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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胡平,生存先于发展/张鹤慈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0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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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9年以后,生存权被剥夺基本是政治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在49年后,有几千万的人非正常死亡,被剥夺了生存权,当然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要负几乎全部的责任。中共的独裁统治,当然是剥夺了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力。 (博讯 boxun.com)

    
    但是,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力,并不一定同时剥夺了人的生存权。中共剥夺人的生存权的几个主要时期:镇压反革命,60年代的大跃进,和文革。而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的最严厉的镇压,如反右,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剥夺人的生存权。
    
    胡平作为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把言论自由的过分强调,就是我说的【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生命,爱情,是诗人的说法。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同样是吃饱了的诗人的说法。】
    
    人权的次序:生存,发展。自由等权力属于发展。生存是第一位的。
    
    60年代的农民有自愿进监狱的。就是因为监狱里管饭。一直到80年代,所谓的二劳改,就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时的官方称呼是劳改释放犯。他们的婚姻的解决,基本都是从农村,包括北京的郊区,因为劳改队是吃国粮,而农村的饭没有保障。
    
    马克思讨好下层的体力劳动者,说什么科学,艺术是劳动【这里实际是指体力劳动】创造的。历史上的艺术,科学的开始发展,要归功于有钱又有闲的阶层。这和公平和合理与否没有关系。
    
    弗洛伊德没有写过饿的变态心理学。一个在长期饥饿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有心思写诗,搞哲学的。
    
    没有进监狱以前,说什么监狱只能关住我的肉体,不可能关住我的思想,进去后就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下面诗30年前,我在监狱里写的诗
    
    不要,不要认为
    思想不能像肉体
    一样地捆起来.
    
    也能囚禁的思想
    的自由度
    是身体的`同心圆.
    
    水泥地上的铁链的拖拉声
    揪住,溜过铁窗
    的蜡笔和阳光的孩子的梦
    
    印出来的,一天天的
    时间表
    和印出来的,一秒秒的
    生活
    梦的刻板和单调
    思想的苍白
    
    刺刀下,一排排蹲下的
    印着号码和红字的衣服
    监视孔和用铁网隔开的灯
    菜汤
    哨的刺耳
    思想的痉挛
    
    二尺的,昏暗的禁闭室
    和抖抖的手,一碗粥
    野菜
    苇根
    和从猪圈那儿偷来的豆饼.
    瞪着眼睛的饥饿的
    不眠之夜
    思想的麻木
    
    一封封开口的信.
    语录,冬训材料
    捆起来的书和大字报
    听的见的寂寞
    窒息的渴
    心的疲惫
    思想的干枯
    
    勒在肉里的尼龙绳
    粘在额头上的头发
    折断的木棍和电针
    从脚镣上扯下的
    殷红的破布
    思想的战栗
    
    我再也不
    欺骗自己
    不再嘲弄
    这太容易任人摆布的肉体.
    
    77年,3月
    张鹤慈。01。10。07 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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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人权与挨饿
    
    据中共媒体报导,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份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份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_(博讯记者:张鹤慈)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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