浪潮。大约在1974—1989年转向民主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 基督教对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在韩国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战后初期,韩国基本上是以孔教为外表的佛教国家,只有1%的基督教徒。到80年代,基督教徒猛增到25%,即4千万人口中有1千万是基督徒。它使韩国社会孔教的专制主义和佛教的消极哲学让位于基督教的积极精神。改革开放后宗教势力在我国迅速发展,现已有基督教徒(新教)一亿多人,法轮功学员3千多万,还有其他教的教徒四千多万人,信教人士已占六分之一。信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专政学说的人越来越少,改宗信仰孔教和佛教的也已为数不少。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文化已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将为我国民主化提供信念支持。
    
     我国民主化的外部助力越来越强。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外部因素也是重要变量之一,它可以加速或延缓民主化的进程。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能够对我国民主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即梵蒂冈、欧盟、美国和俄国。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历史上天主教会对民主化的影响主要是实行专制政体的天主教国家;欧共体的影响集中在南欧和东欧;美国的影响面要广些,但其影响较大的是拉美和部分亚洲国家;前苏联的变革清除了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这几个权力中心每一个都有过政策上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民主化的情形就会大不相同。从上世纪八十年以来一直到现在,美国政府确定了不仅在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在非共产义国家促进民主的目标,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却是一贯支持民主化的。俄国对我国的民主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自60年代中期起,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官方层面,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确立了支持社会政治变革和促进人权的方针。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
    主教会议上,这一方针都得到重申。从此,天主教会在各地都站在了专制主义政权的对立面。我国也有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天主教会对我国民主化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基督教民主同盟、社会党国际等对我国民主化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能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即将成熟的我国,这种气氛能够减少民主化进程的阻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已经使当代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特别是以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使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使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能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交通和通讯渠道对未来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有力的影响,而我国的专制政权的维持将日益艰难,违背时代潮流的非民主行为将面临前所未所的压力。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为我国结束党权政治实现民主化提供了物质条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现在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2000美元,按照现在这个发展速度再过十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3000美元,我国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物质基础。根据数十个国家民主化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代发展中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经济阈值。1989年被世界银行划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人均收入6010—21330美元)中,除3个石油输出国外都实行民主制度,其中新加坡是半民主制度。而在另一端,被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建立和维持着民主制度。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非民主国家,5个在向民主制度转变。由此可见,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可以大体上确定“转变带”的国民收入水平,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建立起定量的联系。在80年代末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中,有27个属中间收入水平,它们中的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收入在1000——3000美元间。而1976年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在1974年由非民主的政府统治,到1989年实现了民主化。进入90年代,又有一些处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一十年代,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 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我国再用十年的时间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3000美元,这样,根据这个阈值我国十年之后必定能实现民主化,到那时我国的党权社会必将瓦解。
    党权社会最终是要解体的,从苏联、东欧和台湾的经验来看,党权社会解体后,步入的是民权社会。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中国大陆的党权社会解体的时间推迟了,但再久也拖不过一二十年了,一二十年后我们就能生活在民权社会里,到那时是多么的幸福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进入民权社会后享有的民权肯定是从一个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然而可以说就是不完善的阶段也肯定比党权社会进步。因此,我们把民权不完善的阶段叫进步社会。
    在进步社会里,我们将享有初步的民主自由,比如选举自由、言论出版信仰自由、真正的结社自由等,我们将享有相应的福利,比如看病、子女受教育(基础性的)不用花钱、低收入者将得到救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将领到养老金等,我们将享有安全和拥有人格尊严,比如再也不会吃到给人身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的食品,不会有人敢奴役劳工,我们将享有廉洁之风和正义之气,比如不再有制度性的腐败,不再有体制性的弄虚作假。我们将是一个享有基本人权的人,将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这是我们的梦想!从孙中山提倡民主开始,我们就有了这个梦想,一百年过去了,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民主战士们,努力吧,这是最后的斗争!
    那么,在进步社会里,我们将用什么来保证我们的人民享有这些自由、福利、安全和尊严呢?
    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应进行制度建设。
     我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大框架内生活的,社会的大框架就是用法律确认的制度构成的,这就需要我们把制度建设提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这也是我们胜利回应步入进步社会后面临的严峻挑战的内在要求。我国如从党权社会转变为民权社会,这必定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必将给我们的社会建设带来新的活力,也会提出新的挑战,这就迫切要求我们以对进步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制度层面切实解决好落实民权、保障自由安全、增进福祉等问题。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愈益凸现,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现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在如此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大变化中进行进步社会建设,必然要求我们改革那些在相对封闭状态中所形成的体制和制度,真正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和全球化的趋势进行进步社会建设,同时要求我们适应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进步社会的现代文明内涵,以便真正地巩固我国的民主制度。显然,这是我们步入进步社会后在现代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社会生活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怎样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要求,紧跟历史前进的方向,保持社会动态有序,使人民走上均富的道路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如何在适应这种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下加强制度的建设,就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建设面临的新的重大问题。而解决好这个问题其关键不仅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作风对待发展变化着的世界、对待发展变化着的实际,而且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制度以及一系列运作体制和工作机制来适应形势,承担起时代的考验和历史赋予的重任。
    把制度建设提高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是解决党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其它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当前党权社会存在的种种突出问题,都可以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虽然其它方面的建设也很重要,但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离不开积极完善的制度建设作为基础和保障。要保证自由、民主、人权、安全和福利除了要切实增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外,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就是必须在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各项制度,不切实地推进各项制度建设,进步社会的其他建设就很难有大的突破,甚至有可能因某些制度的阻碍而扼杀进步社会的生命。尤其是权力运作制度,权力运作制度不严谨、不规范,甚至存在严重漏洞,则有可能直接诱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权谋私和严重腐败等,这也是历史与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可以这么说进步社会建设的实质就是制度建设,而进步社会建设的要害就是权力运作制度建设。
    把制度建设提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是建设社会文明的现实选择。在建设进步社会的新的历史征途上,提出加强社会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不仅是因为,社会文明是现代社会的灵魂,没有文明,就没有进步社会,就没有现代化,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党权社会专制余毒的深重影响,我们在政治领域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和弊端,文明建设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历史与现实反复告诉我们,不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进步社会建设就会遇到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障碍而难以顺利进行,甚至会延缓进步社会的建设步伐。社会文明的实质是高度民主政治、有序的经济建设和积极的文化建设,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资源的合理配置。文明的关键是实现社会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制度文明,就成为社会文明的最关键的问题。
    
    新左翼民主劳工论坛/李原风(摘录自由圣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